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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也读“真实而沉重的”邱会作回忆录

作者：light12 于 2011-3-27 05:05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8评论

时间: 3 26 2011 08:25

作者：芦笛在芦笛自治区发贴, 来自海纳百川

也读“真实而沉重的”邱会作回忆录

芦笛

最近香港出版了《邱会作回忆录》，令一直在为林彪翻案的丁凯文、舒云等人欣喜若狂。在网上看到丁凯文先生的读后感《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舒云的《喜读》则未打开，盖该同志的文化水平实在太低（村小毕业？），拜读她的大作有如吃一半是沙子的米饭，有点吃勿大消，非万不得已不能折磨自己，是以敬谢不敏。看了丁先生的推荐后，便去将该书找来看了一番。大概因为本人缺乏炽热的阶级感情，看后既无舒式狂喜，也无丁式“沉重”，觉得水平还不如吴法宪回忆录。

從文字水平來看，兩本書雖然都在香港出版，但都是用簡化字寫的，再由大陸文盲編輯使用簡轉繁軟件轉為繁體字，是以錯謬百出，例如“複雜”被轉為“復雜”（吳法憲回憶錄），作為姓氏的“于”被轉為“於”，作為“試圖”、“想要”的“欲”被轉為“慾”（邱會作回憶錄），“鍾漢華”成了“鐘漢華”（兩本回憶錄都如此），看上去灰常灰常刺目（當然是對非文盲而言），也令我如釋重負——我的《國共偽造的歷史》也是簡轉繁出了許多錯，例如東北軍將領于學忠被轉為“於學忠”，付印後才發現，已來不及糾正，令我懊喪欲死（若是讓文盲來轉，又要轉成“懊喪慾死”了。勿過，蘆某現在確也是“慾死之年”了）。現在才發現，其實有許多文盲書為我墊底，用不著過於自慚。其實，這種書只有大陸人看，雖在香港發賣，但顧客多是大陸訪港客，根本沒有必要轉成繁體，人為增加大陸文盲們的閱讀困難，反倒影響銷量。而且，現在許多港台人也能看簡體，國內網站有許多台灣人上貼便是明證。前段有位大陸青年發表了在台東單車旅遊記，那完全是用簡體寫的，卻在台灣造成轟動，大批臺民踴躍跟帖。因此，在此新形勢下，實在沒有必要再脫褲子放屁。

简转繁不论，只看文字水平，则吴法宪回忆录要强过邱会作回忆录许多。前者大概经金秋教授抛光整理，叙事条理清晰，交代明白，而后者则相当杂乱重复。尤可怪者，邱会作把“领导”一律写为“领率”，这既不是简转繁造成的错误，也无法用汉字输入出错解释，不知是何原因。

论思想觉悟，邱氏也远不如吴氏。吴当然也免不了为自己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但这是回忆录的通病，诚难免俗，然而他在回首往事时总的态度还比较超然，不但把以往的荣华富贵当成一场梦，而且认为毛时代的专业就是人整人，一点意思都没有，还多次向被他整过或伤害过的人诚挚道歉。这就很难得了，考虑到吴将军的出身背景，有此觉悟更是凤毛麟角。

相比之下，邱会作则心胸褊狭，睚眦必报，全书的主题一言足以蔽之：反攻倒算。他最仇恨的人就是据说几乎将他打死的造反派，以及据说是利用造反派将他打入大牢的邓小平。支配他的“世界观”至今仍是毛氏“阶级斗争理论”，在他心目中，“阶级敌人”就是造反派，就是命令他前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徐向前，就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断送了毛的革命事业的邓小平。邓小平的罪行还不止是复辟资本主义，更在于首创了“以法律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使得党干从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神道降为可为法律制裁的凡人。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一点，“一篇之中，N致意焉”。而吴法宪虽然也为自己蒙冤受屈鸣不平，但基本还是就事论事，以陈述事实（当然是他认定的事实）驳斥起诉书上的罪名，从未敢说“党比法大”。

