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思: 批判御用文人张维为反民主政治的胡说八道

  【陈泱潮按：张维为显然是一个利用中国纳税人的钱豢养出来的专制独裁御用文人。张维为把中共国专制独裁模式拔高到“只有专制主义能够救发展中国家”的地步，是害人害己的罪孽。牛克思先生这篇《《反张维力论》，敏锐地看到张维为邪说的危害性，针对张维为这一套邪说，作了有理有据的批判。希望中国思想理论界对此文给予必要的关注，尤其希望政治领导人们要深刻认识到民主政治是有利于吐故纳新符合新陈代谢规律的、可以及时纠正错误决策、避免国家发生崩溃性危机和灾难、具有永远的生命活力的国体制度，而张维为所鼓吹的专制独裁制度是注定要引发改朝换代长期分裂战乱重蹈中国传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恶性循环怪圈的必然短命的国体制度。要为千秋万代长治久安计，千万不要目光短视，千万不要以邓小平的身高来看待历史的进程，而要站在巨人的肩上高瞻远瞩。】

2008年10月，曾担任过邓小平英语翻译的张维为教授（现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特约研究员）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触动全球》的新书，通读之后，给人一种“只有专制主义能够救发展中国家”的感觉。他无耻地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肆贩卖所谓的“中国模式”，为专制主义大唱赞歌。该书巧言令色，似是而非，极具迷惑性，是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必须给予彻底的批判！
   
   一、经济增长
   
   张维为得意地向世人夸耀说：“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多么神奇的中国模式呵！这是一种什么秘密武器？可以放之四海皆准吗？
   
   张维为所谓的“挖潜”和“微调”，就是政府自己不再瞎折腾，不再随意没收私人财产，不再坚持愚蠢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不再搞 “大跃进”、“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运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的变化可不是张维为所说的“挖潜”和“微调”，而是伤筋动骨的手术，是从灵魂到肉体的彻底革命！他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在一党专政下，一切问题经济化，把经济建设当作唯一的社会目标，企图以经济增长来消弭社会矛盾。张维为自以为他的所谓中国模式很神奇，很了不起，其实说穿了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下面就是笔者归纳的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1. 国家政局稳定。
   
   2. 控制人口增长，因为过快增长的人口，像发展中国家城市周边住在贫民窟里的那些人，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提供任何贡献，而且会消耗所有经济增长的成果。
   3. 举国家之力筹集资本（包括财政、国债、外债、出口低价的自然资源等）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投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换取外汇。同时推行私有制经济，鼓励外资进入，形成政府上档次，民间搞拾遗补缺、来料加工的产业布局。因为贫穷国家国内缺乏有效需求，因此经济起步阶段应该推行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低价人力资源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4. 为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注意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因为没有合格的科技人才，再先进的技术买回来也是一堆废铁。但教育投资不宜过大，以略多于经济增长对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为限，太大的教育投资必将挤占引进先进技术所需的资金。国家总的经济资源有限，应合理安排使用。
   
   5. 外向型企业的成功必将吸收国内剩余劳动力，拉动国内建筑材料和生产性原材料的增长，这样自然而然地将国外收入转化为国内收入，把国内无效需求逐渐转变成有效需求。
   
   6. 在国内有效需求初步形成后，顺其自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政府筹集更多的资金，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这样，经济就完成了一个良性的增长周期。
   
   7. 这时再加大科研、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8. 建立健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安全保障，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以上这种经济增长战略，是每一个落后国家或地区都行之有效的，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这副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的政局必须稳定，这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经济增长就是空中楼阁。西方国家想方设法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条件，可是张维为却全然无视这个前提条件，对西方国家的做法大加挞伐。他对那些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说：“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制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别人，也不迟嘛！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他把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当作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好像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不需要社会稳定这个前提条件似的。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本身是稳定的，中国没有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多的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中国过去的社会动荡都是政府自己搞出来的，只要政府不再瞎折腾，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恢复增长。张维为总把别人当作傻子，认为别人不懂得利用经济增长来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殊不知，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的，他的中国模式应用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法！
   
   张维为不知道，动荡中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矛盾根本就不是经济性质的矛盾，而是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这就使他的中国模式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他试图用中国模式来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稳定，可是中国模式本身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才能施行。怎样才能为中国模式提供一个初始的稳定条件，张维为连想都没有想过。西方国家为什么建议那些动荡中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政治？就是希望用民主政治来促成那些国家尽快实现社会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张维为把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建议扔进垃圾箱，我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种族冲突—经济崩溃的恶性循环？看来，可供张维为利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种族灭绝其他种族！可是如果你支持一个种族灭绝其他种族公平吗？如果不公平，别国就会支持其他种族进行反抗，结果只会导致冲突升级，问题却根本得不到解决。
   
   张维为和有的中国人一样，总是喜欢拿印度来比较，用印度的经济落后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成功。殊不知，印度和中国在国情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是个民族成份比较简单的国家，国内成员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凝聚力非常强大。在民族构成上，汉族占到92%的比例，其他55个少数民族加起来只占 8%，而且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都几乎没有宗教信仰。这样简单的民族宗教构成，很容易建立强势政府，实现社会稳定。在中国，只要政府自己不折腾，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障碍。而印度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10.3亿的印度人分成100多个民族和400多个部族，其中最大的印度斯坦族也只占印度总人口的46%，其余民族均在10%以下。并且宗教情况错综复杂，印度教徒占80.5%，穆斯林占13.4%，其余分别是基督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1947年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国内其他民族要求从印度分离出去的独立运动不断。成功分离出去的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仍在继续独立斗争的有达罗毗荼人、锡克人，以及印度东北部的许多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都是以武装斗争来争取民族独立的。达罗毗荼人要求建立独立的“达罗毗荼斯坦”国家，锡克人要求建立“卡利斯坦共和国”。宗教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印度总理都被刺身亡。1984年，印度女总理英•甘地夫人被她的锡克卫兵刺杀身亡；1991年，印度总理拉•甘地又在竞选中被泰米尔人自杀性炸弹炸死。印度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和教派冲突，破坏了经济增长必要的和平环境，严重影响了印度国家的经济增长。
   
   此外，印度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实行西方民主，可是在经济政策上推行的却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从1951年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中国式的“五年计划”。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印度经济每况愈下，直到1991年才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比中国还晚了13年。所以，印度的经济落后于中国，一是因为它复杂的民族宗教成份影响了社会稳定，二是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造成的，根本证明不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张维为不承认西方今日富裕的生活与他们的民主政治有任何关系，他说：“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2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2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
   
   首先需要纠正张维为的是，除了他自己把西方民主“简化成一人一票”以外，没有人这么做过。人所共知，西方民主是三权分立的一种政治制度，绝不是张维为所说的“一人一票”，这种“一人一票”以后就万事大吉的做法正是中国目前村官选举所实行的“民主”，是典型的中国模式。千万不要猪八戒过河倒大一耙。
   
   其次，在张维为看来，是32倍的财富创造了西方民主，而不是民主创造了32倍的财富。这完全是颠倒逻辑胡说八道。众所周知，人类是从农业社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今天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它们并非天生就是科技发达的国家。有学者研究表明，今天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1750年的时候，都处于农业社会，人均GDP基本相等，而且第三世界国家还略高于今天的发达国家。美国在1700年的时候，人均GDP才527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正因为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了和平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西方国家国内政治仍然冲突不断，他们能有今天32倍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吗？不知道张维为是那里学来的逻辑，居然可以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法来考察政治体制。是的，去掉这32倍的差异，以现在西方国家的人口来消费非洲国家的物资，不要说什么人权了，就是生存都不可能，而且肯定会立即陷入人吃人的混乱状况：工业没有了，科技没有了，第三产业也没有了，只剩下农业，而且因为没有了科技的支持，农业必定是刀耕火种的农业！不发生人吃人的生存危机才怪了！但这只能说明这么少的物资养不活西方民主国家那么多的人口，并不能证明民主政治是一种坏的政治制度呵。如果把张维为这样的考察方法用于一个独裁国家，这个独裁国家同样也不能生存，是不是就证明专制政治也不好呢？用张维为这样的方法，一直证明下去，最后只能得出“人类社会不要任何政治制度”的悖论。

