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谜向忠发的身前身后

羊夏

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从他1931年6月24日被国民党杀死时起，就开始出现与他相关的各种传闻。向忠发的名字就像一片落叶，在晨风暮霭中飘荡了几十年，从枯黄变成深褐。而那些传闻和猜疑，有的早已被澄清，有的曾经重起波澜，也有的至今使人难以解惑。由于地下工作的神秘色彩，重笔渲染成为文人墨客的惯用特征，乃至云雾之中不见庐山。发生在向忠发身前身后的种种悬疑，吸引着诸多历史的探秘者，也成为报章多年不弃的话题。

一、何德何能“总书记”

应当说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存在“标准答案”。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俗称的“总书记”。曾经有一些历史著述，把向忠发描写成一个混进党内，窃取最高领导职位的腐化堕落分子。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被发掘，以及中共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更加科学与合理。向忠发之所以能够高居党内第一把“交椅”，有着他超出一般人的优势，也离不开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

向忠发是一个有影响的工人领袖。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湖北，向忠发在劳工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成就了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向忠发的资历在党内并不很深，他不是共产党创立时的党员。1925年在党的五大会议上，向忠发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在此之前，1921年入党的北方工人领袖邓培，在党的三大、四大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2年与向忠发同年入党的南方工人领袖王荷波，一年后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时运在1927年落到这个湖北佬的身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培在广州被新军阀逮捕，王荷波在当月召开的中共五大，进入新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随着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武汉，湖北的工人运动影响全国，武汉工人纠察队举足轻重。而拥有270多个工会组织、会员达数十万之众的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配备武器装备的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正是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向忠发。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增加工人代表进入领导机关，向忠发以全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为陈独秀秘书的黄玠然回忆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大工贼。”这里的“大工贼”不是贬义，而是向忠发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戏谑。随后政治局又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其中的苏兆征为工人领袖出身，向忠发并未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八七会议后不久，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回到国内。1928年6月，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开启了他的人生转折。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一度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成为向忠发一步登天的绝好契机。一是大革命失败之前之后，中央领导层先右后“左”的错误倾向，急需得到解决。二是错误倾向的主要责任者，也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难以担当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早在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就对已在苏联的向忠发进行考察。斯大林亲自参与考察，并且认可了这个人选，要求做好中国同志的工作。向忠发在六大的表现，乃至幽默的语言，也令共产国际和中国同志耳目一新。他在会议讨论发言时，开口先说“现在大工贼要讲话了”，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而已经进入领导核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却因健康状况欠佳而未能提前来到苏联，失去在共产国际表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向忠发成为党的领导人，是历史的选择。当然，这里所谓的“历史选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并不意味出现了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领袖。

由于历史的原因，向忠发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为“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如果把向忠发刻画成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丑，被贬低的不是党内的一个叛徒，而是战胜一切敌手并且取得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变节者的出现，停滞一往无前的脚步，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的悖论。

二、不知始终的同居者

凡是了解向忠发的人，特别是在向忠发最后时段与他打过交道的党内同志，都知道他身边有一个叫杨秀贞的女人。这个漂亮的女人，屡屡出现在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到侦办案件的底层特务，几无例外。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的张纪恩就回忆说，这个女人“个子高高，有几分姿色”。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后来在描述她时用了一句：“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然而与杨秀贞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却是“妓女”“情妇”“小老婆”“姨太太”，多为不入流的角色。杨秀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只见诸与她同时代人的描述。

“妓女”。这个说法最经典的依据，出自周恩来1972年6月对向忠发的评价。这是一段流传很广的描述：“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搞一处好房子，弄了一个妓女，吃喝玩乐。敌人发现后先抓到妓女，她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抓到，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叛变了。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周恩来的这段话，出自他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一份报告。时值林彪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加强对“路线斗争”历史的研究，周恩来在这里并非是做史料考据。后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周恩来，所叙述的若干细节也是与史实有出入的。譬如向杨二人的被捕顺序，周恩来的记忆显然有误，应是向忠发被抓后供出了杨秀贞。杨秀贞也并不一定是不承认向忠发系共产党员，她可能根本就不知晓同居男人的政治身份。周恩来把杨秀贞称作妓女，一则她可能确是出身妓女，二则是一种不屑的语气。这种表述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正常不过了。

