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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的最可靠标准,就是看一个健康的劳动者有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也是马克思讲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社会繁衍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健康的劳动者不仅养不起家庭,甚至连自己都养不起,连自己的栖身之地都无力解决,而只能依靠“六个钱包”才能解决自己的栖身之地,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不是极端贫穷的不正常了,而是失去了基本天理。
最近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随便就举了武大郎的例子。讲武大郎一个半残废,还不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劳动力,都能够住上一个两层小别墅,可如今我们一个健康劳动者都买不起一套房子,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本来就是随便一个例子,没想到还真的引起了争议。那些五毛党自不必说,以此攻击我们厚古薄今,恶意攻击,连一些我们自己的同志也认为我们说得不对,大家熟悉的梅子夫妇就在文章中指出我们说武大郎能买房子是错误的,武大郎和现在一样买不起房子,他的房子是祖产。
本来武大郎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祖产对我们毫无意义,但是由于涉及到判断社会天理的问题,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地随便谈谈这个问题。武大郎的房子是怎么来的,《水浒》中并没有交代,但肯定不是祖产,因为武大郎是为了躲避流氓骚扰潘金莲,从清河县迁到阳谷县的,纯属外地户口,不存在祖产问题。不过《金瓶梅》倒是交代了武大郎房子的来源,是武大郎凑了十几两银子典来的。也就是别人向武大郎借钱,把这套房子抵押给了武大郎,如果到期还钱就可赎回去;如果到期还不了钱,这套房子就归了武大郎。说来说去这套房子还是武大郎的。况且退一步来讲,就算是武大郎租的,那也是今天一个健康劳动力不敢想象的:在市政府旁边,商业中心,租一套大约200平米(根据书中描述应该不低于200平米)还带院子的联体别墅,请问今天哪个老百姓租得起?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古今中外房子从来就没有成为老百姓的问题,只有在当今中国房子成了老百姓面临的主要困难?说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五毛党了,绝不是对他们恶意攻击的报复,而的的确确是与五毛党有关。大家都知道五毛党有一个著名口号,就是“反对全盘西化”,而当今中国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恰恰就是这个“反对全盘西化”造成的。中国古代老百姓的房子不是问题,是因为政府实行两不管——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政府不管;老百姓自己盖房子政府也不管。所以老百姓随便搭个茅棚就可以住,不存在住房问题。西方国家老百姓不存在住房问题,是因为政府实行两个标准化管理——按照城市统一标准盖房子,老百姓自己不能随便乱盖;老百姓收入达不到买房子标准的,由政府提供公租房或免费房,所以老百姓也不存在住房问题。
而当今中国百姓的住房问题糟糕就糟糕在了五毛党“反对全盘西化”上了。他们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住房制度,而只是照搬西方城市住房标准化管理这一条,不允许老百姓自己盖房子,但是对于西方住房制度的另一条,为买不起房子的老百姓提供公租房和免费房,则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否定了。如此以来,就把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不管穷人买不起房的弊端和西方国家不允许老百姓盖房子的弊端结合起来了,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允许老百姓盖房子的优点和西方国家为老百姓提供公租房和免费房的优点,全都去掉了,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六个钱包”才能买一套住房的千古奇观。假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实行“全盘西化”或者是“全盘古化”,就算是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的免费住房,老百姓也不会变成三代人都为一套房子打工的房奴。
这就是为什么党内腐败势力和黑恶资本势力要豢养五毛党的原因。豢养五毛党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打着“反对全盘西化”的旗号,把西方所有积极的东西全都拒之门外,而把西方所有消极的东西一个不漏地全部引进来。不仅在住房问题上是如此,在所有问题上特别是证券市场和依法治国问题上尤其如此。所谓反对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否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同时全盘肯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朱镕基当年之所以禁止法院受理股票诉讼案、房屋拆迁案和国企改制案,就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无论用西方法律还是用古代法律来衡量,都是悖逆天理,极端荒唐,为了避免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嘲笑对象和反面教材,保住中国人的面子,才不得不禁止法院受理上述案件,只是这个决定比审理上述案件更加荒唐。
可以说,正是五毛党的这个悖逆天理人伦的千古祸害,才给了汉奸极右势力可乘之机,一时占据了道义优势,把群众特别是青年蒙骗在了右派一边,为西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创造了根本舆论条件。如果不是中国左翼运动的兴起,告诉中国人民所有这一切不幸都是汉奸极右势力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的,给群众打了一个预防针的话,估计中国早就变成了第二个中东或第二个苏联。我们坚信大家会看得越来越清楚,汉奸和五毛党在“全盘西化”问题上表面看来是针锋相对,实际上是配合天衣无缝的一对黑白无常,最终都会把中国带向黑暗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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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