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男爵(八) : 中国

对于中国政体的特色，也即建立在“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基础上的所谓的科举制度与专制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所谓的礼教德治及其虚伪性，孟德斯鸠也作了一些很中肯的评论，他说：

“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第313页上册）“有两种原因使这种礼教得以那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里。第一是，中国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结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关注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第313页上册）“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致违犯法律，刑罚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罚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么？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第313―314页上册）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所遇到的遭遇的原因，孟德斯鸠是这样论述的，他说：

“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贞女誓言、妇女在教堂集会、她们和神职人员的必要的来往、她们参加圣餐、秘密忏悔、临终的涂油式、一夫一妻--所有这一切都推翻这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同时也触犯它的宗教和法律”。（第314页上册）“基督教，由于建立慈善事业，由于公开的礼拜，由于大家参加公共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但是中国的礼教似乎是要求一切都要隔开”。（第314页上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隔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联的；我们从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治同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第314―315页上册）

对于中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能够牢固和持久所使用的统治术，孟德斯鸠所作的论述十分深刻，他说；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尽孝，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后以应有的仪式来敬奉他们。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个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已；这个法典的范围是很宽广的”。（第315页上册）“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第315页上册）“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不是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中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第315―316页上册）因此，“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之外，是不能保证生活的”。（第316页上册）“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第316页上册）

孟德斯鸠这种对于中国式权谋和狡诈的精妙解读，被后来中国政治家解读为“政治智慧”而这种实用主义的智慧在中国政治历史和对外关系史上屡见不鲜，是公然对于现代法治规范下的契约精神及商业诚信的道德信条的无视，而陷入实用主义泥沼，以小智巧替代了大智慧，以小奸诈毁掉长远的战略利益，这就是商业诚信精神和法治规范的缺失，而替代于帝王的权术和政治上欺诈，军事上的掠夺。这就是因为为什么，商鞅、韩非等法家帝王术、阴谋论、愚民驭民权术长期在中国宫廷和官场流行的弊端所在。由此可见，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社会及其特点的论述可谓是具有经典性的切中要害。

在此，孟德斯鸠再次强调了气候、地理环境对于国民性格形成和国家制度诞生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强调了东西方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所造成国民性格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性。

在谈到“亚洲的奴役”和“欧洲的自由”另一个自然原因时他指出（见《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8页）：

在谈到东方帝国首都建设时孟德斯鸠说：

孟德斯鸠上述论述，对于东方专制社会对于法治、自由的缺失所造成的对民众的奴役以及大国首都的选择，也是十分符合中国实际的。而西方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除了商业文明的兴起，导致人身依附关系在平等贸易基础上为契约精神所替代，同时太阳王路易十四一统帝国的建立，基本枚平大领主贵族的封建贵族政治，而形成专制王朝，也正是在这种大一统帝国中，揭露专制黑暗、反抗专制的呼声，才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论著中滋生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口号。而成熟的封建大一统帝国的诞生中国却比西方要早许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以后两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大一统专制帝国随王朝循环而在改朝换代中交替顺延着，而且帝国统治不断地精细化而至极端。其首都从咸阳到长安、北京等等几乎都是建立在北方。除了王朝式微，管制能力下降，首都才南迁，比如南北朝到三国魏晋时期以及六朝到北洋军阀分化到民国肇始时期始终未完成国家的统一。

作为启蒙思想家精神遗产的继承者马克思，对于中国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造成王朝的循环的更替有着极为经典的论述。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教授在《马克思和第三世界》（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版第59页）中指出，马克思关于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源的思想：

马克思当年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曾经提出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奴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以农奴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未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到前苏联时期经过斯大林御用学者的阐述却成人类社会发展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一理论当然会影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各国。

马克思恰恰根据孟德斯鸠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受到地理气候自然环境的影响，因生产方式的不同社会发展是有区别的。因而马克思对于亚洲社会提出了在奴隶社会转变过程有着亚细亚社会的长期存在，也即奴隶制残余君主专制体制的长期存在，并在王朝循环中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复出现。马克思曾经坚定地回答那些把他的理论教条化的人说：

鸦片战争打开了向资本主义世界通商的大门，而资本主义商业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造成了其他种种结果，而是建立在扩大海外市场市场之上的血腥暴力，本身带有强制的不平等性，但是就市场交易而言最终将导致平等的主体确立和保障公平公正交易的民主和科学法治精神的形成，及其政权内部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政权结构形式的输出，而不仅仅是船坚利炮的先进工业体系和商业交易规则，还有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是因循守旧的颟顸帝国君主和官僚们所一时无法理解的。

201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