基于这一主题，该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为林彪评功摆好。据邱会作说，林副统帅一贯无限热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长征中为毛特地挑选了8个身强力壮的担架员，轮班抬着老毛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又对我军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但没有发动政变，就连“小舰队”、“五七一工程”也是子虚乌有，而毛对林的出走心花怒放，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林彪逃往外蒙是事实，却硬要说那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使然。这些连起码的自圆其说都无法做到的屁话，在“凡是派”丁凯文先生眼中自然是“珍贵史料”，盖他所谓“史学考证”，就是“凡是林彪死党说的都是真的，无论如何荒诞都该照单全收”。

有点常识的人都该听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某个当事人的证言，只有在与其他人的证词详加辨析与互校，并通过了事实、逻辑与常理的证伪之后，才能上升为可靠史料。这就是萧功秦教授说的“无影灯效应”——某个当事人的证词就像一盏灯，在照亮某个历史局部的同时，也因其定向投下了阴影。只有比较不同定向的证言，才能去伪存真，这就如同手术室中的无影灯一样，靠不同投向的灯光消除了阴影。若是高选择性地选取投合自己心意的证词，认定那是“真实而沉重的历史的回顾”，是“珍贵史料”，却对与之相悖的证词一律视而不见，甚至无视人生常识与粗浅逻辑知识，那就是我党“实用史学”的绝活了。

现在以“无影灯”的方式，看看邱会作笔下的林副统帅形象真实到何种地步：

1）长征时期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奉献8名担架员与一匹健壮骡子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我相信是真的，正如我相信邱会作本人自承他在延安当供给部长时善于拍马屁，让伟大领袖享受特殊待遇，被众人痛骂“往上爬”，连毛的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都看不下去一般[1] 。但这不过是拍马屁，并不说明林副在政治、军事路线上时时处处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如所周知，林副曾在遵义会议后写信给中央，要毛将刚刚到手的前委书记位置让给彭德怀，使得伟大领袖在会理会议上大发雷霆。这事见于多人证词，包括李德、彭德怀、杨尚昆、刘英、黄克诚等人的回忆录，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还记下了她当时亲耳听到的林彪语录：

“会议从五月十二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

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2]

邱会作及其“凡是派”总不至于否认此事，认定多人的证词是向壁虚构吧？就连林副自己都在庐山会议上承担了责任，说那事与彭德怀无关，是他自己写的信，是不是？

杨尚昆还说，林副坚决反对红军东征山西：

“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3]

黄克诚、叶子龙等人也在回忆录中说，东征回来后，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的本位主义，叶子龙还说毛发了火，骂道：“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林彪随后离开部队，调任红军大学校长[4] 。想来凡是派也不敢认为此事是向壁虚构吧？

隐瞒这些史实，硬要把林副说成是从头到尾自始至终的“紧跟派”，其实是对林的一种贬低。毛并不是不能反对的永远正确的上帝，在上述两例中，林的反对都很正确。我已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正在充实改写过程中，刻下才写到抗战结束，却已有24万字，预计年内可以出版）中指出，所谓“四渡赤水”是毫无必要地在原地打圈圈，不但造出“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的人间奇迹，而且使得军心涣散，万众离心，招致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等多名大员反对，酿成深重的领导权危机。林彪最后提出停止“走弓背路”，放弃在云南建立根据地的幻想，迅速北上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正确主张挽救了一方面军。而东征山西则是毛一贯的“左倾冒险主义”，非但未达到原定战略目标，反倒把中央军引入山西，威胁陕北的战略后方。当然，林彪提出的去陕南打游击也是扯淡——彭德怀已经在其自述中指出了，南面是“友军”（亦即与共党勾结上了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去陕南打游击不但会与“友军”翻脸，而且会招致在洛阳驻扎的中央军北上，红军灭亡更速。

2）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巨大贡献。

邱会作将林彪的贡献吹到了天上去，甚至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改变了过去中国“有国无防”的情况，肉麻到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抗战不论，莫非抗美援朝时中国也是有国无防？当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过来人都知道，林副对我军建设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变成了单纯的政治集团。军队只学毛著不练武，当时的口号是：“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总不能连这事实都敢一笔抹煞吧？若不是军队变得根本不能打仗，“中越自慰反击战”何以打得那么窝囊？就连邱会作本人也在回忆录中连篇累牍地痛骂萧华等人的“空头政治”，却忘记告诉读者怎么去区分“突出政治”与“空头政治”，而若没有“突出政治”这个根本方针，“空头政治”又怎么可能出台。

