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想起胡传揆先生和他的同时代人

作者:Brigade  于 2018-12-16 10:2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转文|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发表于 2015 年 01 月 14 日  汪晶晶

我一直觉得,CND这个网站上,最重要的一笔财富,是在《华夏文摘增刊》之下汇集的文革史料。

记得若干年前,我头一次上CND,并不是自己想写什么,而是为了阅读朋友推荐的一篇文革史文章。自那以后,每次CND上登出《华夏文摘增刊》,我总会上去扫几眼。

不久前的《华夏文摘增刊》第967期上有《我们忏悔》栏目,其下的【亡灵祭坛】中,登有张阿妹的文章《“反动权威” 胡传奎之死》 

这篇文章吸引了我,让我想起父亲的同乡,恩师,挚友和兄长,原北京医学院的老院长,胡传揆先生。

但我想起的胡传揆先生,会不会就是张阿妹文章中说的那个“胡传奎”呢?

看上去,还颇有一些出入。

其一是人名中揆奎二字的不同,其二则是地址。童年时,父亲和胡传揆先生常有通信。我依稀记得胡先生自己写的地址是西总布胡同。而张文写的却是东总布胡同(刚才放下笔,问了问哥哥。哥哥说,他也记得是西总布胡同。当然这一点不重要,很可能这不过是同一条胡同的两个方向而已)。其三则是年龄。我想起的胡传揆先生,生于二十世纪初年。在文革爆发的一九六六年,已经六十五高龄。而张文忆及的那位“反动权威”,被抄家时只有五十多岁。其四,也是最最重要的,张文中所忆及的“反动权威”胡传奎,在红卫兵抄家之后的当天被烧死。我想起的胡传揆先生,却到二十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才辞世。

不过,既是想起了胡传揆先生,就不妨姑妄写之。就历史的细节而言,写下来,诚然无法保证就一定能传世。但如果不写,那却注定是会消亡的。

只不过要说起来,在我自己家中,我本是最最没有资格去写父执一辈的老人的。因为年纪最小,又不幸是女孩子,我一向在家中地位卑微。但凡家中出现的重要事件,百分之九十轮不到我参与。但凡家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也同样百分之九十轮不上我去亲谒。比如胡传揆先生吧,只要到武汉或路过武汉,他是一定会到我们家来的。我因此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见到过他老人家许多次。但坐下来和他老人家促膝谈心,却只有过绝无仅有的一次。那是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和二姐去北京。二姐遵父亲之嘱,专程带我上胡府去看望胡先生和夫人。

也因此,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关于胡传揆先生一鳞半爪的生平事迹,几乎全是从父亲和哥哥那里听来的。

父亲是一个审美趣味简单明了的人,对男性的外在特征兴趣不大。记得他说过,男人不用长得美,但要长得正。胡传揆先生就恰恰属于那类长得方方正正的男人。我童年印象中老年时的胡先生,慈眉善目,温和从容,看上去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头。


(上面是原北京医学院校史网中的一张胡传揆先生的登记照,摄于何时则不详。)

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在中国土地上造就的,最最重要的“国情”之一,是加深和扩大了中国土地上地域的不平等,并把这种不平等发展到了极致,最终让臣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不仅丧失了被称为基本人权的迁徙自由,甚至不知此为何物。比如我自己吧,我童年时代对于自己祖国的一些基本地理知识,常常首先会一个名叫户口的东西相连。西宁的户口进不了西安,郑州的户口进不了武汉,南昌的户口进不了上海,等等,等等。

而在父亲和胡传揆先生成长的岁月中,中国却远远不是这样。那个年代的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超乎寻常。哪怕自己的故乡,不过是远离繁华,名不见经传,甚至贫瘠愚昧的乡村。这一点,今天的我们,不但无法做到,甚至已经很难想象。

父亲最初和胡传揆先生的相识,就是因为彼此是同乡,都是在北方土地上生活着的湖北人。因同乡而相识,因相识而相知。最终,“平生风义兼师友”,胡先生成为父亲的恩师,兄长,和挚友。