张维为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还有一个谬论，就是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完全是依靠其它国家战争赔款这样的不义之财得来的，他们的政治稳定、产业革命、专利制度、产权制度都无足轻重。看样子，打战才是经济增长最好的推动力。我承认，中国在满清时代输掉了很多战争，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赔了一些钱给战胜国。可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保证战无不胜：英国战败过、法国战败过、德国战败过、挪威、葡萄牙、西班牙战败过、意大利和日本也都战败过，他们都在别国的武力威胁下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向战胜国支付过巨额赔款，可是他们不是又发展起来了吗？可见，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实，中国满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远没有张维为说的那么多。所谓1000多条不平等条约，完全是人云亦云的不实之词。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外旧约章汇编》中确实收录了1182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非全部是条约，即使是其中的条约也并非就是不平等条约，很多其实是平等的条约，真正可以称得上不平等条约的只有343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赔款最多的不平等条约是1902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共十四国，而不只是八国）的军费、损失费4.5亿两白银（约合 3.4亿美元），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本息合计为9.8亿两。《辛丑条约》又叫“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约为1.3亿两。美国应得到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1911年民国之后，中国仍然履行此赔款条约。
   
   但是并非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有赔款要求，也不是所有赔款都真正得到了执行。才赔到第六年，即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今天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是用这笔退款建设的。庚子退款还为中国培养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学家。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只有日本分文不退。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以，中国满清时期的战争赔款数量远远小于民粹主义者的说法。可是张维为却暗示人们，中国因为不平等条约赔给外国人的全部财富，有4.5亿两白银的1000多倍！一个《辛丑条约》就可以在英格兰建立一套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它的1000多倍当然就可以建1000多个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了！可惜地球太小了，只有 100多个国家，建设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后，还多出建养老保险体系9倍的金钱。不过那也没关系，可以用来为全世界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完善的医疗体系、完善的抚恤体系、完善的救助体系，完善的司法体系……。总之，按张维为的意思，中国老祖宗向外国人支付的战争赔款，可以养活全世界了！
   
   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根本就不能依靠所谓的战争财，而是要依靠法制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说战争财发得最多的，全世界还非共产党莫数。据有关学者的粗略估计，国民政府垮台之时，官僚资本的资产在200亿美元左右。当时的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钢产量的 90％，电力的67％，煤炭的33％，有色金属和石油的100％，水泥的45％，硫酸的80％，织布机的60％，纱锭的38％，糖的90％，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对外贸易，以及文化事业。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没收了大多数的官僚资本。1952年通过所谓的“公私合营”又非法侵吞了几十亿元（人民币）的私人财产。战争财使共产党获得的财富，远远多于“庚子赔款”和国民党带到台湾的财富（约20多亿美元），可是由于它无知地推行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到1976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彻底崩溃。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规律，并不像张维为鼓吹的那样，一推行专制政治就万事大吉了。
   
   二、良政与恶政
   
   张维为通过他的这本新书告诉人民，世界政治体制，不应该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而是应该划分成“良政”和“恶政”两类政治。我们不应该追求民主政治，而是应该追求良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良政。民主不仅不能赐给人民幸福，反而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相反，专制主义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他举出新加坡、香港、阿联酋为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推行专制主义政治，但却是举世闻名的良政，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又举出海地、菲律宾、肯尼亚、伊拉克为例，它们虽然推行民主政治，但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繁荣昌盛，却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只要能够建立良政，就没有必要关心国家政治民主不民主。总而言之，在张维为看来，民主等于动荡，民主等于贫困，民主等于腐败，民主等于弱政府。只有专制主义才能战胜动荡、贫困、腐败，才能建立一个强势政府，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张维为教授不仅读了万卷书，而且还行了万里路，可他的目光却短浅得如此叫人惊讶，思维浅薄得如此令人佩服！他居然搞不清良政、恶政与民主、专制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中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常识。那就让我来给他上一堂中学课吧。
   
   民主和专制是一个国家国内政治制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国内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平等，言论自由，政教分离，三权分立，军队（警察）国家化，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各党派公平竞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专制政治的特点是国内只有臣民，没有公民，国内成员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统治者掌握着一切宣传工具，被统治者没有言论自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固定化，政教合一，三权不分，军队（警察）掌握在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党派手里，成为这个家族或者这个党派镇压其他社会成员的工具，不管统治者领导得好不好，政权永远不允许更改。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的历史，它给广大没有政治权力的普通百姓造成了无数的灾难，事实证明专制政治是一种邪恶的政治形式。人类一直在努力摆脱专制政治压迫，但是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由洛克、卢梭、密尔、孟德斯鸠这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设计出具体的民主政治形式。实践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也包括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日本和韩国，都走上了政治和谐，经济发展的健康道路，从此恶政得以根除，良政有了保障，为其它仍处于专制政治压迫下的人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高呼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张维为教授跑到发展中国家，也对他们喊了一通“中国模式的良政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把那些苦苦寻求治国良策，因而真心诚意向他虚心请教的国家首脑们搞得一头雾水以后，就拜拜了。等他们清醒过来，才看出原来张维为教授与菜市场那些吵得面红耳赤的泼妇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都是只给论点，不给论据，好像别人傻到连良政好都不知道的程度了！ 
   
   良政和恶政是对统治者领导行为的评价，它们与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记载表明，虽然因人而异，随着具体统治者的不同，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统治行为也会或好或坏，呈现出一定的差别，但是总得来说，因为专制制度对统治者没有任何有效的刚性监督，只有隐隐约约的极具弹性的道德约束，所以恶政就成了专制制度的伴生物，良政只不过是专制制度的变异物。因此，专制制度中，良政与恶政相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屈指数来，中国历史上的良政寥若晨星，无非是“黄帝之治”、“尧舜禹之治”、“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和“康乾之治”这么几个时期，以每位明君平均统治25年估计，所有这些“良政”加起来不过两百多年时间，大概占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5%左右。然而，即使是这些所谓的良政，也不过只是经济相对繁荣而已，根本就说不上什么社会公平，因此在历史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道家人物从来就不承认尧舜禹的统治是什么良政，相反，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所谓的良政把国家越治越乱。
   
   不需要张维为来教导，谁都知道良政好，恶政不好，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获得良政，怎么才能避免恶政。《史记》、《晏子春秋》等等中国古书都记载了无数恶政的例子，国王或者权臣因为别人惊飞了一只鸟、吓到了他的马、碰擦了一下他喜欢的槐树这些小事，就可以随随便便下令砍了别人的脑袋。怎样来约束这样的恶政，张维为教授没有发表片言只语，却突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起良政来了，难道良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晏子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好国卿，苦口婆心地劝导齐景公施行良政，可是有什么效果呢？齐景公还是我行我素，荒淫无道，继续实行他的恶政。张维为虽然给邓小平当了几年英语翻译，但是无论是才智还是道德，要想和晏子相比，恐怕只会让人笑掉大牙了。放弃共产主义、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建议不是他提出的，他也没有胆量规劝邓小平不要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开枪，他凭什么就能保证一个专制政权一定会成为良政呢？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张维为指点江山，作一些中共中央总书记指示之类的原则性的讲话，可是就是见不到他的有力的论据。在谈到民主时，他无知地告诉人们：“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真的很佩服这个教授，虽然他告诉人们，民主“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可是他却一种都不肯施舍给人民。他把共产党领导人伪善的面孔当作了民主，把愚弄人民的信访制度当作了民主，把必须经过共产党审查的新闻当作了民主，把打击报复当作了民主，把警察的恐吓绑架当作了民主，把未经司法审判就将异己关进监狱的暴行当作了民主，就是不肯把法制下的一人一票当作民主！在他的一千种、一万种民主形式中，就是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这种创新精神，真是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个大教授又谆谆教导人们说：“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怎么建立这种“一流”的机制，张维为还是一如既往地什么都不说。唉，看来我是没有希望被他那“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选中了，因为敢于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批判的人显然不在他的“人才”之列，能成为他的人才，一定是对现存政治制度歌功颂德的人。于是我就感觉奇怪了，哲学家们都把批判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而我们的大教授却把歌功颂德当作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连批判都不允许（因为张维为维护的专制政治是绝对不允许批判的），居然还可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真是比马克思还了不起的天才人物啊！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有力地向我们证明了，人民要想获得良政，必须以民主政治作保证，绝不能轻信某人或某个党派的完全没有监督检验的诺言。专制政治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象邓小平这样个别的比较明智的领导人，但这只是例外，是专制政治发生了变异，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专制政治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因为它有一套被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牢牢控制着的，完善而严格的候选人筛选机制，这套筛选机制保证了国家领导的继承人，必将引导国家沿着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规划的方向走，即使是个死胡同也不容许有任何改变。一个有着成为国家领导继承人的强烈愿望的潜在的候选人，必须时时刻刻讨好老领导，阿谀奉承，放弃一切做人的原则，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能够从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中，一步一步爬到高位的人，比如华国锋，其人格大多数都已被奴化，很少有创造性思维。既能保持创造性思维，又能不动声色爬到高位的人，需要有很深的城府才行，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邓小平说尽了违心话，甚至向毛泽东写下了“永不翻案”的保证书。等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又百般讨好华国锋，骗取了华国锋的信任，让他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利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军队中的老关系，拉帮结派，最终通过逼宫方式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就算邓小平主持的中国政府是良政，这样的良政也是偶然得来的，完全不可复制，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相反，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可以作证，专制政治是恶政的温床。因此，张维为崇拜的专制政治，根本就保证不了良政的产生。
   
