覆巢之下(上)

作者:Brigade  于 2018-12-14 06:2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转文|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3评论

发表于 2016 年 05 月 16 日  杜欣欣

从今天起,我将自己回忆录中的有关文革的章节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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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家搬到三里屯东边的幸福村。直到1969年,三里屯,幸福村一带大多是平房和荒地。那时的三里屯,除了一栋被称为服务楼的商业建筑(如今的麒麟大厦),还有几栋三四层高的宿舍楼,楼与楼之间宽敞得可以踢足球,幸福村的公车站旁还能种菜。对面的工人体育场冬天可以溜冰,夏天可以游泳,算是北京不多的市民可以运动的场地。当时幸福村没有楼房,平房中有一所小学,一个邮局和一个合作社。所谓的合作社就是卖蔬菜和杂货小商店。幸福村的居民极少上合作社买东西,那家店里永远冷清。我家一直吃食堂,极少开伙。周末食堂只开两顿饭,母亲就会差我去合作社买肉末儿。买回来,她放上葱姜炒一炒,盛在一个大蓝花瓷碗中,红油配着绿葱,好看又好吃,我一次就能吃掉小半碗。我家所有的好吃的,母亲总是尽着我吃。

幸福村分为一村二村三村,所谓的村就是几排平房,我们住的院子前后皆为荒地,其中还有浅河沟。母亲一度反对我去工体溜冰,我就到小河沟里溜冰。在无学上的日子里,小学同学毛妮请我去她家玩,那天我们玩得很高兴,她的母亲要留我住一晚。我打电话请示妈妈。传达室的电话接通后,传达老头儿去喊妈妈接电话,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出所料,母亲不同意。我不死心,又磨了半天,她还是不同意。我太贪玩儿,坐车赶回家时天已擦黑。下了电车,天完全黑了。我独自走过合作社,走过小学,再走到小学之后的那片空地。我隐隐记起空地曾是一片坟场,开始害怕。我越想就越像了,于是鬼火,于是怪声,于是鬼打墙,于是身后有人或有鬼跟踪……,大声唱歌?快快跑?待我一身冷汗跑到家,母亲的责备声立刻将我带回现实世界,我犯了严重错误,只能听凭发落了。

在我家里,不仅我对母亲非常敬畏,她的妹妹们也如此。母亲居长,自幼性格刚硬要强还是全家几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小学就开始住校,据说她从学校回家,总喜欢批评家中的一切。她们姐妹的名字都是淑打头,她嫌妹妹们的名字陈旧俗气,就为她们改了单名, “琼”,“玺”和“淳”。名字起的相当雅致,但也能看出她的独断性格。在工作单位,因受过高等教育,她带有原罪,但也因此而清高孤傲。她极为好强,又极不善言辞。她非常努力地工作,严于律己。自己从不为私事请假,也看不惯一些不努力工作的人。她的一个同事长期不上班,她对此提出批评。母亲的严肃认真固然有性格的因素,也由于她自以为是那个事业中的一员而持有的负责精神。母亲从未明白过,无论她怎样脱胎换骨地改造,都难以换取友善和信任,她永远不属于那个事业。无论她怎样地努力工作,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会一直高悬着,因为她带有原罪。

1964年,母亲前去北大荒,开始她唯一的一次探望我父亲。她坐火车乘汽车,又步行了十几里,终于到达父亲的林场。为了母亲的到来,父亲特别清扫了房子,在顶棚上糊了牛皮纸。母亲原本对政治毫无兴趣,但那时的她已经懂得要求“进步”了。住下不久,母亲说她要争取入党,父亲就让她去参加劳动,为当地人演唱革命歌曲。临走时,当地的支部书记给母亲的单位写了一封表扬信。父亲想不到的是,不久母亲的要求进步就体现到他自己的身上了:“后来我回北京,除了家里或洗衣间,你妈妈不许我出去找人讲话。”父亲说。

也是在1964年,母亲提出了离婚。不久,她被派到湖南农村去搞四清。“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湖南后,看到了农民“一家只有一床棉絮,也没吃的,那里的女人连月事都不来。” 母亲很受震动。四清工作队员自带粮食,但没有菜更没有肉。偶尔去县城,母亲偷偷买点东西吃,但不能带回去,担心被批“特殊化“。四清结束时,母亲把铺盖和所有的用品都留给了当地农户。“她们太穷了,我不忍心。” 母亲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定了级别。在歌舞团工作时,她的级别还显不出来,但调到全是号兵的乐队后,她就成了拿高薪的众矢之的。四清后,母亲主动减薪。其后十多年,她一直领三分之二的工资。

我从5岁起就开始给父亲写信,从最初的母亲手把手写下的只言片语,到用拼音字母写,一直写到没有错别字的半页纸。每封信的开头,问候之后,我总会报告学习成绩,然后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当上三好学生或者别的什么标志着进步的头衔。在小学里,我也确实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过少先队的中队长和大队的学习委员。在一次信中,我提到算术得了三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得知那个三分后,非常生气地说我不争气,她还说:“以后你再得三分就别回来见我。”不久我因病缺课,又得了一个三分。母亲永远是绝对权威,我对她非常敬畏。不告诉她得了三分,我的心不得安宁。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母亲,电话接通后,我却没勇气告诉她。在她不断的追问下,我说:“妈,我得了一个三分,你打我吧。”

