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男爵（一）

孟德斯鸠男爵

文/陆幸生

一、旷野日出：启蒙运动催生革命

启蒙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不仅在法兰西文化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它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影响面波及整个欧洲，而它确立的人权、自由、平等概念更是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直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启蒙在法文中具有“光明、阳光”等含义，亦可转译为“智慧、知识”的意思。将这些美好的词汇连缀起来，再贴切不过地概括了启蒙运动的实质：这是一场由那个世纪中的一些杰出人物，那些启蒙思想家发动和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向中世纪的蒙昧传统和专制体制进行的最有力的冲击，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和理性为武器，揭露宗教的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反对君主独裁专制和封建贵族、僧侣特权及其黑暗统治，从而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前景，企望让民主和科学的理想之光照耀大地。

启蒙运动起到关键作用而又相互传承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纪之交的英法两国一批杰出的文化人，牛顿、蒙田、培根、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关在书斋里，只研究因果关系或者道德规范的学者，而是介入社会、介入生活的思想家、作家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捍卫者。尽管这样一批积极领导和参与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都属于17、18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人，史学家却愿意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启蒙时代”。这是因为它从古典时代中走来，与旧制度几乎同时结束；它又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并非完全自觉地进行了思想铺垫、舆论准备；为新制度的建立廓清道路，开拓视野，明确目标指点方向；而它所确立的许多原则为后人甚至全世界的文明国家普遍接受，一直延续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尽管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走向极端，在冲破神权信仰体系、王权专制体制及其特权机制的同时，也扫荡了社会传统和法律秩序，而使国家陷入整体血腥恐怖，成为少数底层革命家鼓噪暴民的独C专制机器。这些毕竟还是违背了启蒙思想家对于权力边界划分和分权制约、确保公民自由以及民主人权的美好初衷。因为启蒙思想家也仅仅是提供了某种思路，革命家在实践中完全有着不同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英、美、法三国所选择的宪政民主共和的道路是不同的，而结果的差异更大。实践证明，王朝政治的顺应时代潮流，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上推陈出新的改良，不失为帝国体制在保存社会优良传统和稳定秩序的良性互动中，在高层统治集团和底层精英中进行相互补益的妥协协商中，引进和嫁接民主法治机制，对于绝对的君主专制权力进行改造制约，逐步形成与社会各界相对平等地分享权利，由王权专制体制和平地向宪政体制转型。

那必然是对于原有王公贵族和教士统治集团政治、经济特权的剥夺或者赎买，比之少数革命领袖突如其来的运动群众，以疾风暴雨似地武装革命拦腰切断社会秩序，否定一切传统，要稳当得多。

对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向文明的进步、批判性地继承和渐进式改造，这就是英国式“光荣革命”和美国式“协商民主建国”所走过的道路。这些后来被认为是成功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型实践，相比较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悖离初衷的权力异化，对社会生产力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破坏作用要小得多。

这就是后来被政治学家称为“英美式革命道路”，以非流血改革形式被认为是对欧洲启蒙运动资产的正面继承，这些启蒙思想的常识性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文明社会所公认的价值标准，经英美法等国启蒙思想家承前启后的不断探索而日臻完善，逐步形成成熟的系统性经验型相对成熟的理论。比之先验性凭想象和逻辑推理产生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要稳妥很多。按卢梭理论:无论是追求回到史前社会自然状态的原始平等，还是古希腊罗马城邦制度的早期共和以及后来新教运动加尔文似的日内瓦城邦的所谓“美德共和国”都带有乌托邦似的理想，强制在社会革命中推行，必然导致专制在新形势下的复辟。

那种遵循卢梭式思想轨迹的“法国大革命”，所演绎出的法兰西推翻王权后的第一共和国的悲剧性实践，其血腥暴力的恐怖统治，少数革命领导人借助民主平等旗号，开动统治机器镇压旧贵族和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中的不同意见，以行个人独C专制实现政治理想的负面效应，给法国民众带来的灾难，比之当年的路易十六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美道路的成功实践，多少要归功于两国启蒙学者中的霍布斯、培根、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尤其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后来几乎都和带有浓厚先验色彩的“道德理想国”乌托邦式浪漫主义者卢梭分道扬镳。

卢梭的衣钵却为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年轻革命家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圣茹斯特所继承并加以实践。在旧体制被革命机器碾碎的同时，他们民主平等的理想也在自己所制造的恐怖、专制、阴谋的氛围里，在血泊中归于寂灭。至于后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幽灵回荡直到烟消云散，那又是另一个专题研究的问题。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正是英国“光荣革命”前夕新旧势力缠斗厮杀，法国由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帝国的滑落，启蒙思想的先驱，英国平民思想家洛克，否定君权神授和王权世袭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力时，其统治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洛克相信只有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解除契约的权力。这是启蒙先驱最早的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思想。

