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语言，也不是音乐，分明是哭泣

　　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人逃了，那么多人变了，一位具有绝世才华、拥有广阔内心的音乐家，竟在人类最黑暗暴虐的独裁统治下生存下来，这是多难的一件事！难上加难的是，他还在源源不断创作！怎么做到既保持灵魂独立，又与暴君周旋？


　　老高按：我第一次听说“肖斯塔科维奇”这个难念难记的名字时，是在文革中期。其实那时他还在世，但在我的感觉中，好像他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属于二战、属于随斯大林时代而翻过了的一页。
　　后来了解了更多。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大师之一，这位在苏联获奖无数的作曲家，我景仰他，也倾听他讲述在独夫暴君治下战战兢兢的复杂心绪，但多次听他的交响乐，却不得其门而入音乐内涵，只在外面惊愕、焦躁。提前做多少功课都收效甚微，无法把握作品的精义，无法随之歌、随之哭、随之升于云霄又坠入深渊。我的被贝多芬、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惯坏了、也窄化了的耳朵，接受不了肖斯塔科维奇！久而久之，将其音乐，归入我心目中那种“久仰其盛名，不碰其作品”的一类（像歌德的《浮士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流年》、乔伊斯《尤利西斯》……都属此类）。
　　敬而远之之余，一个问号在我胸口却越来越大。一位具有绝世才华、拥有广阔内心的艺术家，怎么会在人类公认最黑暗暴虐的独裁统治下生存？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更何况，难上加难的是——他还在源源不断地创作！
　　他不是诗人小说家，可以凭一支笔，在不见天日的蜗居斗室里写自己的东西，藏之名山留之后世；他也不是只写钢琴、小提琴独奏曲，有一两位演奏家认可，作品就能传扬；他是交响乐作曲家呀，他的每部作品，都需要庞大的乐队，需要恢弘的乐厅，需要庄重的服装，也就是说，需要有人掏钱，砸大把大把的银子……这样严酷的环境，他并没有潜逃国外，到自由的环境中喷涌乐思，也没有封笔沉默，佯疯装傻，大隐隐于市；更没有出卖人格、阿谀逢迎、专写颂歌，何以能既保持自己独立的灵魂，又与自己早就看透五脏六腑、看透血脉骨髓的独裁者周旋？虽然我可以想见，他也必须做出若干妥协，这些妥协，也会被评论家们反复争辩不休，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耻的；我也可以想见，艺术家的感觉那么细腻鲜嫩，像我们凡夫俗子司空见惯受到的呵斥詈骂，每一句落到他心头都更加难以忍受……
　　这个巨大的问号就梗塞在我胸口了：那么多人死了，那么多人逃了，那么多人变了，他何以做到“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谱大曲”（改鲁迅诗三字）？而且，他的作品还真正成了深刻反映那个时代的丰碑！
　　1979年，肖斯塔科维奇死后三年，他的回忆录《证词》在美国出版。据说中文版也有了，可惜我还没有读到。我读到张新奇（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早年是湖南的诗人、作家）的一篇读《证词》的“闲书笔记”：《当我们脏时，请爱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把我胸口的那个问号拉直，但是多少让我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处境和追求有了一些了解。
　　张新奇文中有这样几句话：
　　一些人脏过，我们应该爱他。
　　一些人肮脏，我们只有厌恶。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内心是否为脏而羞耻。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提醒。这让我想到我们如今对许多人与事应该采取的态度。
　　当我写到并肯定一些历史人物时，经常碰到一些读者大加挞伐：此人不是有过什么劣迹、犯下什么罪过吗？例如，我谈到陆定一周扬晚年的悔悟、反思，就有人指出他们的“文艺沙皇”行径，他们整过多少学者作家；我谈到赵紫阳晚年的选择、坚持，就有人讲述他“反瞒产”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看到这些揭露文字，一方面我很高兴有更多朋友投入精力来抨击共产岁月中的各种反人类罪行，另一方面也不免为一些朋友陷入的思维误区、逻辑错乱而遗憾。我介绍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陆定一、周扬、许家屯……着眼点，一是抗衡中共官方包括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妖魔化，力图追寻历史事件的原貌；二是称许他们晚年居然能够悔悟反省——我毫无意愿来造神封圣，向今天的读者推出道德完人、政治旗手。所有中共的大小掌权人，有一个算一个，有谁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战友的事？而这些反省者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过去做过这样的事而不安、而羞耻、而难过，从而发声，希望现在的当权者迷途知返，以史为鉴，以己为训，避免重蹈覆辙。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今天有了觉悟，就将他们过去的错误甚至罪行都“一风吹”；更不能因为他们曾经过去为这座绞肉机尽心尽力，就把他们如今的悔恨忏悔和深刻思考一笔抹杀。
　　我这番话，是针对哪些博客说的，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是题外话，回到肖斯塔科维奇。
　　我马上来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
　　我要设法读到肖斯塔科维奇的《证词》。
　　附带的，我还想读一读张新奇在“附记”中提到的莫应丰那本长篇小说《将军吟》。