且看徐向前是怎么说的吧：

“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反彭黄斗争”。……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部队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变中的一些决策和措施，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加以批判。此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取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搁浅，院校教学一律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都不去研究，实际上回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状态。

第三次是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上台伊始，也曾提出过某些有利我军建设的措施，例如发展尖端技术，精简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基层等，军委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但此人借革命以营私，表里不一，好走极端，越走越令人感到不对头。例如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在平原地带搞什么‘人造山’，简直是异想天开！又如军事工业，他提出‘山、散、洞’的方针，大折腾一番，把许多内地工厂迁往偏远山区，长期开不了工，造成极大损失。又如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又如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讲学立场、观点、方法，而是死记硬背，搞形式主义。还有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最活’、‘立竿见影’之类的，令人不可理解。那个时候，我对林彪没有看透，只是有些感觉罢了。一九六四年，总参谋长罗瑞卿抓军事训练，搞了次全军性的大比武，目的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训练水平提高一步。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都去现场参观过，大家很高兴。但是，林彪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出来反对，大做‘突出政治’的文章。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对罗瑞卿同志发起突然袭击，罗织种种‘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满天飞，流毒之深广，危害之严重，是空前的。”[5]

两人谁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过来人哪怕是老百姓也该心中有数。不说别的，就拿那“人造山”的笑话来说吧，那难道能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绝招？而把无数第一流军工企业搬到所谓“大三线”的山沟沟里去，则完全是照搬抗战经验，不懂现代战争为何物，更不懂起码的经济规律，严重影响了军工生产，也为继任统治者留下了大批无药可医的出血溃疡。

3）罗瑞卿、贺龙与杨成武等人都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整倒的。

文革中被整的所有要人，当然都须由毛泽东点头才能被打倒，但这并不等于下面的人不会主动发难。就连邱会作也多次在回忆录中承认，萧华、徐向前等人曾想把他整倒，只是毛要保他才救了他而已。尽管如此，他仍被造反派毒打了一顿（几乎致死倒未必，过于夸大其词）。因此，要有效地整倒某人，下面发难与上面点头缺一不可。至于整人的机制则各不相同，有的是下面主动发难，或是受到被整倒的人的株连，毛认为整也无妨，因而批准；有的则是毛或江青想整，授意下面的人发难。要区分是哪种情况很简单，只需看毛是否批准事后平反。毛主动要整的人如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等人就毫无平反可能，谁想为他们平反就会连自己都贴进去。而若是毛原无主动整人意愿而是“因势利导”地加以批准，则那些人在其政敌垮台后即可获得平反。

以此观之，则不难立即看出罗、贺、杨等人都不是毛想整的人，因为这三个人都在林彪一死后便获得平反。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军委会议时，表示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6] 1974年7月，毛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7]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8] 对所有这些人，毛都声称是误听了林彪的谗言，难道全然是撒谎？同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为何不为彭真、杨尚昆平反？为何不把罪责赖到林彪头上去？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死不认错，谁胆敢非议他干的事，他就要把谁往死里整。“误听谗言，错整好人”毕竟也是错误，他这辈子大概也就只承认了这个错误，当真难得之至。若那几人真是他主动要整，他又岂会走这一步？干脆坚持整死那些人不就完了？有谁敢出来呼冤？

当然，这不是说发难者只有林彪一人，邱会作披露，罗瑞卿还得罪了叶剑英和聂荣臻等人，杨成武、萧华等人更是上窜下跳。这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叶剑英曾在大会上幸灾乐祸地说“将军一跳声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而邓小平则鄙夷地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令罗点点怀恨至今。[9] 杨成武与萧华充当积极打手也为吴法宪的回忆证实，但林彪指使叶群去诬告罗瑞卿也是不容否认的。据吴法宪说，叶群要他在会议上揭发罗瑞卿的所谓“四条”口信。据邱会作回忆录中所附的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这四条如下：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以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还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不会亏待你的。’” [10]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斩钉截铁地说确有此事，其理由是两条：

