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照片上人的生活比旧社会好多了呀~~知足就是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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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过度集中、贫富悬殊严重
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１％的家庭掌握了中国４１.４％的财富，而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的美国则是５％的人口掌握了美国６０％的财富。因家庭成员中包括了没有或无法赚钱的人口，故中国以低于１％的人口掌握了中国４１.４％的财富。
中国政府公布和中国学者给出的一些经济数据佐证了具有广泛公信力的世界银行的报告：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达到３.３倍；行业之间的薪资差距也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薪资之间相差１５倍左右。另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１０％的人群与收入最低的１０％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１９８８年的７.３倍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３倍。
另一方面，在中国同一企业内不同受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以国企为例：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１８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更高达１２８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国企职工薪资和薪资以外的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薪资总额的５５％（另有计算为６５％），国企职工的平均薪资是其它行业职工平均薪资的２至３倍。
以上的经济数据说明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大大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贫富悬殊就已如此严重，“万大家族”替代了昔日的“四大家族”，令人十分震惊。颇为讽刺的是：中国的现执政党是以“均贫富”起家、以打倒“四大家族”为号召的，目前也仍然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
中国贫富两极化的原因
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中国社会从“政治动物”向“经济动物”的迅速过渡和转变，但中国因一党长期执政造成的体制性不平等、相应经济法规的先天性匮乏以及民众普遍急于致富的心态，使这种致富模式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极端－－片面强调少数人的“先富”，忽视了其他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卵翼下，所有参与经济竞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处于孙中山所提倡的站在同一“海拔”的“平脚的竞争”，以权力换取金钱、官倒乃至走歪门邪道、铤而走险、坑蒙拐骗等很快成为致富的普遍模式和活生生的样板，以致“改革开放”逾三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富豪，９０％都不是循正常途径致富的。体制本身的缺陷或曰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造成中国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的最大原因。
⒉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国企改制”直接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当时，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根本不与“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商量，就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轻率地进行重组改制，最终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被迫下岗，沦为市场经济下的弃儿。而少数参与改制的掌权者借“国企改制”之名乘机瓜分了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大量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跃升为红色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⒊解散集体经济，大力扶持私有化，被写入中国宪法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渐成为一纸空文。２０多年来推行的企业“国退民进”化，使中国除了少数公务员、国企职工外，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在为大大小小的、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打工。这些劳动者付出了超强的劳动，换来的却是相对低廉的薪水。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成就了一个个千万、亿万富翁，自己却沦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就是对中国工人目前生存状况的最佳注脚。另外，在中国的许多企业里，“按资分配”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分配原则，劳动者的报酬被严重压低。不少地方还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私营企业，劳动者常常被分为三六九等，如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不同等级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也被剥夺，是为进一步的变相剥削。
⒋现代社会为保障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女对衣食住行、就学和健康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建立了一套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以国家之力减小贫富差别的最有效方法。但“改革开放”以后，以前中国广大劳动者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纷纷被过犹不及的市场化浪潮吞没。中国社科院的资料表明：中国“有８０％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一般民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社会的“新三座大山”。
从基尼系数看贫富悬殊的重大隐患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判断一个国家收入与分配公平程度的量化指标。据中新社报导：中国的基尼系数在３０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为０.２８，到２００６年已攀升到０.４９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年度调查报告》），目前还在继续攀升。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０.２４到０.３６之间，美国为０.４，亚洲地区只有中国和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了０.４。基尼系数为０.４是收入与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越过了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分化就容易引起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和社会动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超过了）０.５这条“高压线”，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据学者测算，基尼值０.４９６已基本赶上了李闯王揭竿而起时明末的收入与分配程度。要不是如今的生产力大大高于明末，没有出现大批挨饿的饥民，早就有陈胜吴广们横空出世了。以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和本田零部件厂的罢工等事件为导火线，中国社会底层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和怨恨正在通过一连串的罢工事件向外宣示和释放，它们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乱源，值得引起执政者的高度重视。