在家里,我一直自认是乖女儿。1964年,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我多次提到放学回家写大字,弹钢琴,帮助妈妈做各种家务,“明天妈妈就回来了,我准备把屋子打扫干净,好让妈妈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从1964年,我十岁时开始,母亲益发易怒,越来越难以相处了。无论我怎样努力地想使母亲高兴,但她总是不高兴。我不知道,外部环境的恶化,长期的独居,她不仅退化为人际关系中的低能儿,而且性格中的温柔慈祥也逐渐消失了。一个除夕夜,母亲的单位组织包饺子,我们几个小孩儿负责运送饺子皮。母亲看到我,就要我回家去。我不服气:“为啥不让我在这里?他们不是都在这里吗?”“你还敢跟我犟嘴,给我滚回去。”她把我拖到屋外,我大叫起来。她气极了,扬手就打我一耳光,我哭着回家。后来她回来了,搂着我流泪。可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发那么的大火。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包饺子前单位说了不要小孩儿参加,她不愿意人家对她有意见。又一个傍晚,母亲让我洗脚,水很烫,我不肯洗。她硬按着我的脚浸入热水。我挣脱出来。母亲说:“你不洗就给我滚!“我说:“滚就滚!”我站起来,穿上鞋,推门出去。天阴冷,我无处可去。走着走着,看到靠在墙上的门板,于是就躲进去。天擦黑,我听到母亲喊我的名字,但我憋着不出声。我没想过她的嗓子是要用来唱歌!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年5月,小学提前放假,母亲不再下部队演出,我开始了自记事以来与母亲最长的一段相处。

尽管文革开始时,小学停课之前,学校曾组织我们写大字报或小字报,批判老师。但一放假,我就完全忘记了革命。我住的院子没有几个小孩,很多时候,我只有一个玩伴儿。我们俩常玩翻绳或翻手。翻绳游戏似乎是全世界小孩都在玩儿,四十多年后,我在罗马东南的岗多菲堡还看到过意大利的小孩儿也在玩儿。翻手的游戏是两只手背靠着,将十指扣起,再翻转过来,形成一个巢,一只大拇指在巢中动,玩的人念念有词:“老头儿,老头儿你上哪儿?我到天津买眼镜,买了眼镜给谁戴?给我戴。”念到最后三个字时,手再一翻变成眼镜状,戴在眼睛上。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女孩儿,我们就跳皮筋,边跳边唱:“小皮球儿,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如果再多几个孩子,我们就玩捞鱼儿:两人用手搭成门,其余的人从门下钻过,唱的是:“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就捞小尾巴尾巴…鱼”。念到一定时候,这门就突然“垮了”,那个正在钻的孩子就被套牢,他/她就得退下来当“门”了。这里的尾巴在北京读成‘乙贝儿’,最后这‘小乙贝儿乙贝儿’要拖长音,重复念。这对从门下钻过的人形成了一种威胁:“我随时可以把你套牢。”

因居家偏僻,文革后红卫兵在社会上造反,抄家,剪辫子,剁高跟鞋,斗争老师等暴行还是口口相传。直到我妈妈的单位开始抄家,我才想起“革命”了。母亲把自认为有问题的信件和照片都烧掉了,家里的很多书都被拉到了废品站,但她舍不得外公的集邮册。后来单位了一个出身不好的阿姨再次被抄家被批斗,妈妈害怕了,担心再来抄家, 就把邮册上交了,从此那些邮册再无踪影。 我没有学上,我的童书都被拉到废品站处理了,信件,画报和照片也被烧掉了。广播里不再能听到“小叮当特别忙”的儿童节目,孙敬修老爷爷也不讲故事了。但后院儿养了猪,种了菜,我还可以去那儿玩儿。我爬树,捅马蜂窝,在田间寻找长长触角的黑色天牛,红底黄点的圆圆的西瓜虫(瓢虫)。夏天的雨后,墙根旁常常趴着蜗牛。对着蜗牛,我念:“水牛儿(牛读起来像妞),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念着念着,它真的就挺起白白的半透明的身子,顶着触角,挺神气地,开始在灰砖墙上游走起来,身后贴出的一条隐隐发光的细细的银线。若碰到癞蛤蟆,我会踩着它的肚子,边踩边念:“气鼓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得蛤蟆直哭。”被踩的蛤蟆,肚子真的会慢慢地变大。