　　当我们脏时，请爱我们——闲书笔记：《证词》

　　张新奇，苍山夜语


　　1
    
　　《列比亚德金上尉诗歌》组曲，是肖斯塔科维奇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灵感，显然来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群魔中，列比亚德金娜是一个女性，三十来岁，丑陋，残疾，精神分裂，长期遭受兄长毒打，却不感到羞辱和痛苦。她有个名义的丈夫，那个人只是想看看一个残废疯女人能在人世折磨多久。同样，《列比亚德金上尉诗歌》中，主人公是一条苟活的可怜虫，遭人厌弃，最后象狗一样死去。
　　但在肖氏的音乐中，他对笔下的人物没有半点轻蔑，而是充满柔情。
　　特别要指出的是，《群魔》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探讨信仰与恐怖行为。甚至被一些人视为预言，预示了俄罗斯未来的道路。
　　肖氏晩年这部作品，显然是对世人的重要暗示。但所有人都更在意肖氏头上的光环，而不会体味音乐中的暗藏的深意。
　　也许要强调什么，他随之说：“当我们脏的时候，请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的时候爱我们——干净的时候，谁都会爱我们。”
　　这不是语言，分明是哭泣。

　　2

　　肖斯塔科维奇，波兰裔，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母亲有良好的音乐素养，会弹漂亮的钢琴曲。
　　“我的童年没有非同一般的大事，一个作曲家的平生，前奏曲部份都差不多。而好看的是后来的赋格。”
　　他经历了沙皇时期的动荡与黑暗。那些和他一般大小的孩子，爬到树上玩耍，路过的乱军仅仅是取乐，朝树上开枪，把孩子象小鸟一样射落，然后将尸体堆上雪橇，拖走了。人性的冷酷，在特定的情境之中，常常会超越大自然的任何严寒。
　　1917年革命的冲突中，一个哥萨克士兵用马刀砍杀偷吃食物的孩子，他看见红色的血迹转眼变色，流淌着，象黑色的蚯蚓在地上蠕动。
　　“我的童年象老人一样无力。”
　　1917年3月23日，彼得堡举行革命者葬礼，他在围观的人群中目暏了一切，回家在钢琴上弹奏，即兴创作《革命牺牲者葬礼进行曲》，那年，他十一岁。
　　如果年轻时没有改变现状的冲动，不曾是理想狂热追求者，那他一生注定是平庸的。
　　革命更换了一个政权，但期待的美好迟迟不肯到来。内战，战时共产主义，饥饿，无数遗弃的房子长满青苔，飘散出霉味。还有路边马匹的尸骨，每一点肉屑都被啃光了，白得刺目。
　　每个人都会向往天堂，但到达天堂，要经过一片由无数人鲜血汇流而成的血海。可怕的是，一代又一代人艰难地趟过血海，到达的，竟然不是天堂。