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１％的家庭掌握了中国４１.４％的财富，而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的美国则是５％的人口掌握了美国６０％的财富。因家庭成员中包括了没有或无法赚钱的人口，故中国以低于１％的人口掌握了中国４１.４％的财富。
中国政府公布和中国学者给出的一些经济数据佐证了具有广泛公信力的世界银行的报告：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达到３.３倍；行业之间的薪资差距也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薪资之间相差１５倍左右。另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１０％的人群与收入最低的１０％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１９８８年的７.３倍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３倍。
另一方面，在中国同一企业内不同受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以国企为例：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１８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更高达１２８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国企职工薪资和薪资以外的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薪资总额的５５％（另有计算为６５％），国企职工的平均薪资是其它行业职工平均薪资的２至３倍。
以上的经济数据说明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大大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贫富悬殊就已如此严重，“万大家族”替代了昔日的“四大家族”，令人十分震惊。颇为讽刺的是：中国的现执政党是以“均贫富”起家、以打倒“四大家族”为号召的，目前也仍然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
中国贫富两极化的原因
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中国社会从“政治动物”向“经济动物”的迅速过渡和转变，但中国因一党长期执政造成的体制性不平等、相应经济法规的先天性匮乏以及民众普遍急于致富的心态，使这种致富模式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极端－－片面强调少数人的“先富”，忽视了其他人的“共同富裕”。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卵翼下，所有参与经济竞争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处于孙中山所提倡的站在同一“海拔”的“平脚的竞争”，以权力换取金钱、官倒乃至走歪门邪道、铤而走险、坑蒙拐骗等很快成为致富的普遍模式和活生生的样板，以致“改革开放”逾三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富豪，９０％都不是循正常途径致富的。体制本身的缺陷或曰中国的“特殊国情”是造成中国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的最大原因。
⒉始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国企改制”直接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当时，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根本不与“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商量，就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轻率地进行重组改制，最终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就被迫下岗，沦为市场经济下的弃儿。而少数参与改制的掌权者借“国企改制”之名乘机瓜分了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大量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跃升为红色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⒊解散集体经济，大力扶持私有化，被写入中国宪法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渐成为一纸空文。２０多年来推行的企业“国退民进”化，使中国除了少数公务员、国企职工外，绝大部分劳动者都在为大大小小的、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家打工。这些劳动者付出了超强的劳动，换来的却是相对低廉的薪水。劳动者的辛勤劳动成就了一个个千万、亿万富翁，自己却沦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美国《时代》周刊曾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就是对中国工人目前生存状况的最佳注脚。另外，在中国的许多企业里，“按资分配”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分配原则，劳动者的报酬被严重压低。不少地方还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私营企业，劳动者常常被分为三六九等，如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不同等级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也被剥夺，是为进一步的变相剥削。
⒋现代社会为保障低收入群体及其子女对衣食住行、就学和健康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建立了一套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以国家之力减小贫富差别的最有效方法。但“改革开放”以后，以前中国广大劳动者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纷纷被过犹不及的市场化浪潮吞没。中国社科院的资料表明：中国“有８０％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一般民众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社会的“新三座大山”。
从基尼系数看贫富悬殊的重大隐患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判断一个国家收入与分配公平程度的量化指标。据中新社报导：中国的基尼系数在３０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为０.２８，到２００６年已攀升到０.４９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年度调查报告》），目前还在继续攀升。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０.２４到０.３６之间，美国为０.４，亚洲地区只有中国和香港的基尼系数超过了０.４。基尼系数为０.４是收入与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越过了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分化就容易引起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和社会动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超过了）０.５这条“高压线”，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因为据学者测算，基尼值０.４９６已基本赶上了李闯王揭竿而起时明末的收入与分配程度。要不是如今的生产力大大高于明末，没有出现大批挨饿的饥民，早就有陈胜吴广们横空出世了。以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和本田零部件厂的罢工等事件为导火线，中国社会底层对分配不公的不满和怨恨正在通过一连串的罢工事件向外宣示和释放，它们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乱源，值得引起执政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