第一个理由是，“罗瑞卿（在批斗他的会上）说‘我对陶铸、萧华、杨成武、梁必业说的那些话，我都是说了的。类似的话，还同刘亚楼同志说过，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萧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 [11]

关于“开玩笑”与“改口”，到底有什么可奇怪的？那难道不是我党行事常规？刘少奇不也曾被全党谴责为“叛徒内奸工贼”么？那是不是毛泽东也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了个大玩笑？后来党中央追封刘少奇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何尝不是“改口”？亏得老邱是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却至死不懂我党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要大惊小怪，以为他的质问掷地有声，实在可笑得紧。如果这能用来证明“四条”确实存在，那么不但少奇同志确实是叛徒内奸工贼，彭德怀是大军阀兼反党分子，黄克诚是反党分子，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的坏人，贺龙是大土匪……，除了高饶反党集团一直维持原案之外，“解放”后所有钦定的党内坏人也都不能平反了，邱会作以及凡是派敢说这话么？

至于叶剑英、萧华等人确认有“四条”，并不等于那“四条”是他们揭发出来的，也并不等于他们为那四条的真实性作了证，顶多只能说他们听信或趁机附和或利用了他人的揭发而已，正如邱会作本人当年同意刘少奇就是叛徒内奸工贼一般。这一点可以从邱会作附上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轻易看出，那上面列举的证人只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杨成武与吴法宪三个人。[12]

然而吴法宪却在回忆录里承认，他根本没有听刘亚楼死前这么说过。那四条是他在上海开会参与整罗时叶群告诉他的。此后在北京继续开会整罗瑞卿，叶群打电话催促他在会上发言揭发，还说那四条是刘在病重时告诉她的，翟云英也在场，要他去找翟云英落实，并将翟的证词记录下来并让她签字，然后把材料立即送给林彪。吴照办了，但翟云英却说她从未听刘亚楼说过此事，只是见到刘与叶群谈话时曾伸出四个指头。吴让秘书记录了谈话并让翟云英签了字，将材料送给了林彪。在北京会议期间，不但杨成武逼吴发言，问他：“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叶群更几次打电话催逼吴，说刘亚楼的事吴讲最合适，甚至以“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相威胁，吓得吴与余立金次日就在会上发言。在他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得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吴内心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挽回了。[13]

所以，所谓“四条”，不是吴将军撒谎，就是邱将军撒谎。但若吴法宪撒谎，动机何在？他已经刑满释放，不存在被逼撒谎的情势，何苦要抓屎抹脸，诬蔑自己作伪证？更何况他还说杨成武也参与逼他作伪证，他写回忆录时杨成武不但还在世，而且潜势力还极大，他犯得上去得罪么？若论组织关系，邱会作是总后的，吴法宪是空军司令部的，刘亚楼与罗瑞卿关系如何，是否说过那些话，邱从哪儿知道？总不会比吴胖子更知道吧？连老吴都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邱到底是哪儿来的底气，一口咬定就是有那四条？

邱会作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第二个理由，便是披露了刘亚楼在死前写了封信：

“（刘亚楼在）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给罗写了一封信，对罗表示不满，因为病重，生前没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时，刘的这封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刘的这封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生前的信还在嘛！”[14]

既然那封信是“四条”存在的铁证，在给罗定罪时起到了比叶群告的状更大的作用，而且，邱会作在写作回忆录时显然能看到有关中央文件（否则他也不可能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附在书中了。看来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比吴法宪的潜势力大得多。老吴基本是靠回忆，没有引用过什么文字材料），那把那封信引出来不就完了？可惜那信到底是什么内容，邱将军却秘而不宣，除了反复重复“信中刘对罗大为不满”[15] ，便是臆断：

“这封信是上海会议的文件之一，此信对与会人员的震动是高于叶群发言的。因为毕竟是罗让刘上了‘竿子’去和林讲，林又把刘训了一顿，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罗瑞卿到上海，去医院看刘，刘和罗大吵一架。……这之后刘的身体状况下降很快，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们还能吵些什么呢？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16]