说起来胡先生和父亲是同乡,但实际上两人的家乡却相隔着好几百里地。父亲的老家在离着省城武昌只有一箭之遥的黄冈(如今已划入武汉市的新洲区)。胡传揆先生却是在四百多里之外,有着一千六百余年历史的古城江陵出生的。胡先生的父亲,是一个极有见识的农民,既务农,也行医,兼习武,还特别注重对孩子们的教育。也因此,胡先生有幸受到过二十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间,在中国湖北江陵那样偏远的地方(既不是县城,也不是镇,甚至普通意义上的集市都不是,而是道道地地的乡村),能受到的,最最完美的教育。
胡先生后来是自己走到省城,自己报名考上的武昌文华中学。那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当年的文华中学,是武昌城中最好的西式中学。注重英语和数理化,反倒不怎么重视国文。胡先生生于1901年,考入文华是1913年。这至少告诉我们,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统治者们诚然昏聩腐败,但却并没有任何政府的力量,去公开地敌视和对抗西风东渐。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天主教和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在宗教学中统称为基督教。我在这里分别列出来是因为我发现,不少网友并不清楚这一点)的传教士们,能自由自在地行走。他们修教堂,建医院,盖学校。以至于,在湖北江陵偏远的乡村中,农家子弟已经能够学习今天意义上的数理化和英语了(哥哥甚至说,胡先生的父亲是因为入了教,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初年学习数理化和英语的)。

胡传揆先生在武昌文华中学学习了六年。文华中学西化的氛围,让胡先生大开眼界。他曾对父亲说起过,他在文华,远远不只是学会了数理化。他在文华学会了穿鞋(童年在乡间习惯赤脚),学会了敲鼓(是校童子军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学会了踢足球(甚至参加过校队)。而最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慈悲和兼爱(这一品德,伴随了胡先生的终身,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中学时代留下的唯一遗憾是,当年的文华,因为是美国传教士所办,已经不重视国文和书法。胡先生因此没能练出一笔好字(诚然比大多数后世大陆长大的中国人的字还是好得多)。

六年之后的1919年,胡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文华中学考上了八年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PUMC)。

那个年代的中国,有一点,和今天一模一样。那就是,如果想发财,完全可以走捷径。甚至比今天更容易,那就是凭着过硬的英语功底进洋行。那么胡先生的英语究竟怎么样呢?很多年后,胡先生曾相当自豪地向父亲描述过他当年的英语水平。那时的协和医学院,医前期的几个学期,是在清华上。那个年代,有口皆碑的两所英语功底好的大学是北有燕京,南有圣约翰。谁也不清楚来自闭塞的中部鄂省的同学,究竟会不会说英语。胡先生却一丁点也不自卑,他一马当先地报名参加英语辩论大赛,竟得了个头一名。而斯时,胡先生连北平城的东南西北都还摸不着,还在天天学说北方话,哈!

胡先生不去洋行,却选择了医学,是出于慈悲和兼爱。他曾对父亲说过,他无法忘怀童年在江陵乡间目睹的,农民们患病之后,只能静静地等待大自然残酷的物竞天择的无奈情景。为此,胡先生毕生都怀着对自己身处乡村却深明事理的父亲,那个对孩子的选择永远一如既往支持而毫无专制家长作风的好父亲,深深的,永恒的感激和热爱。

因为涉及到文华中学和中国近代的西医医学,我想先说几句文华中学的好话。

这所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又有幸亲历张之洞主政湖北的美好时光,因而最终能万古流芳的武昌文华中学,除了胡传揆先生之外,还为中国现代的西方医学,培养过另外两位高山仰止,青史留名的学生。那就是和胡传揆先生同届的董秉奇先生和在胡传揆先生之后毕业的曾宪九先生。这是两个中国临床医学外科学中,几乎不可或缺的名字。

曾宪九先生毫无疑问已走进了中国当代的医学史。但董秉奇先生却很可能会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小小危险。因为父亲曾有幸拜董秉奇先生为师,并毕生对董怀着无与伦比的惊人敬意,我在这里仅凭记忆写几句董秉奇先生的趣事。