向忠发被捕时，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就在上海。孟庆树晚年整理的王明回忆，其中也有“妓女”一说。王明说，向忠发被枪毙后的第二天，上海各大报上都登出向忠发被捕枪决的消息和他被捕后的供词，还登出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出台妓女的消息。据说敌人在向的住处（向自己新搬的某旅馆里）见到向的小老婆时，对她哈哈大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老头（指向）是什么人？”妓女说：“他（向）是银行老板，他花钱把我从妓院赎出来做妾的。”敌探说：“什么银行老板，他是个共产党头子！”敌人就把这个妓女放回厦门路妓院去了。孟庆树整理的材料中，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譬如向忠发的“小老婆”并没有被释放，而是判了刑；并且我查遍的这一时期的《申报》各版，也没有找到所说的向忠发“供词”。

“姨太太”。此说出自顾顺章，见其叛变之后发表的“告共党青年书”。顾顺章说，这个“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被向忠发拿共产党的经费讨来，成为自己的姨太太。徐恩曾晚年在回忆录中提起这个杨氏女子，说她原先是一个舞女，被向忠发用八千块大洋娶回来做姨太太。“姨太太”的说法，被后来的史家著述屡屡引述。叶永烈在《向忠发之死》一文中说，向忠发在上海装扮成有钱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颇为阔绰，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显得“相称”。向忠发早已结婚生子，发妻刘秀英带着孩子也住在上海。所以“姨太太”在这里可以作两种解释：一为“姨太太出身”，指她曾经做过富人家的二房三房，然后改嫁向忠发；二为向忠发的姨太太，刘秀英即便没有和丈夫住在一起，仍然是向家的正房，杨氏只能做偏房。

杨秀贞被抓进监狱后，曾与共产党员李沫英被关在一起，刑满释放即不知所终。曾在全国赤色工会任职的李沫英回忆说，杨秀贞不时与看守嬉闹、调情，我们怕她出事。杨秀贞就对我说：“我同他们开玩笑，不会把你们的事说出来的。”因为与向忠发的同居关系，杨秀贞被法庭判处两年半的徒刑。与杨秀贞同一监舍的狱友，在回忆中曾把她写作“杨淑珍”“杨素贞”“杨秀珍”，可见这个女人并不属于重要的政治角色。杨秀贞的确只是一个历史的过客，向忠发对她来说也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生活的依靠。偶见花边作家笔下的杨秀贞，成了“上海滩名妓”，重彩涂抹，栩栩如生。尊重历史，也要尊重历史上的每一个人；尊重历史故人，也是尊重了历史。

三、被捕缘于“姨太太”

最早披露向忠发被捕的，是1931年6月23日的《申报》。短短60余字，曰：“向忠发为共党首领，于昨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2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略加描述，说他“在法捕房供姓俞，否认系向忠发，但警备部眼线证明确系向本人”。1935年国民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提及一些内情，称“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之被捕，为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是时向方热恋于其姘妇家中，不意为人所乘，乃相将入狱。”这本书署名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来演变为国民党中统局，徐恩曾也由主任成为副局长。中统局局长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的虚衔，副局长为实任。20多年后，还是这个徐恩曾却在回忆中有了另一番描述：“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份。”经向忠发同乡的指认，再验向忠发缺一手指，确定了他的身份。

20世纪80年代，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开始恢复，对于隐蔽战线的回忆不断深入，向忠发被捕的线索也日加清晰。陈琮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的妻子，因女儿出生而留在上海。她回忆说，由于向忠发不守纪律，周恩来要求他与杨秀贞分开，搬到周恩来家住。杨秀贞和陈琮英母女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二人相互称“嫂嫂”。“向忠发趁周恩来同志不在家，到旅馆去看他的老婆。为了保证安全，我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旅馆，但向忠发置之不理。他住了一夜才离开旅馆。他走到门外叫出租汽车时，敌人根据他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他逮捕。”

