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天下”型定居与“天下”型蛮族

上篇写道，5000多年前的东亚大地上，出现了规模足够巨大、数量足够众多的定居聚落，使得伟大的中华先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组成了当时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农耕定居部落联盟，令其能够成功抵抗无处不在的蛮族游团的入侵。于是，也在事实上成功捍卫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代文明。

定居已然不易，大规模、大数量的定居更是奇迹。这一点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的确如此。因为智人从直立人演化而来，并非是为了终日农耕。智人选择农耕，选择固定在一个地方通过驯化动植物度过一年四季并持续这个循环过程，是特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进化史上的“突变”，不是随便哪一群人就能够做到的，因为要为“突变”付出代价。尤瓦尔•赫拉利就此问题写道：

根据考古的发现，最早的定居人类，分散出现在西南亚几个特殊地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今天巴勒斯坦境内的杰里科，曾于2010年10月10日举行庆祝活动，纪念该城“建城10000年”。这还真不是瞎吹，而且很可能还少算了。考古学家在杰里科总计挖掘出了20多个连续定居点的遗迹，其中第一个定居点可以追溯到距今11000年。该城的防御工事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比埃及金字塔早4000年。

虽然最早，但却没什么用，直到今天此地连个“巴勒斯坦国”也建立不起来。可见仅仅开始定居下来还不是文明大发展的充分条件。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定居文明的出现尽管比西亚晚了很久，却在诞生之后不久很快建成了早期国家，并沿着古国-王国-帝国的演化路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一统国家。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上一篇所说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形成。

图1：东亚地区地形图

看一下地图：在东亚大陆今天的中国这一块，华北平原、关中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连成一片，在黄河中游一带形成了一个地理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有一个东至大海，西至流沙，北至大漠，南至北户的伸展，直达远方的“四极八荒”。于是，位于中心区域的人们会产生一种天外无外、天下一体的直觉印象。

正式使用“天下”命名这一近乎圆形的广阔区域，迟至周朝才开始，但史书上讲述有夏一代，就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吕氏春秋•用民》）“（禹）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庄子•天下篇》）等说法。甚至在讲述更早的始祖黄帝时，也有“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史记•五帝本纪》）之说。可见，自酋邦和古国形成之后，中华先民们头脑中的“天下”观念就已根深蒂固，不容置疑。

这个观念在中华文化中有多顽固？清末士大夫冯桂芬1860年发表《采西学议》一文，言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但只是其一，并非天下，世界上如赤县神州这般大的地方还有九个！此言既出，朝野震惊！三千年没变过的世界观，一夕崩塌！

这样的事，只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至少没有像中国人这样早在文明之初就开始有了“天下”的观念。在整个西南亚，或被考古学家们称为“侧翼丘陵区”的地区，由于地理上的破碎性，任何一个定居文明都不会真的认为自己就是整个“天下”的中心。据说当年阿卡德的国王和亚述国王也都曾自称过“世界之王”，但夜郎自大式的幻觉很快被频繁的异族入侵所打破。

由于缺乏“天下”和“天下之中”的观念，从一个城邦看出去，就只能看到另外的城邦，城邦之外，无论是“海外”还是“山外”，都还不是“四极八荒”，因为还有更远方的异族城邦。位于西方的城邦往东看，是无数东方的城邦；位于东方的城邦往西看，是无数西方的城邦；看来看去看不出天地的形状。于是只能以城邦为政治单位，把自己的城邦视为我，“世界的其他地方”（the rest of the world）视为敌，视为可以被征服、支配、剥削的对象。这正是西学世界观的逻辑起点。

图2：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在此范围内，曾经出现过的最大的王国也难以形成“天下”观念，每一个城邦只能形成“城邦-外部”的二分世界观。

西方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从不承认自身的这种局限性，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也并未从希腊城邦政治的格局中走出多少，口中念念叨叨的还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之类似是而非的“城语”。当年的梁启超曾对比过这两种世界观，他说：