董秉奇先生生于1900年,比胡传揆先生仅年长一岁,却比胡先生早好几年步入医学殿堂。他是湖北天门人,家乡离着胡先生的家乡江陵不远。1919年十九岁时和胡传揆先生同一年从文华中学毕业之后,董秉奇先生考上的是那时声誉并不低于北平协和的湖南湘雅。该校最初是五年制的医学校,后改为七年制的医学院(如前所述,那个年代,中国土地上的地域不平等,远远没有1949年之后来得显著。湘雅的临床医学教育甚至早于北平协和。很多早期在协和临床任教的老师都来自湘雅)。

就我记忆中父亲当年的描述,这个董秉奇,完完全全是一个传奇人物,简直只应该在武侠小说中才出现,哈!

1924年从湘雅毕业之后,董没有立即出国留学。他在中国各地不同的西式医院中的各个不同的临床外科中,学习并工作了整整八年。那八年中,这个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究竟在人体的不同部位完成了多少例手术,他自己不说,别人当然没法知道。但1932年他终于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去留学时,在无影灯下细细地观察着他的美国老师,却据说激动得差点停止呼吸。董灵巧的双手,娴熟的基本功,他眼疾手快的举止,临危不惧的心态,让他的美国老师几乎无从下手去教他。董在美国只呆了短短两年就回国了。在后来的那些岁月中,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出国时点着名要让董侍奉之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我父亲大学毕业时的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悲壮的岁月。他理所当然地被分到了国民党的空军医院。父亲的薪资一度曾高得惊人(据外祖母说,是我在文华中学当国文教员的外祖父薪资的整整十倍。而外祖父却比父亲年长三十二岁),但工作却十分危险,常常不得不乘着摇摇晃晃的小飞机在空中冒险。那是一个战争年代,危险可以略去不计。就是呆在后方,走在街上,坐在家中,也完全可能随时被天外飞来的日军炸弹炸死。父亲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外科手术技艺。临床医学中有一类科室,治疗的效果和治疗的过程有着极其微妙却又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类科室,常被人们称为“动手”或“动刀”的科室。其中为首的就是外科。外科医生下刀部位的准确,创口的大小,剥离的深浅,止血的准确与快慢,清创的彻底与否,对组织,肢体或部位或保留或切除的决定,等等,等等,不仅直接影响到患者痊愈的程度,甚至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而恰恰是这一类外科手术的技艺和技巧,却又不幸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那就是说,读书虽有用,但用处却不大。一定得有老师把着手教,一定要在无影灯下,亲眼看着老师怎么做才行。

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从前线回后方休息时,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四下寻师,拜师。

成都小小的华西坝,那时汇集着中国最知名的四所医学院。那就是我母亲的母校,本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胡传揆先生的母校,南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我父亲的母校,同样南迁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和最初西迁于重庆,后来又迁至成都的中央大学医学院。这四所大学的医学院共建了一所供教学使用的联合附属医院。其外科主任就是董秉奇先生。

当年的董秉奇,无论是在他的中外医界同行中,黑白两道的各方政要中,还是在伤病者和患者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如雷震耳的名字。外科几乎所有的领域,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他全都行走自如。

最初刚从美国回来,抗战还没有爆发。董在上海行医,不过三十岁出头。父亲说,那个年代,即使是在上海那样十分欧化的中国城市,结核病仍然极度猖獗。董决定试着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治疗肺结核,据说几乎立即就受到同样在沪上行医的欧洲同行的警告。原因是中国太脏。即使是在上海,即使是在消毒过的手术室中,空气的污染程度仍极高。术后感染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欧美。但董却做得极为成功。据说仅在他回国后的1934年那一年,他就做过120例,死亡率百分之一点七。而同时期使用同样手术方法的董的美国老师,死亡率却是百分之二。父亲在后方拜董为师时,董四十一,二岁。那是一个外科医生一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父亲说,董什么手术都做,碰到什么做什么。腹外,脑外,胸外,泌尿外,整形外,等等,等等。一位据说是四川某知名军阀最宠爱的某姨太,患顽固性头痛。多方寻找名医无效。董果断地为其开颅,做额叶切开,术后竟治愈。要知道,那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呀!