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的张纪恩，认定向忠发的被捕，“完全是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张纪恩说：“他知道向忠发住在善钟路一家苏广成衣铺楼上，又向敌人提供向忠发右手的食指缺了半截等线索和情况。因此，向忠发的家很快被敌人侦查到，向从而被捕。”张纪恩提供的这个线索，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王明夫人孟庆树所言相吻合。杨之华时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1938年11月，她在莫斯科写下《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说顾顺章曾经利用杨秀贞不会戒备，给她介绍了一个女佣。“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女佣）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得知向搬往何处。”

孟庆树整理出王明的回忆，内称：“顾顺章和小娘姨（和顾顺章关系很深的家庭女工）接上了头，小娘姨已经到某成衣铺去打听过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的住处。”中央常委决定老头不要再出去，就住在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第二天，周恩来、王明、博古正在聂荣臻家里开会，特科来报告说：“老头在法租界汽车行被捕了！”王明责问为什么昨夜让老头出去，周恩来说：“昨晚他当着你的面同意留在我处，你走后，邓颖超把床都给他铺好了，他说马上就睡。但当我和邓颖超回到自己房里去时，忽听见大门开关的声音，我出去一看，老头开门走了！我追到街上，劝他回转来，老头坚决不肯。他说：我回去看看，明天就回来，就再不出去了。”向忠发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准备回到周恩来处，在付钱时被等在汽车行的特务逮捕。

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向忠发是在叫出租汽车时被捕的。因为向原来住的地方离出租车行不远，他经常在那里叫汽车。车行里有一个人认出了向忠发，并向国民党告密。特务们守候在汽车行里，向忠发去叫汽车时被捕。”将各个方面的回忆综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应当比较清楚，基本上为史家所认可。当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徐恩曾晚年的回忆。他在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又说，那个自动前来效忠的青年，却忽然失踪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徐恩曾讲的这个“故事”，与所有的史料都无法衔接。究其表达方式乃至语言风格，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某些描述毫无二致。

其实，追述向忠发被捕情形的所有人，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是现场的直接目击者，所有谈的事件起因却接近一致。其中的关键不外两条，一是受同居者牵连，二是有知情人告发。史家也接受了这种分析，只是将表述上升到理性，认为信仰与品格决定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

四、变节始于巡捕房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1988年8月，邓颖超就此事致信中央书记处，这是材料中的第一句话。“文革”结束后不久，向忠发的叛变曾一度被重新提起。好在历史故人此时健在，当即作了明确的解答，党内著述不再作为疑案，只是一些细枝末节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向忠发被捕后，带着特务抓捕、指认共产党人的情形，陈琮英、周恩来、邓颖超都有过回忆。陈琮英说：“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向忠发对敌人说，我认得她，她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向忠发当着敌人面和她对质，劝说道：“你不要编口供了，你都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陈琮英说：“这几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坚决否认，说自己是刚从农村来的乡下妇女。”陈琮英说事后她得知，向忠发还供出了两个地点，一个是戈登路的中央机要处，一个是周恩来在小沙渡的住所。敌人在机要处抓走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夫妇等人，在小沙渡却扑了空。周恩来闻讯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准确，站在远处的高堤上，看到住所后窗的窗帘被拉开，这是预定的暗号，于是晓得出事了。这个叙述与邓颖超的回忆十分近似。邓颖超说：“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1967年5月，周恩来就当年的“伍豪事件”致信毛泽东，在附件中说明：“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这两处机关应当就是张纪恩所在的机要处和周恩来的住所。