   三、动荡
   
   在分析工具上，张维为有意用一种横截面法来观察世界，他不愿意用历史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为一旦使用历史辩证法，他的中国模式论也就不值一驳了。
   
   张维为以菲律宾、肯尼亚、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为例，妄图告诉人民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民主等于动荡。他说：
   
   “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一百来年了，虽然期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 ’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限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被中国超过。”
   
   好一幅恐怖的民主画面啊！不过，他除了告诉我们“把一根点着的火柴和一千克炸药放进一个桶里就会爆炸”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以外，等于什么屁都没有放！不需要张维为说教，谁都知道：
   
   把以色列和叙利亚强行合并成一个国家，把中国和日本强行合并成一个国家，把越南和柬埔寨强行合并成一个国家，把土耳其和希腊强行合并成一个国家，把法国和德国强行合并成一个国家，等等，都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但是，这样并不能用来证明民主是个坏东西。
   
   张维为举出菲律宾、肯尼亚、刚果、乌干达、南斯拉夫这些国家作为民主政治失败的例子，只能证明他连起码的历史辩证知识都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形成的。看样子，还是得花点时间来给他扫盲才行。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在特定的种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不是英国、西班牙等老牌殖民者用一杆红色铅笔在世界地图上随便画一个圈就可以建成的。可是，当今世界确实有很多国家就是被老牌殖民者用铅笔画出来的。这样的国家其实是人为制造的国家，它和自然形成的国家是有很大差别的。自然形成的国家，国内各成员才会相互认同，相反，人为制造的国家，由于缺乏内在的凝聚力，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民主政治，是以国内各成员相互认同为前提的（体现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协商制定的《宪法》中，绝不是共产党一手包办的那种《宪法》），所以有的政治思想家提出，理想的国家最好由单一民族组成，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国内各成员根本就不能相互认同，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能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组成一个国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现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很多都是人为制造的国家，当欧洲的白人进入这些地区时，当地的土著还生活在原始部落时代，民族之间的融合还远没有完成。白人在自己占领的范围内建立国家，人为地切断了“国家”边界内外的有机联系，把“国家”边界以内的各个成员生拉硬扯地捆绑在一起。国内各成员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完全没有什么凝聚力可言，这样的国家，如果民主政治都不能成功，专制政治就更不能成功了！菲律宾、肯尼亚、刚果、乌干达、南斯拉夫的种族主义冲突，不能证明民主政治落后于专制政治，只能证明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也许，专制政治依靠暴力可以获得一时的安宁，但它终究是长久不了的，它无非是把动荡往后延迟了而已。
   
   菲律宾由7107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29.97万平方公里，2008年人口9080万，有9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比萨扬人、他加禄人、伊洛克人、比科尔人、卡加延人等，共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少数民族有华人、印度尼西亚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土著民族。居民约85％信奉天主教，8％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人口约700万，分布在南部的棉兰老、苏禄、巴兰望、巴都洛诸岛及首都马尼拉。多属马来人种(史称摩洛人)，包括陶索格、马京达瑙、马拉瑙、伊拉农等民族。国家出现较晚，到14～16世纪才在南部和马尼拉相继兴起苏禄、马京达瑙、棉兰老和马尼拉4个素丹国。现在的菲律宾共和国到1946年7月4日才正式成立，之前一直处于外国的殖民统治下（西班牙和美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也是美国殖民者人为制造的国家，国内缺乏凝聚力。菲律宾群岛南方的穆斯林地区比北方的天主教社会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早在欧洲探险家们“发现”菲律宾的二百年前﹐南方就是伊斯兰王国﹐有完整的政府体制和海外贸易。南部的穆斯林根本就不认同这个美国殖民者制造的国家，因此菲律宾一直遭受着穆斯林分离主义的困扰。在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中，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ILF)影响最大，建有武装，自1960年起长期领导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主张建立自治的“摩洛民族共和国”。长达40年的斗争，有12万人死于战争。另外，还有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组织也闹独立，这个组织是东南亚一个由伊斯兰恐怖分子所组成的分离主义组织，其势力范围包括菲律宾南部岛屿，曾与菲律宾军方发生多次大小规模冲突。阿布沙耶夫组织颇为极端和危险，曾绑架多名外国游客。分离主义运动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干扰，菲律宾的民主化建设举步维艰。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给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1972年9月21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签发了把菲律宾置于军事管制下的第1081号总统公告，暂时终止了菲律宾的民主机制，直到1986年才重新恢复总统的民主选举，前后时间长达14年之久。由此可见，菲律宾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并没有得到国内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可，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不管实行什么政治制度，都是很难维持社会稳定的。就算采用张维为推荐的中国模式，菲律宾北方的天主教徒依靠政府军的力量，对南方穆斯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也要有这个实力才行啊。如果菲律宾政府军有这个实力，南方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折腾40年之久。不管是民主政府还是独裁政府，维持国内稳定是每个政府都希望做到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张维为教授来指手画脚。
   
   肯尼亚的情况就更糟了。肯尼亚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Kenya) 独立于1963年12月12日，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190万（2004年）。全国共有42个民族，吉库尤族为最大部族，占全国人口的21％，其次是卢希亚族、卡伦金族、卢奥族和康巴族等。此外，还有少数印巴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斯瓦希里语为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全国人口的38％信奉基督教新教,28％信奉天主教，６％信奉伊斯兰教，其余信奉原始宗教和印度教。15世纪至19世纪，葡、英殖民者相继侵入，1895年英国宣布肯尼亚为其“东非保护地”，192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20年后，肯尼亚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1952年爱国武装组织“茅茅”运动领导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1962年２月伦敦制宪会议决定由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简称“肯盟”）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组成联合政府。1963年５月肯举行大选，肯盟获胜。同年６月１日成立自治政府，12月12日宣告独立。1964年12月12日，肯尼亚共和国成立，但仍留在英联邦内，肯雅塔出任首任总统。1978年肯雅塔病逝，莫伊继任总统。1982年６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草案，确立实行一党制。1991年12月实行多党制。肯尼亚历来有按民族划分阵营的传统，历任总统都比较“照顾”自己民族聚居的地区。基库尤族是肯尼亚第一大族，占肯尼亚人口的21%左右，主要聚居区在中部，现任总统齐贝吉就是基库尤族人。长期以来，基库尤族一直占据肯尼亚的政治和商业领域。基库尤族人是骚乱中主要被攻击的目标。反对派领袖奥廷加来自卢奥族，是肯尼亚第三大族，占肯尼亚人口的13%左右，主要聚居区在西部，死亡人数最多的基苏木也在这里。卢奥族占多数的基贝拉号称东非最大贫民窟，大约50万人居住在此。不过，卢奥族也指责基库尤族人在制造种族清洗。如今，基库尤族人逃离了自己横跨里夫特山谷的家园，来到教堂和警察局寻求庇护。其他部落的友人将基库尤族人藏在自己家中，有超过50000 名基库尤族人逃离自己的家。2008年01月03日肯尼亚骚乱至少300人死亡，华侨新年不敢出门。

上文告诉我们，肯尼亚确实动荡不已，但绝不是没有尝试过一党专政的中国模式，可是照样没有解决问题。原因何在？只要铺开世界地图，看看非洲那一块，人们就会感觉奇怪，为什么非洲国家的边界线都是那么整齐划一？因为非洲的国家，大部分都是殖民者人为制造的国家，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在欧洲殖民者去到非洲的时候，那里大部分地区根本就没有发展到自然国家的时代。那里的人民还生活在原始的部落时代，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十分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逐渐式微，非洲人民的独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在殖民者撤出非洲时，新的土著统治者以原殖民者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全然不理会其他部落人民的真实意愿，强行把毫无凝聚力的不同部落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所谓的“国家”，为日后的种族冲突埋下了隐患。这种情形，就好像几条见面就要撕咬的疯狗，如果用栅栏把它们隔开，它们就没有了互相伤害的机会，拆掉它们中间的栅栏，把它们一起关进一个名叫“国家”的院子里，那么不管什么方法，你都无法阻止它们撕咬，并不是什么民主和专制的问题。刚果、卢旺达、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是一样。

