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下)

作者:Brigade  于 2018-12-14 07:0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转文|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发表于 2016 年 05 月 16 日  杜欣欣

父亲在那段时间来北京。既然母亲已提出离婚,他就不可能住在家里。父亲说:“那段时间,我晚上住在澡堂里(公共浴室晚间转作旅社,只要几分钱就可住一晚上,是当时最低等的旅馆),白天出去看大字报。当时的北京城,包括中南海,到处都贴满大字报的席棚。大字报中,有很多是揭发批判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我打电话给你母亲,要来看你。她不同意,说‘十年二十年之后再说吧。’后来还是陈陈(我家的老保姆)把你骗出来,骗到她那儿。那天我去看你,正走到街上就听见救火车的警笛声,不久便看到好几辆救火车飞快地行驶,次日才知道英国领事馆被烧了。(1967年8月22日下午,英国驻华办处被红卫兵烧毁)。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等你,你远远地走过来。我一看,哎呀,你变了,长成小姑娘的模样了。陈陈带着你,让你叫我爸爸,你没叫,却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后来我带你去北海划船,你专门去走那座天桥,胆子很大。你跟我说,‘爸爸,我心里难受。’我把你送回家之前,你又说,‘爸爸,我给你唱个歌吧。’你就给我唱了一首歌,可惜歌名我忘记了。”

我和父亲们见过两面后,他就乘火车回四川。行至西安,司机因属于另一派而罢工,列车停驶。辗转数日,他到了成都,再转车去重庆。成都车站非常冷清,进站无人查票,车上也没有列车员。等了很久,总算开车,但不久又停驶。“一个解放军上来说:‘前方有地雷。排雷后,才能行驶。’行至永川,车又停了。上来很多戴柳条帽,端着步枪的人,那些人对乘客说:‘永川已经解放了。你们可以下车吃饭,住店,也可以留在这里。’火车在永川停留一晚,次日清晨才继续行驶。行至距离重庆六十里的地方又停了,原来当时的重庆正在进行大武斗,武斗的双方都动用了重型武器。火车无法再往前开,乘客自便。”

正午时分,父亲乘汽车到达重庆。一下缆车,他就看到“山城”电影院门前堆满了沙包,一些年轻人光着膀子,背着步枪在那里走来走去,他们的轻机枪正对着缆车。不时地,一辆挂着“解放军支援”, “酱油”,“大米”等牌子的卡车驶过。所过车辆都必须停在电影院前接受检查。公交车完全停驶,沿街店门都关门着,只有一家商店门口挂了 “今日卖盐”的牌子。沿着冷冷清清的上清寺,父亲走回位于学田湾的家。走着走着,突然被一持枪的人拦住。父亲用四川话对答,那人说:“欢迎你回到解放区。”父亲来到家门口,大门紧闭。祖母听到叫门声,出来开门。父亲才知道为了躲避武斗,多数居民不是去了外县,就是搬进抗战时修建的防空洞。祖母说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买菜,去晚了可能被武斗误伤。半夜里,父亲听到坦克驶过,又听到枪声四起。有人被打伤,纷沓杂乱的脚步从门口经过。次日,父亲出门,又听到了枪声,不久,驶过一辆车,车上满是鲜血。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见到祖母。

正当我的家乡重庆武斗正酣时,母亲的处境也越来越坏,她的精神越来越紧张,对我也越来越严苛。她不许我参加单位组织的游泳,不准许我傍晚出去玩儿。任何时候,我离开家都要向她汇报,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受到她的严厉批评。面对她的责备,我因委屈而分辨,她又不容我分辨。有一次,忘记了为什么与她顶嘴,她生气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将来也生一个你这样的女儿,这样对你。”我们之间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日子也益发难熬。我觉得她总在拿我出气,真想逃出去,永远离开她。

