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谜向忠发的身前身后

作者:Brigade  于 2021-7-10 09:3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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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夏

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从他1931年6月24日被国民党杀死时起,就开始出现与他相关的各种传闻。向忠发的名字就像一片落叶,在晨风暮霭中飘荡了几十年,从枯黄变成深褐。而那些传闻和猜疑,有的早已被澄清,有的曾经重起波澜,也有的至今使人难以解惑。由于地下工作的神秘色彩,重笔渲染成为文人墨客的惯用特征,乃至云雾之中不见庐山。发生在向忠发身前身后的种种悬疑,吸引着诸多历史的探秘者,也成为报章多年不弃的话题。

一、何德何能“总书记”

应当说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存在“标准答案”。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俗称的“总书记”。曾经有一些历史著述,把向忠发描写成一个混进党内,窃取最高领导职位的腐化堕落分子。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被发掘,以及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更加科学与合理。向忠发之所以能够高居党内第一把“交椅”,有着他超出一般人的优势,也离不开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

向忠发是一个有影响的工人领袖。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湖北,向忠发在劳工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成就了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向忠发的资历在党内并不很深,他不是共产党创立时的党员。1925年在党的五大会议上,向忠发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在此之前,1921年入党的北方工人领袖邓培,在党的三大、四大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2年与向忠发同年入党的南方工人领袖王荷波,一年后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时运在1927年落到这个湖北佬的身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培在广州被新军阀逮捕,王荷波在当月召开的中共五大,进入新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随着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武汉,湖北的工人运动影响全国,武汉工人纠察队举足轻重。而拥有270多个工会组织、会员达数十万之众的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配备武器装备的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正是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忠发。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增加工人代表进入领导机关,向忠发以全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为陈独秀秘书的黄玠然回忆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大工贼。”这里的“大工贼”不是贬义,而是向忠发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戏谑。随后政治局又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其中的苏兆征为工人领袖出身,向忠发并未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八七会议后不久,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回到国内。1928年6月,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开启了他的人生转折。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一度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成为向忠发一步登天的绝好契机。一是大革命失败之前之后,中央领导层先右后“左”的错误倾向,急需得到解决。二是错误倾向的主要责任者,也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难以担当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早在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就对已在苏联的向忠发进行考察。斯大林亲自参与考察,并且认可了这个人选,要求做好中国同志的工作。向忠发在六大的表现,乃至幽默的语言,也令共产国际和中国同志耳目一新。他在会议讨论发言时,开口先说“现在大工贼要讲话了”,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而已经进入领导核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却因健康状况欠佳而未能提前来到苏联,失去在共产国际表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向忠发成为党的领导人,是历史的选择。当然,这里所谓的“历史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并不意味出现了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领袖。

由于历史的原因,向忠发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为“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如果把向忠发刻画成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丑,被贬低的不是党内的一个叛徒,而是战胜一切敌手并且取得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变节者的出现,停滞一往无前的脚步,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的悖论。

二、不知始终的同居者

凡是了解向忠发的人,特别是在向忠发最后时段与他打过交道的党内同志,都知道他身边有一个叫杨秀贞的女人。这个漂亮的女人,屡屡出现在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到侦办案件的底层特务,几无例外。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的张纪恩就回忆说,这个女人“个子高高,有几分姿色”。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后来在描述她时用了一句:“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然而与杨秀贞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却是“妓女”“情妇”“小老婆”“姨太太”,多为不入流的角色。杨秀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只见诸与她同时代人的描述。

“妓女”。这个说法最经典的依据,出自周恩来1972年6月对向忠发的评价。这是一段流传很广的描述:“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搞一处好房子,弄了一个妓女,吃喝玩乐。敌人发现后先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周恩来的这段话,出自他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一份报告。时值林彪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加强对“路线斗争”历史的研究,周恩来在这里并非是做史料考据。后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周恩来,所叙述的若干细节也是与史实有出入的。譬如向杨二人的被捕顺序,周恩来的记忆显然有误,应是向忠发被抓后供出了杨秀贞。杨秀贞也并不一定是不承认向忠发系共产党员,她可能根本就不知晓同居男人的政治身份。周恩来把杨秀贞称作妓女,一则她可能确是出身妓女,二则是一种不屑的语气。这种表述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正常不过了。