   
   也许有人要问，南斯拉夫实行一党专政的时代，为什么各民族就可以和平共处，推行民主政治以后，反而出现了动荡，最后导致分裂呢？
   
   这可以用人类的共同忧患意识加以解释。人类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群体在遭遇共同的危难时，容易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敌人。在将共同的敌人消灭或者赶走后，不同群体之间的良好感情可以顺利地延续一段时间，成为一段各民族友好团结的蜜月期，直到他们之间产生新的矛盾，良好感情将逐渐消逝，蜜月期结束，他们团结的因素没有了，分裂的因素取而代之。历史上很多统治者就是利用这种共同忧患意识，在国内矛盾激化，又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化解时，主动对外挑起战争，人为制造忧患来转移国内各冲突群体的注意力，达到暂时化解国内矛盾的目的。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矛盾重重，可是，如果地球突然面临外星人的威胁时，他们一定会捐弃前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就是人类的共同忧患意识在起作用。可是共同的忧患，并不能取代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共同忧患消失后，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主要矛盾。南斯拉夫就是在这种共同忧患意识下组成，又在这种共同忧患意识消失后解体的一个国家。
   
   所谓南斯拉夫，也就是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意思。斯拉夫民族最早起源于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东欧地区。公元五至六世纪，部分斯拉夫人开始迁徙到今天的巴尔干半岛，成为今天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等斯拉夫民族的祖先。到公元九世纪开始形成一些斯拉夫民族国家，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受拜占庭文化影响较大，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外，大都信奉东正教。
   
   1398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今天的科索沃地区打败塞尔维亚军队，从而开始了长达500年的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1878年，在经过长期反抗斗争后，塞尔维亚、黑山获得了独立。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则处于当时的奥匈帝国统治下。1912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使马其顿摆脱了土耳其的铁蹄。反抗压迫的共同忧患意识，使巴尔干开始产生了将南部斯拉夫民族统一起来的愿望，尤其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塞尔维亚更是把以自己为核心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作为基本国策。
   
   一战中，塞尔维亚站在协约国一方。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的崩溃，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有了自决的机会；以法国为代表的协约国也主张在巴尔干建立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以对德国形成牵制。这样，南部斯拉夫民族统一的梦想有了国际基础。
   
   191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成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19年的《凡尔塞和约》承认并确定了该王国的主权和边界，是为第一南斯拉夫。1929年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1941年4月6日，德意轴心国集团向南斯拉夫王国发动全面侵略。4月17日，王国军队战败投降，国王彼得二世流亡英国伦敦，第一南斯拉夫沦亡了。
    
   在德国法西斯占领南斯拉夫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始了4年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游击战争。在二战中，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是最大的敌后战场，它牵制和消灭了德国法西斯的大量有生力量，南共领导的游击队也发展到了80万人。1943年11月29日在波黑亚伊策市召开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以铁托为首的临时政府—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在战后建立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共和国，剥夺流亡政府的权利，禁止彼得国王重返南斯拉夫，授予铁托元帅军衔。 
   
   1945年5月，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南斯拉夫全境获得解放。同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1963年的新宪法又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铁托成为终身总统。新南斯拉夫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6个自治共和国以及属于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组成。在抵抗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生存的压力掩盖了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因此共同忧患意识促成了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各民族曾遭受不同大国的统治，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如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信仰东正教，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信仰天主教，而波黑的穆斯林族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则信仰伊斯兰教。铁托在世时，各民族在共同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建立起来的良好感情，保持了国家的统一。铁托逝世后，这种良好感情开始消逝，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并且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经济衰退使南斯拉夫人民认识到共产主义不过是一副可以让人产生虚幻意识的迷幻药而已，为了解决物质匮乏和不断严重的失业问题，人民开始追寻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利益冲突逐渐成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主要矛盾。苏联东欧剧变给正处在彷徨中的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冲击，南斯拉夫统一的核心—南共联盟也开始瓦解，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控制了当地的政权。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中国模式的一党专政，可是政治形势早已今非昔比，就算他张维为去了又能怎么样？
   
   一九九一年，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以及斯洛文尼亚两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在南斯拉夫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西方国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决定不再支持南斯拉夫的统一，使南斯拉夫保持统一失去了国际基础。一九九二年一月，德国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独立，整个欧盟也步其后尘。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马其顿宣布独立。一九九二年四月，波黑又宣布独立。以塞尔维亚族为主体的南斯拉夫残余政权，不愿意正视新的民族要求，企图依靠武力维护南斯拉夫的国家完整，对独立势力进行了武装打击，但是这种举动徒劳无功，反而加深了塞尔维亚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仇恨，坚定了其他民族独立的决心。共同忧患意识带来的良好感情一旦消逝，民族分裂就不可避免，就算是铁托再世，也无可奈何。
   
   张维为把民族分裂归咎于民主，完全是没有历史辩证知识的无稽之谈。他以为中国的稳定在于共产党搞的一党专政，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的国情与他所列举的那些国家完全不同，那些动荡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宗教）成份比中国复杂得多，最好的还算菲律宾，天主教徒占85%，穆斯林教徒占8%；肯尼亚42 个民族中，最大部族吉库尤族也只占全国人口的21％。人为制造的国家中这种多民族人口比例的近似化，最容易造成社会动荡。中国与他们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共同生存利益、共同文化传统、几乎非宗教化的极富凝聚力的自然形成的国家，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2%，少数民族只占8%，而且分为55个少数民族，这样，每个少数民族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掀起民族分裂运动。中国这样的民族构成，为国家建立强势政府创造了天然的条件。所以，中国模式根本就不适合那些人为制造的国家。不用说张维为，就是邓小平、毛泽东投胎到那些人为制造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党专政的强势政府，在那些国家搞一党专政，才是令其生灵涂炭的好方法！
   
   对于人为制造的国家，除了民主政治之外，不可能有其它的政治形式能够更好地解决国内的稳定问题。但是，民主政治需要国内各方都接受，如果有人不接受，并且他们还具有很大的力量扰乱民主的政治秩序，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效地运转。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就应该积极帮助这样的国家重新划分成几个国家，因为勉强组成一个国家，无异于把一根燃着的火柴和一千克炸药强行放在一起，希望它们不爆炸是不可能的。虽然再过几千年，现在斗得你死我活的民族肯定会融合的，就像宋朝岳飞和金兀术是民族斗争的死敌，而他们的后代现在都成了中华民族的成员一样，但是这样的民族融合实在是太残酷了。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有一点智慧了，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在血泊中挣扎的人民，仍然遭受着过去几千年那种野蛮的自然融合的摧残。南斯拉夫种族冲突问题的解决，是国际社会解决种族矛盾的典范，是人类智慧取得的伟大胜利！
   
   其实，在民主政治的安排下，国内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成功案例有的是，只是张维为故意不提罢了。例如加拿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加拿大的人口总数约为二千七百多万，由许多不同民族的人组成。加拿大被称为"移民的国家"（ nation of immigrants ），其中英国后裔占44%，法国后裔占25%，华裔占4%。官方语言为英文和法文，法文地区主要是以魁北克省的法国后裔为主，60%加拿大人将英语作为其主要使用语言，24%的人讲法语。除英语和法语外，汉语被列为第二最普遍使用的语言。那里的人民接受了民主政治，就避免了血淋淋的屠杀。每过一段时间，加拿大魁北克的人民就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决定魁北克是否应该从加拿大独立出去。宣传独立的人享受着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人会去迫害他们，没有人会指责他们不爱国。如果按照张维为推荐的中国模式，搞一党专政，可以想象得到，加拿大一定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屠宰场。
   
   我们这位博学多才的大教授张维为先生，不用历史辩证法来看待这些人为制造的国家出现的问题，却无知地大声宣告他的“真理”：“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恕我才疏学浅，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民主还有好坏之分！翻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好民主和烂民主的定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真应该给张维为颁发一个民主发明大奖。我本来也打算从心眼里为中华民族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能够诞生张维为这么唯一的一个大发明家感到骄傲和自豪。可是有一天，我突然看见张维为教授因为怎么也学不会用电脑进行数学计算，就把那个卖电脑给他的小伙子大骂了一通：“历史证明：只有好电脑才是好东西，烂电脑只能是坏东西。我拒绝你卖给我的烂电脑、只要会进行数学计算的好电脑。”然后低头弯腰，拿起放在墙角那满是尘土的算盘，劈里啪啦地为神州10号宇宙飞船计算起运行轨道来了。我那种为他骄傲和自豪的民族精神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我明白了张维为所说的好民主和烂民主是什么东西了。就像他学不会电脑操作就说电脑是烂电脑一样，张维为所说的烂民主原来是别人还没有完善的那种政治结构，是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还没有彻底分立、军队还没有国家化的那种政治结构。谢天谢地，这样的政治结构除了张维为把它称作民主以外，洛克、卢梭、密尔、孟德斯鸠以及在下，都没有把它当作民主，它只不过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阶段。我们都知道，学不会电脑并不等于电脑不好，而且我们还相信，学总比不学要好，再笨的学生，只要努力学习，总有一天可以熟练掌握电脑的操作技巧。相反，算盘就是算盘，张维为操作得再熟练也终究要被淘汰！