“红海洋” 开始了!(红海洋是指1966年夏天开始席卷中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这一作法是为渲染毛泽东权威,烘托造反气势。)到处都刷上红漆,写上红色大标语。不过孩子终究是孩子,还是免不了恶作剧。即使是最革命的时代,我们也会篡改歌词,比如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头两句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翻唱成:“我们走在大街上,卖冰棍的瞎嚷嚷。”那个《捡到一分钱》,原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我们翻唱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老头给我两根冰棍,我高兴的说了声,老头找钱”。另有一首是歌颂下放女干部的歌,原歌词是:“小斑鸠叫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白天下地去劳动,晚上回家喂鸡又喂猪,有空教我学文化,还帮妈妈洗衣服。你要问她苦不苦,她说不苦不苦,很幸福。要问她是哪一个,她是下放的好干部。”我们翻唱成:“白天下地偷萝卜,晚上回家宰鸡又宰猪。要问她是哪一个,她是台湾的女特务。”文革前,看过电影演员王晓棠饰演的台湾女特务,她穿着时髦,戴着墨镜,我曾寻思着怎么女特务都这么好看? 文革中,那些电影自然都受到批判,不能放映了。

红海洋中,红海洋后都有人自杀。我印象最深的是三里屯那边有人跳楼。因为就在附近,很多人跑去看,我也跟了去。那个人躺在地上,头上盖了报纸,旁边一滩血。人们默默地看着,黯然离开。回家的路上,我听大人们议论:“他肯定是想死了,不然不会头朝下。““那楼也就二层,不朝下可能还死不了。”两年后,“复课闹革命”开始。我被分配三里屯二中上初一。我的一个同学住在跳楼者附近,后来知道她父亲在文革初期自杀,但我始终不敢问那个跳楼者是不是她的父亲。
看到自杀者不久,母亲也被贴了大字报。她被批为“军乐队的李香君”,一直想念她的右派丈夫,一直要复辟。她的罪行还包括在食堂多买了一根香肠,请来家做客的同事吃糖果等。当年她夹在报纸里寄给父亲的食品自然也逃不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母亲的日子可谓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的脾气越来越急躁,对我发火越来越多了,抱怨和指责成为她与我说话的主调,我也越来越惧怕她。

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后,我母亲被分配去接待红卫兵。我随她去住中央芭蕾舞蹈学校集体宿舍。那时的我也开始希望自己成为红卫兵,能够串联,能够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了。冬天来了,歌舞团的几个大孩子发起去外地串联,我的同龄发小儿,唯一的玩伴儿也跟了去,但母亲不许我去。虽然我很不理解,也因此很不快乐,却也不会因此而怨恨母亲。与往常一样,我们睡前还会拥抱亲吻。

一个晚上,我听到母亲与时阿姨的对话:“你看文革像不像反右啊?那时就是号召给组织提意见。我那时就跟她爸说,你不要去说,他不听我的话,被打成右派。”“我觉得有点儿像,我们还是不说话好。可是反右时还有政委团长,这次连政委团长都打倒了。也不练业务,不演出了,一切都乱了套了。”时阿姨说。“那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不参加吧,人家会说不响应‘你们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参加吧,出身又不好,会给革命群众组织带来麻烦。”“我想,还是要参加,我们就参加硬骨头吧,那里老同志多,不搞打砸抢。我们先写份申请看看。如果人家不要我们,就算了。”母亲和时阿姨都参加了硬骨头战斗队,与之对立的派别(当时都称革命群众组织)是红旗革命造反队,前者相对于后者是保守派。不久,“红旗”造反队得到上面的支持,占据了母亲的单位,将“硬骨头”的成员都赶了出去。母亲带着我搬到话剧团。

搬到话剧团,我们也没有地方住。那个晚上,所有外单位人都在大礼堂里席地而卧。我兴奋得睡不着,听着母亲与同事们的轻声议论。那个晚上,我开始对当前的革命运动发生了兴趣,感觉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大人们的事情。彼时的我早已不唱《照镜子》,也学会了很多流行的新歌,其中不乏“打倒”,“热爱”,“踏上一只脚”,还有那颠覆传统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突然间,“红旗”造反队就成了反革命组织,领头儿的都被关押起来。回家后,红油漆,大红标语依在,几天前曾耀武扬威的红旗派已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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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1 回复 Brigade 2018-12-14 11:23
令人感到唏嘘不已啊,这些旧时代知识女性书呆子,丈夫已经成了右派,文革她们还站到老干部那边去了。万恶的共产党,害人。

时阿姨说。“那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不参加吧,人家会说不响应‘你们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参加吧,出身又不好,会给革命群众组织带来麻烦。”“我想,还是要参加,我们就参加硬骨头吧,那里老同志多,不搞打砸抢。我们先写份申请看看。如果人家不要我们,就算了。”母亲和时阿姨都参加了硬骨头战斗队,与之对立的派别(当时都称革命群众组织)是红旗革命造反队,前者相对于后者是保守派。不久,“红旗”造反队得到上面的支持,占据了母亲的单位,将“硬骨头”的成员都赶了出去。母亲带着我搬到话剧团。
1 回复 qxw66 2018-12-14 11:27
造反派是 被镇压了
2 回复 Brigade 2018-12-14 11:42
qxw66: 造反派是 被镇压了
活该。应该把他们全部送到西部沙漠上山下乡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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