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家长制自然村 + 联邦制自治村

与傻瓜们关于中国帝制， 朝代变更，封建社会，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理论不同，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长制的自然村和联邦制的自治村。

中国的这个政体，远古就有，在殷末周初在名义上形式上被固定下来， 至今三千年来基本未变。大的变动只有两次，一是周初，形式被固定下来。 一是1980年代后，中国的旧农村政治结构 开始解体。

我是客家人，按家谱我在名义上是姜太公的第100世孙。家谱不仅是生育的记录本，也说明在政治体制上，从姜太公至今三千年，这种自治村制度一直相对稳定地被保持着。

从西周时姜太公第10世孙生活的村子，和我这个100世孙生活的村子，在政治结构上没有本质不同。  虽然在这三千年时间里，历史书上记载的中国的年号换了无数次，村民们用的青铜器改成铁器，夯土墙外加了秦砖皮， 茅草屋顶改成了汉瓦顶，从美洲引进了红薯等作物，弓箭刀矛换成了步枪，枪又被收缴，麻布棉布衣服换成了的确良，后来又用上了电灯电视汽车手机，这些变化，都如同近十年人手中手机的牌子不断变化，但村民生活的政治体制一直基本未变。

典型的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政治体制是这样的：

自然村： 由一对夫妇繁衍的家族，经过150-200年八代之后，形成一个约有人口150-200人的自然村，这个大家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按客家人的传统（也是周朝时的传统做法），这些人会集中住在一个长宽约五十米的建筑里（客家围屋），这栋建筑的设计是西安古城的微缩版，有城墙，角楼，垛口，射击孔（清灭亡后建的客家围屋的墙上都有枪用的设计孔 ），几个大门，个别的还有护城河。 这个村的领地是个直径大约一公里的区域。 村内有作战能力的青壮年男丁10人，有个建造精致祠堂，祠堂是社区聚会中心，是办祭祀仪式的地方，也是10名男丁组成的步兵班的军营。 这个步兵班不是个比喻，而是实际上的一个真正的战斗班，配备当时的武器（古代的刀剑弓箭，或者解放前的枪）， 并时有操练。  村内是家长制， 一般会有一个人充当名义的族长，通常也就是主持清明祭祀的那个男子，但族长并不独裁，村内事务由村内若干要员集体商议决定。

自然村小联盟：这个自然村和周围三四个相邻的自然村平日交往就很多，相互之间有很多亲戚关系，三四个村的三四个步兵班的部队随时可以集结在一起组成一个排。

自然村大联盟（自治村）： 相邻的约十个自然村， 散布在方圆5-10公里的十座要塞（围屋），1500-2000人口，共有十个步兵班， 可以组成一个召之即来的百人的步兵连。 在我的粤北家乡，解放前一个自治村有约一百名民兵，有枪有炮， 村民自治，不接受外部干预，谁来惹就打谁，日占期间打过日本，解放时和解放军对抗。 我家所在的村没这么横，但附近有个村，解放时曾击毙一个解放军的排长。

在自治村里，各个自然村在管理上是相对独立的，每个自然村相当于一个小王国，而十个小王国组成联邦制的自治村。 现在中国的行政自治村的体制是由几个来自几个自然村的委员组成村委会，村委会的领导是村主任， 外加中共特色的村党支部书记， 类似于共和制，但传统的比如周朝时的中国农村，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村委会，各个自然村是松散的组合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的村民来说，自家所在的自然村就是自己的小国家，十个自然村组成的联盟，也就是自治村就是自己所在的大国家。出了这个自治村，比如步行一小时， 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自治村的地界，就如同出国旅行， 离家步行一小时进入别村地界，发现人家视自己为外国人，而且人家的说话口音都与本村不同。 别的自治村的行政机构，也就是外国政府，不一定会保护自己。传统的中国 村民，一般不关心在自然村和自治村之外更遥远的那个政体，到底是叫周，还是叫唐，还是叫清，还是叫民国，都无所谓，都与自己没有大的关系。

我把澳门叫做“澳门特别行政村”，原因之一是澳门半岛只要步行40分钟就可纵穿。我分析，当年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就是一座自治村，自治村的内部事务基本完全自理，以自己的一个连的步兵武力为后盾，不接受外部干预。  葡萄牙人可能是认为，澳门自治村本来就是个相对于周边独立的小地区，既然澳门自治村管理当局已经允许葡萄牙人进驻，就算是合法驻扎了， 而明朝政府也不一定有权干预。

总的来说，在军事上，以100人的连为主要基层单位是合理的，符合部族武装一般只有100人的兵力的实际情况。 而目前中国的村级自治的行政村，其管辖范围也是和自古以来形成的自治村相似，认可自周初以来形成的一个自治村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