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论

“将单纯政体的所有优势和特点结合在一起，使每一方都不得逾越自己的界限，蜕变为相应的堕落政体。每一方面的权力都受到对立的一方的钳制，任何一方都不使某一方偏向或超越某一方。因为权力钳制原则的存在，这样的政体得以长期处于和谐、平衡状态，历久而不衰。”

——《历史》，波里比阿(Polybius)

对于古罗马的历史，有四位古代历史学家的作品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他们是波里比阿、李维(Titus Livius)、狄奥多罗斯(Diodor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崛起的时代，作为摧毁迦太基的罗马统帅小西庇阿(Scipio Amilianus)的挚友，他亲身见证了罗马的崛起。作为一个有着希腊贵族血统的当时最出色的人文学者、军事家、和前希腊的行政官员，他对罗马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位于地中海一角的未开化小国，在53年之内征服了几乎当时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地方的业绩，极为好奇。为此，他写出了一部古代最出色的罗马史——《历史》(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来探究罗马是怎样成就这样的丰功伟绩的。

波里比阿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结束之际,生日不详。出生地为麦加洛波利斯(Magalopolis)城，该城在当时属于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波里比阿的父亲吕克塔斯(Lycortas)是活跃于亚该亚联盟政治圈的大地主，曾任同盟统帅和决策人。波里比阿从小就想出人头地，参与政治事务。波里比阿所受的教育是实用性的，非学院派的。他受过良好的骑射和狩猎训练，他以批判的眼光研读过他所处时代和以前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波里比阿对经典文学和哲学也涉猎很深，他对政治理论有特别的兴趣，并从他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理论和混合政体理论。这在《历史》一书中的第六卷中专门论述罗马的共和政体中得以体现。无论是波里比阿历史著述和历史理论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在这两方面他非常接近现代的历史学家。

公元前182年，波里比阿被赋予了一项殊荣，作为亚该亚当代最杰出的人物去恭捧盟主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的骨灰。他还为菲洛波义曼写了一篇传记。公元前181年，他被选为赴埃及的使节，但因埃及国王去世而未能成行。公元前170年，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波里比阿被选为亚该亚同盟的骑兵司令，这是亚该亚同盟军中的第二高位，可见其军事才能亦非常人可比。但是，在公元前168年的毕德纳(Pydna)之战中，亚该亚联盟兵败，希腊联邦危在旦夕。罗马政府勒令希腊各城邦送一千名公民到罗马去做人质，波里比阿则作为谈判代表来到罗马，但在罗马也被当作了人质，羁留罗马16年。

到了罗马之后，波里比阿幸运地与罗马统帅保鲁斯(Aemilius Paullus)的儿子小西庇阿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谈话，并建立起了友谊。于是，波里比阿被允许留在了罗马，同时担任小西庇阿的家庭教师。在保鲁斯家里，波里比阿被当作客卿，而不是人质。通过西庇阿家族的关系，波里比阿结识了很多罗马权贵，融入了罗马上流社会。波里比阿因此获得了自由出入罗马国家图书馆的特权，波里比阿在罗马国家图书馆接触到了大量的罗马史料文献，还有大量罗马从其他国家获得的史料文献，为他后来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151年，小西庇阿志愿在西班牙服役时，波里比阿随侍身边，并和小西庇阿一起进入了非洲，在非洲他曾和年迈的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马西尼沙(Masinissa)见过面，谈论过汉尼拔战争。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波里比阿曾翻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取得70年前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的第一手资料。

公元前150年，被羁留在罗马的亚该亚人获释回家。但回家不久，小西庇阿就派人召唤他去围攻迦太基的军营中。此时正值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关键时刻，波里比阿被作为军事专家而受到重用。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论文《论战术》(Tactics)。普鲁塔克曾提及，波里比阿曾给予小西庇阿军事建议。波里比阿还留下了见证迦太基城的被攻占和烧毁，也见证了著名的小西庇阿哭泣。

公元前146年，罗马与亚该亚爆发战争。波里比阿担任罗马人与亚该亚人之间的中间人。同盟被解散，罗马撤出亚该亚时，要求波里比阿留下来，规范城邦间的关系并解决新宪法的地位所衍生出的各种问题。此间，他还曾巡视希腊个城邦，裁决争端。波里比阿对亚该亚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及赞许。

此后，关于波里比阿的记载很少。他曾游历过亚历山大城。他常常和西塞罗等当时著名的文人与理论家讨论过罗马的政体问题。82岁时，波里比阿从马上摔下而死。

波里比阿生活的年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年代。当年的罗马征骑四出，所向披靡。罗马逐一地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造成了大一统局面。面对这些惊心动魄的伟业，波里比阿立志著一部通史，以此来探究罗马是如何成其伟业的。