向忠发被捕时,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就在上海。孟庆树晚年整理的王明回忆,其中也有“妓女”一说。王明说,向忠发被枪毙后的第二天,上海各大报上都登出向忠发被捕枪决的消息和他被捕后的供词,还登出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出台妓女的消息。据说敌人在向的住处(向自己新搬的某旅馆里)见到向的小老婆时,对她哈哈大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老头(指向)是什么人?”妓女说:“他(向)是银行老板,他花钱把我从妓院赎出来做妾的。”敌探说:“什么银行老板,他是个共产党头子!”敌人就把这个妓女放回厦门路妓院去了。孟庆树整理的材料中,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譬如向忠发的“小老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判了刑;并且我查遍的这一时期的《申报》各版,也没有找到所说的向忠发“供词”。

“姨太太”。此说出自顾顺章,见其叛变之后发表的“告共党青年书”。顾顺章说,这个“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被向忠发拿共产党的经费讨来,成为自己的姨太太。徐恩曾晚年在回忆录中提起这个杨氏女子,说她原先是一个舞女,被向忠发用八千块大洋娶回来做姨太太。“姨太太”的说法,被后来的史家著述屡屡引述。叶永烈在《向忠发之死》一文中说,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有钱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颇为阔绰,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显得“相称”。向忠发早已结婚生子,发妻刘秀英带着孩子也住在上海。所以“姨太太”在这里可以作两种解释:一为“姨太太出身”,指她曾经做过富人家的二房三房,然后改嫁向忠发;二为向忠发的姨太太,刘秀英即便没有和丈夫住在一起,仍然是向家的正房,杨氏只能做偏房。

杨秀贞被抓进监狱后,曾与共产党员李沫英被关在一起,刑满释放即不知所终。曾在全国赤色工会任职的李沫英回忆说,杨秀贞不时与看守嬉闹、调情,我们怕她出事。杨秀贞就对我说:“我同他们开玩笑,不会把你们的事说出来的。”因为与向忠发的同居关系,杨秀贞被法庭判处两年半的徒刑。与杨秀贞同一监舍的狱友,在回忆中曾把她写作“杨淑珍”“杨素贞”“杨秀珍”,可见这个女人并不属于重要的政治角色。杨秀贞的确只是一个历史的过客,向忠发对她来说也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生活的依靠。偶见花边作家笔下的杨秀贞,成了“上海滩名妓”,重彩涂抹,栩栩如生。尊重历史,也要尊重历史上的每一个人;尊重历史故人,也是尊重了历史。

三、被捕缘于“姨太太”

最早披露向忠发被捕的,是1931年6月23日的《申报》。短短60余字,曰:“向忠发为共党首领,于昨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2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略加描述,说他“在法捕房供姓俞,否认系向忠发,但警备部眼线证明确系向本人”。1935年国民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提及一些内情,称“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之被捕,为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是时向方热恋于其姘妇家中,不意为人所乘,乃相将入狱。”这本书署名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来演变为国民党中统局,徐恩曾也由主任成为副局长。中统局局长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的虚衔,副局长为实任。20多年后,还是这个徐恩曾却在回忆中有了另一番描述:“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份。”经向忠发同乡的指认,再验向忠发缺一手指,确定了他的身份。

20世纪80年代,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开始恢复,对于隐蔽战线的回忆不断深入,向忠发被捕的线索也日加清晰。陈琮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的妻子,因女儿出生而留在上海。她回忆说,由于向忠发不守纪律,周恩来要求他与杨秀贞分开,搬到周恩来家住。杨秀贞和陈琮英母女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二人相互称“嫂嫂”。“向忠发趁周恩来同志不在家,到旅馆去看他的老婆。为了保证安全,我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旅馆,但向忠发置之不理。他住了一夜才离开旅馆。他走到门外叫出租汽车时,敌人根据他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他逮捕。”