四、动荡（续）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人为制造的国家各民族人口比例近似，容易引起种族冲突，看来有一点道理，可是像海地这样的国家，人口比例悬殊很大，类似于中国，在830万海地人口中，黑人占到了95%，其他人种只占5%，然而这个国家政变不断，就是建立不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怎么解释呢？难道海地的乱象还是不能证明民主政治的失败吗？
   
   是的，不但海地的乱象证明不了民主政治的失败，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专制政治的失败。
   
   海地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时发现海地岛。1502年该岛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697年西班牙同法国签订《勒斯维克条约》，将该岛西部割让给法国，定名为法属圣多明各，东部仍属西班牙。1790年海地爆发反抗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黑人大起义。1804年1月1日海地独立,是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1915～1934年美国武装占领海地。1957年9月～1986年2月杜瓦利埃家族对海地实行长达29年的独裁统治。老杜瓦利埃上台后，首先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警察部队，用于镇压反对者和监视民众。在清理了所有反对者之后，1964年，老杜瓦利埃修改了宪法，由此当上了海地的终身总统。1971年，重病缠身的老杜瓦利埃为了能让19岁的儿子继任总统，迫使参议院通过决议，将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从40岁降到20岁，于是小杜瓦利埃便于其后不久，顺利成为海地第一任“世袭总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上总统的小杜瓦利埃立即把心思放在贪盗国财上。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海地每年都能从西方国家得到数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然而这些钱的大部分都被杜瓦利埃收入个人腰包。据统计，小杜瓦利埃当政期间，仅贪污外国经援一项所得就高达5亿美元。198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海地解决外汇危机，提供了2200万美元的贷款。小杜瓦利埃在拿到这笔钱后，立即将其中的 2000万转入自己的账户。为了赚取外汇，小杜瓦利埃甚至向国外医学院倒卖供解剖用的尸体，并且从本已营养不良的海地人身上抽取血浆以供出口。在杜瓦利埃父子的独裁统治下，几百万海地人不得不忍受着75%的失业率、人均年收入只有100美元、每1万户居民只有4个自来水龙头的贫困生活。在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一份“全球腐败报告”中，海地前总统小杜瓦利埃以8亿美元的贪腐所得位居这个腐败排行榜的第六位，而其父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任总统时的腐败收益，还没有被全部计算在内。这就是张维为向发展中国家极力推荐的专制政治！他从来就看不到独裁政治的缺点，对民主政治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横竖看着不顺眼。
   
   其实，海地是一个有着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传统的国家，民主政治实践得非常晚，直到1990年才开始实行民主政治。1990年12月16日，阿里斯蒂德当选总统，成为海地自1804年独立以后第一任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思想比较激进，自称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他曾描绘资产阶级是“各顾各的、自行其是、贪得无厌的狗”。阿里斯蒂德就任后，为了筹集财政资金缩小海地贫富差距，以反腐败为名企图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完全置国家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于不顾，过激的改革措施引起军人和上层社会的不满。1991年9月，武装部队总司令L.塞德拉斯发动政变，推翻阿里斯蒂德政府并将他驱逐出境，阿里斯蒂德流亡美国，成为海地第27位军事政变的牺牲品。阿里斯蒂德不懂得改革一个社会需要循序渐进的道理，企图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量，通过杀富济贫的简单粗暴的绿林方法解决海地的贫困问题，断送了海地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其实，他只要不那么激进，细心的计算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使把海地富人的私有财产全部没收了平均分配给穷人，海地的穷人也成不了富人，杜瓦利埃政府留下的75%的失业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
   
   张维为千万不要以为全世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聪明，其他人都是傻瓜呵！根本不用张维为教授去指导，海地那些杜瓦利埃们做梦都想成为说一不二的独裁者，建立一个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强势政府，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全都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再去反腐倡廉，再去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可是他们做到了吗？
   
   如果张维为硬要把海地的军事政变说成是民主政治的失败，那么他就必须同时宣布中国古代的宫廷政变也是民主政治的失败，否则他就不能自圆其说。可是众所周知，那些时代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所以宫廷政变也好，军事政变也罢，都跟民主政治沾不上边。他把海地的军事政变归咎于民主政治，却不对古代专制政治下频繁的宫廷政变作任何合理的解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一个国家（地区）能不能顺利实行民主政治，与这个国家政治形态转变时期的第一代领导人关系重大。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前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台湾没有李登辉，南非没有德克勒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顺利实行民主政治。海地的民主政治频繁地受到军事政变的破坏，说明海地还缺乏一批真正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海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们还不具备民主思想，军队涉足政治，正是专制政治的遗毒。这需要人民不断的斗争，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才能迫使军事领导集团接受民主政治，使军队独立于国内政治。海地的动荡，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失败，而是因为军事官僚的思想落后于人民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而造成的！现在中国的国家领导集团的思想同样也落后于人民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官民冲突迟早都会爆发，虚假的政治稳定朝不保夕，张维为教授却鼠目寸光，不为中国长久的稳定操心，反而沾沾自喜，满世界贩卖中国模式，真亏他不怕贻笑大方！在张维为之流讳疾忌医的掩盖下，中国的社会矛盾迟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必将使中国痛失政治民主化的历史机遇，从而导致中国步海地之后尘，那时，张维为又会像个先知似地叫嚣：“你看，这就是搞民主的后果！”无知至此，难出其右！
   
    五、腐败
   
   张维为拿出“透明国际”2004和2005年的全球政府廉洁排行榜，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中国即使不搞西方民主，但是政府的廉洁程度却比印度、俄罗斯这样的民主国家高，在150多个国家中，2004年中国3.4分排在71位，印度排在91位，俄罗斯排在95位；2005年中国3.2分排在78 位，印度排在90位，俄罗斯排在128位，这说明中国模式要比西方的民主模式好得多！”
   
   这个“透明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它是1993 年在德国柏林成立的一个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英语名称为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简称透明国际或TI，它以推动国际和各国的反腐败活动为宗旨。成立以来，多次主持或参加国际和地区性的反腐败会议，出版了大量有关反腐败的出版物，每年发布一期“世界廉洁排行榜”( 亦称世界腐败排行榜) 。透明国际是目前公认的研究反腐败问题比较全面、比较权威的国际机构，透明国际根据各国商人、学者以及分析人员对各国腐败情况的观察和感想作出评估，其数据是从国际重要的研究报告，如号称世界权威的“盖洛普”、“政治与经济风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的调查报告中，提取有关各国的腐败程度和数据，再综合起来作出评估，给出分数，作为清廉指数( 或称腐败指数) ，采取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清廉，0分为最腐败，8.0-10 分之间为比较清廉，5.0-8.0分之间为轻度腐败，2.5-5.0分之间为腐败比较严重，0-2.5 分为极端腐败，廉洁排行榜有很大的国际声誉，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维为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对腐败问题一窍不通。只要我们把观察的时间范围再扩大一点，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因为每年统计的国家数量不同，因此排名次序就没有实际意义，能说明腐败程度的还是“透明国际”的评分绝对值。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中国历年的廉洁指数为：2008（3.6），2007 （3.5），2006（3.3），2005（3.2），2004（3.4），2003（3.4），2002（3.5），2001（3.5），2000 （3.1），1999（3.4），1998（3.5），1997（2.88），1996（2.43），1995（2.1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1997年以前，中国的腐败极端严重，因为朱镕基总理对腐败的严厉态度，1998年廉洁指数上升到了3.5，中国的廉洁形象有所改善，由腐败极端严重变成比较严重。可是从此以后，长达10年之久，中国政府的廉洁形象没有任何改变。而且笔者还敢保证，再给共产党10年时间，腐败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张维为肯定解释不了！因为他已经被他的中国模式冲昏了头脑！
   
   腐败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原始冲动，它是人为了追求优越生存条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它在追求这种优越的生存条件时，侵犯了其他人或者公众的利益，因此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受到人民的痛恨。在遇到腐败的机会，同时当事人又认为其腐败行为肯定不会被别人察觉的情况下，除非有着十分高尚的道德修养，否则，任何人都容易犯罪。因此，腐败的产生取决于三个条件：诱因、机会、监督。
   
   财富对人的诱惑是巨大的，但是这种诱惑的强度会随着当事人的正当收入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事人的正当收入越高，就越不容易犯罪。所以，我们看到富裕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低于贫穷国家，因为富裕国家公务员的正当收入很高，不值得为了一点点非法收入去冒险。
   