波里比阿一生中留下了好几部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部《历史》。《历史》一书取材广泛，除了他的亲身经历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大量的演说辞，当事人的书信，文书档案。这些史料的可信度非常之高。《历史》主要叙述了三次布匿战争，回顾了罗马的兴起过程，以此来说明罗马在短短的53年间是如何打败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并占领了叙利亚、北非，进而称霸地中海的过程。

波里比阿写作《历史》的动机很简单，他在书中曾反复提到：“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文明地区，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种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53年间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如此的？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制胜的呢？这些伟业是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伟业，一个人怎能无动于衷，黯然无述呢？”《历史》就是要解释罗马成就其伟业的理由，波里比阿计划以30卷的篇幅来完成这项任务，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到公元前145年结束，共70余年。波里比阿还考察了罗马是如何行使其霸权的，并考察了罗马在成功之后的和平和灾难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以此来决定罗马是否值得赞美或谴责。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波里比阿即是见证人也是参与人，甚至是主导者。波里比阿不但写出了这么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也因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成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目前存留下来的《历史》一书，只有头五卷是完整的，其他各卷皆有残缺。不过从这些存留下来的部分里，我们仍可窥见全书的面貌。头两卷是引言，简述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史实。接下来是对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不但描述了战争的细节和史实，还探讨了罗马国家制度的特点，及其胜利的原因。接着是对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叙述及迦太基的毁灭，还有罗马在地中海东部所进行的战争，希腊城邦的被征服。此书主题鲜明，首尾一贯，条理清晰，把罗马的武力扩张和共和国的建设作了详尽的、综合性的叙述。波里比阿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当代史。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后来研究罗马史的人，都不得不从他提供的事实出发。

波里比阿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在他的《历史》一书中对罗马的制度及其演进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在《历史》的第六卷中，对当时的政治理论作出了批评，并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论基于他的历史研究的，因此很有说服力。

波里比阿希望《历史》的读者能从中获益。这些读者主要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波里比阿的《历史》是一部与当时流行历史著作完全不同的历史著作。他的历史观是他的政治理论的基础，而他的历史观在当时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波里比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通史和世界史的角度去阐述历史事件的人。《历史》是一部涵盖了整个人类居住世界的历史，波里比阿认为只有对整个世界有透彻的了解，才能对其原因和后果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才能了解命运女神在人间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得到教训。在波里比阿笔下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事件在罗马的参与下有所关联，并导致了单一的结果。

第二，它没有将历史戏剧化、文学化。真相在波里比阿这里是第一位的，因为唯有借助于真相，历史才能被赋予指导人类行动的目的并提供道德教训。波里比阿说过：“作为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就会变得完全无助，历史要是被剥夺了真相，就所剩无他，只有空洞无益的故事而已。”波里比阿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一切个人成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法官，从大量的事实证据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强调“史德”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决不可以以自己的好恶来歪曲事实。波里比阿非常重视实地调查，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他曾经不辞辛劳地到过西班牙、高卢、利比亚等地进行访问。为了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的经过，他便循着当年汉尼拔走过的路线，亲自走了一遍。

第三，在波里比阿的《历史》中，神明不再出现，在他的眼里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与环境及国家的互动，这些互动被记载下来的就是历史，是人类用来判断未来事务的根据。但是，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在冥冥中主宰并创造出许多新现象的命运，而波里比阿时代的命运就是，罗马将统治世界，而世界也将成为一个整体。

第四，波里比阿强调独立思考，不轻信他人的记载。尽管波里比阿也引用他人的著作，但他在引用之前都经过反复研究，决不轻信。波里比阿认为历史学家切不可倚门傍户，随人仰俯。波里比阿律己很严，他曾写道：“我请求我的读者们注意，不管是我同时代的人或是将来的人，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你们就可以无情地批驳我。”

第五，波里比阿很注意历史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鉴往知来，通古今之变，为此必须揭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波里比阿说：“单单叙述一件事，当然有趣，但却没有教育意义，如果能补充说明前因后果，那么历史研究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以历史事实来比照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方法和根据，用以推断未来。” 波里比阿认为历史事件构成统一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命运主宰着世界秩序，和各国的政治联系，当时的命运具体体现就是罗马统治世界。

第六，波里比阿非常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他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历史乃经世致用之学，非好古敏求、寻章摘句也。历史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垂训作用。”波里比阿把历史当作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他认为历史可以使人们的心智广博，也可以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历史为人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先例，使人们知所遵循。波里比阿指出：“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因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益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使得我们遇事能采取正确的方针。”他还说过：“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难关、战胜命运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探索精神构成了史学家的基础。波里比阿把希腊哲学先贤的思想加以改进，并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加以发挥，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并以此来考察罗马成功的原因。在波里比阿的眼里，罗马的优势在于其高尚的原则，优越的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和平衡稳定的政体。波里比阿和他的前辈希腊学者们普遍相信政体对任何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是最重要的因素。波里比阿以希腊混合政体的理论来分析罗马的政体。在他眼里，罗马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及民主政体的混合体。这是从公元前五世纪以来，被认为是所有政体中最佳及最稳定的一种，斯巴达的莱克格斯(Lycurgus)政体为其典范。在罗马成功的众多原因之中，波里比阿最为强调罗马共和政体的作用，他认为共和政体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波里比阿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好的政体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及统治者的智慧和善良的治理。

