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下）

父亲在那段时间来北京。既然母亲已提出离婚，他就不可能住在家里。父亲说：“那段时间，我晚上住在澡堂里（公共浴室晚间转作旅社，只要几分钱就可住一晚上，是当时最低等的旅馆），白天出去看大字报。当时的北京城，包括中南海，到处都贴满大字报的席棚。大字报中，有很多是揭发批判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我打电话给你母亲，要来看你。她不同意，说‘十年二十年之后再说吧。’后来还是陈陈（我家的老保姆）把你骗出来，骗到她那儿。那天我去看你，正走到街上就听见救火车的警笛声，不久便看到好几辆救火车飞快地行驶，次日才知道英国领事馆被烧了。（1967年8月22日下午，英国驻华办处被红卫兵烧毁）。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等你，你远远地走过来。我一看，哎呀，你变了，长成小姑娘的模样了。陈陈带着你，让你叫我爸爸，你没叫，却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后来我带你去北海划船，你专门去走那座天桥，胆子很大。你跟我说，‘爸爸，我心里难受。’我把你送回家之前，你又说，‘爸爸，我给你唱个歌吧。’你就给我唱了一首歌，可惜歌名我忘记了。”

我和父亲们见过两面后，他就乘火车回四川。行至西安，司机因属于另一派而罢工，列车停驶。辗转数日，他到了成都，再转车去重庆。成都车站非常冷清，进站无人查票，车上也没有列车员。等了很久，总算开车，但不久又停驶。“一个解放军上来说：‘前方有地雷。排雷后，才能行驶。’行至永川，车又停了。上来很多戴柳条帽，端着步枪的人，那些人对乘客说：‘永川已经解放了。你们可以下车吃饭，住店，也可以留在这里。’火车在永川停留一晚，次日清晨才继续行驶。行至距离重庆六十里的地方又停了，原来当时的重庆正在进行大武斗，武斗的双方都动用了重型武器。火车无法再往前开，乘客自便。”

正午时分，父亲乘汽车到达重庆。一下缆车，他就看到“山城”电影院门前堆满了沙包，一些年轻人光着膀子，背着步枪在那里走来走去，他们的轻机枪正对着缆车。不时地，一辆挂着“解放军支援”, “酱油”，“大米”等牌子的卡车驶过。所过车辆都必须停在电影院前接受检查。公交车完全停驶，沿街店门都关门着，只有一家商店门口挂了 “今日卖盐”的牌子。沿着冷冷清清的上清寺，父亲走回位于学田湾的家。走着走着，突然被一持枪的人拦住。父亲用四川话对答，那人说：“欢迎你回到解放区。”父亲来到家门口，大门紧闭。祖母听到叫门声，出来开门。父亲才知道为了躲避武斗，多数居民不是去了外县，就是搬进抗战时修建的防空洞。祖母说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买菜，去晚了可能被武斗误伤。半夜里，父亲听到坦克驶过，又听到枪声四起。有人被打伤，纷沓杂乱的脚步从门口经过。次日，父亲出门，又听到了枪声，不久，驶过一辆车，车上满是鲜血。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见到祖母。

正当我的家乡重庆武斗正酣时，母亲的处境也越来越坏，她的精神越来越紧张，对我也越来越严苛。她不许我参加单位组织的游泳，不准许我傍晚出去玩儿。任何时候，我离开家都要向她汇报，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受到她的严厉批评。面对她的责备，我因委屈而分辨，她又不容我分辨。有一次，忘记了为什么与她顶嘴，她生气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将来也生一个你这样的女儿，这样对你。”我们之间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日子也益发难熬。我觉得她总在拿我出气，真想逃出去，永远离开她。

在我和母亲的冲突中，人们捧起了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去食堂吃饭，先要对着门口的毛泽东像鞠躬，再念几句毛泽东语录。人们开始制作毛泽东像章，先是金属的，然后是塑料的，方的，圆的，衬着一轮光芒四射金太阳的，配一枝松柏的….。像章越做越大，也越做越多。我开始收集像章，总是戴收集到的最大的那个，戴上后，我有几分骄傲和炫耀。但母亲似乎并不分享我的激动，她总说大像章会勾破衬衣。

文革进入了第三年，我父亲再度被发配，住在一个“老跑腿儿”（东北人称老单身汉）的家。男主人生活能力很强，父亲交给他粮票和钱，他就经常做好几个菜，有一次竟然摊了十几个鸡蛋。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非常贫穷，当时有的家庭还过着“拉帮套”的生活( 一妻多夫的俗称）。父亲在行政上已经被降了两级，在当地还是富人。1968年，4月25日正是我14周岁的生日。父亲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他留在北京家中最后的一点儿东西，还有他寄给我的生日礼物—一本毛主席语录。当晚，父亲接到去公社开会的通知。父亲问：“开什么会？”答：“清理阶级队伍。可能要几天，你带上行李吧。”父亲在月光下一边捆行李，一边猜测到底开什么会。他仔细想了一遍文革后的经历，文革开始后他就去北京，回四川，以后一直当旁观者，没有言论也没行动。他又想自己来这儿不久，与当地人相处的挺好。“应该不是开斗争会斗争我吧？”

