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前后

作者:Brigade  于 2018-12-15 07:4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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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 年 06 月 25 日  杜欣欣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关闭了所有的大学。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学招收过由单位推荐,不通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9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新闻里播出。这一年,我23岁,当工人六年半。

得知高考消息后,我非常兴奋,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完全没考虑需要时间复习准备。12月10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很多年没有考试了,我既紧张又新鲜。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数学和语文,一共四门。考语文时,我一看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就懵了。那时的作文推崇宏大叙事,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当年有什么战斗可写。勉强完成,自然不能满意。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传入社会后。文章是这样写的:“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 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儿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 随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这篇作文写得很个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难怪引起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

作文被《北京日报》全文发表后,我惊讶地发现,作者竟然是阎阳生!

阎阳生是我工厂女友胡君的朋友。1975年左右,从胡君那里,我得到了阎的小说《柳江》。小说抄在格子纸上,故事是“我”与一个名叫柳江的女孩子在广西柳江的恋爱故事。此前,我从未读过任何间接或直接认识的人写的小说,更不必说恋爱的小说了。过去总觉得中国文字美在唐宋,1949年之后写的或容许我们读的,要么文字粗陋,要么风格剑拔弩张,但阎的文字以及叙事风格再次让我感到现代中文之美。读完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他们的恋爱导致柳江受到处分,但真羡慕他能写,如果和他组成文学社该多好!” 我的日记写在一个蓝色缎面的本子里,本子是离开五七干校时,一个好友送的, 她在第一页上写了革命的豪言壮语。

胡君自己也写东西,大概70年代后期,她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后来从网络上得知,她著有中篇集《心里有事》、长篇小说《恋曲》、《粉身碎骨》等。还因《后顾之忧》获得《十月》文学奖,北京市建国45周年文学奖。我很羡慕会写的人,自己也很想写。1980年代初,在大学的诗画会上,我尝试着写了几首狗屁不通的朦胧诗,现在读了还脸红。1990年代末,我开始弄文字,才知道那是一件怎样累人伤心的事。无论怎样,我一直觉得写字的种子是胡君和阎阳生播下的。

1977年的分数线是“社会生“需要260分,在校生320分。资料统计显示,1977年,全国共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为4%,我没考取。阎阳生的数学考了94分,理化87分,但只被非重点的建工学院录取。据说考试前,他听说老三届高考只是陪衬,为了能上学才冒险地写了非宏大叙事的作文。虽然老三届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是陪衬考试,但即使考分再高,也不被重点院校录取。我认识的陈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1977年北京高考分数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师范学院录取。

1978年春节,我母亲带我去参加同学聚会。聚会时,大家都在谈高考。当着众人的面,我母亲要我再考。我对她说:“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十年,我的上面有小学六年级到高中的毕业生,下面有1971年到1977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比我学的多,怎么就轮到我考上大学呢?”我当然想上大学,但对考上实在没信心。在日记中,我写下“你不是为别人看法和意见而活着”,却依然顾虑如果考不上,单位的人难免说三道四。可是,我母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若不参加高考,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

鉴于1977年高考的数学成绩最低,我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定为学习重点。我开始找教科书,但很难找到。这时,我遇到了小光。小光在同院住了几年,但我们并不认识。他是随母亲嫁过来的,家中有兄弟四人,其中一个是他继父的儿子。那孩子的母亲原是舞蹈队的编导,很有才华。文革中,她以一根丝巾自尽。当时小光在插队,专门请假回来复习。他的时间比我多,也比我灵活,因此我们约定白天他用数学书,晚上我用。比起1977年,我们工厂报考的人数更多了。车间规定上班时间不许复习功课。我私下准许组员干完活儿可以复习,但作为班组长,自己却不能那么做。偏偏磨工又是最后一道工序,每次加工单下来,必是急活儿,我不仅不能利用工作时间复习,还必须带头加班。

每天下班回家后,匆匆吃过晚饭,我就开始复习。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学数学。从四则运算开始,然后是初等代数,几何和三角。我记忆好,很容易就记住数学公式,但逻辑能力差,每遇证明题不知如何下手。所幸女友林君是北京市101中学66届的高中毕业生。虽然十年没摸书本,她解起数学难题依然思路清晰,无论三角还是几何,从未被难倒过。真不愧最好的中学里的最好的学生!我在日记中赞美林君:“因为她聪明而无名利之心,她境遇好而无傲气,她冷静而不冷冰冰,有见识又善良,所以我爱她!”