   腐败的冲动天生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但是，没有腐败的机会仍然不会造成严重的问题。比如，实行纯粹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社会，个人奋斗的机会被彻底剥夺了，每个人都被强迫进入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不允许竞争，生产完全按上级的指令性计划进行，产品也按上级的指令调拨出去，不存在营销的困难。这种制度下，虽然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有生存的压力，但是个人却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这样的国家会在国际上行贿，而其国内的腐败现象却不严重。虽然，下乡的女知青为了能顺利地调回城市，有时候也会被迫和手握大权的共产党官员睡觉，但是，起码在经济领域腐败现象是轻微的。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虽然也会存在腐败的现象，比如超市掌管商品准入的部门经理，也会悄悄地向供应商索贿，但这种私人企业中的腐败，性质已经不同了，它的范围小，容易监管，而且更不会影响到法律的制定，国家只要真心实意的保护私营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打击这种私人企业内部的腐败行为。因此，纯粹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也不会造成严重的腐败。

能够造成严重腐败的，是政府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同时又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企业必须自负盈亏，为了生存它们就会想方设法争取业务，行贿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攻关的方式。这样，经济活动就为政府官员提供了大量的腐败机会。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腐败，就是因为这种混合经济造成的。中国和俄罗斯，过去都是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殊不知印度在经济上，也长期奉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在政治上它推行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因此，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资源，几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里。虽然印度没有中国和俄罗斯那么左，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也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印度政府还是掌握了主要的经济资源。随着共产主义的虚伪性逐渐被识破，这三个国家都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逐渐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因此产生了混合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为贪官污吏提供了丰富的腐败机会。中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改革，中国和印度的私有化比较彻底，因此减少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机会。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137323.9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投资只有38706.3亿元，国家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28.2%。俄罗斯虽然从1992年也开始了改革，可是过分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巨大的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增长。这使得俄罗斯放慢了私有化的改革步伐，直到2009年，俄罗斯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国家经济资源仍然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45~50%。这样的混合经济，为俄罗斯政府官员提供了巨大的腐败机会。
   
   以上所说的腐败诱因和腐败机会与政治制度无关，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面对数不胜数的腐败机会，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监督的效果都是不理想的。这就是我们在透明国际廉洁榜上看到的情况，腐败严重的，既有专制国家，也有民主国家。如果张维为想用中国的廉洁指数高于印度和俄罗斯来说明专制政治对腐败的监督效果好于民主政治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越南（2008年廉洁指数2.7）、缅甸（2008年廉洁指数1.3）的极端腐败来说明专制政治对腐败的监督无效。如果不信，我们还可以预先拿古巴来打赌，别看2008年古巴的廉洁指数是4.3，只要它彻底放开市场，马上就会成为极端腐败的国家，尽管它还是保持共产党的统治，政治口号喊得再响也无济于事。北朝鲜也是一样，如果透明国际有机会统计它的廉洁指数，这个指数一定会比古巴还高，因为它的共产主义实行得更完美，私人经济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可是只要它实行市场经济，也会马上进入极端腐败国家的行列。所以，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对腐败的监督，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从长期来看，民主政治还是要好于专制政治。为什么？这是从法理学上分析必然会得出的结果。
   
   民主政治实行三权分立，这个原理具体运用到腐败问题上，就是将预防腐败的法律的制定和导致腐败的行政权力实行分离。中国搞一党专政，共产党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都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为了便于发号施令，避免立法机构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因此它严格控制着人民代表的候选人资格，致使全国人民代表成了行政官员的别名，今天的立法者就是明天的执法者。每一部法律的起草，都是由具体行业内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行政领导（同时又具有人民代表的身份）来完成的。这种做法，本来是想借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法制建设，可是没想到，他们不仅是这个行业的专家，同时也是钻法律空子的专家。为了自己的行政权力不受约束，这些专家在立法的时候就会故意留下许多法律的漏洞。比如，招投标法第十条赋予招标单位“邀请招标”的权力，以及第四十一条规定“综合得分”与“最低价中标”具有相同合法性的规定，使得招标单位有机会和投标单位相互勾结，采用“围标”的方式，里应外合进行违法活动。可能很多读者对中国经济活动中的招投标情况不太了解，为了清楚地说明专制政治和腐败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花点时间进行介绍。
   
   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医院、学校、房地产、土地开发等政府投资项目，历来是腐败的重灾区。为了避免政府投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1999年8 月30日中国政府颁布了《招标投标法》。可是，这个法律颁布10年了，中国的廉洁指数还是围绕着3.4徘徊，一点进步都没有，可见它并没有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原因在于这个旨在廉政建设的法律，在立法之时就已经为行政领导的腐败留下了足够的操作空间。比如第十七条规定参加投标的单位达到三个以上即为合法，第十条赋予招标单位“邀请招标”的权力，以及第四十一条规定“综合得分”与“最低价中标”具有相同合法性的规定，都为腐败份子预留了空间。你只要把招标单位的领导搞定，就可以百分之百的中标。下面是操作的程序：
   
   1.因为招投标法第十二条规定，招标人有权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司，委托其办理招标事宜。所以招标代理单位也必须听从招标单位领导的指令，否则它就会失去这个客户。因此，夺标的第一步是搞定招标单位，由招标单位领导秘密地把你介绍给招标公司的领导，招标公司的领导心领神会地接受你这个朋友。
   
   2. 除了你自己的公司以外，你再去找二个以上具有施工资格的施工单位合作，承诺如果中标将给它1~3%的管理费，如果没有成功则不用给。为了得到这不劳而获的 1~3%的管理费，施工单位会乐意与你合作。虽然招投标法明文规定不准借用施工执照，但是你就是用牛来拖共产党监督部门的官员，他们也不会去查处，所以这条规定等于一句空话。
   
   3. 把你公司以及你找好的这几个施工单位的名称告诉招标公司的领导，他会安排他的手下按照他们事先制定的评分标准，为你编制投标文件。编制好投标文件后，你拿回来分别装进资料袋，写上各家施工单位的名字，贴上封条。
   
   4. 在投标截止日之前，你派几个员工分别以那些施工单位的名义把投标文件送到招标公司，等待开标。
   
   5. 开标会上，参加投标的单位的名字都是你找来陪标的那些，因为已经达到三个以上单位了，所以公证机关当场庄严地宣布，投标合法。
   
   6. 一般情况，招标公司都会把除你之外的其他竞争者排除出局，即使有个别不懂事的单位，硬要跑来搅合，那也没关系，就算它的报价最低，他也中不了标，因为招标文件中明文规定“不保证最低价中标”。你公司综合得分第一，让你中标天经地义。
   
   这就是目前中国工程建设招投标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围标”行为，源头在于中国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紧密结合，人为地为腐败预留了巨大的空间。其它如医药招标、政府采购招标也是如出一辙。这种弊病存在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财产申报法》是另一个例子。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至今未见启动。要让那些掌握行政权力的人民代表们制定一部法律来监督自己的腐败情况，在他们想好对策以前人们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反之，在他们想好对策以后制定出来的法律，对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又会有多少实际的作用？
   
   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已经接近尾声，腐败机会将长期保持现有的水平，要想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的廉洁指数，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力落到实处，加大当事人监督的力度。否则，中国政府的反腐工作，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我敢在前文肯定，再给共产党10年的时间，中国的腐败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原因。
   
   民主政治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只要国家政局稳定，就会通过立法不断打击腐败行为。况且民主国家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力受到法律的真正保障，行政官员决不敢轻易打击报复举报人。独裁国家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力只存在于宪法之中，完全落不到实处，毒打、暗杀、监禁举报人的恶劣事件屡屡发生，而官官相护又使这种打击报复的行为变相合法化。所以，长期来看，民主政治对腐败的监督要比专制政治有效得多。这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府的廉洁指数普遍较高的原因。
   
   张维为宣扬中国模式的绝招，是拿中国和那些动荡中的国家相比，真是没出息到家了！一个政局动荡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都等于没有监督。因为公务员看不到希望，没有任何政治理想，上午坐在办公室上班，下午就可能因军事政变不用来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十分普遍。人民对政府也不抱任何希望，监督举报既没有人受理，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没有保障，举报只能是自找麻烦。这样的国家能不腐败吗？他如果坚信专制政治对腐败的监督比民主政治有效，就必须认真研究一下沙特阿拉伯的情况。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富裕的海湾石油国家，长期推行落后的君主制独裁统治。禁止政党活动，无宪法，《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是国家执法的依据，国王亦称“真主的仆人”。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权任命、解散或改组内阁，有权立、废王储，解散协商会议，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因为老天爷的特殊眷顾，一屁股坐在了金元宝上。国家政局稳定，人民丰衣足食，200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了 13947美元。可是它的政府并不廉洁，2008年廉洁指数才3.5分，比中国还低，为腐败随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规律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案例，说明了从长期看腐败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六、民主
   
   张维为对民主的无知，还反映在他对发达民主国家的指责上。他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世界性的难题呢？”
   