　　3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与苏联革命政权并存，唯一的遗憾是，他内心压抑了太多忧郁，去世稍稍有点匆忙，没有见证苏联解体。
　　1975年8月9日，他带着解脱的微笑合上眼睛时，他获得了苏联政权铺天盖地的赞扬。
　　他用天才的音乐宏扬了俄国革命主旋律。
　　他赞美革命中劳动的欢乐，颂扬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连他那种著名的镜片后面充满忧郁的眼神也是为革命操劳所致。
　　为此，他被授予六次苏联囯家奖，并多次获得苏联最高的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担任作曲家协会会长，在莫斯科住宽大的公寓，远离尘囂的郊外也有政府赐与的别墅。
　　他是唯一一个长期生活在苏联，却在敌对的西方享有巨大声誉的作曲家。苏联政权的文化自信，肖斯塔科维奇是音乐界不可或缺的招牌。

　　4

　　1979年，肖斯塔科维奇死后三年，他的回忆录《证词》在美国出版。其影响与给世人带来的惊愕，如同看见肖氏推开棺材的棺盖，从墓地如幽灵般走了出来。
　　“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则就什么也别说。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都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
　　在苏联，最难得和可贵的毕竟是“回忆”。它已被践踏了数十年；人们知道比记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当三十年代“大恐怖”开始的时候，受惊的公民销毁了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还抹去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此后，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历史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被改写。
　　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

　　我的交响乐大多数都是墓碑。那么多人死了，至今不知葬身何处，即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我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为梅耶霍尔德或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愿为每个受害者写一支乐曲，但做不到，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等待枪决是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我的音乐许多页都是描述它。

　　第七交响乐是战前设计的，所以，不能完全视为希特勒进攻时有感而发。我为被希特勒杀害的人悲痛难消，同样，也为被斯大林杀害的人伤痛不已。我为每一个被折磨，被饿死，被处决的人悲痛。战争带来新的伤痛与战前的恐惧我一刻也难忘。我不反对把第七交响乐称之为列宁格勒交响乐，它描写的不止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也包括被斯大林破坏后再次被希特勒破坏的列宁格勒。

　　粗暴常常伴随着残忍，斯大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

　　如果想说个笑话，你得把客人带到浴室去，把龙头开得大大的，然后轻轻告诉他，捂住嘴。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

　　主呵，赐给我平静，让我去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主呵，赐给我勇气，让我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主呵，赐給我智慧，让我去辩别它们的不同。

　　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掉，我还可以用牙齿咬着钢笔继续谱写音乐。

　　暴君喜欢把自己扮成艺术的赞助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暴君对艺术毫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暴君是倒行逆施的，暴君是专门倒行逆施的人。原因很多。暴君乞求权力，他踩着尸体去攫取权力。在权欲的驱使下，他一有机会就忍不住要毁掉人、侮弄人。对权力的贪欲难道不是倒行逆施？如果你是心口一致的，你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然是肯定的。