什么叫“不言而喻”？莫非林副批评刘亚楼，以及刘罗大吵之时，邱将军都在旁边观战来着？就算他有天眼通，知道争吵的详细内容，他“不言”读者也无法“喻”，对伐？起码老芦没这本事。

这里的昏话，连常理都无法通过：就算真有那四条，难道刘会蠢到去乖乖向叶群传达？ “退出政治舞台”云云，不但是诅咒上级早死，而且是党干最忌讳的“政治生命结束”。哪怕是毫无权力斗争经验的草民百姓，也不至于去干这种“狗爬楼梯上猫当”的白痴事体吧？刘将军就算让碓打昏了头，想来也会跟罗将军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却要让我去传这种难听话？而罗将军就是再利令智昏，也不至于蠢到无端给林副下战书，反倒提高他的革命警惕性吧？要夺权，悄悄地架空攘夺就是了，还要尽量让上级什么把柄都挑不出来，岂有如此打草惊蛇兼羞辱对方、诅咒对方早死的？这算是《孙子兵法》或《三十六计》的哪一招？

事实上，若刘亚楼真留下了一封信，而那封信又起到了颠覆罗瑞卿的决定性作用（或起码是超过叶群揭发的作用），则邱会作附上的那份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中就一定会引用。然而该报告列举的罗的罪状一共是五条：“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17] 其中第一条才是最致命的，而第五条才是有关“四条”的罪行，然而其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刘亚楼的那封信，只是说：“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都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12]若刘亚楼的遗书真是证明那四条确实存在的“钢鞭材料”，报告为何不引用，而要使用第二手证词？

因此，邱会作的这些证词，完全是出于护主心切说出来的，可靠性很成问题。事实上，林彪虽是病夫，却野心勃勃，在文革中远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很整了些人。我已经在旧作《王力反思录干货摘记》中说过，懒得再写，拷贝在此：

“林彪和江青联手把邓小平搞了下去

王力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名曰‘生活会’。会议原定整刘少奇，并没准备整邓小平，但江青认为刘少奇已被毛的那张大字报打倒，成了死老虎，邓才是主要危险。据王力说，那是因为邓握有兵权，是她掌权的障碍，在这点上林彪与她想法一致。林彪在发言中没有尖锐批判刘少奇，‘但对邓就讲得很重’，指邓与被打倒的彭真、吴晗以及北京市委勾结，说邓的问题很严重，是政治性质的，那意思就是说邓是敌我矛盾。此外林还争风吃醋，指责邓负责编辑毛选四卷时在注释中突出他的二野，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王力还说，林彪并不怎么害怕刘少奇，认为能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江青也作此想，因此坚持将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叶群动员肖华与杨成武攻邓，江青与张春桥则动员王任重与王力揭发邓小平。肖华和杨成武根据林彪指示，在会上猛攻邓小平，从邓讲到李井泉、西南局，最后扯到贺龙头上，毛便把这会停了。

据王力说，毛开头并不赞成将刘邓并列。原来毛只计划搞三个月的文革，让刘少奇写检讨，在北京市委范围内搞一下就让他过关了。刘九月份就写出了检查，毛还很满意。但江青和林彪不同意让刘过关。此时地方党委对运动阻力很大，毛认为是刘的错误路线影响所致，遂决定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刘在会上作检讨，邓小平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但那是临时写出来的急就章。陈伯达在总结报告中首先提出‘刘邓路线’的说法，说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刘邓司令部，送交毛审批时毛未反对。林彪又大讲‘刘邓路线’，正式提出了这个词（对外宣传则开头说是‘反革命路线’，后又改为‘反对革命路线’，最后改为‘反动路线’），刘邓就这样平列起来了。在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陶铸时，林彪突然大骂李井泉，说李这人最坏，谁最坏他就跟谁在一起，那是针对邓小平的，云云。