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的张纪恩,认定向忠发的被捕,“完全是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张纪恩说:“他知道向忠发住在善钟路一家苏广成衣铺楼上,又向敌人提供向忠发右手的食指缺了半截等线索和情况。因此,向忠发的家很快被敌人侦查到,向从而被捕。”张纪恩提供的这个线索,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王明夫人孟庆树所言相吻合。杨之华时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1938年11月,她在莫斯科写下《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说顾顺章曾经利用杨秀贞不会戒备,给她介绍了一个女佣。“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女佣)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得知向搬往何处。”

孟庆树整理出王明的回忆,内称:“顾顺章和小娘姨(和顾顺章关系很深的家庭女工)接上了头,小娘姨已经到某成衣铺去打听过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的住处。”中央常委决定老头不要再出去,就住在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第二天,周恩来、王明、博古正在聂荣臻家里开会,特科来报告说:“老头在法租界汽车行被捕了!”王明责问为什么昨夜让老头出去,周恩来说:“昨晚他当着你的面同意留在我处,你走后,邓颖超把床都给他铺好了,他说马上就睡。但当我和邓颖超回到自己房里去时,忽听见大门开关的声音,我出去一看,老头开门走了!我追到街上,劝他回转来,老头坚决不肯。他说:我回去看看,明天就回来,就再不出去了。”向忠发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准备回到周恩来处,在付钱时被等在汽车行的特务逮捕。

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向忠发是在叫出租汽车时被捕的。因为向原来住的地方离出租车行不远,他经常在那里叫汽车。车行里有一个人认出了向忠发,并向国民党告密。特务们守候在汽车行里,向忠发去叫汽车时被捕。”将各个方面的回忆综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应当比较清楚,基本上为史家所认可。当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徐恩曾晚年的回忆。他在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又说,那个自动前来效忠的青年,却忽然失踪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徐恩曾讲的这个“故事”,与所有的史料都无法衔接。究其表达方式乃至语言风格,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某些描述毫无二致。

其实,追述向忠发被捕情形的所有人,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是现场的直接目击者,所有谈的事件起因却接近一致。其中的关键不外两条,一是受同居者牵连,二是有知情人告发。史家也接受了这种分析,只是将表述上升到理性,认为信仰与品格决定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

四、变节始于巡捕房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1988年8月,邓颖超就此事致信中央书记处,这是材料中的第一句话。“文革”结束后不久,向忠发的叛变曾一度被重新提起。好在历史故人此时健在,当即作了明确的解答,党内著述不再作为疑案,只是一些细枝末节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向忠发被捕后,带着特务抓捕、指认共产党人的情形,陈琮英、周恩来、邓颖超都有过回忆。陈琮英说:“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向忠发对敌人说,我认得她,她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向忠发当着敌人面和她对质,劝说道:“你不要编口供了,你都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陈琮英说:“这几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坚决否认,说自己是刚从农村来的乡下妇女。”陈琮英说事后她得知,向忠发还供出了两个地点,一个是戈登路的中央机要处,一个是周恩来在小沙渡的住所。敌人在机要处抓走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夫妇等人,在小沙渡却扑了空。周恩来闻讯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准确,站在远处的高堤上,看到住所后窗的窗帘被拉开,这是预定的暗号,于是晓得出事了。这个叙述与邓颖超的回忆十分近似。邓颖超说:“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1967年5月,周恩来就当年的“伍豪事件”致信毛泽东,在附件中说明:“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这两处机关应当就是张纪恩所在的机要处和周恩来的住所。