除了精湛过人的医术之外,董在江湖上娴熟的为人处世的技巧,更是凡人莫及。董在沪上行医时,青帮红帮的不少头目都是他的病人,到后方之后,国民党的政要,当地的军阀,哥老会的袍哥,都尊他为神医。治愈一个病人,董就多一个朋友。他不需要专门去从属于哪一个圈子,但哪一个圈子中都有要用他并对他也有用的人。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住在牛棚。我每天去探望父亲之前,必须先在工军宣队指挥部的毛主席像前背诵父亲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罪名。那些罪名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其中一条吧,叫做“罪大恶极的青红帮头目”。据工军宣队指挥长说,父亲曾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的保健医生,代号“狗熊”,一起参加青帮。解放后却从未向党和人民老实交待。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土地上确实有过一场党和人民领导的,堪称波澜壮阔的“取缔反动道会门”的政治运动。只不过我那时岁数太小,并无印象。上小学之后,我只依稀记得这类所谓反动道会门都属于“迷信”。也就是说,属于一种愚昧,一种无知。我万分奇怪地询问父亲,你上过大学,学的又是自然科学,干吗要去信迷信呢?父亲只能苦笑。

父亲说,共产党“取缔反动的道会门”,诚然是希望老百姓能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但更重要的一点却是,共产党想把它自己在历史上和这些“反动道会门”的暧昧关系,就此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党远远不像它自己后来粉饰的那般伟大,光荣和正确。它和青帮,洪帮以及哥老会的袍哥们,都有过剪不断,理还乱,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就是在父亲回忆那一段往事时,头一次听到董秉奇这个名字的。

父亲说,蒋介石选择“狗熊”(大名熊丸)做他的保健医生,并非仅仅源于医术,而主要是源于信任。蒋认识“狗熊”时,“狗熊”不过二十八,九岁,没出过国,读的也只是六年制的同济。并且,严格地说起来,蒋信任的还不是“狗熊”自己,而是“狗熊”的那个父亲。“狗熊”的父亲是因何事何时认识蒋介石的,父亲没说。我只听父亲说,蒋介石麾下那个相当于毛泽东麾下的“中央军委”那么一个万分重要的机构,从南京迁到后方陪都时,直接就迁进了“狗熊”父亲的一所别墅。据说,蒋委任“狗熊”当他的保健医生前,曾先派人问过董秉奇。董对“狗熊”赞赏有加,说这孩子眼疾手快,心细手巧。还说这些都是天生的,学不会,等等。董保证,只要事关蒋和国民党政要,只要“狗熊”开口,他将随叫随到。这一下,蒋介石放心了。世人只知蒋介石的御医是“狗熊”,却不知道“狗熊”身后站着的,却是董秉奇。

就是这样一个照今天的流行汉语表达,绝对属于“大腕”级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却十分十分平易。因为是名医,董即使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也比其他行业中的知识分子们生活得富裕。但他在成都的宅子,却是一个所有湖北老乡们都能随时进出的聚会场所。他甚至对文华中学那些比他年幼一,二十岁的学弟学妹们都十分好。父亲曾对我说,你九舅就到董先生家过过圣诞(我母亲有两个哥哥毕业于文华中学。大舅王振华和胡传揆,董秉奇同届,不幸因患肺结核在抗战爆发前英年早逝。九舅王振楚则比胡,董年幼十七岁,后毕业于川大)。

说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董秉奇除了日理万机地行医,担任着四校联合的那所附属医院中那个极度繁忙的外科主任之外,居然还能忙里偷闲地从政。张群当四川省政府主席时,董曾当过张麾下的卫生厅长。这还不说,董甚至并不忌讳他自己和共产党的往来。在哥老会的袍哥组织中,他认识过朱德。而和贺龙,董甚至有过不浅的交情,能互称朋友。也正因为这样,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岁月中,大部分和国民党政要有关系的人仓皇赴台,董却能自如从容,岿然不动地留在了四川。一九四九年之后,董秉奇先生当过共产党麾下的某军医大学校长,几乎没受过一丝一毫的“冲击”(你别说,我们“伟大”的党还真难得这么仗义)。后来,这位神奇的董先生又准时正点地在公元1955年间突然倍享哀荣地辞世,那一年,他才不过五十五岁(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父亲那时怎样感慨万千地赞叹董的幸运。董要是再多活两年,就赶上反右了。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的另一项罪名就叫做“漏网大右派”,哈!)。