在我和母亲的冲突中,人们捧起了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去食堂吃饭,先要对着门口的毛泽东像鞠躬,再念几句毛泽东语录。人们开始制作毛泽东像章,先是金属的,然后是塑料的,方的,圆的,衬着一轮光芒四射金太阳的,配一枝松柏的….。像章越做越大,也越做越多。我开始收集像章,总是戴收集到的最大的那个,戴上后,我有几分骄傲和炫耀。但母亲似乎并不分享我的激动,她总说大像章会勾破衬衣。

文革进入了第三年,我父亲再度被发配,住在一个“老跑腿儿”(东北人称老单身汉)的家。男主人生活能力很强,父亲交给他粮票和钱,他就经常做好几个菜,有一次竟然摊了十几个鸡蛋。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非常贫穷,当时有的家庭还过着“拉帮套”的生活( 一妻多夫的俗称)。父亲在行政上已经被降了两级,在当地还是富人。1968年,4月25日正是我14周岁的生日。父亲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他留在北京家中最后的一点儿东西,还有他寄给我的生日礼物—一本毛主席语录。当晚,父亲接到去公社开会的通知。父亲问:“开什么会?”答:“清理阶级队伍。可能要几天,你带上行李吧。”父亲在月光下一边捆行李,一边猜测到底开什么会。他仔细想了一遍文革后的经历,文革开始后他就去北京,回四川,以后一直当旁观者,没有言论也没行动。他又想自己来这儿不久,与当地人相处的挺好。“应该不是开斗争会斗争我吧?”

次日,父亲来到公社,一熟人见到他就说:“来来来,先吃饭,今天是大米饭红烧肉。多吃点儿。”吃完饭,父亲去林场的办公室,可那里的熟人都躲着他。他又到另一个办公室,也是同样的情景。此时,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车上站了很多人。有人在喊:“开会了,开会了。”公社的通讯员平时称父亲“老李”,此时直呼其名:“李显甲,你到小礼堂去。“父亲到那里一看,屋里已有80多人,似乎都是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右”。有人呵斥着:“你们各人找各人的牌子”。父亲才看到墙角堆了许多写了字的木牌,每个牌子上栓了一根细铁丝。父亲看到了自己牌子:“李显甲–右派翻天分子”。他和其他 “罪人”拿起牌子,挂在脖子上,细铁丝深深地勒入皮肉中。还有一根铁丝上吊了秤砣,挂那牌子的人被折磨得汗水直流。

人们开始高喊“打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等口号,跳上台去揭发批判。父亲的罪行是“大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儿子,国民党航空大学的,会八国英语。”“在文革中上窜下跳”,“是破坏我公社文革的大黑手”。父亲回忆说:“我站在台上,听着那些罪名都觉得有些好笑。”批斗后,人们押着黑五类走向另一个房间。突然跳出一个人,对着每个经过的人大打出手。他对着父亲噼啪就是两个耳光,父亲被打得两眼冒金星儿,脚步踉跄。“那是他们安排好的打手,站在门口,进去一个打一个。”“那个公社卫生院的院长被打得直叫唤。”

晚上,被斗者都坐在地上。“后来,公社的通讯员对看管“牛鬼蛇神”的治安员说,‘人家是思想犯错误,身体没犯错误。把李显甲的被子拿进去,让他盖被子。’父亲拿到被子,与旁边的两个人分享着盖在腿上,他们就这样坐了一夜。次日清晨,父亲和其他“罪人“又被拉出去跑步,跑到公社门口先向毛泽东请罪,然后再去接受批斗。批斗开始时,父亲被要求自报家门。父亲说:“我在新华林场工作。”人们叫嚣着:“你是右派,你不老实!”父亲跟他们讲理:“我已经摘帽了,我有中共中央文件做根据,右派摘了帽子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你混蛋!你混蛋!”人们不由分说就开始打他,父亲的脸立刻就被打肿了。他被打倒在地,但那些人还不放过,继续踢打他。下午,在一片“打倒李显甲”的喊叫声中,人们又用木板抽打父亲。公社秘书的妻子看到父亲被打的惨状,说:“怎么会这样,老李,你真遭罪啊!”