孟庆树提供的王明在苏联的回忆说,向忠发被捕后,先被带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因为他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要经过手续才能被引渡到中国地界去。办完手续后,特务们把向忠发引渡到龙华司令部,也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审问。当年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薛耕莘,参与对向忠发的最初讯问,晚年他详细追述了二人之间的对话。向忠发告诉薛耕莘,顾顺章事件之后,自己与周恩来住在一起。由于是晚上搬过去的,并且不让他出门,所以讲不清地址,但能认识那个地方。向忠发说他有一把周恩来家里的钥匙,被搜身时搜走了。这个情节与邓颖超的描述相互印证。所以邓颖超说,敌人“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经离开,他们没有得手”。

李沫英被捕后是女监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秘密传送给外面的上级组织。她后来回忆说:“向忠发出卖了中央机关和恩来、秋白等同志的地址,并对前往静安寺旅馆抓人的敌特说,要抓矮的,不要抓高的,矮的最坏。原来矮的指陈琮英,高的指他的姘妇杨秀贞。结果敌特将她们二人都抓来了,同我关在一起。”陈养山在回忆中说,1932年到1933年之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弄来看过,向忠发叛变投敌是确证无疑的。

尽管已经确证向忠发的叛变,却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在上海戈登路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张越霞夫妇被捕后,使用早已准备好的假口供。向忠发明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却未说破其身份。最后二人的罪名是“窝藏赤匪,隐而不报”,一个判刑判5年,一个无罪保释。向忠发知道警备司令部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还曾与周恩来商量过营救方案。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余昌生当过向忠发的秘书。张纪恩说:“如果向忠发供出了他们,正可当重要‘见面礼。”然而向忠发被捕后,这两个人的身份仍没有暴露,并在当年被无罪保释出狱。其间狱中关押的工人领袖乔生发,也未因向忠发清楚他的党内身份而暴露。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向忠发是否叛变的讨论。陈琮英、邓颖超虽然已以亲身经历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但并未去解开这些疑惑。

有关顾顺章的一些材料,或许能够帮助解释向忠发的行为。1931年6月,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莫斯科报告,负责特务工作的顾顺章已于4月被捕叛变。顾某不仅知道所有中国同志的住所,而且还知道远东局几位同志的住所,但一直到今天未见警察或巡捕到来。如果顾将确切的地点马上告诉警察的话,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生这一情况。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就是顾被捕后对出卖俄国人变得多少有些顾虑了。顾除了供出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最严重的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显然,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红队的手段。他要防备红队报复已经很困难,要防备俄国人报复自然更难,因为特科的许多技术手段本来就是俄国人传授的。他之反叛,自然是想活命,在红队略施警告后,顾顺章将其所知道的远东局成员的名字和地址统统隐瞒起来,只说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牛兰的名字,连中共领导人经常开会的地点和秘密文件存放处都未讲出,多半可以认为是其心有余悸的一种表现。

向忠发于6月22日上午被捕,下午才说出杨秀贞的住址,夜里供出中央机要处所在地,并非竹筒倒豆子。叛徒是可憎的,但一个人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同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先他要受到心灵的谴责,甚至是一生的折磨;其次他的生命也要受到威胁,既有今天的主子,也有昔日的战友。叛徒往往最先是从意志上被打败,屈服于死亡、亲情的威胁。意志薄弱也是两面的,变节者能在白色恐怖面前发抖,也会在的红色恐怖面前颤栗。若论心狠手辣,顾顺章远在向忠发之上。顾顺章尚且如此,向忠发为何不能。

五、“转变”却又被处死

忠发的叛变没有使他保住性命,而且在第三天即被处死,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目前史家所见都是旁人或者后人所闻,亲历亲见的史料尚无一起,而且也难以再见,因为事件至今已经过去80多年。目前最接近事件核心的口述史料,是张纪恩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到的两幅照片。一幅是向忠发坐在椅子上受审,一幅是向忠发被枪决后的血肉模糊,均夹在“赤匪向忠发”的案卷中。国民党叫张纪恩看这个材料的用意,自然是恐吓他不要步其后尘。而在另一个人的回忆中,椅子成了电椅。时在互济总会工作的地下党员黄慕兰回忆,就在向忠发被捕当日,她在与朋友闲聊时,从巡捕房翻译的口中听到这样几句话:“国民党悬赏十几万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黄慕兰说:“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李沫英的回忆更加形象:向忠发被捕后,还未用刑,他就将大褂一脱说“我自己来讲”,便向敌人全部招供了。姑且不去讨论回忆细节中的矛盾,总之就是向忠发先叛变后被杀。