孟庆树提供的王明在苏联的回忆说，向忠发被捕后，先被带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因为他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要经过手续才能被引渡到中国地界去。办完手续后，特务们把向忠发引渡到龙华司令部，也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审问。当年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薛耕莘，参与对向忠发的最初讯问，晚年他详细追述了二人之间的对话。向忠发告诉薛耕莘，顾顺章事件之后，自己与周恩来住在一起。由于是晚上搬过去的，并且不让他出门，所以讲不清地址，但能认识那个地方。向忠发说他有一把周恩来家里的钥匙，被搜身时搜走了。这个情节与邓颖超的描述相互印证。所以邓颖超说，敌人“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经离开，他们没有得手”。

李沫英被捕后是女监地下党支部书记，负责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秘密传送给外面的上级组织。她后来回忆说：“向忠发出卖了中央机关和恩来、秋白等同志的地址，并对前往静安寺旅馆抓人的敌特说，要抓矮的，不要抓高的，矮的最坏。原来矮的指陈琮英，高的指他的姘妇杨秀贞。结果敌特将她们二人都抓来了，同我关在一起。”陈养山在回忆中说，1932年到1933年之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弄来看过，向忠发叛变投敌是确证无疑的。

尽管已经确证向忠发的叛变，却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在上海戈登路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张越霞夫妇被捕后，使用早已准备好的假口供。向忠发明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却未说破其身份。最后二人的罪名是“窝藏赤匪，隐而不报”，一个判刑判5年，一个无罪保释。向忠发知道警备司令部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还曾与周恩来商量过营救方案。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余昌生当过向忠发的秘书。张纪恩说：“如果向忠发供出了他们，正可当重要‘见面礼。”然而向忠发被捕后，这两个人的身份仍没有暴露，并在当年被无罪保释出狱。其间狱中关押的工人领袖乔生发，也未因向忠发清楚他的党内身份而暴露。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出现向忠发是否叛变的讨论。陈琮英、邓颖超虽然已以亲身经历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但并未去解开这些疑惑。

有关顾顺章的一些材料，或许能够帮助解释向忠发的行为。1931年6月，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莫斯科报告，负责特务工作的顾顺章已于4月被捕叛变。顾某不仅知道所有中国同志的住所，而且还知道远东局几位同志的住所，但一直到今天未见警察或巡捕到来。如果顾将确切的地点马上告诉警察的话，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生这一情况。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就是顾被捕后对出卖俄国人变得多少有些顾虑了。顾除了供出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最严重的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显然，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红队的手段。他要防备红队报复已经很困难，要防备俄国人报复自然更难，因为特科的许多技术手段本来就是俄国人传授的。他之反叛，自然是想活命，在红队略施警告后，顾顺章将其所知道的远东局成员的名字和地址统统隐瞒起来，只说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牛兰的名字，连中共领导人经常开会的地点和秘密文件存放处都未讲出，多半可以认为是其心有余悸的一种表现。

向忠发于6月22日上午被捕，下午才说出杨秀贞的住址，夜里供出中央机要处所在地，并非竹筒倒豆子。叛徒是可憎的，但一个人要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同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先他要受到心灵的谴责，甚至是一生的折磨；其次他的生命也要受到威胁，既有今天的主子，也有昔日的战友。叛徒往往最先是从意志上被打败，屈服于死亡、亲情的威胁。意志薄弱也是两面的，变节者能在白色恐怖面前发抖，也会在的红色恐怖面前颤栗。若论心狠手辣，顾顺章远在向忠发之上。顾顺章尚且如此，向忠发为何不能。