我另一好友晨也参加高考,他父亲通晓史地,我常去他家复习请教。我母亲的同学黎阿姨为我找了政治复习材料。我一直喜欢读书,复习史地只需整理大纲,重点记忆就行。政治都是套话,完全不成问题(一笑)。我比较担心语文,感觉无从复习,而且特别不喜欢命题作文。

在五个多月中,8小时工作之余,我每晚学到深夜,周日整天学习,终于在高考前自学完成了初中高中的数学课,复习了其他科目。 在日记里,我写道:“天才出于勤奋,聪明来源于积累”。“上海市70届学生郑伟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经过自学达到研究生水平。 每天学习10小时太不容易了,我要在古汉语上下功夫,能考上大学当然好,如果考不上就借大学教材自修,一定要摘掉文盲的帽子。”

翻开那时的日记,除了自我鼓励,更多是对自己的不满,高考复习却未占据很大篇幅。在那个蓝缎面的本子里,我零零碎碎地记下同事的故事,对爱情的渴望,与母亲的矛盾,甚至还有看话剧读期刊的体会。其中的一天,在看了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作品《雪原谱》之后,我激情地写下:“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心灵中引起怎样的感觉。我突然想起在小穗那儿看到的美国摄影杂志,那上面有你的孪生兄弟。你们都是月光照耀下的雪原,所不同的是,那副照片里只有一些细小的冬草,对着月光欣赏着自己的风姿,而你却是高大的松树,落叶的白桦。在他那里,有一道道风吹过的积雪痕迹,就像水面的波纹,神秘地向外伸展,伸展 ….你虽然没有水波纹,但却是树影清晰,那独立的影,那集体的影,那高大的影,细小的影,树根的影和树梢的影,山峦的和山脚下的,啊,多么逼真。我听到了什么,静一点吧,窗外的知了,我听到圆润的号声,在雪原上回荡,含着淡淡的忧愁。”读着这些幼稚真诚的文字,不禁感叹,年轻真好!那么紧张忙碌,居然还留下了这许多的闲笔。

1978年7月20日,高考开始。第一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考政治,下午2点半到4点半考历史。 次日考数学和地理,最后一天考语文和外语。我被分到邮电学院考场,从住家到考场单程骑车一个小时左右。那时的邮电学院,教室设施宛如一个中学。教室里四五排小课桌,翻开桌面才能放书和个人用品。在教室里坐下,我感觉挺紧张。不久,监考老师拿了试题进来,开始宣布考场纪律。我可以断定,那时几乎没有人想过要作弊。等待发卷子时,我紧张得能听见心跳。拿到卷子,一开始答题就不感觉紧张了。考完后,我冒着酷暑,骑车一个小时回家。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再骑一个小时回来参加考试。为什么回家吃饭?我想因为考场附近既无饭馆,也无休息之处吧。

第一天,我考得很顺利。次日考数学,数学的卷子是文理一样,但标明文科考生只做前面80分的题目。我提笔做下来,被一道三角证明题难住了。我先将能做出的都做了,再看那道题还是解不出来。脑子一片混乱,交卷时间已经到了。骑车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那道题。后来我拿着那道数学题问林君,林君看了说,“考试前几天,我还给你讲过这道题呢?“(真郁闷)

那天中午到家后,母亲焦急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母亲特意烧了红烧肉和鸡蛋,但我没胃口。我对母亲说先去躺了一会儿,母亲坚持要我吃个鸡蛋,我没吃就躺下了。在床上混了一阵,也没睡着,昏昏沉沉地起来,心情很坏。我对母亲说:“不想再考了“。母亲一听急了:“无论如何,你都要考完!”我听了母亲的话,骑车去考场。下午地理考得很顺利。次日考语文,我在翻译古文上花了不少时间。再看作文是缩写,题目是“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唉,又是政治挂帅了,又是我最不擅长的。下午的外语考试不记分,我未学过外语,可以不考。

高考之后,虽然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心中却多了期盼和焦虑。每时每刻都感觉时间过得慢,也不时地会想如果考不上怎么办?神不守舍地过了一个多月,分数线下来了。我考上了!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道:“文科录取线是340分,理科是350分。高兴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考了360分,但似乎少了一点,如果再多十分该多好。” “多么动荡的一个月啊,焦急,惶恐,等待,灰心,惊喜,疲劳。体检,又是等待。真希望能上大学。…并非我是想投入竞争场合,但我知道必须这样,因为我必须自立。我感到内心极度幸福,说的确切些,不仅是幸福,而是一种得意。我,一个在别人眼中有某种看法的女孩子,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还要感谢你,我的母亲。我真幸福,不敢相信,我进大学了!上帝啊!我进大学了!!!”