次日，父亲来到公社，一熟人见到他就说:“来来来，先吃饭，今天是大米饭红烧肉。多吃点儿。”吃完饭，父亲去林场的办公室，可那里的熟人都躲着他。他又到另一个办公室，也是同样的情景。此时，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车上站了很多人。有人在喊：“开会了，开会了。”公社的通讯员平时称父亲“老李”，此时直呼其名：“李显甲，你到小礼堂去。“父亲到那里一看，屋里已有80多人，似乎都是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右”。有人呵斥着：“你们各人找各人的牌子”。父亲才看到墙角堆了许多写了字的木牌，每个牌子上栓了一根细铁丝。父亲看到了自己牌子：“李显甲–右派翻天分子”。他和其他 “罪人”拿起牌子，挂在脖子上，细铁丝深深地勒入皮肉中。还有一根铁丝上吊了秤砣，挂那牌子的人被折磨得汗水直流。

人们开始高喊“打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等口号，跳上台去揭发批判。父亲的罪行是“大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儿子，国民党航空大学的，会八国英语。”“在文革中上窜下跳”，“是破坏我公社文革的大黑手”。父亲回忆说：“我站在台上，听着那些罪名都觉得有些好笑。”批斗后，人们押着黑五类走向另一个房间。突然跳出一个人，对着每个经过的人大打出手。他对着父亲噼啪就是两个耳光，父亲被打得两眼冒金星儿，脚步踉跄。“那是他们安排好的打手，站在门口，进去一个打一个。”“那个公社卫生院的院长被打得直叫唤。”

晚上，被斗者都坐在地上。“后来，公社的通讯员对看管“牛鬼蛇神”的治安员说，‘人家是思想犯错误，身体没犯错误。把李显甲的被子拿进去，让他盖被子。’父亲拿到被子，与旁边的两个人分享着盖在腿上，他们就这样坐了一夜。次日清晨，父亲和其他“罪人“又被拉出去跑步，跑到公社门口先向毛泽东请罪，然后再去接受批斗。批斗开始时，父亲被要求自报家门。父亲说：“我在新华林场工作。”人们叫嚣着：“你是右派，你不老实！”父亲跟他们讲理：“我已经摘帽了，我有中共中央文件做根据，右派摘了帽子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你混蛋!你混蛋！”人们不由分说就开始打他，父亲的脸立刻就被打肿了。他被打倒在地，但那些人还不放过，继续踢打他。下午，在一片“打倒李显甲”的喊叫声中，人们又用木板抽打父亲。公社秘书的妻子看到父亲被打的惨状，说：“怎么会这样，老李，你真遭罪啊!”

第三天， “黑五类”们开始挂牌游街，村民在路边观看。游到一个村子，正是吃饭的时间，“黑五类”被分到各家去吃饭。有人跑来找父亲，父亲一看原来是太平大队的一个农民。那人把我父亲带到家，拿出白面馒头，大米饭和鸡蛋，流着眼泪说：“老李，你多吃点，看着你，我真难受。”父亲说：“那天他真是倾其所有，给我做了那顿饭。一般老百姓都是好的，根本不懂右派是什么，也不知道八国英文什么的，根本恨不起来。”

不久，父亲接到通知，去参加公社民兵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父亲一进门，就有人上来劈头盖脸地打。父亲得过肝病，此时只好用双手护住腹部。其中的一个人拿着皮带疯狂地抽打，其狠毒连公社武装部长都看不下去。父亲说，打他的人曾向他要木头做锅盖被拒绝，这一下总算找到了报私仇的机会，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那个就是打人的大会。被打之后，父亲被带到砖厂，当时大雨如注。雨中的父亲被打得走不动路，两个人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太渴了，父亲向看砖窑的老人要水喝。老人说：“兄弟啊，你可不敢喝冷水，你刚被打过，流着血，冷水会激出病来，你等着，我给你烧点儿水。”说着就出门抱来柴火烧水，父亲说:“那老人姓张，我真感动。”父亲被打得瘀伤处处，整个晚上疼得无法入睡。

父亲说：“文革中林场与公社是对立的两派，相互斗得死去活来。那次被打后，又有很多人被揪出来，其中包括林场的书记和公社的干部。后来我才知道，林场的书记是雇农出身，为共产党立过功受过伤，很难找到罪名。为了揪他，就先揪斗我，他才能被戴上重用坏人的罪名。那时侯，每当夜晚，我最怕听到狗叫，狗一叫就会被揪斗，会挨打。我曾想过找个地方死了算了，但又一想如果死了，就是死不改悔，对孩子也不好。”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如果他们自杀成功，就成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不改悔’的什么什么分子。“后来有一天，我们排队游街，负责游街的治安员让排在后面的张三喊打倒排在前面的李四，李四再喊打倒排在前面的王五，一个挨着一个地喊，边走边喊，因为常常喊错，反倒显得很滑稽。反右，对于我是悲剧，而文革，我觉得就是一场闹剧了，既然它是闹剧看，我也就不打算死了。”