在《历史》第六卷中，波里比阿专门论述了罗马的共和政体，揭示了罗马的共和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具有的优越性，尤其是在坎尼之战后罗马因其政体的特性而逐步复兴的原因。在这一卷中，波里比阿提出了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论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政体可以归类为六种政体，其中三种为单纯政体，它们是君主政体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其他三种是前三种政体的变态，即其堕落形态，它们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波里比阿认为国家的政体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质，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与一切事业的成败。

在政体演变的历史中，波里比阿认为人的心理因素非常重要。他认为人性有动物的一面和理性即心灵的一面。人类的相互关系及政体的演变皆有两种制约：一是非理性的、围绕着权力与自我膨胀展开的竞争；另一个是理性的、超越这种竞争的、力图建立一个更好、更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活动的理性。最初的社会来自于人类的群居性，领袖们必须是最有力量的、最具攻击性的人。这种非理性的冲动被波里比阿称为“自然的最真实的功能。”关于政体的产生，波里比阿的解释是：社会的起源在于人类的群居天性，人类结成群体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但是，人类时常遭遇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于是一大部分人被消灭，他们的知识和政体也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的繁殖，人口增加，于是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生的弱点，人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这时，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其他的人。”人类天生的攻击性导致了群体内的争端，于是最有力量的、最具攻击性的人掌权，这种以体力和勇气而建立的统治，即为王政。

接着波里比阿论述了理性的作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发展起来，君主政体由此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有了这些观念后，理性代替了勇敢与力量，波里比阿认为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君主政体时代的“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这些观念意识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 君主政体的统治者虽为一人，但与王政统治不同，君主的统治“被他的臣民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乃通过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君主们兴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总的来说，君主政体的起源不仅在于人民需要依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也在于他们相信君主能够给予人民以所应得的份额。人民的服从不再是出于畏惧权力，而是赞同君主的判断，并合力拥护这种统治方式。这时的社会已产生了公平、公义、互惠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波里比阿还明确地说明了君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公正与理性。

波里比阿将国家的产生和政体的更替视为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过程，其中所有的单纯政体都会蜕变为相应的堕落政体，直到政治衰败的顶点。这是波里比阿从斯巴达、马其顿、迦太基、罗马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这种由一人统治的制度也注定会堕落，初期君主统治的目标是臣民的优良生活，君主和人民同样过着普通人生活。“但是当统治者以世袭的方式获得权力后，发现他们的安全很有保障，食物充足时，过分的富足引诱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当通过特殊的服装和臣民们区别开来；在准备和提供食物时，他们应当更加奢华和多样；在追求爱情时，无论其多么不合法，也不应有任何阻碍。这些恶行先是引起了嫉妒和愤怒，然后是极度的仇恨和暴怒，于是君主政体变成了僭主政治。”少数出身高贵又勇敢的贵族们无法忍受，推翻了僭主暴政。人民出于感激，授权贵族，于是产生了贵族政体。其统治原则依旧是公正与理性。这一政体中的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政治的目的是人民的幸福。

贵族政体是一种最优秀的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虽然贤明，却无法长久，“下一代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但他们自襁褓中就享受着权威和特权，在此环境中成长，他们缺少痛苦的经历、公民平等以及言论自由传统，于是他们抛弃了高尚的责任，有些人极为贪婪，毫无原则地聚敛钱财；有些人转向放纵并有了与之相伴的过火行为；还有些人侵犯妇女，强奸男童。于是，他们把贵族政体变成了寡头政治。”人民到了难以容忍之时，就揭竿而起，推翻了寡头政治。鉴于教训，“人民不再立国王，因为他们对国王过去的不义行为的记忆犹新，他们也不敢把政府委托给少数人，因为寡头政治所犯的错误就在眼前。”取得权力的人民不再相信原来的统治形式。于是，他们自己承担起了管理的职责，建立了民主政体。其统治原则是自由和平等，人民普遍服从法律，尊重神祗、父母和长辈。

波里比阿说：“一旦新一代继承了民主政体之后，尤其是当民主政体落到创建者的孙子辈的手中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平等和自由，以致于他们不再重视它们了，希图让自己超出于公民之上。最有可能受此诱惑的是富人。一旦当他们追求官职，发现无法通过努力，凭借他们的优点达到目的时，他们就会以各种手段引诱、腐蚀人民，并因此而破产。由于他们无理性地追求出人头地，在民众中煽起了对贿赂的渴望和接受贿赂的习惯，于是民主政体就转变成以暴力和强力来维持的政府。这时，人民已习惯于靠剥夺他人为生，他们赢得生活资料的希望取决于其邻人的财产。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个野心和胆子够大、但因为自己的贫穷而被排除在统治圈外的领袖，他们就会引入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制度。此后，他们联合起来，屠杀、放逐、剥夺对手，最后堕落到野蛮状态。此后，他们会找到一个主人和专制君主。”那种以暴力为基础的政体即为暴民政治。此时，人民完全被激情驱使，希望一切由自己决定，暴力横行，法制废弛。暴民政治是政体更替的终点。此后，新的君主政体又会建立，政体的循环再次开始。