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论说人类最可贵的知识许多不是从经验而来的，是先天存在的。洛克则提出心灵本是一块“白板”，知识起源于感觉，只有后天获得的经验才是认识的根源，当然认识还有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在西方哲学史上，洛克大胆的学说具有革命意义。他把哲学从经院派的玄学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建立在经验观察和常识判断正常能力之上的学科，这对近代欧洲各国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建立在经验哲学的法学理论基础上对于王国政府或者共和体制的“三权分立”尤其立法、司法、行政权的相互制约理论在法兰西贵族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孟德斯鸠是洛克理论的积极创导者，并在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着新的突破。这些成果是孟德斯鸠在辞去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官职，取得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职位后，经过对于欧洲各国政体考察，尤其是对意大利古罗马和英国君主立宪政体进行实地观察，深入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

同样对英国政体进行过细致考察和充分肯定的伏尔泰，通过《哲学通讯》的出版，对于洛克理论进行了深入介绍。此时的法国正处在危机四伏中，他们需要的恰恰是洛克这种能够指导人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于是洛克的思想在法国产生了其大无比的感召力，并且为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武器。

法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思想结晶是由狄德罗所主编的《百科全书》，这是凝结了18世纪法国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真知灼见的的集体著作，先后有160多位作家、科学家为其撰稿，直接参与编辑的也有130多位，他们以各自的专长丰富了这部启蒙巨著的内容，使其达到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学术思想水平。《百科全书》是启蒙时代的一座丰碑，那上面镌刻着狄德罗和所有启蒙思想家对后代无限热爱和期待：

我们用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刻含辛茹苦地编成这部著作，也许，他会给我们晚年带来欢乐？当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已离开人世时，让它成为一些人的善良愿望和另一些人的不公正的永久见证吧。（见阿基莫娃著《狄德罗传》三联书店版1987年版第59页）

无论是《百科全书》的敌人还是朋友，都认定这本书包含了18世纪一切最大胆的思想。但是实际上，这部包罗万象的鸿篇巨著，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条目宣传或者暗示过暴力革命。在政体方面，百科全书远非革命党人，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只希望通过改革，使其变得宽容，讲究理性，能给知识分子以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温和君主制，能够建立限制贵族、僧侣特权相对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宪政体。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中，对政体问题最感兴趣、且研究得最深刻、最系统的当推孟德斯鸠。尽管他只为《百科全书》撰写过一个条目——“论趣味”，他的政治观点却颇有代表性，很能反映百科全书派的绝大多数启蒙作家在政体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孟德斯鸠的本名很长叫夏尔一路易·德·色贡达，“孟德斯鸠"只是其古老"色贡达"贵族家庭的传统封地的名称，意即"蛮荒贫瘠”之地的意思，是他的祖先做为纳瓦拉王朝王家侍臣的封地，后来人们习惯以村落名称称呼他。1689年，他出生于自已家族拥有拉布莱德城堡。色贡达家族从曾祖父开始就是穿袍贵族，以伯爵头衔出任世袭吉伦特省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

按照当时贵族的习惯，他从小由乡间妇女哺育，自幼一口乡音，终身难改。即使后来跻身于巴黎贵族圈依然没有学会上流社会通用的巴黎普通话。他出身受洗时，正好一个乞丐上门，父母即以其为儿子教父，以表示人无论贫富贵贱均为上帝之子。他待人和蔼可亲，绝无贵族的狂妄傲慢。然而，贵族财富和职位、爵位世袭的特权是不会改变的。但可用金钱䰞卖，孟德斯鸠后来出售了法院庭长职务，毫无牵挂地走出波尔多自家的城堡庄园去了巴黎，在贵族圈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进而游学欧洲列国，以尽自己位高则责任重大的“贵族义务"。因此，从青年时代他就对政治制度的考察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1721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波斯人信札》出版，他在第48封信开头写道：“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见、所闻、所注意的一切。到了晚上一一记录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么都使我惊讶”这段借主人公之口的作者自述说明作品中虚拟的故事，其实均以现实为依据，而这两位波斯青年对巴黎时弊的针砭，则集中代表了孟德斯鸠对路易十四绝对君主权力的憎恶，经过思索后，引出这样的结论:

“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要求它们支持相当长的时间保持纯洁，至少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B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