概言之，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不过是出身于岛国城邦的政治家。根性所决定，说一千道一万，只是一些如何治理小城邦的知识和智慧，连国家为何物都懵然不知，何谈国家如何组织和建立。而中国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不仅早早就孕育出了国家主义思想，甚至诞生出大批怀抱世界主义理想的大政治家。凭借一百年前的知识水平，梁任公即有如此透彻的宏论，超过大多数当代学人的水平。

其实，拿希腊学术与中国春秋学术作对比，中国已经“让先”了，因为在文明演化史上希腊属于第二代文明，资格不够。若再往前推1000年，用西南亚的第一代文明与中国酋邦-古国时代进行对比，还能得出一些更重大的结论，因为中国的“天下”，在那个时期即已成型。

70年对话5000年，至少在知识上应该能补充一百年前康梁的不足。

天下的定居与天下的游动

西南亚-东地中海一带的第一代原生文明，有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社会、位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社会和位于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社会。

古代埃及社会存活了约3500年，从公元前3150年法老美尼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始，到公元5世纪“后罗马埃及”被“拜占庭埃及”所取代为止。但是自公元前22世纪古王国时期的法老第六王朝开始，埃及就遭遇到从东北部进入的蛮族的入侵。前18世纪上半叶到前17世纪，蛮族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占领了孟菲斯，使埃及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

苏美尔社会存活了大约2600年，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的苏美尔城邦开始，到前1460年亚述人打败了亚摩利建立的巴比伦为止。但是该文明的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却只存活了不到150年，于前2230年左右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

同属苏美尔文明的巴比伦人，于公元前18世纪后期被蛮族喀西特人所征服，被迫纳贡交税。而亚述王国则被蛮族米坦尼人统治了3个多世纪。

米诺斯社会是一个以克里特岛为基地、控制着爱琴海的海上帝国，兴起于新石器时代，毁灭于公元前1400左右来自于北方蛮族亚该亚人向南方的大迁徙。蛮族在米诺斯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了更古老的迈锡尼文明，但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的宫殿曾屡遭洗劫，一次更加可怕的毁灭导致爱琴海文字彻底失传，文化财富完全枯竭。【3】

图3：位于今日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时期克诺索斯宫殿的考古遗址

这就是城邦国家的宿命。汤因比写道：

同遭覆灭厄运的还不只是小亚细亚诸文明。公元前15世纪左右扫荡了东地中海的蛮族，与同一时期毁灭了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蛮族同出一源，前者被称为喜克索人，后者就是进入了南亚次大陆并重新创造了新的古印度文明的雅利安人。

如此来看，在第一代文明时期，似乎没有任何定居文明能够逃脱被北方蛮族所摧毁的命运。最坏的结局，就像米诺斯文明一样，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之光完全被黑暗所笼罩，历史倒退千年。但即使是最好的结局，如埃及文明，蛮族入侵者被定居文明的先进文化所同化，文明继续发展；可是由于蛮族入侵反复发生，经过一次次的大混乱之后新的文明开始发生，老的文明终于还是寿终正寝。

这就是说，古代世界唯一的胜利者，还是中华文明。

这一点也是西方学者们有意回避的，即使汤因比已经很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代文明和第二代文明之间的嬗递关系，但还是被“主流史学”视而不见。按照汤因比的观点，以先后灭亡的第一代文明社会为“母体”，才又诞生出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叙利亚社会、希腊社会、伊朗社会、古代印度社会、中美洲的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等十几个第二代的“子体”文明社会。而与这些社会同时期，古代中国社会则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延续和发展，并又衍生出朝鲜社会和日本社会这两个分支。

接下来，再以第二代文明社会为“母体”，希腊社会的一支向西北方向转移，在欧洲发展出了西方社会，随后在大航海时代覆盖了非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并消灭了全部美洲文明；另一支希腊社会向东北方向转移，发展出了东正教社会，一直延伸到了俄罗斯；公元7世纪之后，整个中东和西亚地区以原来的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叙利亚社会、阿拉伯社会和伊朗社会为母体，发展成为了伊斯兰社会，并向东北方向延伸；古代印度社会继续在南亚次大陆延续和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印度社会。这4个今天还活着的文明，都属于第三代“子体”文明社会。【5】