英俊少女黄慕兰



从事件的前后顺序上,有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陈养山说:“他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枪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这个说法与徐恩曾晚年的回忆相吻合。徐恩曾说:“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陈养山、徐恩曾的说法多被史家采信。

可是,蒋介石悬赏十几万大洋,仅仅就是把向忠发抓住杀掉吗?随意处死共产党的高官要员,不符合蒋介石此时的“剿共”策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央,不仅造成思想路线上的偏差,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内团结。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内的分歧大造舆论,分化瓦解白区地下组织,并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国民党把“异党”分子的变节行为称作“转变”,编印了一部名为《转变》的言论集,收入叛徒的“告共党青年书”“自首宣言”,向忠发和顾顺章自白均在其中。中统特务把这些材料发放到监狱和反省院,以期离间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极尽分化挑拨之能事。在国民党眼中,变节者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出卖同志,还在于出卖灵魂之后的为虎作伥。

《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的作者认为:“顾顺章之被捕也,予共党之阴谋计划以重大打击,盖从此恐怖政策不复易旧乃夺其魂。向忠发、罗绮园之被捕也,予共党对主义对领袖之信任以重大打击,盖以其最重要之领袖尚不可信赖乃灰其心。卢福坦、徐锡根、余飞之自首也,则更馁其气焉。故自首潮流,于焉开始。”文中所列举的这些人,都是被捕叛变的共产党组织重要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更是直接被吸收加入徐恩曾的调查科,成为国民党特务。其中卢福坦是在向忠发被捕后,毛遂自荐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调查科称之为“代理伪中央总书记”。倘若向忠发还活着,在中统特务组织的资历,要比后来几位更深一些。从审讯到处死向忠发,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家所为,特务组织调查科始终没有插上手。就对共产党的秘密战和心理战而言,保定军校出身的警备司令熊式辉,显然要逊色于留美工程师出身的徐恩曾,或许此即这桩遗案的一个重要背景。

由于受了到从“椅子”到“电椅”的暗示,曾有研究者提出疑问:“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就是说,向忠发并不是被国民党有意处死,而是一场意外。处死向忠发绝非区区小事,下令之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必定会有文字记录在案。只是能够解开历史之谜的文献,不知尘封在何处角落,等待着未来的探索者。

六、未辨真伪的“供词”

向忠发被处死后,从国民党调查科传出一份向忠发的“供词”。1933年12月,《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被收入《转变》一书。这份“供词”成为国民党研究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譬如反共文人王建民屡屡引用,并将全文录进他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中。

向忠发的“供词”共有两个部分,总字数约3000字。第一部分为“自述”,主要内容是向忠发自己的简历,以及他在共产党内的任职情况。第二部分为“供白”,以十个篇目叙述向忠发所了解的共产国际、共产党中央与地方的情况。十个篇目依序分别如下:国际,中国,特务委员会,苏区负责者,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各地上层负责者,各地实际情形,军事,共党经济来源,附记。由于当事人的时间十分仓促,加之向忠发的文化程度有限,这不是一份表述系统的供词。当然,倘若供词是国民党伪造的,伪造的水平一定是相当高的,符合当时的环境氛围和向忠发个人的特点。

