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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我认为英国人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相信共产主义，也没有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是根据资本论揭露的资本主义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改良。我没有严格的证据，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一种推测。但是，你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谁读了资本论，很有可能是后者。
再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人反动解读，推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管这是真蠢还是战略欺骗，但是没有什么意义。蠢也好，战略欺骗也好，根据这样一种理念，忽视了现实战略危险，害了自己。正读这个陷阱，是要达到战略平衡才能避免陷阱。真正的战略平衡自然是实力接近，而不是一方自以为厉害，天天喊厉害了我的国，有点什么新武器马上显摆一下，以为可以吓阻别人。
这些是以前的念头。
这两天随便翻了几页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接触到后人所称的“托克维尔陷阱”这个概念。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 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因为90年代中国政治环境还算比后来宽松一些，这本书得以在中国高层受到欣赏。但是显然，他们反动解读这本书，为了防止革命而拒绝政治改革，加强“维稳”，选了超级反动的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带领整个国家走向秦始皇的封建主义。
研读一下别人谈论托克维尔，看到这样一段深刻的分析：
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路易十八在他弟弟阿图瓦伯爵的压力下，撤了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德卡兹的职，结果法国社会中最落后的势力、绝对皇权派掌握了国家命脉。当时托克维尔年纪很轻，却极为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志向，要做政治人。在这里要谈谈这位阿图瓦伯爵，也就是未来的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阿图瓦伯爵就是这么块料。他所支持的极端保皇派，把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东西，全部加以恢复，比如重归政教合一，渎圣可以判死罪，恢复长子继承权，否定专业人士治国，把政府的职位留给贵族后代，恢复书报审查，取消出版言论自由，废除陪审团制，关闭大学中的自由讲座，让教士重新掌管教育，甚至要恢复行会，禁止自由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总之路易十八宪章中吸纳的大革命成果，要被全部废除，让法国重回旧制度。
我很欣赏这句话：“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
我自己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现象，并非只是政治人物，而是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社会观是一个人的基础观念，影响巨大。基于这样的看法，我以前也批判过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大撒币主义，认为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这些共产党特权纨绔子弟，看了那个时代的宣传片，知道毛泽东搞亚非拉大撒币外交引来“万国来朝”，感到很有面子，当然共产党政府不在乎那时大概有一半中国人饿肚子，虽然没有饿死(不包括1962年以前饿死的数千万人，显然，刚开始不饿死人，毛泽东就急着发动什么新运动，要整死一些人)。
我们少年未必有深刻的政治观点，但是如果有一天发现现实完全违背我们的少年信念，自然会重新认识世界，为那个信念而战。我在这里引申分析一下，可以解释中国人的观念为什么冥顽不化，因为我们在童年到青年这个阶段没有接触多元文化教育，仅仅在极端狭隘的政治历史社会方面接受了共产党灌输的那丁点“正确”的东西，结果别人反读马克思中国人正读，别人正读修昔底德，中国人反读，别人正读托克维尔，中国人反读。造成中国的国家信念，或者以色列历史家赫拉利(Harari)所言的myths，跟世界的完全相反，自己却沾沾自喜美其名曰“中国特色”。
我只读了几页这本书，他喜欢写长句，结构比较复杂。我读了之后，能有什么新观点吗？
既然中国在前面两大陷阱上都陷入反动状态，说明专制没有言论自由多么可怕。他们统治者小集团自己嘀咕一下如何跨越陷阱就这样定了，没有什么广泛的论证。结果，实际上他们以为倒退就可以避开陷阱，可是，退到悬崖上了。
8/1/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