好了,言归正传,还是回过头来接着写胡传揆先生吧。

胡传揆先生1919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2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据说是八年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第四期毕业生。和董秉奇先生一样,胡先生也没有立即出国。他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的学位,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授予的。胡先生毕业时,协和医院中内外妇儿哪一科,他都能去。其中最容易扬名的是外科和眼科。胡先生身体好,有绝佳的视力,完全拥有“动手”和“动刀”的好本钱。但胡先生却选择了最脏,最苦,最难立竿见影地出成果的皮肤花柳病专业(那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临床科室,是附属于内科的一个专业组)。这一选择和当初选择医学一样,都和基督教文化中的慈悲心理和奉献情怀分不开。

胡先生在皮肤花柳病专业工作没多久,驻扎在北平郊区的冯玉祥部的士兵们,患上一种怪病。皮肤干燥,粗糙,瘙痒,表皮脱落。毛囊处有明显隆起和皮损,且伴有夜盲。因为当时整个中国老百姓生存环境的不洁净,胡先生的美国老师,也是他彼时的上级医生,猜测是感染。不是细菌引起的,就是昆虫或其他微生物。但胡先生却没有贸然地尝试着使用抗感染或杀虫灭菌的治疗措施。他决定搬到营房去住,身临其境地观察士兵们的日常生活。他发现,士兵们住的地方,并不比普通老百姓的住所更肮脏。但士兵们的伙食却极差,据胡先生观察,绝对低于北平地区普通老百姓的伙食。返回医院后,胡先生向美国老师汇报了他的观察和分析。胡先生认为,士兵们的病,和环境的洁净不一定有关,但和伙食,和营养,一定有关。美国老师完全同意胡先生的分析和判断,但带着胡先生查找了所有能查找的资料,美国老师却没能发现关于这种病的任何记载。怎么办呢?胡先生决定使用实验室的方法,来看看士兵们的身体中究竟缺少了何种营养素或维生素。

最终,检验报告和正常值的对比告诉胡先生,士兵们血液中维生素A,明显低于正常含量。美国老师带领着胡先生,一方面给士兵们补充维生素A,另一方面通知冯玉祥,立即改善士兵们的伙食。很快,这一“怪病”全部治愈了。士兵们皆大欢喜,胡先生的美国老师更是欣喜若狂。

在1930年的世界皮肤病年会上,胡先生在美国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维生素A缺乏性皮肤病》被宣读并发表。这是国际上第一篇介绍因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皮肤黏膜病变的论文,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赞扬。自此,维生素A缺乏症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人发现,描述、命名并治愈的皮肤病。在国际通用的皮肤科教科书(例如Fitzpatrick Dermatology)和辞书中,该病一直到今天都被称为C-K Hu(胡传揆先生的英文名)Disease。

对和自己平等合作,却绝不贪学生之功为己有,雍容大度的这位美国老师,胡先生毕生都怀着深深的,崇高的敬意。要知道,在扬名世界的这一年中,年轻的胡传揆先生,只不过才只有二十九岁呀!在后来漫长的医学教育生涯中,胡传揆先生以这位美国老师作为自己最光辉的榜样。在对自己的学生不遗余力的提携中,胡传揆先生永远默默地站在学生的身后。