就在父亲最怕听狗叫的那段时间，母亲的夜晚也不平静了。那不是狗叫，而是“把某人揪出来”的嘶叫。只要这吼声一起，众人纷纷挑灯，披衣起身出门。循声望去，果然见某人被反绑着双手，由两个人或几个人押着，押进了黑夜。当人们看明白了被揪斗者是谁后，有时会议论着：“平时看不出来他这么反动嘛。”每次被惊醒后，我都被刺激得无法入睡。我认识那些揪出来的人，他们或是吹双簧管的，或是敲木琴的，或是沉默，或是活泼。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却也怀着懵懂少年的恶毒，不明就里地观看着，庆幸着“又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被揪出来啦！”我为年幼而不能投身宏伟的革命而懊恼，也在跃跃欲试。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颂圣再次达到高潮。在癫狂的崇拜中，接电话和见面的问候语都要背诵毛泽东语录，买一张毛泽东的像必须说“请毛主席像”。有关毛泽东的一切物事都极为神圣，稍有不慎就会演变一起反革命事件，当事人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时，母亲单位的甘叔叔在报纸上剪毛泽东像，不慎剪坏了印在背面的毛泽东语录。他立刻被当作反革命批斗，逮捕关押。文革结束不久，他就患鼻炎癌去世。谷地阿姨，王世璜叔叔都在那段时间里自杀了，他们自杀时，孩子都只有几岁。中国大陆再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脸罪”时有发生。（《1984》提及“新话”体系中的一种“脸罪”即“脸上表情不适当“，比如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以惩罚的罪行。）

那把达尔摩斯悬剑终于掉了下来，母亲被当作阶级敌人清理出来了。被群众专政后，她被批斗，遭咒骂，再被单独关押。白天，她在菜地和猪圈劳动，晚上，一只灯泡通夜照着，使她无法合眼。看押她的胡某用木棒打她的头，她的手表也不翼而飞。曾因长期不上班遭到母亲批评的某人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她当看守时极力折磨母亲。一天，天很热，母亲被强制劳动后，由看守押着去盥洗室冲凉。那间公共盥洗室平时都用几块砖头挡住门，有人进去洗澡才关上。母亲进去后，看守坐在门口等着。几分钟之后，他没听到预期的水声，却听到砖头倒塌的声音。他很警惕，踢开门一看，母亲已经把自己吊到喷水龙头上…..。被解救时，母亲已昏迷。恢复知觉时，她听到他们在说：“她不想死，是吓唬我们呢，绳子的结打在下巴中间，死得慢呢。”母亲后来告诉我，看押她的人说要将她逮捕入狱，她非常恐惧。在地头，她偷偷捡了一根绳子，打算一死了之。

母亲被关押时，我14岁，靠单位发的一点儿生活费独自生活。因不知计划，不久就入不敷出。我开始动用母亲的一点儿存款，不久就被用光。有时没有钱，每月最后的一星期就不吃饭。当我独自，很混乱地生活和流落时，我母亲远在河北遵化劳动。那年的冬天很冷，根本没有农活可干。母亲每天上山砍枯树，再背着几十斤的木柴走羊肠小道，身边就是万丈深渊。一个属于“革命造反派”的年轻女人走过来，把自己的柴全放在母亲的肩上，让母亲背。夜晚，母亲与八九个女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尿桶里方便，但只有母亲被驱使着去清理尿桶。清晨，她双手捧着尿罐，里面的尿液漫了出来，她曾经是多么爱清洁的人啊！次年初春，带着一脸的冻疮回到北京，不久就被发配五七干校。

静如姨曾对我说：“我最心疼你妈妈。当年的她是那么多情善感，天真，甜美，她本该有个好的人生，却没想到是我们几个同学中最不幸的。从30岁起就独自一人生活，而后来的20多年，大陆又是那么动荡严酷！命运对她是那样的残酷，把她折磨得精神那么的紧张不安。”

文革结束已近40年，即便母亲早已远离了那片土地，她依然恐惧着。她认为厄运都由我父亲而起，至今还有怨恨。1990年代初，我请父母来美小住。天真地以为：“他们分开那么多年，也都老了。” 母亲却不断斥骂父亲，不过数月，父亲患了胃穿孔。母亲总在担心有人迫害她，迫害我。她怀疑家人，怀疑邻居。因为恐惧，她会用晾衣服的木棍挡住房门。如果我讲话声稍大，无论周围有没有人，也无论有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她都会对我说：“小声点儿，有人听见了。”她坚定地认为只有她才能保护我，而我永远需要她的保护。她对我的配偶心存疑虑，永远地认为我会被伤害。母亲总是设法阻止我回大陆，担心我回去后被迫害。她患尿频几十年，检查多次，都未发现任何肌体方面的问题。85岁后，她的焦虑症产生幻听幻觉益发加重，她甚至因焦虑而晕倒。服用治疗燥郁的药物后，她的所有症状包括尿频才有所缓解。多年来，我努力照顾她，使她的精神快乐生活舒适，我也怕她，躲着她。如果母亲的世界里有神的话，我就是她唯一的神，我也真希望能成为拯救她出离痛苦和恐惧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