五、“转变”却又被处死

忠发的叛变没有使他保住性命，而且在第三天即被处死，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目前史家所见都是旁人或者后人所闻，亲历亲见的史料尚无一起，而且也难以再见，因为事件至今已经过去80多年。目前最接近事件核心的口述史料，是张纪恩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到的两幅照片。一幅是向忠发坐在椅子上受审，一幅是向忠发被枪决后的血肉模糊，均夹在“赤匪向忠发”的案卷中。国民党叫张纪恩看这个材料的用意，自然是恐吓他不要步其后尘。而在另一个人的回忆中，椅子成了电椅。时在互济总会工作的地下党员黄慕兰回忆，就在向忠发被捕当日，她在与朋友闲聊时，从巡捕房翻译的口中听到这样几句话：“国民党悬赏十几万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黄慕兰说：“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李沫英的回忆更加形象：向忠发被捕后，还未用刑，他就将大褂一脱说“我自己来讲”，便向敌人全部招供了。姑且不去讨论回忆细节中的矛盾，总之就是向忠发先叛变后被杀。

英俊少女黄慕兰

从事件的前后顺序上，有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陈养山说：“他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枪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这个说法与徐恩曾晚年的回忆相吻合。徐恩曾说：“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陈养山、徐恩曾的说法多被史家采信。

可是，蒋介石悬赏十几万大洋，仅仅就是把向忠发抓住杀掉吗？随意处死共产党的高官要员，不符合蒋介石此时的“剿共”策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央，不仅造成思想路线上的偏差，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内团结。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内的分歧大造舆论，分化瓦解白区地下组织，并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国民党把“异党”分子的变节行为称作“转变”，编印了一部名为《转变》的言论集，收入叛徒的“告共党青年书”“自首宣言”，向忠发和顾顺章自白均在其中。中统特务把这些材料发放到监狱和反省院，以期离间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极尽分化挑拨之能事。在国民党眼中，变节者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出卖同志，还在于出卖灵魂之后的为虎作伥。

《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的作者认为：“顾顺章之被捕也，予共党之阴谋计划以重大打击，盖从此恐怖政策不复易旧乃夺其魂。向忠发、罗绮园之被捕也，予共党对主义对领袖之信任以重大打击，盖以其最重要之领袖尚不可信赖乃灰其心。卢福坦、徐锡根、余飞之自首也，则更馁其气焉。故自首潮流，于焉开始。”文中所列举的这些人，都是被捕叛变的共产党组织重要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更是直接被吸收加入徐恩曾的调查科，成为国民党特务。其中卢福坦是在向忠发被捕后，毛遂自荐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调查科称之为“代理伪中央总书记”。倘若向忠发还活着，在中统特务组织的资历，要比后来几位更深一些。从审讯到处死向忠发，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家所为，特务组织调查科始终没有插上手。就对共产党的秘密战和心理战而言，保定军校出身的警备司令熊式辉，显然要逊色于留美工程师出身的徐恩曾，或许此即这桩遗案的一个重要背景。

由于受了到从“椅子”到“电椅”的暗示，曾有研究者提出疑问：“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就是说，向忠发并不是被国民党有意处死，而是一场意外。处死向忠发绝非区区小事，下令之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必定会有文字记录在案。只是能够解开历史之谜的文献，不知尘封在何处角落，等待着未来的探索者。

六、未辨真伪的“供词”

向忠发被处死后，从国民党调查科传出一份向忠发的“供词”。1933年12月，《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被收入《转变》一书。这份“供词”成为国民党研究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譬如反共文人王建民屡屡引用，并将全文录进他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中。

向忠发的“供词”共有两个部分，总字数约3000字。第一部分为“自述”，主要内容是向忠发自己的简历，以及他在共产党内的任职情况。第二部分为“供白”，以十个篇目叙述向忠发所了解的共产国际、共产党中央与地方的情况。十个篇目依序分别如下：国际，中国，特务委员会，苏区负责者，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各地上层负责者，各地实际情形，军事，共党经济来源，附记。由于当事人的时间十分仓促，加之向忠发的文化程度有限，这不是一份表述系统的供词。当然，倘若供词是国民党伪造的，伪造的水平一定是相当高的，符合当时的环境氛围和向忠发个人的特点。