“这就是政体的循环，政体的变化、消失以及最终回到它们的起点的过程，本质上是由政体自身决定的。”波里比阿特别强调，该理论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只要理性不被偏见和嫉妒蒙蔽，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他确定的标准，判断一个共同体的政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下一阶段将会如何发展。波里比阿相信，人们可以通过鉴别各个政体的起源与演变，去洞察单纯政体和堕落政体间的不同。他指出：“如果人们能够纵览全局，明白一种政体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的，他们就能预测这种政体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进一步生长、兴衰、蜕变，直到走向终点。”

波里比阿关于政体循环的理论基于人性，即人类如果没有制约，将会无法无天。在议论斯巴达政体的优越性时，波里比阿指出，三种单纯政体之所以无法持久，是因为对人性缺少必要的制约。君主制因其专制，贵族制因其寡头，民主制则因其暴力统治而产生败坏。这种败坏，往往源自统治阶级自身，就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论，就是掌权的君主和贵族。因为缺乏制约，他们就会无法无天，使政体发生变化。民主政体的败坏，来自其中有能力、有财产、却认为自己受了不公正对待的社会上层人物，他们出于野心而讨好人民，导致了暴民统治。因此，最优秀的政体不是单纯政体，而是“将所有政体的优良与突出部分合成其中，不让任何一种原则不恰当地成长，变成其堕落形式，而是各自都被其他原则所抵消，任何一种原则都不会取得胜利，抑制另一种原则，这样的政体就像一艘装载平均的船只，总是保持平衡。”因此，混合政体是最稳定、最持久的政治体制。

作为一种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政体的分类以及单纯政体的腐败问题。关于各种政体的特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有论述，但柏拉图的归纳与波里比阿的不同。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论及了混合政体，将斯巴达的强大和稳定，归于莱库古创立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明确把政体划分六类，其中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为正宗政体，它们的变态种为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

波里比阿承传了那些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分析，他的政体划分、政体的特征及对混合政体的推崇，都在希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那里有过论述。波里比阿甚至不对各种政体的特征做论述，他认为读者应当对它们很熟了。但波里比阿的论述有他的独特之处。首先，对于政府的产生，他与希腊哲学家不同，他将之归于人类的弱点，而非希腊哲学家说的是人类为达到某种善。政体的基础为理性。尽管，王政和原始君主制都以一人统治为特征，但君主制较为优越，因为它是以理性排除了非理性的冲动和暴力，君主的统治因此有了正义性。君主制堕落为僭主政治，是因为丧失了理性。贵族政体堕落为寡头政治，民主政体堕落为暴民政治，都是因为统治者和社会丧失了理性，回到了原始状态的野蛮人。第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未明确指出政体的循环。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可以转换，民主制可以变成僭主制或贵族制，贵族制可以转化为民主制或君主制，并没有波里比阿政体循环理论的整齐划一。第三，在政体分类中，波里比阿将民主政体归入一种单纯政体，并第一次定义了暴民政治。波里比阿的民主政体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有明显区别。波里比阿说：“民主政体，既传统，又习惯于尊重神灵，关心父母，尊敬老人，服从法律。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取得胜利。”那种“人民随心所欲地做他们喜欢做的，或者是头脑里想到的任何事情的政体，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暴民政治。暴民政治中的人民不再是人，而是以剥夺、抢劫和杀人为乐的暴徒。波里比阿强调，他的政体理论是可操作的。人们可以根据某一政体的特征，把它归类，判断它所处阶段，并指出它的未来走向。尽管，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的真实发展中，都有很多问题，但波里比阿的单纯政体循环论，是他分析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优越论的出发点。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与政治家，波里比阿深深懂得政体的稳定是一个国家强盛与成功的基础。他探讨政体演变的规律，就是希望发现一种普遍理论来解释以往的政体变化并预见未来政体演化趋势。政体的循环是自然的无法抗拒的，但是，波里比阿还是想发现一种政体以此来逃脱这种政体演变的历史宿命。这时他把眼光转向了罗马共和国。

尽管，波里比阿是希腊人，但他长期生活在罗马，并和罗马上层如西庇阿等家族有着密切联系，他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切而直观的理解。他撰写《历史》的目的，一方面是探寻罗马强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为使希腊人了解罗马的政体。波里比阿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解释罗马共和国政体为何能长期地保持优良、高效的状态。波里比阿始终强调，罗马共和国的主权者是人民，罗马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当政治体制因统治者的作为堕落到无法忍受时，是人民起来改变政体，并重新把权力授予新的统治者。波里比阿始终认同，权力只有来自人民授予才是合法的这一理念。这方面，波里比阿是直接继承了希腊城邦的实践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主权属于公民团体的观点。

