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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徐畅在中国的打工经历摘抄
混滋傻们有谁敢透露自己的打工见闻？
徐畅从一所二本大学的中文系毕业。Word、Excel、PPT、PS，无论哪个办公软件，她都是“半吊子水平”。一定要说有什么擅长的，那就是搜索引擎用得不错——有什么不懂的，“万能”的网友都能解答。
市面上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一个人只要智商没问题，干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胜任。
其他人的水平也差不多。刚工作时，她的学习劲头很足，遇到不懂的喜欢问领导，问资历深的同事。几次之后，她发现，“他们肚子里的东西也就那么多，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徐畅曾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四年多过去，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八点半，胸前挂着工牌的员工鱼贯进入公司。泡好咖啡，戴上护颈椎的套子，往工位上一坐，直到下班。喝水的频率不会太高，因为厕所的坑位有限。
在那里，同事间要以“XX同学”称呼，程式化的笑容是每个人的面具。足够客气，但没有“人气”。
在那里，她学会了一套全新的语言体系：赋能，对齐，颗粒度，感知度，心智，赛道……如何区分痛点、痒点和爽点？中文系毕业的她对着字典研究了许久。
在那里，沟通要“留痕”，因此交流大多发生在线上。办公室里，人声不常有——相邻工位的同事可能一整天说不上一句话。更多是密集的“哒哒哒”打字声，以及频繁响起的“叮”，那是办公软件的提示音。
时间精确到分钟，万事都要预约，即使是和相隔十米的同事沟通一个简单的问题，也要在办公软件上问，五分钟后我们去会议室聊？
最恐怖的事无外乎绩效被打低分，她听说不少同事在绩效考核前会彻夜失眠。
“每个人都像是被一个职场的壳子套住了。”徐畅觉得压抑。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她再没考虑过进入大厂。
有时一整天都没有工作，临到下班点被安排开会。比如，领导一句不满意，整个项目组就要通宵改方案。比如，员工下了班不能走，不是因为还有工作要做，只是因为领导还没走。还有那些“屎上雕花”的工作，“没实质意义，纯粹为了好看，为了做面子”。
有一次，她负责策划一份文案，老板反复叫她修改。这次说这句话应该放在前面，那句后面不能用逗号，下一次又说，还是应该把这句放后面，标点换回逗号比较好。
这样来回改了十几遍之后，她“火”了，直接冲老板说，我真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一直纠结，这句话放在前面和放在后面，意思有什么区别吗？她追问，既然你要改，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改？这样改的意义是什么？你真的觉得这样改会更好吗？
老板哑口无言。后来，她逐渐被边缘化，工作清闲，但没意思。很快她主动请辞。
徐畅在一家个护品牌工作。一次脑暴会上，徐畅和同事讨论公司产品在公共厕所的广告投放策略。隔壁部门一个男性领导突然插话，不如在男厕所贴上AV的视频链接？在坐着二十多人的会议室里，他甚至学起了AV里的声音。在场的男性哄笑。
徐畅浑身狠狠一抖，转过身怒视拟音者：你有毛病吧，低不低俗？
对方全然不在乎，继续嘻嘻哈哈：对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低俗的人。
被徐畅骂过几次后，那个男领导不敢再在她面前开黄腔，但继续骚扰其他女同事。
徐畅和身边人的感触常常是相同的。领导是傻X，同事是傻X，公司在做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项目，业务领导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求我们做这做那。
招工面试时，职业空白期会引起面试官的质疑。对此，徐畅应对的话术：“没工作的时候，我在尝试做自媒体，也会接一些散活儿”——要诀是，别闲着。
徐畅学会了委婉“甩锅”。之前被安排不属于她的工作，她会生硬地直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我不做。现在，她会绕好几个弯，抛出托辞：
这项工作之前一直是其他同事负责，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交给我做的话，我需要从头学习，对团队而言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拉低整体的效率。
徐畅几次和上司正面“对线”。一次是在书店打工时，因为看不惯店长“什么都不做，还有脸来要求别人”，她激情澎湃地列举了对方的“十宗罪”并发到工作群，冲突以店长的主动辞职告终。
一个她认为“在外做舔狗，对内有点权力就上头”的老板。她带着写到凌晨三点的策划案向他汇报，他一眼没看，轻飘飘地来了一句，换个主题重写。
徐畅在杭州住在父母家，不用交房租，但日常开销也要三四千——她平时喜欢逛个酒吧，健个身，现在还在学陶艺。之前她最高拿过月薪一万，“但现在行情不好，多半达不到”。
郑雯毕业于一所专科院校的动画设计专业，因为厌倦了一直从事的销售类岗位，决心转行计算机，零基础的她刷了两个月面试题，顺利入职一家互联网“小厂”。
刚进公司时，她战战兢兢，担心自己身为“小白”被嘲笑。不过她很快放下心来：公司里的其他同事，有的已经工作了十几年，有的名字前挂着高级职称，但技术水平还是“很水”——代码全靠搜索，搜索不到的靠“甩锅”。她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是混子”。
表面上光鲜亮丽，实际上各种问题漏洞百出，到处都有混子、投机者，认真、踏实做事的人没几个。职场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
陈晨作为全职员工被转为外包，最后公司和他庭外和解。还有一次，他在无薪试岗一个月后被“恶意开除”，仲裁胜诉。
有一家公司在员工手册里明晃晃写着：上班期间听歌罚100块钱，闲聊罚300块钱，迟到一分钟扣50块钱，可累加，无上限。陈晨瞠目结舌：我是不是要倒贴钱上班？
那是一家规章制度写着每晚六点下班的公司，但陈晨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从没有早于晚上十点，凌晨三四五点也是常事。
梁菲在花店兼职时，她每天从早十点干到晚十点，这份工作突破了她对小时最低工资的预期，“你猜挣多少？6块钱一小时”。做服务员更累，每天中午上班，半夜下班，日薪100块。上岗不到一周，老板以“卫生不过关”为由扣了她三百块钱，她冲老板比了个中指，“直接走人了”。
陆帆的那份工作是石膏头像手绘师。陆帆很喜欢这个职业，因为够“纯粹”——不用卖东西，不用跟人聊天，只要专心画像就够了。
入职第一天的中午，她放下笔，邀请同事一起去吃饭。同事摆摆手拒绝，从包里掏出一个面包，说要抓紧时间工作。她后来得知，这里大部分员工中午都不休息，吃个十分钟的便餐就接着画。而这般工作强度，获得的回报相当微薄：画一件石膏像，2元。如果客户退货，员工按照产品售价被扣工资，一次至少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