胡传揆先生的另一个特别值得缅怀的优秀品质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不图任何虚名。他到美国去过两次,每次都是抓紧时间,学以致用,学完就走。以胡先生的英语和专业能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美国拿到各种名校的学位。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就胡先生的英语功底,就胡先生在中国亲手诊治的病人人数而言,他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地随手写写病例报告,就足够他在西方医学界沽名钓誉。但胡先生从不做这类事。除非十分必要,他甚至很少为虚名而去写论文或编书,他一辈子都身先士卒地生活在自己的病人中间。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父亲。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胡传揆先生力主父亲离开军队医院,离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场。其后他又劝说父亲改换皮肤花柳病专业。和外科相比,皮肤科是一个极小的科室。父亲思忖着,犹豫着。那时父亲在战后分发救济物质的一个机构工作,胡先生启发父亲说,你用自己的眼睛看看,梅毒,淋病,麻风在中国土地上是何等猖獗。这是你我献身医学之人的莫大耻辱。斯时,我的祖父母均健在。父亲想回家乡。胡先生赞扬父亲“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并亲自把父亲介绍给他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高班同学,湖北同乡,刘书万先生。在刘书万先生(当时的湖北省卫生厅长)和万耀煌先生(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是我父亲母系家族的亲戚)的全力支持下,父亲在家乡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皮肤花柳病专科。这就是当时的汉口市立医院皮肤科,今天在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仍享誉湖北全省的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

1953年,胡传揆先生筹建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花柳病研究所。父亲奉命去了北京,就住在胡府。斯时我的祖父已经去世,胡先生再三劝说父亲留在皮研所。胡先生说,未来的皮研所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直属机构,中国皮肤花柳病研究的最高机构。与此相比,武汉市的一家小小市立医院当然是微不足道的。斯时母亲也在北京,在胡传揆先生PUMC的同班同窗诸福棠先生麾下进修。诸先生非常喜欢天性单纯的母亲,不仅像上级医生喜欢下级医生,更像大哥哥喜欢小妹妹。由于抗战八年PUMC和华西合校,母亲有一大批同学在北京。母亲的学历,足够让她留在诸福棠先生身边工作。但父亲最终还是执意要回武汉。父亲对胡先生说,当年是你自己跟我说的,少写文章,不图虚名,治病要紧。武汉南来北往,九省通衢,是皮肤花柳病的多发区。我留在家乡有足够的病人可治。胡先生只能长叹一声。

(母亲跟着父亲回到武汉之后,进了刚刚建校的武汉医学院。最初那几年在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时,还有一大批华西坝的老同学们陪伴在一起。后来不幸调进第二附属医院,母亲就此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被一大群老老少少的上海人给淹没。写到此处,我忍不住给哥哥打了个电话。我说,为汲取妈妈的教训,遇到任何生意伙伴,一听到上海这两个字,我立即回避。有时甚至听到江苏浙江的地名我都紧张。哥哥在电话的另一头也叹气,他说,其实爸爸晚年也一定意识到,他当年不留在胡传揆先生身边工作,是犯下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胡传揆先生,诸福棠先生,中国的大地上,哪里还能找到这样好的老师和上级呀!而公元一九五三年,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还能享受残存的迁徙自由的最后一年。)

也就是在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皮研所的时候,胡传揆先生决定将以往的皮肤花柳病改为皮肤性病。从此,皮肤性病便作为临床医学的一个专业而被普遍接受。

更让人感动的是,胡传揆先生对不幸在政治的腥风血雨中被惨遭蹂躏的朋友,始终怀着不渝的情谊。当年父亲回家乡,胡先生把父亲推荐给他的高班学长,PUMC第一届毕业生,刘书万先生。1957年,中共武汉市委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诚恳”地希望各界知名人士给党提意见,以便帮助我们业已十分“伟大”的党更加“伟大”起来。父亲和刘先生同属医药卫生界代表。父亲在会上缄口未语。刘先生却被共产党的“诚恳”感动得热泪盈眶。同时与会一共有十三名医药卫生界代表,除父亲之外另外的十二名,包括刘先生在内,全部被划为右派。工资下降四级,并剥夺全部职务。罪名则是在那次会议上,“猖狂地向党进攻”。身处政治权力中心北京的胡传揆先生,当然比父亲,比刘先生,更清楚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险恶。但每次胡先生来汉,却一定会让哥哥在黄昏时分,叫一辆三轮车,去接刘先生来我们家一聚。父亲唯一能做的,是利用这短暂而难得的聚会,为刘先生买一点他老人家爱吃的武汉名菜。每一次胡先生走后,父亲都会无何奈何地为刘先生悲伤好几天。汉口的那家长航医院,本是刘书万先生回家乡后亲手所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先生,就不会有这家医院。但六十年代以降的长航医院职工,却没有任何人知道,谁是刘书万。刘先生是在我出国之后才去世的。哥哥代表父亲参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也因此,哥哥知道他老人家的卒年。但他老人家是那一年出生的,哥哥却忘了。我在网上四处搜寻,却没看到一丝一毫的线索。哥哥只记得,刘先生是宜昌人,他的家乡和胡传揆先生的家乡江陵,同属湖北荆州。