　　你内心一升起对权力的欲望，你就成了迷路的人。

　　不说了，我不能再叙述我不愉快的一生了……在我一生中，没有特别愉快的时刻，没有极大的欢欣。这是暗淡沉闷的一生，想起来使我难过，承认这一点也使我难过。

　　对苏联当局来说，那块象征文化自信的招牌轰然崩塌了。
　　《列比亚德金上尉诗歌》组曲再也不需要什么暗喻。

　　5

　　1936年，刚满三十岁的肖斯塔科维奇看见死神的镰刀在头上飞舞。
　　此前他根据俄国作家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大获成功。1934年在苏联首演，五个月在列宁格勒连演36场，二个季度在莫斯科演出94场。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纷纷上演，获得巨大的赞誉。
　　这年初，斯大林不知在什么心情下前往观看这部歌剧的演出，结果，第一幕还未看完便愤然离场。
　　1月28日，《真理报》开始讨伐肖斯塔科维奇，随之，各大报纸纷纷跟进，各省组织的群众也以工人农民的名义抗议这个人民的敌人。扬言要剁掉他的驴耳朵连同脑袋。
　　“我险些自杀，危险使我毛骨悚然。我看不到任何出路，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把希望寄托在好友、知音、支助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身上，想让他替自己辩白说情。
　　图哈切夫斯基一生战功赫赫，被称为“红色拿破仑”。作为有见地的战略家，在军事装备发展的方向上与斯大林意见相左。1937年5月1日，图哈切夫斯基还与斯大林并肩检阅游行队伍，随后就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很快，以通敌罪被处决。随之，他的妻子与二个兄弟也被处死，三个姐妹关入集中营，连未成年的女儿也遭逮捕。最终，他的母亲和妹妹死于流放途中，尸骨无存。
　　在最高权势的领导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心喜爱我的音乐，这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人们叫他“红色拿破仑”。
　　图哈切夫斯基大概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了，他具有杰出的才能，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国家一位领导人交朋友，但这友谊被悲惨地拆散了。
　　图哈切夫斯基的弱点是喜爱艺术。
　　他不仅拉小提琴，还起劲地自己制作小提琴。
　　44岁的元帅被捕之前说：“我小时候多么想学小提琴啊！爸爸没有给我买，他一直没这个钱。我要是成了小提琴手就好了。”
　　图哈切夫斯基制作的小提琴现在不知道谁在拉，如果琴还在的话。我总觉得它在发出哀婉的声音。我在生活中很不幸，但他人比我更不幸，每当我想起梅耶荷尔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我就想起伊尔夫和彼得罗夫的话：“仅仅爱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它也应该爱你。”
　　我在报上看到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的消息，感到一阵昏眩，我感到他们在杀我。
　　这还不够让肖斯塔科维奇惊恐的。
　　在这场大清洗中，71名苏共中央委员有49人被处决，68名候补委员中，47人被处决。
　　苏军6名元帅的4名，15名集团军司令的13名，80名军事委员的70名被清洗了。希特勒说我们可以动手了，这个国家没有了好的军事统帅。我们只要朝门上踢一脚，那栋破房子倾刻便倒下来。
　　肖斯塔维科奇的合作者，梅斯荷尔德，一名狂热的革命鼓吹者，仅仅因一部历史戏中托落茨基的形象盖过斯大林，便列入清洗名单。随之被捕，梅斯荷尔徳被捕时正导演歌剧《谢苗·科特珂》，装扮成歹徒的十多名秘密警察闯进他家，对他的妻子赖赫连刺十七刀，赖赫躺在地上哀嚎，但没人敢去救她。一个人失踪了，惊恐的同事当什么也没看见，歌剧依然有条不紊地排练，就象什么也不曾发生，生活依旧。一个又一个知识分子就这样被带走，处决。
　　作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经历了三十年代那场悲剧。三百多乌克兰盲人民歌手，都是乌克兰历史与民歌的传唱者，是活着的博物馆。他们被召来参加官方主办的歌手大会，这些可怜的盲人，唱流浪的歌，唱调子暧昧的歌，审查员无法通过审查，索性把他们全部杀掉了。
　　在一个不容忍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社会里，除了赎罪示好，等待枪决便是一辈子生活的主题。
　　昨天还对他笑脸相迎，奉承有加的同事朋友，现在恨不得马上把他送入地狱。
　　在那些极度恐惧的时光中，肖斯塔科维奇每天都把行李箱收拾好，端坐在客厅，等待秘密警察敲响大门。
　　“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沒犯任何罪。”

　　6

　　音乐是人类最神秘，最特别的语言，没有国界，不分民族。只要有一双人类的耳朵，你就能为之愉悦或哀伤。甚至如同通灵，你会依照它的节奏，情不自禁地摆动身姿，欢乐与哭泣。
　　这种语言是一种心灵之谶，是优美魔咒，诱人的密码。任何人都可以凭个人经验与直觉找到自己的破译之诗。而现实状况是，知音难觅。
　　肖氏第五交响乐是为向革命赎罪而作。指挥穆拉文斯基试图将终曲推向欢乐的高潮。
　　《证词》中肖斯塔科维奇说，第五交响乐中的欢乐气氛是威胁下制造出来的。这好象有人用鞭子打你，说，你的工作就是快乐，就是快乐。你站起来，浑身颤抖，喃喃有词，就是快乐，就是快乐。
　　但法捷耶夫（苏联作协主席，1956年自杀）听懂了音乐深处的悲怆，他在日记中说，第五交响乐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同样，大洋彼岸敌对势力巨头，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感到了肖氏音乐中隐藏的况味。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罗斯福提议用肖氏作曲的《相逢之歌》按联合国宪章改动歌词，作为《联合国歌》。
　　《相逢之歌》是1932年肖氏为一部电影写的插曲，表现工人迎着曙光走向劳动工地的情景，一时广为传唱。
　　1945年罗斯福逝世，致哀时，乐队破格演奏了他生前喜欢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第一乐章。