如同向忠发为何被处死,对于这份供词的真伪,也难以看到见证人的口述,历史故人的提及多是间接引述。最接近事件核心的,还是张纪恩的回忆。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他除去看到向忠发的两张照片,还有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只是张纪恩还说:“供的什么我不可能看得清楚。”孟庆树为王明整理的回忆称:据特科得到的消息说,向的供词主要内容一是请国民党饶恕他,二是说他自己是个挂名摆样子的总书记,实权在周恩来和陈绍禹手里等。作家穆欣综合当年中央特科成员李强、刘鼎等人的口述史料,说是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和“供词”。鲍文蔚于1932年3月从法国留学回来,恰逢警备司令部需要外文秘书,好友潘汉年通过关系将他安排进去。潘汉年时任特科负责人,他指令特科成员欧阳新为鲍文蔚的联系人。穆欣的叙述与陈养山所说,即1932年至1933年之间弄到向忠发审讯材料,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这个结论也为一些重要史书所采信,如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陈云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收入的《向忠发》等。

由于对获取向忠发审讯材料的经过,没有第一人称的直接回忆,研究者也通过对“供词”内容的分析,以辨别其真伪。而这项研究又与考辩向忠发的叛变有所重复。供词的作者当然是叛徒,供词就是在出卖灵魂的同时,出卖曾经的组织和同志。向忠发被捕后,《申报》有关牛兰案件的报道中,几次提到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供出牛兰的身份,以及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牛兰是波兰人,被捕前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发起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审理。江苏省高等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援引向忠发的供称:“国际共产党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自称为比国人,现因事发被获在英租界捕房,此人名不详。(中略)经济来源由国际帮忙,中国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而分配于南方局江南局长江局北方局满洲(下略)等处。”这份判决书被《申报》摘编,其中注明此段话“见向忠发案卷宗”。对比向忠发的“供词”,与判决书引述的内容完全一样。“(中略)”前后的文字均出自第二部分“供白”,系第一个篇目“国际”,第九个篇目“共党经济来源”。

而在向忠发的“供词”里,也存在着常理难以解读的疑问。一是向忠发十分熟悉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供词”中却只字未提;除去已经被捕的牛兰,没有与向忠发有过联系的任何人员名字。二是向忠发所了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地点,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江苏省委所在地等,都没有出现在“供词”中;倒是提供了两个具体到门牌号码的地址,即团中央书记秦邦宪、中央妇女部部长周秀珠原来的住所,此时已不再使用。三是“供词”中将“我的工作负责人”,也就是秘书余昌生说成是李金生。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余昌生,此时使用李金弟的化名,向忠发是清楚的。所以张纪恩认为“供词”是敌人伪造的,是顾顺章之流冒名炮制出来,混乱我党视听的。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在缺少原始文献和直接见证人的情况下,就需要史家的客观分析。有的口述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或某种需求,可能会臆造出一些独家的“史料”,于是就有了那个神秘的告密者。徐恩曾和党务调查科的秀才们,十分热衷寻找与共产党有关的桃色传闻,为的是败坏对手的名誉,分化对手的组织。从1933年调查科编印的《转变》,到1953年徐恩曾撰写的《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这些内容都不少见,这种风格如出一辙。有的口述者出于个人的立场与感情,可能会对过程的描述添加一些色彩,于是就有了“大褂一脱,我自己来讲”的场景。在孟庆树为王明整理的材料中,竟然还有这样的情节:军法官向已然叛变的向忠发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将他立即就地枪决。已经叛变的向忠发听后大怒,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以一个变节者的信仰与贞操,这样的口号倘若真的出自向忠发之口,我甚至不愿去使用“亵渎”一词,因为它是何等的滑稽和荒唐。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自从有了辛弃疾这一曲“破阵子”,“生前身后”便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里的生前身后,是指活着和死后,包括人的一生。而对于向忠发的最终评价,却在于他最后的三年,也就是从1928年7月20日就任“总书记”,到1931年6月24日被杀。比之登上共产党的最高位置,向忠发的被杀更是陡然而至。尽管细算起来还差26天才够三年,尽管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未解之谜,历史已经为这个叛徒盖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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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Brigade 2021-7-10 10:09
黄慕兰(1907年—2017年2月7日),女,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1927年国共分裂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书记处秘书兼交通员。
1933年脱党,与国民政府官员陈志皋结婚。195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因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关押长达17年。1980年获得平反,认定黄慕兰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算党龄。2017年2月7日,黄慕兰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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