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

作者:Brigade  于 2019-1-2 08:1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转文|通用分类:热点杂谈|已有1评论

  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抑或“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撼,但回到现实生活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该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构成的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构建起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型,保证国家稳步前行实现中国梦?答案是跳出“格瓦拉困境”是关键。

  

  “格瓦拉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

  具体来由,则是古巴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刚果(金)、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格瓦拉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

  “格瓦拉困境”广泛存在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整个国际共运。

  除中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至今没有一个成功跳出困境。当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困境,但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至少说明经济领域基本跳出。可以断言,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格瓦拉困境”是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精神大厦的建构和精神力量的激发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伟大尝试,其突出反映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进行“姓资姓社”之争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从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苏共的后尘。问题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领域中很难突破,其自我神圣化导致脱离实际甚至无视客观存在,结果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悬在空中不接地气。

  我们的精神大厦建筑于革命理论,曾经得到过世界冷战的支持和强化,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博弈已经开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方向迁移。过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生态的支持,我们的精神大厦坚固,精神力量充足。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尤其世界观是颠扑不破的,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政治图景。今天,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和主导的情况下,原本坚固的精神大厦开始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几乎无法纳入。早前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尚可丰富其中,后来发现农民起义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轮回,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真正推动历史进步,这也是黑格尔等西方许多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人类的起点和童年”的原因。曾经被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后来发现其腐败程度不输于清王朝;作为爱国主义最好教材的义和团运动,其拳民竟然有那么触目惊心的暴虐行为。不得已,这些精神元素开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这里,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产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排除之外,我们的精神创造只能从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还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西方世界显然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不需要以革命的标准来划分、切割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美国为例,其精神渊源一定是从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开始,期间没有切断,即便他们也发生过“国共内战”式的南北战争,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捡。主客观原因导致了我们必然也必须切断自己的历史,结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狭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态变更,应对新情况新问题能力弱化。近来媒体连续报道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明确地方庆典应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这或许就是一个价值坐标改变的小小努力,发展开去未必不厚重我们的精神大厦。

  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和症结存在,我们已经面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且难化解。共产主义信仰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甚至是共产党的生命,因为失去这一信仰就有丧失执政权之虞,甚至是这个政党的瓦解。道理可以从奥巴马的观点中引出。奥巴马说过,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原因是看谁有能力给选民更多利益。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就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更多追随者,问题在于现有理论已经无力做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路径堵死了。那么,新的路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积累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借助“看不见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钟人”,“罗斯福新政”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这说明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主要看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不适合再发挥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力,即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后,就不应过度使用政权的力量,而应当加强价值观的引领。实践证明,当房地产调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股市发展也要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将失效。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过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须激情燃烧,执政必须平和平静,坚持按规律办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几乎没有几个政党能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论武装和精神灌输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伟大理想付出几百万生命,这已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革命阶段伟大并不注定执政阶段也伟大。革命与执政区别很大,下面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是普世价值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普世价值。然而,由于“格瓦拉困境”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价值观,结果把“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让给西方。以民主为例,这本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已经形成,且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如今却成了西方国家专有。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不能找到相对一致的东西,我们评价世界还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类还会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还会走向和谐吗?所以,我们可以批判西方试图将其核心价值观强加于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否认人类共有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普世价值。

  二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带有根本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主要通过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实现。革命阶段共产党为什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因为从理论到行为都没有人民之外的利益,并且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高尚看得见摸得着。进入执政阶段呢?整个集团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并无不妥,关键是能不能科学划分利益,进而规范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讲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利益等级化、集团化,这就把共产党置于被动地位,且处于道德困境。苏共为什么被人民抛弃?原因之一是获得了利益,而且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还大讲自己在牺牲奉献,落差的结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伦理规则问题。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掌握了巨大权力的情况下,很多责任并没有人承担,尤其是道义责任。在西方,政府官员因道义责任而引咎辞职者大有人在,在我们这里却很鲜见,原因在于我们只关注组织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伦理的规范。再进一步讲,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话语系统都在模糊甚至泯灭规则和标准,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谈抽象的政治,结果便没有了政治,尤其没有了执政党成员的具体规则。我们曾经认为政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处在革命阶段自持正义性和神圣性,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执政后还能不择手段吗?倘若总以敌对思维开展政治活动,必然处于无休止的“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循环往复,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实现。

  四是党的领导能力有限与无限问题。看一下西方社会,民众想见市长州长很容易,我们的群众要见市长县长很难,有人开始怀疑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从公仆异化为老爷,其实这主要源于权力运行模式。在西方社会,因为三权分立,也因为经济规律,行政官员的权力很有限,民众出现精神问题进教堂,产生司法之争进法院,想赚钱到市场,找市长州长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的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这个包揽在单一社会是可行的,可在社会高度分化、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揽一切,必力不从心。结果不仅没有强化党的领导,恰恰会走向初衷的反面。

  尽管存在着“格瓦拉困境”,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每一种文化和制度下的国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会运行规则,不可能完全一样,在政治之外的社会调节力开发出来前,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丢掉。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抛弃政治,而是政治要发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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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3 回复 Brigade 2019-1-2 08:13
显然,这篇2013年8月的文章太乐观了。共产党反倒转坏了。再从现在能转好,是不可能的。反动共产党跟习近平应该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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