　　7

　　《第七交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读《圣经·诗篇》深受感动而构思的。《诗篇》中犹太民族由悲到喜的历史是人类感情的整体体验。个人的哀叹与民众的挽歌渗透交错，呼救的绝望与信念的坚决来回往复。
　　《第七交响乐》在战前就构思了，邪恶对人性侵犯的主题是泛义的，他面对的不只是希特勒，而是人类跨时代的敌人。战争带来新的悲痛于毁灭，同时也带来专制下人民尽情表达悲痛的权利。亲人被杀害，连哭泣都不能，现在可以在侵略者的炮声中放声大哭。
　　是肖斯塔科维奇放声大哭的时候了。他在列宁格勒的炮火声中加速《第七交响乐》的创作。1941年9月3日写完第一章，9月17日，写完第二章，9月29日完成第三章，德军的炮弹已打进市区。肖斯塔科维奇被迫撤离。12月27日，在古比雪夫完成全部创作。
　　1942年3月5日，《第七交响乐》在古比雪夫公演，观众鼓掌长达二十多分钟。
　　五个月后，乐谱装入飞机，冒着被击落的危险，运往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九百余天，饿殍满城。电台只征集到28名奄奄一息的乐手，而演奏需要80人。指挥埃利阿斯贝格骨瘦如柴，正躺在床上等待死亡。消息传到前线，从战场召回的乐手有军官，机枪手，还有是直接从医院抬来的伤员。《第七交响乐》最独特的鼓点需要一名优秀鼓手，他们找到打击乐手艾达罗夫时，他已生命垂危，当听到将要的演奏时，手指微微动了一下。指挥埃利阿斯贝格惊呼，他活着。
　　1942年8月9日，《第七交响乐》在列宁格勒音乐厅演出。
　　埃利阿斯贝格战后回忆，他如此消瘦，身上的燕尾服肥大不堪，连举起指挥棒都很吃力。乐手的穿着奇形怪状，有的穿军服，有的穿西服。鼓手艾达罗夫在80分钟演出结束时，鼓槌掉到了地上。很多乐手在那一刻昏厥过去。
　　苏军在演出前发射了三千发炮弹，将德军打哑。饥饿的人群在现场，在收音机旁聆听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演奏。
　　战后，埃利阿斯贝格想重召原班人马演奏《第七交响乐》，但活着的人寥寥无几，演奏席上摆满白花。

　　8

　　《第七交响乐》拍成微缩胶卷，搭上一架B29轰炸机，运往德黑兰，然后用专车运往埃及，再由埃及空运到美国。
　　1942年7月19日，《第七交响乐》在纽约首演，数千家电台予以传播，成百上千万大洋彼岸的人民收听到了令人震撼的旋律。这一次特别的演奏被称为“胶卷之乐”。
　　当月，肖斯搭科维奇头戴消防帽的头像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成为盟国抗击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符号与象征。