为了庆祝和答谢,我到莫斯科餐厅请朋友吃饭,花掉了两个月的工资。激动之后,我母亲开始担心我被外地的学校录取。那时人们对学文史心有余悸,考文科,除却文史,可报的专业真不多。我报北大考古系为重点院校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为非重点的第一志愿。为了考上,我还报了几所外地院校。我母亲说:“好不容易调了回来,你居然报外地学校?” 她急着带我去主管部门询问。结果是 分数不够上重点院校,只能上北京市院校。后来得知,我的史地政治都在七八十分,语文差一分及格,数学竟然得了75分!

据统计,1978年报考人数为610万,最后录取40.3万(含后来降低分数线扩大招生的部分)。被录取的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岗位上考大学。我的大学同学毛胜英当时在印刷厂工作。他回忆:“我徒弟愿意顶替我工作,但我不能在车间里公开看书, 只能去公共厕所复习。我们车间主任是女的,进不了男厕所,就在厕所外骂我。”我一直以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基础比我好很多,但他们回忆:“上小学就是写大字报,活学活用,学工学农,背白灰沙子作土坯砖挖防空洞,学黄帅批林批孔,学张铁生交白卷,一个运动接一个,和学习没关系。“一位大学同学还回忆上中学时在西单挖防空洞,不经意挖通了西单百货商场的地下仓库,里面有很多糖果,学生们不仅大快朵颐,还塞满裤子口袋。十年的教育荒废,即使如人大附中那样的好学校,1978年的录取比率都低得不可思议。当时的北京15中学,文科只有一人考取。第35中学的600个应届毕业生中,7-80人考文科,只有两人被录取。对于很多“社会生”而言,改变现状和命运是参加高考的最大动力,但应届高中毕业生又何尝不是?1978年高中毕业若考不取也面临着去农村插队。

高考复习同伴中,我考上北京经济学院,晨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小光考上军医大学,去了上海。录取后,我和母亲一起看学校。看到它只有一栋教学楼,与我想象中的大学差距很大。开学前,我被招去开会,被分配当班里的文艺委员。据同去开会的同学回忆,当时召集会议的是系支书和班辅导员。这两位给他的感觉是很像街道工厂的党支书和团支书,吃政治饭的,开的玩笑也比较粗俗,让人失望。当然,所有的不满都被上大学的喜悦抵消了。上大学后,我戴着校徽走在街上,乘公共汽车,常常遇到羡慕赞美的眼光。虽然有些小小的虚荣,但幸福和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我的录取几无悬念,但我大学班的同学却不尽然。同学毛胜英的母亲白虹是三十年代上海的知名歌星。因江青不愿意人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从影史,很多同代同行在文革中都被关押。据毛胜英说他母亲本分老实,除了会唱歌,说话都说不全乎,不知哪个人屈打成招牵连了她,也被关押。得知上了高考分数线,他母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还未做结论,毛胜英一直担心不被录取,直到开学一周后,才放下心来。另一位同学阮森平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政审未通过,开学一个月后,才来学校报到。

此类事并非孤例。出国后,我听说一个“老三届”的知青,在1978年高考中,他是南方某省的几个顶尖的考生之一,但却未接到录取通知。他找到“省招办”,“省招办”查了档案,道歉说“工作中的失误”,分配他去某个师专。后来他听说“不录取”的真实原因是他的档案里有什么“材料”,而所谓“失误”不过是掩盖政治歧视的托辞而已。其后十年,这档案中的“材料”如附骨之蛆,每当升学,分配工作就会发作。他不得不告别故土,出走海外。

1978年10月,我到北京经济学院上学。彼时经院的校舍依然被侵占,宿舍,图书馆,教学都在同一栋楼里。绝大多数同学走读,我因家远分到了宿舍。除了校舍设备匮乏,教材,课程设置,师资也与高等教育名实不符。我是经济管理第一届学生,但经济管理原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项,中国的企业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当时的课程设置有《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机械制图等。后来我到美国念企管硕士,发现在中国本科所学的90%都无用。

不仅专业课,连数学,语文这样的传统课也因文革十年荒废找不到合格的师资。第一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读错字,甚至说“锄禾日当午“是李白的作品。同学们忍无可忍把他轰下讲台。据说这类现象不仅我们学校,连北大都如此。听一个小朋友说,她1980年代中期上北大生物系时,老师是现学现卖。国内没有教材,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她因此英文提高很快。

虽然当时的教学不尽人意,但上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我和我的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直到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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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4 回复 田间地垄 2018-12-27 07:05
写的很好!正琢磨这这几天写一篇类似的短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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