而与第二代文明社会时期一样，在第三代文明时期，中国社会继续保持着自身的发展，直到现在。

无论各种文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如何，也无论怎样变换描述方式，中华文明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都是不能不承认的。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就要看看中华文明是如何从蛮族入侵导致灭亡的宿命中走出来的。

如前所述，与其他第一代文明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下”型定居文明。

当代学者赵汀阳教授的这个论述，是解开难题的一把合适的钥匙。

蛮族无处不在，或受到南方富庶城邦中财富的诱惑，或受到北方极寒气候的驱赶，总之，无论是西南亚还是东亚，那些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蛮族游团总会周期性地大举南下，将早已因定居生活而变得柔弱腐化的所谓“文明人”当作一群特殊猎物进行围捕，然后鹊巢鸠占，成为新王国的主人。

可是，发生在西南亚-东地中海一带和南亚次大陆的老套故事，在东亚大陆的中华地区却大大走了样。无论是考古、史料甚至是遗传学的证据，都坚实地支持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是一个“一体化”的路径。借用新闻通稿的话说就是：

而史料中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等时期，就贯穿在这个“一体化”路径当中，都只有连续的发展，而没有发生中断。无论是苏秉琦教授的“古国-方国-帝国”说，还是王震中教授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也都是连续的演化路径。

图4：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图

那么问题来了——东亚大陆上的那些蛮族游团都干什么去了？难道他们不来征伐定居城郭、劫掠财物、围捕农人或鹊巢鸠占吗？难道他们比他们的西亚伙伴们要文明很多？

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因为中华大地上的夷狄们比小亚细亚的喜克索人或南俄草原上雅利安人更温和仁慈，但却是正好相反的另一个原因：中华大地上诞生的华夏文明，远比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更为文明！

正如赵汀阳教授所说的，中华特有的“天下”观念，在根本上取消了外人和敌人的概念，所有人，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都被邀请加入一个天下共有的秩序。

从史书记载中即可看出，中华的“华夷之辨”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种族划分的，而是根据政事、习俗、举止等文化因素而区别的。换句话说，在“万国林立”的初期，虽然普遍具有外人“非我族类”的观念，但谁是华夏、谁是夷狄的最终区分，却是通过一种文化上的竞争而决出结果的。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建立了第一次中华大一统的周朝，实际上就是一个来自于西方“戎狄之间”的小部落。古公率部返回岐下，“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已是距始祖后稷一千多年后的事。那么，与其时占据中原的“大邑商”相比，谁是戎狄？谁是华夏？而武王灭商之后，成王复营洛邑，取天下之中，这样楚和秦又如何再被称为夷狄？《春秋》昭公十二年经记载的“晋伐鲜虞”之事，宣公十二年经记载的“邲之战”事，都涉及谁是华夏谁是夷狄的问题，但正是由于问题的核心是围绕着春秋礼法而非种族血统，所以成了两千年儒生们的两大公案，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清末的康有为、刘师培，始终争辩不休！

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子曰：“有教无类”。《中庸》曰：“是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对此，梁启超一言以蔽之：

这就是中华“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天下之道，有定居城郭，却是一种“天下”型定居，也有蛮族游团，却是一种“天下”型蛮族，所有人共处同一个天下秩序当中，都要符合统一的天道。所以中国和夷狄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完全可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相互借鉴与融合。

70年对话5000年，可以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中国与蛮族夷狄数千年竞争不断，却也融合不断。这是真的。

而这样一个伟大叙事，从西方历史学“大师”们口中是听不到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的“多元一体”，到实现定居“突变”，再成“天下”之势，终于走向“广土巨族”，每一步都波澜壮阔，精彩纷呈。今天的中国学者自己不说，指望谁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