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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今天当选举站翻译员
夜里在东河边睡长椅，闹钟调到三点半，但手机怕被偷，压在枕头下面比较严实，基本上听不到铃声，到3:35自然醒，才起床。3:41出发去地铁站。4:03抵达地铁站。夜间地铁班次间隔很大。提前这么多时间去上班，仍然可能迟到。
4:25坐上地铁。4:43抵达选举站，我是第一个抵达的站员。吃自带的早餐，洗脸。4:50第二个人抵达，是上次当前台的七十岁墨妇，她智力低，又钻牛角尖，上次若非我大力帮助，她不能完成工作，而我是翻译员，没责任帮她。我看见她都觉得头痛。
到五点，来了几个人，大都是七十岁老白人，然而站长没来，没有钥匙开箱，大家先摆设家具。上次翻译台是大桌，这次缺桌子，翻译台用小桌。后来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特大桌当翻译桌，全站最大的桌。见折叠椅被设计的能堆成垛。
5:19来了十六七个人，站长仍然没来。基本上都是上次选举的老员工。其中有一个七十岁华人大妈。西班牙语翻译员也是上次的那个六十岁墨大妈。站长还没来，则没钥匙开选区柜，无法取出室内外标识，无法贴标识。
5:20一个黑男警察来了，带来了投票箱和选区柜的钥匙。站长5:30到，和上次一样是那个行动不便的七十岁胖白男，推小推车当walker，或柱双拐。
我帮四十岁黑妇贴挂户外的标识。她鸡手鸭脚，是洋人缺乏操作天赋的实例，撕不干胶贴标识这么简单的动作也难完成。这次增加了户外地面的不干胶箭头。6:25贴完标识。
户外标识不难贴，耗时长，是因为她太慢，她贴的标识容易脱落，稍有风雨必脱落，没有风雨也可能会脱落，她也不会给细绳打结。我只是协助，标识的具体位置由她决定。如果不是我帮着贴，那些标识没这么快贴完。
如果由我一个人贴，会快些，也会省力些，我会一次把需要贴的三四十张标识都随身带上，而不会像她一次只带一张标识出去贴，再步行几十上百米返回取下一张要贴的标识。我受她的影响，多走了几趟冤枉路。
每次选举用的标识都是全新的，没有回收使用旧标识，很浪费物资。用于粘东西的大卷的不干胶，每次选举只用了一点，至少还剩九成。下次选举用的又是全新的两卷，说明上次用的旧的那两卷不干胶被销毁了。
翻译员名义上并无责任帮贴户外标识。比如与我同岗的西班牙语翻译员六十岁墨妇似乎就没帮贴任何室内外标识，也没帮其它岗位做任何事。
全站大约二十个工作人员，八成是上次的老员工。美国的选举养了不少人。
见今天似乎有一个六十岁黑妇在前台和七十岁墨妇一起接待，这样可能就不需要我帮前台的忙了。
今天是民主党的初选，从四个候选人中选一个众议员，从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参议员。没有共和党的事。
我预计十点需要接电话和大学的选课指导员通话，并需同时上网登录学校的选课网页。在十一点半需要到附近一个教堂领午餐。这两件事都需要临时离岗，预计以上厕所的借口不打招呼离岗失踪十几二十分钟。
我自己从来不投票，因为投票是一件专门的事，我需要花时间去搞清楚，又没有人给我带路，我要自己去摸索，一直被其它事弄得焦头烂额，即使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摸索。
八点，前台的桌子突然轰然向前倒下，桌子上的物品，尤其是一个缺席投票箱掉地板上。如果当场有选民站在前台的前面，脚骨都可能砸断。这是因为她们搭设的桌子腿不正确，一个坐着的黑妇又无意伸腿踢或推了一下桌子，就轰然向前垮塌。设置折叠桌椅时，要试前后左右摇一下以确认结构稳定。
见同桌的西班牙语翻译六十岁墨妇在吃三明治，我问她是她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她说是自己做的，说如果在餐馆买要花七美元。
她吃东西时不戴口罩是可以的，虽然似乎不应该在投票站室内吃东西，但她在早上站长指示她必须戴口罩后，吃完东西后，她全天不戴口罩，口罩挂在下巴上，露出口鼻。
选举站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六七十岁，在美国各行各业工作了几十年退休，这些人来当选举站工作人员，我又目睹他们干活缓慢窝囊，他们能代表美国人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作能力。七十岁了又来做这种起早贪黑的临时工，也说明他们够勤快了，也就这水平。
即使做临时工，哪怕是无报酬的义工，也应该表现出才华。我回忆当年在中国上中学时，那些班干部，班长，课代表，文艺委员，团支书，都是义工，都表现不错的。当然中国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们都变成了讨厌的小政客，毫无用处。
我当选举站翻译员，本岗位工作量极小，但我前两次都给前台提供大量的帮助，承担了前台的大部分接待任务，并且我能很快速地为选民查选区号。做为翻译员没啥事干，但我做为选举站工作人员表现是很突出的。当然今天我不想帮前台，因为那个七十岁墨妇上次表现烦人，今天又增加了一个黑妇帮她，我就不用去帮她了。
美国没有新闻联播，我即使想关心国家大事，地方新闻，都不知道上哪去看。上网看雅虎，msnbc，都不好使。
今天来投票的人基本上都是白人。我在14:40随机数连续来投票的13个人，其中11个是白人，两个是半黑半白。年龄普遍在四五六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