显然，这并非是一个随感式评论，而是一个政治学说的雏形。这个学说经过作者近30年的研究，从理论上和现实等不同角度发掘和探索，终于确立，并在1748年出版《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得到完整、系统论述。成为启蒙运动中政体改革的一面旗帜，对后来法国大革命启蒙民智、解放思想、制定宪法和《人权宣言》产生重大影响。

对后期大革命走向罗伯斯庇尔暴政独C专制，有人曾经笼统地归咎于启蒙运动，这是不公平的。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经历了两个世纪年后的1989年，当代法国革命的研究者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于这场运动发轫和后来的结果都有公正的评判，诚如法国学者雅克·素雷在《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对代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以及罗伯斯比尔、马拉等人都有客观的评价：（见商务印书馆2015年三月版第31/32页）

百科全书派绝不是雅各宾主义的前身，旧制度灭亡后幸免于难的该派成员在恐怖统治时期大多是温和派，对革命的狂热非常敌视，许多人因此受到迫害，或者勇敢地与之抗争。奈吉翁是狄德罗生命最后二十年间的密友，他直言对救国委员会的鄙视，认为罗伯斯比尔比尼禄还要糟糕。

对于卢梭这位学者评价：

卢梭思想也证明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启蒙哲学的特点是暧昧的并且本质上是无害的。从18世纪60年代起。让-雅克的影响力特别体现在塑造前浪漫主义的情感上，它讲究美德，但首先是非理性的催人泪下的，不喜欢科学和现代性的卢梭不可能提出革命性的问题，动摇现有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18世纪90年代初，贵族们曾经热衷于用卢梭思想来对抗大革命。这表明卢梭主义变得多么矛盾和不一致的理论。

让-雅克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了大革命，虽然他既无意愿也无准备。他的遗产被不同派别轮流利用，既服务于制宪议会，也被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热月党人采纳。今天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卢梭：他有时被描绘成极权主义者，有时则被看作狂热的自由主义信徒。这些看法都忘记了卢梭的复杂性和他的历史局限性。幸运的是他至死都不知道后人会把他的思想变成什么。

诚如美国学者彼得·盖益在《启蒙时代(下)》一书中指出：（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530页）

卢梭并不完全属于启蒙运动阵营，但他是属于启蒙运动的。他先后与许多启蒙哲人反目成仇。他一度与狄德罗十分亲密，他崇拜过伏尔泰，他投靠过休谟，到头来全部恩断义绝和公开指责告终。晚年的卢梭因为偏执狂而失去正常判断……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始终是启蒙大家庭中的一员，哪怕卢梭与其它启蒙哲人都不承认这一点。不论为友还是交恶，他们彼此需要，他们思考和写作时从末停止关注彼此，有一些启蒙哲人，如休谟和达朗贝尔，虽然有十足的理由埋怨卢梭，却依然同情他，自始自终将他看成启蒙同道。18世纪60年代中叶，卢梭的言行失检让伏尔泰大为恼怒，达朗贝尔极力劝说伏尔泰保持冷静，他告诉伏尔泰，“在即将攻陷特洛伊之际，哲学阵营发生內讧"这是大家不愿看到的。

卢梭幸运地死在大革命发生的前夕，他的思想复杂性使他的理念和启蒙思想家多有重合之处，而被后来的立宪派吉伦特派所倡导。严格地说，后来被屠杀几乎覆灭的这一派别，更多继承的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思想理念。虽然以罗兰夫人为代表的吉伦特派的思维深处也混杂有卢梭先验理想主义诗意，理念脱离理性而浪漫的一面。但是，这一乌托邦式想法更多是被罗伯斯比尔等第三等级代表所继承。

按照雅克·素雷的看法大革命的推手，更多的是来自于沦落在无套裤汉底层的、被社会边缘化的落魄文化人。与那些融入体制的启蒙派大哲学家相比，他们被称为“落入阴沟里的文人”是一群拥有革命心态的人。他们出身寒微，流浪社会，仇视体制，渴望平等，饱读诗书，具有相当文化潜质和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或者幻想通过社会秩序的颠覆，实现“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也即马拉、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丹东、库东和贵族中的野心家如奥尔良公爵、巴黎东区主教塔列朗以及以富歇为代表的“热月党人”。前者或多少还具有纯洁的理想主义狂热情怀，而后者则更多是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社会崩溃的大混乱中的浑水摸鱼者。这些社会大潮袭来时泥沙俱下的家伙混搭成了法国大革命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容待以后慢慢介绍，现在先来看法国启蒙运动先驱贵族思想家孟德斯鸠。

201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