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根头发决定一个人是否是个“秃子”？（关于阿兰以及里根的左右“华丽转身”）

半年多来的金融危机，在前期造成了美国开元以来总统选举的最强历史和政治地震，使得黑白孩子奥巴马以首任非纯种白人当选美国总统，并将共和党集团彻底逐出参众两院的权利核心。而且随着温和共和党人的消隐或凋零，如几天前那位96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杰克-坎普的离世，使得共和党派成分更趋右翼，从而又引发了美国政治和历史上又一场次级地震：2009年4月28日，曾于2006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十佳参议员”、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79岁的参议院“五朝元老”阿兰- 斯佩克特宣布转投民主党阵营。

 

阿兰的“倒戈”，除了在参议院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使共和党陷入极大被动外，精神上也重重地打击了共和党。阿兰连任参议员30年，是共和党最资深的政治标杆之一。他的突然离去，使得共和党还差一票，就会在参议院彻底丧失议题程序设定的决定权。而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票数上升到了59票，距离60票的绝对优势只有一步之遥。届时，将彻底打破共和党对抗强行决议所唯一残余的斗争手段 -- “辩论牛步，议而不决”，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在理念、政见和纲领方面的争论和分歧。危机在加深、争吵在加剧，一些分析指出，斯佩克特这个“老党员”的出走，只不过跨出了共和党内许多人想跨而没敢跨出的第一步。

 

眼前，阿兰在两党中间转来转去跟他的中间派观点有关。从多年的参议院记录来看，阿兰在国家安全、反恐问题上接近于共和党的保守观点，在移民、堕胎、环境等问题上又倾向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论调。今年2月奥巴马的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案一度在参议院难产，阿兰就是最后“倒戈”投赞成票的三个共和党参议员之一。

 

吊诡的是，1965年，是阿兰政治生涯的真正开始，但这一年阿兰竟是民主党的注册候选人。他初次竞选宾夕法尼亚地区检察官，在当地共和党民众的支持下一击得中。竞选之后第二年，阿兰就正式宣布转投共和党。这一“华丽转身”也为他后来再次连任和进一步冲击联邦参议院职位奠定了基础。所以这次，阿兰与其说是“倒戈”投入民主党， 毋宁说是阿兰在政治荒原上“浪荡”多年，30多年后，终于“落叶归根”又“回家”了。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阿兰从未离开“家”，而是在外流浪的“家”回归了“老营”。还记得比阿兰有名一万倍的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吗？ 他在60年代做了今天阿兰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只是力量相等，方向相反： 他抛弃了民主党，而转投共和党。他最著名的脱党声明就是：

 

“我并没有离开民主党，是民主党离开了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写了本书叫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他说他生于1953年，在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他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克鲁格曼指出，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

 

美国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并不是说两党都在走向极端。很难说民主党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在福利、税收等经济问题上，克林顿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倾更为严重了，这只需要比较一下小布什强硬的保守做派与福特的温和作风，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之前。

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党合作时代的开始与终结均反映了共和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曾激烈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自知无力回天、主动认输，于是开启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时代。具体来说，1948年杜鲁门赢得了总统竞选，这令共和党人懊丧无比，此后，共和党领导层被迫承认，“新政”将难以动摇。为求自保，他们不再试图逆时代而行。而当美国政界的一股新激进势力接管共和党之后，两党合作的时代便终结了，新一轮党派纷争接踵而至。这股势力就是保守主义运动，是此书的一个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选之后，两党之争达到高潮，获胜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尔（Keith Poole）与霍华德•罗斯塔尔（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今日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三十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克鲁格曼写到：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阶层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三十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执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起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Lincoln 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州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

　　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译者注）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四十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克鲁格曼认为，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在我看来，通观到目前为止的美国历史，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巨弧”，再加上种族这一“巨虹”，这一铁三角上边边角角的长短和度数，决定了美国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和地理点上政治格局、社会风气、经济条件以及外交风度等基本面貌的变化幅度。宗教因素看似应该算是另外一个“巨弧”，但是由于信仰是人类社会历史心理积淀的非理性的和外化了的反射映像，并不能作为单独一弧。宗教斗争，从来都是族群争斗的最好借口和理由。毛主席说过，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宗教所反映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存在。

 

所以，共和党人林肯，因为北方的产业经济的需要，一反就职演说“无力也无意废奴”的初衷，用“废奴”为号召，和南方大打出手，将整个南方逼成了民主党的天下。里根由于照顾种族的情绪，而阿兰为了自己在国家安全与社会问题的平衡，加上两人都参杂有的政治投机心态，从而各自背叛了彼此的政党和“阶级”(借用一句当年周恩来揶揄赫鲁晓夫的话)。而整个南方因为保守与种族的原因，假托宗教之名，则大部分演变为共和党的票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