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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我在投票站当翻译员表现出的才华
混滋傻们得知我在投票站上班17个小时只挣税前250元，都不屑一顾，既然钱这样少，有没有才华都一样。混滋傻们认为只有不付出劳动就得到很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性伴才能算才华，其它一切都等于零。
不过我当翻译员，表现还是比一般人好一点。能看到我的才华的人只能是我的同岗的或相关的邻岗的同事。一般的选民和其它岗位的同事看不到。实际上没有人注意到，因为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即使每天和刘翔并肩跑步，连跑十年都没注意到刘翔比自己跑的快。
我的同岗的同事，在那个投票站有三个翻译，一个55岁墨妇是西班牙语翻译，她在上班时给十几二十个选民当翻译。两个中文翻译，一个是五十岁华男，讲广州白话，平时做电招车司机。另一个是我。还有邻岗，邻岗首先是前台的咨询员，information clerk，本来有三个，一个55岁黑妇和一个45岁黑妇刚上班在前台坐了五分钟就都永久性地离岗了，躲到别处闲聊。剩下一个是七十岁墨妇。站长也应该算是我的邻岗，因为他负责全站的事务，并且他的桌子就在前台和翻译台旁边，并且他有责任关注前台和翻译台发生的事情。我在前台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叫选民去找坐在三米外的站长。站长是一个七十岁胖白男，拄着双拐。
其它岗位的同事，比如扫描机操作员，选区柜台员，和我在工作上没有瓜葛，没理由注意我，我也没理由注意他们。
我认为我的工作做的好，只是我自己认为而已，我的同岗和邻岗的同事大约没人注意到。
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做的好，表现在几方面。
1，做为翻译员，实际上没啥事做，一整天我只为三个选民当过翻译。
第一个选民是一个讲广州话的五十岁华男，他主动找到我，并不是让我当翻译，而是七十岁墨妇在前台接待选民速度极慢，排队的人被气炸了。这个五十岁华男看见我坐在五六米外，是中文翻译，就来找我，因为他被前台的七十岁墨妇拖的不耐烦了，向我求助。我得知立即去前台帮助接待这个五十岁华男。他需要前台帮查他应该去哪张选区台，我问他的住址，很快用纸质选区查询簿查知他属于哪个election district，指示他去那张选区台。
这件事貌似很简单，首先我乐于助人，其次，我有能力使用查询簿。换成其他人，比如和我同岗的坐在我旁边的五十岁华男翻译员，即使他想帮忙，也帮不上，因为他不会使用选区查询簿。那个西班牙语翻译员也没这本事。实际上，他们工作不主动，不像我一样，被华男选民询问后，就到前台查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并试图解决他的问题。
我当翻译的第二三个选民是一对母子，我正常当翻译。他们进门后叫我当翻译，我就先帮他们查选区，我查询的速度极快。如果等着那个七十岁墨妇查询，至少要再等三分钟。然后我带他们到选区台领选票。在协助他们填票时，发现他们登记为民主党，却拒绝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坚持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我就咨询选区台应该怎么操作。我不知道换成其他人当中文翻译会怎么接待这对母子，我估计我给他们提供的服务很可能比其他人好些。
2，早上帮助设立标识。我和55岁墨妇一起设置翻译员工作台，桌上有不明痕迹，墨妇认为脏，于是找个大垃圾袋铺在桌子上。我认为不妥，就用自己带的纸巾挤二十毫升消毒用的酒精胶擦桌子，发现那些不明印迹用酒精擦不掉，不算脏东西，我把全桌擦了一两遍。
我不仅用自己发明的专利技术设置自己的中文翻译标识，也用同样的技术设立同桌的西班牙语翻译标识，那个55岁墨妇做不到。
我帮设置户外的几十个标识牌，三个黑墨妇和我一起做，我的动手能力比她们高很多。如果不是我帮忙，那些标识不会挂的那么好。她们设置的标识，歪斜，难看，位置不对，不结实容易脱落。走廊的墙上的几个标识最早我没有干预，主要是七十岁墨妇设立的，几个小时内脱落了几次，后来我去帮着贴，就不再脱落了。
下班前摘除标识，看似简单，但他们把地板上十个不干胶贴留下不管，最后如果不是我去揭，很可能就没人去揭了。他们不能下蹲，故意拖着不做这些事。
3，前台的七十岁墨妇忙不过来，前台只要有两三个选民排队，她就忙不过来，她动作太慢，把排队等待的选民气炸了。当天我可能帮前台接待了两三百个选民，并且主要是救灾性质的，如果我不帮，那个七十岁墨妇就招架不住。
从选民的角度看，我接待他们并没有显得我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不是我接待他们，而由那个七十岁墨妇接待，接待一个人可能要一两三分钟，她不仅慢，而且有时会搞错。选民去投票站投票，被前台的一个老眼昏花动作缓慢智商费劲的七十岁墨妇挡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门都进不了。
我使用电脑查找，或用纸簿查找选区，速度比一般的专职工作人员快得多。
4，我见到前台形势告急，能主动义务去帮忙，这是一种美德，其他人未必有这样的美德。
我如果不写这篇文章，我昨天在选举站当翻译员，工作做的好坏无人知道。我像昨天街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像一只鸟昨天从空中掠过，没人注意没人知道，也没留下痕迹。
广大的高学历混滋傻们纷纷表示，工作做的好坏无所谓，只要能不付出劳动就拥有很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性伴，就是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