胡传揆先生身上,还有许许多多值得人们称道的,温文敦厚,善良大度的地方。1927年从PUMC毕业之后,胡先生遵父命回家乡,和原配夫人成亲,并育有一女。和后来的夫人,胡先生没有再要孩子,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病人和学生。和原配夫人的那个女儿,是胡先生唯一的孩子。胡先生最初把女儿接到北京读书。以后毕业了却仍然让女儿回家乡服务。女儿一家便一直住在武汉。父亲活着时,胡先生的女儿常带着外孙女到我们家来。胡先生视父亲为兄弟,让哥哥姐姐管他叫胡伯伯。但我却得称胡先生为爷爷,因为他的外孙女和我同年生,还比我大几个月。我童年时,胡先生会定期给父亲寄一大笔钱。父亲则负责将此钱一点一点地转交给一直住在江陵的胡先生的原配夫人,一直到原配夫人辞世。而事实上,胡先生并无任何要赡养原配夫人的义务。

1977年春天,我和二姐因为上七二一大学,都有幸放假。那个年代,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无度假这一词汇。我俩因此分外珍惜这难得的假期,二姐决定带我去北京游玩。父母在北京的亲友中,数胡府的房子最大,人口最少。那时胡传揆先生和夫人,保姆,三人住在西总布胡同13号的一个四合院。但非常不幸的是,一向身体十分健康的胡先生,在我们去之前的什么时候,因为不明原因的突发性脑细胞缺氧而晕厥了一次,而且晕倒在大街上。怀着深深的担忧,父亲再三嘱咐二姐,我俩除了去看望一下胡先生胡夫人之外,不得在胡府叨扰。事实上,我们去的时候,胡先生看上去已经完完全全恢复健康了。胡夫人是个十分热情也十分单纯的人,胡先生管夫人叫曦丽。印象中,胡夫人似乎老家是在南洋,是新加坡国人。我和二姐去的时候,胡夫人穿着鲜艳的外套,戴着很洋气的眼镜,和衣着朴素的胡先生对比鲜明。胡夫人拉着我们四下看,说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住,住着不走都行!哈!胡先生却一直热爱着自己的家乡,抱怨说,北京没什么好吃的。然后要我们自己定时间,他请我和二姐吃北京烤鸭和西餐。想起父亲临行前的再三叮嘱,二姐不敢造次。就这样,我俩既没在胡府住,也没让胡先生请我俩吃烤鸭和西餐。很多很多年后回首往事,我和二姐才深深遗憾。假如那之前胡先生没有晕倒,我们能在胡府住几天,就能多和老人聊聊天了。

因为想起1977年的北京之行,我又想起了另一件题外的趣事。

我和二姐到北京去的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北京的亲友人人繁忙。我和二姐大多数时间只能自己四下乱转。有一天,我俩到城外看什么名胜,忘了是十三陵还是长城。回来时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我俩说着武汉话,被一个背着一只书包的男孩子听见了。他走过来问二姐,你们是武汉来的?二姐说,是啊!在北京碰到武汉来的人,我们仨都很兴奋。小男孩问二姐叫什么,是武汉哪个单位的。二姐说,我叫汪伶伶,武汉制氨厂的工人。工人?小男孩很吃惊,那你们怎么到北京来了?二姐说,我们是自己来玩的。武汉的一个普通工人竟随随便便到北京来玩,那绝对不是一件天天都会碰到的事。小男孩当然更吃惊了。你呢?二姐问。小男孩说,我叫张炜,是硚口区教育局的干部。哈!我和二姐都笑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小男孩,居然说自己是干部,还是教育局的,哈!小男孩脸红了,但随后认真地说,我真的是干部,真的是硚口区教育局的。我到北京是出差……。哈!我和二姐笑得更欢了。