   可能是我又孤陋寡闻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拥有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会去为别国的人民负责？如果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国家，那么我敢肯定，这个国家不是被毁灭了，就是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国家也像生物一样，需要不断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才能生存，它首先需要和平，其次需要繁荣。在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候却在一种为别国人民负责的利他主义政治制度的推动下，把衣食送给别国人民享用，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会被冻死或者饿死。如果别国人民恰好没有实行同样的利他主义政治制度，却是贪得无厌，不惜发动战争妄图侵占这个国家的领土，那么这个国家的这套政治制度一定会为了别国人民的生命着想，把自己的国土拱手让给侵略者。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就算这个国家由于偶然因素很强大，别国没有力量侵略它，那么在利他主义政治制度的推动下，它一定会想方设法去为别国人民的利益操劳。可是别国人民的利益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当这个国家的看法与别国人民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时，它就会认为别国人民愚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这个国家就会像一个十分疼爱自己女儿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强迫她嫁给一个她自己并不喜欢的老富翁一样，强迫别国人民去做他们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从而引起别国人民的反抗。这样，整个世界都会被它搞得乱七八糟。张维为指责说：“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来玩，你不仅要按他的要求选举，他还要派人来监督，还一定要选出亲他的人，亲美国的人。巴勒斯坦选出了一个哈马斯，西方不承认，伊朗选出了一个内贾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选出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赞扬声，但赞扬的话语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来了，黎巴嫩政府呼吁美国干预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但美国故意拖，让以色列继续轰炸南黎巴嫩，希望借此削弱亲伊朗的真主党。”除非张维为生出来的孩子不是人，否则他也会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来思考问题。既然以自身利益为核心考虑问题是人的天性，那就与政治制度无关。张维为指责民主国家自私，难道专制国家就不自私了吗？

所谓政治制度，是指为了调和国内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而用强制力量加以固定的某种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由于人们设立政治制度的目的是用来调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所以它根本就与国际矛盾无关。一种政治制度能对自己国内的选民负责，把自己国内的事情搞好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去为别国人民负责？张维为这样的指责，完全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表现。
   
   别国人民的利益要不要考虑？考虑到什么程度？这与政治制度毫无关系。任何国家，不管它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古今中外概无例外。考虑别国利益永远不会超出同情心的范畴，超过这个范畴的行为都可以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找出动因：提供先进技术帮助别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同样会影响到施与国的自然生存条件；帮助邻国实现政局稳定，是因为邻国政局不稳产生的大量难民会涌入本国，对本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民主国家和某个专制国家亲密，那是因为可以从它那里获得自己急需的经济资源；专制国家和某个民主国家亲密，是想从它那里得到自己需要的技术。并不是民主国家之间就不会有矛盾，只是因为民主国家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有一套严格的制约机制，这套制约机制可以大大减少因个人冲动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如果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无法调解，该发生战争的时候还是要发生战争，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就是一例。
   
   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帮助上。张维为引用一个非洲学者的话说：“富国不要得意忘形，现在世界的穷国也有三样武器来对付你们，这就是无穷无尽的难民潮、各种传染疾病和全球继续变暖。你们越不帮助我们，这三个武器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大。”这完全就是一种无赖的腔调。我倒是想看看，张维为的中国模式是怎么帮助那些穷国的？哦，我看到张维为的计划了，他对那些试图帮助穷国的民主国家说：“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制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别人，也不迟嘛！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张维为就不想想，像杜瓦利埃父子独裁统治下的海地那样的国家，你怎么去帮它发展经济？国际社会援助给这个国家的几亿美元，大部分都装进了独裁者自己的腰包。帮助一个国家就像帮助一个朋友一样，帮助者必然要向被帮助者提出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个朋友总是好吃懒做，总是欺骗你，你愿意帮助他吗？如果中国模式真的那么好，怎么就看不到哪个贫穷、动荡的国家是在中国的帮助下变成富裕、稳定的呢？
   
   张维为还把民主和弱政府联系起来，把独裁和强政府联系起来，好像要搞民主政治就必然导致弱政府似的，这完全是无知的表现。他不知道，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建立起稳定持久的强势政府，专制政府即使一时强大，终究会因为国内矛盾的激化变成弱政府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一直实行着封建皇帝的独裁统治，可是有很多时间中央政府都处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之下，是名副其实的弱政府；萨达姆独裁时代的伊拉克是符合张维为强政府标准的，可是他消灭了北部要求独立的库尔德武装了吗？连闹独立的少数民族武装都消灭不了，算什么强政府呢？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这些成功的民主国家，他们的政府弱吗？张维为从来不愿意看看发达西方国家的情况，总是无知地把充满种族冲突的国家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说这些国家的动荡完全是搞民主政治造成的，真是令人喷饭！
   
    七、改革
   
   张维为很推崇英国思想家柏克“有保留的改革”理念，不过他如果早出生60年就好了，那样他只要跑到延安，送一本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给毛泽东，几百万中国民众就可以免于生灵涂炭了！稍晚一点也不怕，只要赶在文化大革命前，拿着柏克的著作告诉毛泽东，像他那样彻底破坏传统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无数的文物古迹也是可以免遭毒手的。现在，自己毫无保留的改革改完了，没收完别人的官僚资本，自己又大搞官僚资本，刚骂完别人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权，自己又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却拿出一本柏克的著作来，对其他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人说：“你们需要理智，看看英国的思想家都说了，改革不能太激烈，一定要有保留地慢慢来。”
   
   正如前文笔者批评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改革过于激进那样，我也并不主张激烈的政治改革，但是不主张激烈的政治改革，并不等于赞同保守。这与张维为之流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批评人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哪怕是温和的要求），却不承认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所进行的激烈改革的错误。一个理论如果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就必须前后一致，必须能够自圆其说。不能把政治理论等同于政治报告，政客可以因利益改变立场，政治理论家却只能因对真理的理解而改变立场。当然，如果张维为光明正大地宣布自己就是一个政客，那我反而会对他产生几分敬意，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真正诚实的人早就绝种了。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中国进步，只要看看他对中国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所持的态度就知道了。假慈悲的人，是嘴上说得好听，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张维为就经常假惺惺地说“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之类的话，可是你就是见不到他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其实他内心早就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完美无缺了。他对专制制度下老百姓的人权的关切，永远只会停留在嘴上。虽然他也说：“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属于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这些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西方的主流观点一致。”这样的话，可是他就是对共产党侵犯人权、禁止言论自由、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行为视而不见，从来没有听他对共产党突破人权底线的行为说过半个“不”字！反而把眼睛盯着美国：“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是的，关塔那摩的美军是对那里的犯人实行了酷刑，可那些犯人在美国人眼里是祸害美国人民的外国人啊。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老百姓尚且使用酷刑，像杜培武那样屈打成招的冤案比比皆是，像孙志刚那样被警察毒打致死的老百姓数不胜数，怎么反过来在张维为的眼里，中国的人权状况比美国都好了？在人权问题上需要改革的，不是中国，反而是美国了？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一步一步完善起来的，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也浸透了殷红的鲜血。但是，那是在没有成功先例可以模仿的情况下，人类先行者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今天与他们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在我们眼前已经有一大批成功的国家。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人类的先行者，是他们的奋斗和付出，使我们有可能不再支付那样的代价了。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实际情况完全要看国家领导集团的智慧，看他们有没有深刻洞悉国内矛盾的眼光，有没有为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如果他们成熟而富有智慧，就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百年”的政治轮回模式。要知道，中国的情况与张维为所举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它们是人为制造的国家，是一些堆满火药的仓库，种族矛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除非分裂成几个国家，否则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济于事。中国是一个民族宗教构成比较简单的自然形成的国家，国内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凝聚力非常强，不会出现非洲国家那样的情况。虽然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地域上占有很大范围，但那是按照传统的观念来划分的，现在这些地区的民族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称作民族自治的地区，汉族人口也占了绝对多数，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族杂居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这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成份。国家还可以制定政策，从经济上鼓励不同民族之间通婚，可以有效地减少民族之间的矛盾。从历史上看，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分分合合，完全依中央政权的强弱变化而变化。中央政权稳定而强大的时候，少数民族就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中央政府动荡虚弱的时候，少数民族就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正如前文所述，专制政治永远摆脱不了盛极而衰的“黄炎培定律”，只有民主政治才可能行之有效地化解国内矛盾，改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国家治乱规律，使中央政府不管在什么党派的领导下都是稳定而强大的政府。即使在中国实行了民主政治，新政府也不可能允许任何民族开展分裂国家的活动，而且有绝大多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新政府也有能力维护中国的统一，粉碎个别少数民族分裂份子妄图分裂国家的企图。另外，从国际上看，目前西方国家同情中国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主要原因还在于共产党的政府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中国和西方国家消弭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以极大地减轻中国在国际上的压力。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镇压车臣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持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因此，民主政治更有利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昌盛。
   