第三天, “黑五类”们开始挂牌游街,村民在路边观看。游到一个村子,正是吃饭的时间,“黑五类”被分到各家去吃饭。有人跑来找父亲,父亲一看原来是太平大队的一个农民。那人把我父亲带到家,拿出白面馒头,大米饭和鸡蛋,流着眼泪说:“老李,你多吃点,看着你,我真难受。”父亲说:“那天他真是倾其所有,给我做了那顿饭。一般老百姓都是好的,根本不懂右派是什么,也不知道八国英文什么的,根本恨不起来。”

不久,父亲接到通知,去参加公社民兵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父亲一进门,就有人上来劈头盖脸地打。父亲得过肝病,此时只好用双手护住腹部。其中的一个人拿着皮带疯狂地抽打,其狠毒连公社武装部长都看不下去。父亲说,打他的人曾向他要木头做锅盖被拒绝,这一下总算找到了报私仇的机会,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那个就是打人的大会。被打之后,父亲被带到砖厂,当时大雨如注。雨中的父亲被打得走不动路,两个人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太渴了,父亲向看砖窑的老人要水喝。老人说:“兄弟啊,你可不敢喝冷水,你刚被打过,流着血,冷水会激出病来,你等着,我给你烧点儿水。”说着就出门抱来柴火烧水,父亲说:“那老人姓张,我真感动。”父亲被打得瘀伤处处,整个晚上疼得无法入睡。

父亲说:“文革中林场与公社是对立的两派,相互斗得死去活来。那次被打后,又有很多人被揪出来,其中包括林场的书记和公社的干部。后来我才知道,林场的书记是雇农出身,为共产党立过功受过伤,很难找到罪名。为了揪他,就先揪斗我,他才能被戴上重用坏人的罪名。那时侯,每当夜晚,我最怕听到狗叫,狗一叫就会被揪斗,会挨打。我曾想过找个地方死了算了,但又一想如果死了,就是死不改悔,对孩子也不好。”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如果他们自杀成功,就成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不改悔’的什么什么分子。“后来有一天,我们排队游街,负责游街的治安员让排在后面的张三喊打倒排在前面的李四,李四再喊打倒排在前面的王五,一个挨着一个地喊,边走边喊,因为常常喊错,反倒显得很滑稽。反右,对于我是悲剧,而文革,我觉得就是一场闹剧了,既然它是闹剧看,我也就不打算死了。”

就在父亲最怕听狗叫的那段时间,母亲的夜晚也不平静了。那不是狗叫,而是“把某人揪出来”的嘶叫。只要这吼声一起,众人纷纷挑灯,披衣起身出门。循声望去,果然见某人被反绑着双手,由两个人或几个人押着,押进了黑夜。当人们看明白了被揪斗者是谁后,有时会议论着:“平时看不出来他这么反动嘛。”每次被惊醒后,我都被刺激得无法入睡。我认识那些揪出来的人,他们或是吹双簧管的,或是敲木琴的,或是沉默,或是活泼。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却也怀着懵懂少年的恶毒,不明就里地观看着,庆幸着“又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被揪出来啦!”我为年幼而不能投身宏伟的革命而懊恼,也在跃跃欲试。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颂圣再次达到高潮。在癫狂的崇拜中,接电话和见面的问候语都要背诵毛泽东语录,买一张毛泽东的像必须说“请毛主席像”。有关毛泽东的一切物事都极为神圣,稍有不慎就会演变一起反革命事件,当事人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时,母亲单位的甘叔叔在报纸上剪毛泽东像,不慎剪坏了印在背面的毛泽东语录。他立刻被当作反革命批斗,逮捕关押。文革结束不久,他就患鼻炎癌去世。谷地阿姨,王世璜叔叔都在那段时间里自杀了,他们自杀时,孩子都只有几岁。中国大陆再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脸罪”时有发生。(《1984》提及“新话”体系中的一种“脸罪”即“脸上表情不适当“,比如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以惩罚的罪行。)