在论述罗马共和国政体时，波里比阿强调罗马政体的混合特征，“控制罗马政制的因素有三个，这三种因素的代表机构之间的分布和规定是均衡的也是合理的，以致于，罗马人自己都不能肯定地宣布，他们的制度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当自然，因为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盯在执政官的权力上，那政体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彻底的君主制或者王政；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我们关注公民大会的权力时，它好像是最明显不过的民主政治。”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基本做法是：“将单纯政体的所有优势和特点结合在一起，使每一方都不得逾越自己的界限，蜕变为相应的堕落政体。每一方面的权力都受到对立的一方的钳制，任何一方都不使某一方偏向或超越某一方。由于权力钳制原则的存在，政体得以长期出于和谐、平衡状态，历久而不衰。”在这种权力制约平衡中，人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每一方始终保持着对另一方权力自我扩张的警惕。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和斯巴达的混合政体的稳定是因为它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也没有错误的自我保全原则，从而那种压迫性的、自私的统治形式难以发生。

波里比阿具体、清晰地描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力。波里比阿说执政官拥有如下权力：在罗马以及在战场上，执政官享有最高权力，所有官员都是他的下属，保民官除外，都必须服从于他。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他将外国使者介绍给元老院，负责执行元老院决议。对罗马内部，人民管理的各项事务由执政官监督执行；他们召集公民大会，提出具体措施，执行公民大会的命令。在财政问题上，如果在战场上，他们可以按需要从国库提钱，自主开支。他们在战争的准备及战场上的指挥权是绝对的：他们能向罗马同盟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要求，指定军团长官和财务官；征调兵员；有权处置现役士兵。元老院控制国库，规定收支；在意大利，它负责审理、裁决同盟之间的纠纷；对外交上，元老院的权力最为显著。它接待外国使节，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请求做出答复；元老院派出的使节有权处理罗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元老院还负有监督意大利同盟事务的责任。关于公民大会的权力，波里比阿是这样论述的，“只有公民有权授予荣誉和进行惩罚，它们是各个王国、国家和全部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公民有权审理涉及大量罚款的案件，当需要对罪行进行严厉惩罚，尤其当被告是曾担任过最高职务的人时。他们是唯一能够审理死刑案件的法庭。”“基于同样的原则，是公民把官职授予那些实至名归之人，这是国家能够提供的最高奖赏。此外，公民有权批准或者拒绝批准法律。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就战争与媾和问题进行讨论。在诸如缔结盟约、终止敌对行动和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是公民批准或者拒绝它们。”也就是说，罗马国家的最后主权属于全体公民。

波里比阿并不将眼光局限在具体的制度上。对波里比阿来说，国家组织，即政体的构件，包含宽泛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律制度，在这方面，他属于希腊政治思想的主流。对现代人来说这属于不同的范畴：正式的政府结构和非正式的社会与文化习惯，构成了古代希腊人思想中的政体观念，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道德占据了中心地位。在罗马人的思想中，习俗、道德、宗教、文化与政治是混为一谈的。因此，波里比阿不仅重视罗马的政体，也强调罗马人的私人和宗教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国家由富有智慧的人组成的话，宗教就没有必要，如果国家由平庸之辈组成，就应该保持宗教信仰。波里比阿对罗马的法律也大为称道，他写道：“在我看来，每个国家有两个东西是基本的，由于它们的存在，国家的原则和政体或者表现为令人期待，或者相反。我的意思是风俗和法律。在这些方面令人期待，让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公正而秩序良好，国家的一般性格也会温和而公正。而那些应当避免的情况则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民族的风俗和法律良好，那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公民和国家也必然因此良好，如果我们注意到那里的人私人生活贪婪，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个国家总体上必然糟糕。”在描述具体的罗马的共和政体之外，波里比阿还分析了罗马的军事制度和宗教习俗。他着墨在罗马军事制度的篇幅，比政治制度多出一倍。他描述了罗马的征兵程序，军团长官的选举和指定，交战时的队列和新老兵的配置，武器装备和薪饷，还有他们的营盘，事无巨细。波里比阿对罗马人的严谨和勇猛的极为推崇，但罗马人对败兵的处置，则让我们震惊：担任掩护的士兵因恐惧放弃了阵地，或者丢失了武器，几乎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并遭到亲人的唾骂；一个军团逃跑，面对的是什一抽杀，幸存者的命运不更好，“其他的人将得到大麦而非小麦作为给养；并被命令在毫无保护的营盘外安营。由于不确定谁将抽中，因此抽上致命签的危险和恐惧影响到所有人。由于以大麦为给养的公开耻辱降临到所有人头上，这种做法在激起畏惧和纠正恶行上可以说设计得最为精妙。”这就是在坎尼战役后，尽管罗马人力无比紧张，却拒绝赎取被俘的八千公民，并制定法律，“在战场上，不胜利，则死亡，若战败，则没有人身安全。”