   张维为把中国的农民与非洲的种族问题相提并论，完全是无知得可笑！农民是一种职业身份，是可以灵活转换的，种族是与生俱来的血统关系，除了通婚之外，永远不可能改变。因为非洲国家在选举中出现了种族问题，就断言中国搞民主政治会选出农民总统，亏他还是个博士生导师，轻则误人子弟，重则害人国家！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几乎没有种族和宗教问题的困扰。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大部分都是官民矛盾引发的动荡，盗跖造反是官民矛盾，陈胜、吴广起义是官民矛盾，瓦岗寨、水泊梁山是官民矛盾，太平天国、白莲教、哥老会、辛亥革命都是官民矛盾，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官民矛盾史！国君英明，吏治严格，国家就稳定；国君昏庸，吏治废弛，国家就动荡。今天屡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数也是由官民矛盾引起的。陕北石油侵权案、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以及有关非法占地、野蛮拆迁引发的各种维权活动，都是官民矛盾的反映。所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英明国家领导人顺利产生，又能够约束政府官员官官相护、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综观人类所有的政治理论，只有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民主政治都不适合中国，我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政治体制适合中国了？

千万不要以为柏克是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他是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支持美国革命，就说明了这一点。柏克之所以反对法国革命，是因为法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革命，是否定私有财产、否定司法传统和道德传统的革命。它空有卢梭的政治理想，却缺乏控制社会秩序的实际能力，每个派别都以人民的名义实行自己的独裁统治。然而，这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普遍特征，法国革命后持续动荡一百多年的原因就在这里。
   
   自下而上的革命是洪水猛兽，中国应当极力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怎样才能避免？我认为还是需要依靠政府，依靠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智慧人士，依靠戈尔巴乔夫和李登辉这样的圣人。柏克说：“政府乃是人类的智慧为了人类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种设计。人们有权使这些需求应该由这种智慧来提供。”现在中国人民呼吁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对政府还怀有希望，如果有一天这些声音没有了，中国离法国革命就不远了，离海地就不远了！因为人民不再对政府的道德和智慧抱任何希望，他们就会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哪怕要面临一百多年动荡的风险。暴力可以压制住人民的声音，却化解不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经济上的成功实在是不足为恃，至少不要被它冲昏了头脑。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按照正确的经济学原理去做，经济增长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把一切问题经济化，会有巨大的风险。因为经济不可能只增长不衰退，要相信，经济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增长就一定会有衰退。共产党那种救世主的心态是要不得的，它剥夺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民就会要求它承担一切责任。当经济出现波动，失业率增加的时候，人民就会责备政府，从而影响政治稳定。相反，民主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人民自己选择的，经济出现波动，失业率增加了，也是人民自己的责任，她找不到任何人去责备。这样，在民主国家，经济波动就不会影响政治稳定。政府扩大财政赤字，人为地推动经济增长，只能暂时缓解矛盾，绝非长久之计。而且，违背经济规律的增长，只能造成浪费，无限加重政府的负担。道理很简单，一个人每顿只需吃两碗饭，为了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出钱让农民生产三碗饭，多出的粮食没有人购买，只能是浪费。没有实际需求的经济增长就是浪费，浪费到一定程度，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的时候，经济必然发生崩溃。经济崩溃必然给专制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是救世主，它就必须为它的一切政策后果负责任。本来，专制政府垮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它建立不了公平的社会秩序，所以垮台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专制政府垮台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富有智慧和历史责任感的国家领导人，千万不可等到专制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才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那时专制政府对社会秩序的控制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往往没有能力担负起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责任了。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拉布鲁斯的统计，法国从1730年到 1770年的40年间，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当时的法国政府也像现在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一样，一切问题经济化，错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机。脆弱的政治体制连一点点经济波动的压力都承受不起，终于在1787～1789年的经济危机中轰然垮台。如果当时法国的专制政府能够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充分利用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形势，积极稳妥地引导法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法国就不会发生革命。专制政府的自私与短视，使法国陷入了百年动乱的深渊，对国家、对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前车之覆，后事之师，中华民族的领袖们，不可不引以为鉴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年轻心态的民族，她从来就不排斥新鲜事物，历史上就有过很多成功的改革事例。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北魏拓跋宏的“诗礼簪缨”都是自上而下成功的改革故事，脍炙人口。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处在变革者当时的时代和位置，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风险却是巨大的。改革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如果不思改革，内忧外患不断，也无异于等死。我们的祖先是勇敢而智慧的，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是到了近代，当西方国家已经找到一种摆脱恶政的文明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却依然沿袭着过时的传统的独裁政治，因此我们落后了。可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没有停止过改革图强的努力。特别是1906年开始的宪政改革，就是在当时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把中国带上了民主政治的健康道路，可惜改革的核心领导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突然去世，使得中国的民主改革功亏一篑。新继任的国家领导人—摄政王载沣目光短浅，对人民强烈的民主要求敷衍搪塞，失去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导致自下而上的革命爆发，使中国陷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之中。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搞革命起家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变成皇帝和君主，重新大搞镇压，剥夺民主和自由，实行新的专制。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革命，救中国百姓于社会动荡的水深火热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只有成功的民主改革，才能使群众不去盲目追随革命，有效削弱革命的力量，避免革命的爆发。事实证明了康有为的远见卓识，后来中国自下而上的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是用一种专制代替了另一种专制，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人民群众依然生活在任人宰割的政治秩序之下。由于新的共产党专制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愚民教育导致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倒退，使许多人错把毒药当补药，错把镣铐当项链。由于独裁政府把个人探索真理的努力当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使得许多政府领导人不愿意冒险进行政治科学方面的思考，也因为民主政治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意识形态，像张维为这样专门搞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尚且一知半解，要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真正理解、接受民主政治思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因如此，政治改革往往是被时局逼迫出来的。就像满清政府那样，不到内忧外患迫使它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就不愿意进行改革。可是，因为被动的政治改革是在政府的领导能力遭到极大挑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受到了削弱，使得动荡中的社会秩序难以控制，增加了政治改革的成本和不可预见性。中国的独立知识份子，应该紧密结合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继续努力宣扬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专制主义理论，坚持不懈地为国家领导人解答有关民主政治理论的疑难问题，坚定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念。我相信，只要道理讲得透彻，国家领导人就一定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思想！历史证明，只要国家领导人接受了民主政治思想，中国就一定能够迎来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清朝进行的宪政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强大的民主舆论影响下，不唯光绪皇帝，当年清朝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接受了民主政治的思想。宪政改革的核心领导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面对摄政王载沣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拖沓态度，当时全国大多数地方大员都表达了不满，他们不顾军机大臣的威胁，联合上书朝廷，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与知识界、学生、群众的游行一起，形成了第三次全国性的请愿浪潮。他们是：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澂、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曦、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浦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歧、贵州巡抚庞鸿书。历史将会永远牢记这些优秀领导人的名字。
   
   渐进改革绝不等于保守，不等于不改革，它与保守有着本质的不同。保守主义者以改革不可冒进为名，行拒绝改革之实，人民只能听到他们口头上的改革，却见不到他们的任何实际行动，哪怕是一个写在纸上的计划都看不到。一个对子孙后代负责，真心实意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政府，会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改革计划，而不是说一些空洞的大话敷衍了事。不是说中国人现在的文化素质太低，不适合搞民主政治吗？那么请告诉我具体的文化素质是什么？是文盲率吗？如果是，那么请明确文盲率低于什么比率才适合搞民主？我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降低文盲率。是人均GDP吗？如果是，那么请明确人均GDP达到多少才适合搞民主？中国人民会努力工作、会耐心等待。但是政府给出的这些数据一定要有科学依据，要能够自圆其说，要能够使人信服。千万不能像张维为那样，空喊一通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口号，就不了了之了。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实现就像考博士一样需要一个过程。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博士研究生，我们需要对孩子进行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等一系列前期教育，绝不能因为考博士研究生需要一个过程，就对孩子来一番冷嘲热讽，连小学都不让他读。张维为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民主的，因此他对待民主的态度是虚伪的。他把实现民主政治的艰难性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混为一谈，用实现民主政治的艰难性否定民主政治的优越性。确实，妇女和黑人获得与白人男子平等的选举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确实，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的实现，经过了187年，到黑人奥巴马当上总统，经历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确实是在进步。这种人权进步的不一致，既有在人权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传统风俗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任何先行者来说，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后学者完全没有必要机械模仿。可是按照张维为的意思，首先是不承认西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其次是告诉人民，即使不得不在中国实行民主，至少也要经过187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人类的智慧在张维为那里到底还有什么屁用？！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张维为，禁止言论自由，打击异议人士，不管人权的口号喊得有多响，都不可能实现民主，但是，一定会爆发法国革命！爆发辛亥革命！到时候，不知道又会有多少人痛苦地挣扎在无边的苦难之中！那时，张维为之流就是罪魁祸首！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