那把达尔摩斯悬剑终于掉了下来,母亲被当作阶级敌人清理出来了。被群众专政后,她被批斗,遭咒骂,再被单独关押。白天,她在菜地和猪圈劳动,晚上,一只灯泡通夜照着,使她无法合眼。看押她的胡某用木棒打她的头,她的手表也不翼而飞。曾因长期不上班遭到母亲批评的某人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她当看守时极力折磨母亲。一天,天很热,母亲被强制劳动后,由看守押着去盥洗室冲凉。那间公共盥洗室平时都用几块砖头挡住门,有人进去洗澡才关上。母亲进去后,看守坐在门口等着。几分钟之后,他没听到预期的水声,却听到砖头倒塌的声音。他很警惕,踢开门一看,母亲已经把自己吊到喷水龙头上…..。被解救时,母亲已昏迷。恢复知觉时,她听到他们在说:“她不想死,是吓唬我们呢,绳子的结打在下巴中间,死得慢呢。”母亲后来告诉我,看押她的人说要将她逮捕入狱,她非常恐惧。在地头,她偷偷捡了一根绳子,打算一死了之。

母亲被关押时,我14岁,靠单位发的一点儿生活费独自生活。因不知计划,不久就入不敷出。我开始动用母亲的一点儿存款,不久就被用光。有时没有钱,每月最后的一星期就不吃饭。当我独自,很混乱地生活和流落时,我母亲远在河北遵化劳动。那年的冬天很冷,根本没有农活可干。母亲每天上山砍枯树,再背着几十斤的木柴走羊肠小道,身边就是万丈深渊。一个属于“革命造反派”的年轻女人走过来,把自己的柴全放在母亲的肩上,让母亲背。夜晚,母亲与八九个女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尿桶里方便,但只有母亲被驱使着去清理尿桶。清晨,她双手捧着尿罐,里面的尿液漫了出来,她曾经是多么爱清洁的人啊!次年初春,带着一脸的冻疮回到北京,不久就被发配五七干校。

静如姨曾对我说:“我最心疼你妈妈。当年的她是那么多情善感,天真,甜美,她本该有个好的人生,却没想到是我们几个同学中最不幸的。从30岁起就独自一人生活,而后来的20多年,大陆又是那么动荡严酷!命运对她是那样的残酷,把她折磨得精神那么的紧张不安。”

文革结束已近40年,即便母亲早已远离了那片土地,她依然恐惧着。她认为厄运都由我父亲而起,至今还有怨恨。1990年代初,我请父母来美小住。天真地以为:“他们分开那么多年,也都老了。” 母亲却不断斥骂父亲,不过数月,父亲患了胃穿孔。母亲总在担心有人迫害她,迫害我。她怀疑家人,怀疑邻居。因为恐惧,她会用晾衣服的木棍挡住房门。如果我讲话声稍大,无论周围有没有人,也无论有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她都会对我说:“小声点儿,有人听见了。”她坚定地认为只有她才能保护我,而我永远需要她的保护。她对我的配偶心存疑虑,永远地认为我会被伤害。母亲总是设法阻止我回大陆,担心我回去后被迫害。她患尿频几十年,检查多次,都未发现任何肌体方面的问题。85岁后,她的焦虑症产生幻听幻觉益发加重,她甚至因焦虑而晕倒。服用治疗燥郁的药物后,她的所有症状包括尿频才有所缓解。多年来,我努力照顾她,使她的精神快乐生活舒适,我也怕她,躲着她。如果母亲的世界里有神的话,我就是她唯一的神,我也真希望能成为拯救她出离痛苦和恐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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