波里比阿说，罗马人为死者发表颂扬其功绩的演讲、将死者面具摆在家中显著位置，在葬礼和公共祭祀时戴上面具游行的做法，“对一个有志于成名和追求美德的年轻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高尚的场景了。因为看到那些因优秀而著名的人物的面具，他们全部摆在一起，栩栩如生，哪个不会受到鼓励！还有比这样的场景更加光辉的吗？此外，那个就死者发表演讲的人在谈过死者后，会从最早的那个人开始，重述那些面具在场的人的功绩。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不断报道勇敢者的事迹，那些行为高尚的人的名声得以不朽，那些为国家提供过良好服务的人的名声也广为人民所知，成为后代未来的遗产。”这无疑是一种宗教功能。对罗马人来说，宗教还有另一种功能：“由于所有的大众都善变，充满非法的欲望，拥有无理性的激情和狂躁的愤怒，大众必须由不可见的恐惧加以遏制。我说的不是古代那种匆忙而且随意地在人民中引入的关于神灵的观念，以及对地狱的恐惧，而是说现代人非常匆忙且愚蠢地将这类信仰驱逐了。其结果是……在罗马人中，那些处置大笔钱财的官员和副将们，因为他们相信誓言，维持着正确的行为。”所有罗马人都两袖清风，几乎没有出现贪污行为。

纵论罗马政体时，波里比阿指出，若单从某个因素来看，罗马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三种因素的相制平衡，成全了罗马的混合政体。在分析三种因素的制衡与竞争时，他把重点放在了元老院和执政官之间的制约上，尤其是元老院对执政官财政上的牵制。在公民与执政官的关系上，他强调对和约的批准与拒绝、执政官卸任时需向人民述职两项。而人民畏惧执政官之处，主要在于执政官乃军事统帅，作为士兵，公民是他的部下。关于公民与元老院的关系，他主要谈的是元老院对公民的畏惧，也述及公民审判死刑案件、批准和通过法律、改变元老院成员的构成和权力、以及保民官的否决权等。而公民受制于元老院和执政官的部分，他谈得很少，仅仅提到了监察官对工程的承包及元老院对工程的监管。因为这三种因素的相制平衡、不让任何其他两种或者一种因素做大、影响政体的平衡，防止了政体堕落。政府运作时，三种因素又相互合作，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动性，以达最高效率。“正是这种独特的政体拥有难以遏制的力量，去达成它从事的任何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波里比阿的论述有了罗马特征，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构建他们的理想城邦时，是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使不同的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达到均衡和谐，且恒久不变。但波里比阿强调的则是不同机构之间通过斗争和制约达到和谐，赋予了体制内斗争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和近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权力制衡原则一脉相承。

波里比阿比较了罗马政体与其他政体。他认为，迦太基和斯巴达也是混合政体。汉尼拔战争时期，迦太基已过了它最繁荣和最稳定的时期，那时的迦太基公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权力，政体平衡已然不在。从军事上看，迦太基的海军强大，但陆军使用雇佣兵，效率远低于罗马。唯一能与罗马相提并论的，是由莱克格斯创立的斯巴达政制。但与罗马共和国相比，“在我看来似乎是：就维持公民间的和谐、拉哥尼亚领土的安全和斯巴达自由的保持来说，莱克格斯的立法所展现出来的远见非常令人钦佩，人们必须承认，是出自神工而非人力。”但莱克格斯的体制有严重缺陷，“但说到吞并邻邦的领土，希腊的霸权，以及一般地说，有雄心的政策，他似乎不曾为此做出任何规定，无论是在具体的规章中，还是在该国的宪法中。因此，他未完成的，是让公民们具有下述力量或原则，根据该原则，他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淳朴而满足的同时，他应该让该城的总体精神也满足而节制。”他让斯巴达野心勃勃，发动战争，由于对希腊霸权的贪求，他们公然出卖希腊人的利益。当他们组建海军、不得不让财富大量涌入、不正当地赢得了希腊霸权后，立刻丧失了霸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维持，“如果任何人有志于追求更伟大的事物，希望充任大量民族的领袖，统治他们，让世界唯他马首是瞻，并将它们尊为更加美好、更加光荣的事情，那我们必须承认拉哥尼亚的政制存在缺陷，而罗马人的更加优秀，更加有利于追求权力，如同我们在事件的实际进程中看到的那样……罗马人最初的目标仅仅是征服意大利，短期后将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下，他们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对这一结果的贡献不小。”