　　9

　　多少年以后，即使一万年，只要交响乐这一音乐形式没有被人类最终遗弃，在音乐史中，《第七交响乐》便有一席之地。
　　音乐技巧中“渐强”只是简单不过的两个字，能把这两个字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震撼人心的只有肖斯塔科维奇。
　　第一乐章，小提琴清朗如水，短笛气息悠长，表达安宁祥和，恍如田园牧歌，这不难。突然而至的鼓点，是军鼓，那样轻，那样遥远，但足以带来不安，和谐渐远，美梦驳落。鼓点随音乐渐强，渐强，渐强，反复变调11次之多。象入侵者粗暴的脚步，越逼越近，邪恶给听众带来越来越大的不安。长达175次鼓点，如同末日来临，所有声音戛然而止，只有单一的鼓点那样清晰，充塞天地。敲得人心发紧，美梦顿碎，后背生寒。
　　没有错，这不仅仅是描述希特勒对列宁格勒的侵犯，而是所有的邪恶对人性的践踏。
　　它的发生地决不限于列宁格勒，而包括欧洲，亚洲，美洲，非洲以及凡有人类存在的每一个角落。
　　它发生的时间也决不止是1942年那短短的几个月。邪恶对人性入侵的时间是那样漫长，几乎囊括人类在这颗星球出现以来全部的苦难史。
 
　　10

　　肖斯塔科维奇所获得的巨大国际声誉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再次看到死神的镰刀在头上挥舞。
　　战争结束了，帝国扩大了。所以他们要求肖斯塔科维奇用四倍的管乐、合唱和独唱来赞美领袖。特别斯大林认为“9”是吉祥的。
　　但是事与愿违，《第九交响乐》上演后，斯大林发怒了：里面没有合唱、没有独唱、也没有颂歌，连小小的献辞都没有。只有音乐，斯大林不太懂的音乐，内容含糊的音乐。
　　1948年，宣传部门点名批判一批“坚持形式主义反人民”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名列第一。
　　斯大林派日丹诺夫整理了一份主犯名单，这对日丹诺夫这样拷问老手，干起来驾轻就熟。逼作曲家彼此诬告。一切非同小可，你的名字排在前列，那肯定完了。会议开完了，历史决议发表了，而后，大会接小会，小会接大会，全国一片声讨的狂热，就像大堤决口，混浊的洪水奔腾而来。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三次经历绝望与恐惧。除了认罪与缄默，他无能为力。他已知道，他不止是面对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而是没有制衡的权力。
　　只要权力没有制衡，这部机器便会生产出傲慢、残忍、献媚、冷漠等等无数产品，而暴君，也只是这部机器的产品之一。这样的产品还包括马雅可夫斯基那种对弱者趾高气扬，对强者卑躬屈膝那样的势利者。
　　对这些现代颠僧，疯狂的圣人来说，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显然已经失败——至少暂时是这样。他们是光秃秃的地球上赤裸裸的人。过去的崇高的价值标准已经被扫入尘埃，新的理想只能“从反面”来肯定，必须用嘲笑、讽刺和装傻来回应。
　　一些人脏过，我们应该爱他。
　　一些人肮脏，我们只有厌恶。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内心是否为脏而羞耻。

　　11

　　《证词》出版后，苏联掀起过是否伪书的争论。
　　这丝毫不影响《证词》表达的真实。这种真实是毫无制衡权力给人性带来的灼烈痛感。
　　所有专制与暴君带给人民的苦难与窒息没有什么不同，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肤色，他们的痛感是相同的。
　　那些早已没有痛感的白骨，那些依然苟活，还有痛感的肉体，都是《证词》的证词。

　　附记

　　我在年轻时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缘于湖南早逝的作家莫应丰。他是文革时期最早觉悟的人之一。在那样的气氛中，无畏血溅五步，撰写反文革的长篇《将军吟》。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在肖氏的《第七交响乐》旋律中完成的。我亲见他以手指当军鼓鼓槌，在桌面上敲击第一乐章的鼓点，由轻而重，渐强，渐强，渐强，直至声震房宇，随之仰天长啸，大嚎。
　　莫应丰早年就读湖北音乐学院，先攻器乐，听肖斯塔科维奇作品后，大受震撼，引为知己，毅然改学作曲。
　　他说，音乐是情绪，第七交响乐怎么可以浅薄地解读成仅仅反法西斯呢？我听到的是所有的暴政与邪恶对人类的践踏，正是这样相同的痛楚，才让我们有如此强烈的共鸣
　　他说这番话时，肖斯塔科维奇尚在人世，几年之后，《证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