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和二姐实实在在是有眼不识荆山玉。

那个貌不惊人,长着一只大大的脑袋的小男孩,在高考恢复后的1978年春天,考上了北京大学。因为入学前就是党员干部,他很快就开始在未名湖畔叱咤风云,后来差一点真的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哈!不过说真的,这位张炜,应该深深地感激邓小平才对。是1989年6月4日的枪声,唤醒了他的良知和理性。让他最终能勇敢地唾弃“体制内”高官肮脏的名和利,挣脱那个党根本不可能悔改的“平庸的邪恶”,从而赢得自己坦荡,清白而辉煌的后半生。

说起来,那个年代的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还真是人才济济。除了出了张炜之外,还出过一个胡树祥。

十多年前,我曾回武汉参加过一次侨办的活动。那类活动中间,照例有一天是由党设宴款待来宾。我有幸被安排在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边就坐。那位领导和蔼慈祥地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武汉大学。领导问我是哪一级的。我说七七级。那位领导接着说,那你应该认识胡树祥吧。我肃然起敬地说,那当然!武汉大学七七级的,哪有不认识胡树祥的。他那时是武汉大学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湖北省学联主席,湖北省青联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说真的,要让我一口气背出胡担任的全部职务,我非得缺氧窒息不可。领导接下来问我,你看我长得像谁?我本想假惺惺地说一句您长得像邓小平。但想到那时邓已经永垂不朽,我犹豫着没敢造次。没想到那位领导人随后告诉我,他是胡树祥的弟弟,时任武汉市市长(我没告诉领导的是,我认识胡树祥其实纯属偶然。胡的夫人碰巧是我的一位小学时代很要好的同学)。胡树祥上大学之前,和张炜一样,也是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的干部。也因为入学前就是难能可贵的党员干部,胡几乎一登上珞珈山就开始叱咤风云。我们忙着考研究生的时候,胡已经宾至如归地修满学分,提前成为哲学系毛泽东思想专业的研究生。

(回想起来,红朝高祖年间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方法,既简单明了,也成效显著。就拿武汉的六九届初中生来说吧。先是不由分说地剥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那些,一天中学也没上过的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权利。把他们统统赶到乡下,去接受回归愚昧的“再教育”。然后让筛选出的那剩下的百分之五可靠的红色接班人,留在城里,目不斜视地接着上高中。上完高中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城里工作。说真的,这些幸运儿们,要是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还成不了“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那也太有点对不起他们“伟大”的党了,哈!就我自己而言,我得承认,我对竟不让我和我的同龄人上中学这件事,一直怀着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这种做法的恶劣,远远超过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大学传授的不过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中学教育,那却是通识教育。那关系到的,是这些孩子们这辈子最终能不能长大成人的大事!我的那些不幸的同龄人们,你们要是自己不去“拿起笔,做刀枪”,后世的孩子们,还有谁会知道你们曾遭受过的苦难呢?)

好了,还是书归正传,接着写最后这几句胡传揆先生的尾声吧!

胡传揆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他去世后,北京医学院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遗体加工成能让学生们学习解剖生理学的标本。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上第一节解剖生理学的学生,都要向放置在玻璃柜中的胡传揆先生的骨骼鞠躬致敬。

这是一位多么坦荡,多么豁达,多么让人尊敬,多么让人难以忘却的老人啊!


(这是原北京医学院校史网上的照片)

如今,当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胡传揆先生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已如广陵散绝。走进网络,打开微信,人们读到的都是为外交部长夫人章含之配肾而误杀聂姓犯人一类触目惊心的消息。胡先生和老一代为医者若天堂有知,情何以堪呀!

记得黄永玉先生曾意味深长地指出过,中国的大地上因“水土流失”而“树木”消亡。后世的孩子们将“不知有树”……

而事实上,就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言,1949年前“水土”未流失的中国大地上,岂止只是有“树”啊,那实实在在是一片值得我辈毕生去游览的“林”……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
写于德国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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