波里比阿认为在政体上，罗马共和国胜过斯巴达：第一，是因为斯巴达政体是人为设计的，是莱克格斯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而罗马的共和政体是自然发展出来的，是自然演化而成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经过了无数的斗争和尝试。罗马人在痛苦和灾难中，一旦意识到有新的需要，他们就会反复提出新方案，并从中选择最好的。第二，在罗马政体内，三种因素是处于竞争状态，而斯巴达靠得是一种因素的协调作用。斯巴达政体的稳定仰仗的是元老院贵族的努力，它一直在对立的两个因素中维持着平衡。在罗马政体中，可以看到这三种因素没有一方能在任何其他两方同意下，有所作为。罗马的执政官的职责是统领军队，指挥作战；元老院为军队批款；公民大会对执政官缔结的条约进行表决。没有元老院与公民的合作，执政官就无法指挥作战，就无法完成其职责。元老院虽然大权在握，但没有公民大会的最终审定，元老院无法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要废除元老院成员的特权，也要在公民大会通过才能生效，若保民官行使否定权，元老院则不能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召开会议。而公民大会则受制于元老院，公共工程的建造，由监察官编制计划，签订合同，承包给个人。征税也是用合同交给包税人来办理。这些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都置于元老院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就连民事裁判官也是由元老担任的，因此人们都希望元老院能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因此不敢贸然违抗元老院的意旨。公民对执政官也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在执政官的权力支配之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巴达政体只适合于保障国内公民的自由与财产，不适合于对外征战，而罗马则能够依赖它的制度，更有效地征服与统治其他民族。

波里比阿一开始就指出，他分析罗马共和国政体时不求面面俱到。波里比阿的分析是希腊式的，重视的是高级官职、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作为城邦，罗马和希腊有相似之处，高级官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是统治罗马的三驾马车。政治观念上，罗马的国家最高主权属于罗马公民，所有官员由公民选举，向公民负责，司法由公民掌握。他把三者视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核心。

波里比阿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以人的心理与行为为基础，提出了政体循环理论，并用该理论分析了当时的希腊国家与罗马共和国，很好地解释了罗马兴起的历史。他在混合政体理论中得出了权力制约平衡原则，是人类首次提出的权力制衡学说，对后来法国的启蒙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及美国宪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肯定了混合政体的优越性之后，波里比阿考察了混合政体的自然演化。尽管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体中最稳定的一种，但也难免衰落。这里，波里比阿比较了罗马与迦太基，以此来说明这种自然演化。迦太基的混合政体在波里比阿眼里没有罗马共和制发育的完善。在迦太基，一切创意皆来自其公民，在罗马是元老院。在迦太基，议会中大权在握的人是普通民众，在罗马则是最优秀的公民，因此罗马在决定国家事务的时候更贤明。迦太基比罗马更早达到了其政体的巅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的体制已开始衰落了。在《历史》中，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元老院。

罗马的霸权是从打败迦太基开始的。罗马共和国在击败了迦太基以后达到了其巅峰，但罗马共和国也潜藏着衰落的因素。波里比阿说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权力的三部分达到了顶峰，罗马赢得了内部的稳定和对外征战的胜利，但此时罗马共和国的三个组成部分也会同时开始衰落。这种衰落来自两方面：其中之一是当一个国家取得了绝对安全与持久的繁荣之后，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奢侈，公民对官职和其他欲望对象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第二有些人民认为少数人出于嫉妒损害了自己，出于对官职的爱慕而相互吹捧，他们会退出混合政体，不再与其他两部分分享统治权，从而将国家变为暴民制。政体演变的关键在于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政体演化说明，富裕使少数富人变得更贪婪，使多数人的权力欲望膨胀。这两者的结合对于混合政体是致命的。少数富人的贪婪使他们疏远了人民，多数人权力欲望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伦理道德。于是，国家先是沦于寡头政治，接下来就是暴民政治。

以罗马而论，从国家的总体结构上看，罗马的共和政体的复杂性，远超希腊城邦。波里比阿从未论及罗马人的公民权问题，特别是其公民权的开放性；没有涉及意大利同盟的存在及所属公民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可能性；也没有谈到罗马人口对政治的影响。希腊城邦的成年男性的公民人口平均不过数千。在罗马，公元前323年，其公民人口已达15万人；公元前252年，30万人；公元前209年，因汉尼拔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下降到13万；到了公元前189年，回升到25万；20年后，罗马公民人口突破30万。从此时到公元前2世纪末，公民人口从未低于30万。因此大规模的集会，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实现。此外，罗马公民的分布也很广泛，如果要求他们亲自出席会议，会有很多实际困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许多公民往返罗马至少需要半个月到20天，无法经常性地出席罗马的公民大会。而罗马的直接参与体制，让那些无法亲自参加会议的人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即使所有人都能够出席，在当时缺少通讯和扩音设备的情况下，实际也无法举行会议。学者们估计，经常出席罗马公民大会的人，只是罗马城及其附近的几千人。波里比阿的《历史》中，没有对罗马不同类型的公民大会及其公开表决和集体投票制度的描述。