如同向忠发为何被处死，对于这份供词的真伪，也难以看到见证人的口述，历史故人的提及多是间接引述。最接近事件核心的，还是张纪恩的回忆。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他除去看到向忠发的两张照片，还有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只是张纪恩还说：“供的什么我不可能看得清楚。”孟庆树为王明整理的回忆称：据特科得到的消息说，向的供词主要内容一是请国民党饶恕他，二是说他自己是个挂名摆样子的总书记，实权在周恩来和陈绍禹手里等。作家穆欣综合当年中央特科成员李强、刘鼎等人的口述史料，说是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和“供词”。鲍文蔚于1932年3月从法国留学回来，恰逢警备司令部需要外文秘书，好友潘汉年通过关系将他安排进去。潘汉年时任特科负责人，他指令特科成员欧阳新为鲍文蔚的联系人。穆欣的叙述与陈养山所说，即1932年至1933年之间弄到向忠发审讯材料，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这个结论也为一些重要史书所采信，如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陈云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收入的《向忠发》等。

由于对获取向忠发审讯材料的经过，没有第一人称的直接回忆，研究者也通过对“供词”内容的分析，以辨别其真伪。而这项研究又与考辩向忠发的叛变有所重复。供词的作者当然是叛徒，供词就是在出卖灵魂的同时，出卖曾经的组织和同志。向忠发被捕后，《申报》有关牛兰案件的报道中，几次提到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供出牛兰的身份，以及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牛兰是波兰人，被捕前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发起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审理。江苏省高等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援引向忠发的供称：“国际共产党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自称为比国人，现因事发被获在英租界捕房，此人名不详。（中略）经济来源由国际帮忙，中国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而分配于南方局江南局长江局北方局满洲（下略）等处。”这份判决书被《申报》摘编，其中注明此段话“见向忠发案卷宗”。对比向忠发的“供词”，与判决书引述的内容完全一样。“（中略）”前后的文字均出自第二部分“供白”，系第一个篇目“国际”，第九个篇目“共党经济来源”。

而在向忠发的“供词”里，也存在着常理难以解读的疑问。一是向忠发十分熟悉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供词”中却只字未提；除去已经被捕的牛兰，没有与向忠发有过联系的任何人员名字。二是向忠发所了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地点，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江苏省委所在地等，都没有出现在“供词”中；倒是提供了两个具体到门牌号码的地址，即团中央书记秦邦宪、中央妇女部部长周秀珠原来的住所，此时已不再使用。三是“供词”中将“我的工作负责人”，也就是秘书余昌生说成是李金生。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余昌生，此时使用李金弟的化名，向忠发是清楚的。所以张纪恩认为“供词”是敌人伪造的，是顾顺章之流冒名炮制出来，混乱我党视听的。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在缺少原始文献和直接见证人的情况下，就需要史家的客观分析。有的口述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或某种需求，可能会臆造出一些独家的“史料”，于是就有了那个神秘的告密者。徐恩曾和党务调查科的秀才们，十分热衷寻找与共产党有关的桃色传闻，为的是败坏对手的名誉，分化对手的组织。从1933年调查科编印的《转变》，到1953年徐恩曾撰写的《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这些内容都不少见，这种风格如出一辙。有的口述者出于个人的立场与感情，可能会对过程的描述添加一些色彩，于是就有了“大褂一脱，我自己来讲”的场景。在孟庆树为王明整理的材料中，竟然还有这样的情节：军法官向已然叛变的向忠发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将他立即就地枪决。已经叛变的向忠发听后大怒，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以一个变节者的信仰与贞操，这样的口号倘若真的出自向忠发之口，我甚至不愿去使用“亵渎”一词，因为它是何等的滑稽和荒唐。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自从有了辛弃疾这一曲“破阵子”，“生前身后”便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里的生前身后，是指活着和死后，包括人的一生。而对于向忠发的最终评价，却在于他最后的三年，也就是从1928年7月20日就任“总书记”，到1931年6月24日被杀。比之登上共产党的最高位置，向忠发的被杀更是陡然而至。尽管细算起来还差26天才够三年，尽管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未解之谜，历史已经为这个叛徒盖棺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