就高级官职而言，波里比阿的分析存在不少问题。确实，执政官在罗马之时，裁判官等其他官员的权能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在召集元老院会议时，如果执政官在罗马，召集会议的就是执政官；在召集公民大会时，如果裁判官与执政官要同时开会，执政官必须为裁判官让路。选举时，执政官可以主持其他官员的选举，其他官员则不能主持执政官的选举。

执政官不是君主。首先，波里比阿没提到执政官的有限任期及两个执政官可相互否决，这是对执政官权力的制约。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两个执政官权力平等，可以相互否决，这使他们不能建立起长久的权力基础。独裁官的存在，说明执政官权力有限。其次，波里比阿只笼统地提到其他官员，并把其他官员皆视为执政官的下属，此说有误。裁判官和市政官不是执政官的下属。他们由罗马公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公民。无论执政官是否在罗马，裁判官都有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裁判官的司法权，市政官的市政建设和执法权，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执政官权力的。在战场上，裁判官的统兵权也独立于执政官。而每五年选举一次的监察官，其声望地位均在执政官之上。他们有登记罗马公民、厘定元老名单的权力，他们不会受到执政官的干预。执政官的下属是财务官和军团长官。财务官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军团长官则仅有部分由执政官指定。第三，在财政上，执政官不能任意从国库中支取经费。管理国库乃元老院的职责。

波里比阿对元老院权力的定位也有不少问题。他认为，元老院的财权是绝对的。其实，公民大会有时也会介入财政事务；监察官在工程发包方面的权力，连元老院也无权干涉。元老院依赖于高级官员，如果高级官员拒绝与元老院合作，元老院将无能为力。元老可以充任陪审员、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罗马的司法的作用，这一点波里比阿并未重视。

从波里比阿的行文看，混合政体像其他单纯政体一样，也有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和衰落过程。混合政体之优秀，不是因为它不会衰落，而是它汲取了三种单纯政体的优点，能够比较稳定、并持续长久。从波里比阿就迦太基和罗马政体进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他对混合政体中的三个因素最看重的是贵族政体因素。他说：“在我看来，以最重要的特征而论，迦太基政体的最初设计是优秀的。迦太基人有国王；长老会成员是贵族；平民也拥有适当权力，国家的总体结构与罗马和斯巴达相似。但在汉尼拔战争开始之际，迦太基的政体正在衰落，而罗马的政体的正在完善……。在迦太基，平民在国家管理中的影响已经居于支配地位。在罗马，元老院仍是决定性机关。这意味着，一国是大众议事，另一国则由最杰出的人物进行磋商，于是罗马人就公共政策做出的决定更加高明。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在战场上遭遇数次惨重的灾难，但他们顾问的智慧使他们在战争中最终击败了迦太基。”就是说，罗马政体优于迦太基的原因，是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即贵族的因素仍然占优势，而公民在国家事务中不占主导地位。

罗马政体的不良倾向，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和之前，都已露端倪，随着时间流逝愈发明显。在希腊，罗马人傲慢无比，只要不根据他们的旨意行事，无论是否合理，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的显赫人物，已经败坏得不成体统了。最能表明波里比阿态度的，是他把西庇阿的美德与当时罗马的风气所做的比较：“他们（罗马的年轻贵族）纵情声色，有些人与男童，其他人则与妓女鬼混；许多人纵情于音乐娱乐和宴会，而且非常过分。”对波里比阿来说，罗马共和国走向衰败是一个渐进过程。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的外部已无强敌，而财富大量涌入。贵族的生活更趋奢侈和放荡。小西庇阿表现得越完美，罗马的道德就越堕落。波里比阿在他的《历史》中记载了小西庇阿在看到迦太基被攻陷后陷入了熊熊大火时的哭泣。当迦太基终于被攻陷、陷入熊熊大火中时，小西庇阿由迦太基的毁灭，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强大帝国的灭亡，如亚述、波斯等，小西庇阿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小西庇阿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哭泣：“看到整个城市被火焰吞没，西庇阿泪流满面，伫立不动，思考着城市、民族和王朝不可避免的变故，这种变故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认为，这种毁灭曾经降临伊利乌姆(Ilium)这个一度光荣、伟大的城市，继而又落在了亚述、米堤斯、波斯和马其顿这些伟大帝国的头上。‘波里比阿，这是个重大事件，我不知道哪一天、以何种方式，也会有人把这种灾难加到我出生的城市头上，我对此深感恐惧和悲伤。’很难见到比这更切实、更令人伤感的场面了。当一个人身处巨大的成功，敌人遭到了灭顶之灾之时，胜利者却能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可能到来的毁灭，在繁荣和命运的轮回中，能够保持头脑清醒，这正是一个摆脱了虚弱感、值得人们纪念的伟人的特征。”这也是波里比阿的信念：理想的政体，和那些古代的伟大帝国一样终将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