以上所说，我觉得颇可信。江青确实联合林彪倒邓，甚至在1968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力主把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说是要让某些人死心，那就是指邓小平。毛对邓确有某种偏爱，可能是‘邓毛古谢集团’案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邓当成了死去的弟弟。他曾对赫鲁晓夫暗示邓才是他的接班人。50年代毛曾说由他本人挂帅，邓小平作副帅，完全置正式皇储刘少奇于不顾，后来又多次出面保住了邓的党籍，这才会招致深谙老毛心事的江青和林彪的嫉恨。那些鼓吹林彪没有野心、在文革中无所作为的人可以歇歇了。”

4）林彪在文革中与江青作斗争，严禁江青插手军队，维护了军队稳定。

这当然部份是真的，但准确说来，应该是“又勾结，又斗争”，最初倒刘邓时，“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江青才会在8届12中全会上提议把林副作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待到后来共同的敌人打倒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斗争”起来了。勿过，这种斗争，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说难听点便是“狗咬狗，一嘴毛”，实在不必再拿出来炫耀。

林当然严禁江青插手军队，但那只说明他的控制欲与权势欲之强，绝不容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而已。例如他同样严禁徐向前插手军队，上引徐向前语录已经说了：“（军委）分工我管空军，实际上他（林）直接控制刘亚楼、吴法宪他们，根本不让我插手，我说话没有人听，管什么嘛！”莫非那也是值得吹嘘的光荣事迹？

林在文革初期维护军队稳定也不假，徐向前也承认了这一点，说“军委八条”是他和林彪一道去找毛签发的，“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18] 这原是白痴也想得过来的事——要乱，只能乱敌人，岂能乱自己？

正因为此，林副完全是高选择性地维护军队稳定。1967年2月23日，青海发生“赵永夫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指挥军队进攻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打死打伤二百余人。据王力说，赵永夫悍然屠杀平民后，报告了林彪，林彪回答说：“打得好！”三月间，林彪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本来要推广赵永夫的典型经验，但后来赵又变成了“反革命逆流”的典型，林彪在会上首次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于是全国都开始“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四月间，林彪又提出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据王力说，那文件完全由林彪自己口授，秘书记录。林彪要关锋斟酌一下文字，关锋找了王力和戚本禹，林彪的秘书在外面等着。关锋只作了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原封未动，而王力只提出在前面加上肯定“支左”的成绩的话。修改后林彪即送毛批发。这文件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在一起，使得全国到处冲击军区，闹得一塌糊涂。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林彪批准全国各地举行大会与游行，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林彪批示：“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与江青等人登上天安门，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社论报导从此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放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于是下令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锺汉华，要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六七年八月间，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专案问题。江青提出要调军队主要负责干部和大批团干部建立中央专案机构。林彪说：从南看到北，从北看到南，从东看到西，从西看到东，军区以上的军队干部都没几个好人。

在此期间，毛一度昏了头，不但批准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而且竟然在7月18日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锺汉华等人说要武装工人学生。8月4日，毛给江青写信，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都是支持右派的，提出要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但毛随即又恢复了神智，8月12日，他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陈伯达迅即把奉旨写作社论的罪名推卸给王力。不管怎样，制止抓“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还是毛泽东本人。

以上是王力同志的证词[19] ，与邱会作同志的可完全两样。同是证人，王力的地位相对于邱会作那林彪嫡系相对更超脱些，其证词应该更可靠。即使不可靠，真正持中立客观态度的史家，最起码得先证伪了这些证词，才能尽情讴歌邱将军的回忆录是何等“珍贵的史料”，又是如何“真实而沉重”吧？若歌颂者真对毛共有三分了解，则歌颂林彪“还我长城”（据说是毛泽东当时的批语）可以省省了——毛若不准反军乱军，则谁也不敢反；毛若立意反军乱军，则再有十个林彪也不敢“维稳”。

4）没有“两谋”（谋害毛泽东与南逃另立中央），也没有武装政变，就连是否有小舰队的事都很可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不是叛国，林彪是被劫持的。

这问题我已经在《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20] 中分析过了，结论是：

A.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卷入了官方所谓“暗杀毛主席”和“南下广州另立中央”，四人因此受审乃是冤案。

B.但是，林彪仓皇出逃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他一定是出于非常原因，才会采取这种相当危险的非常行动。

C.没有任何人有那神力绑架或“劫持”林副统帅，丁凯文先生提出所谓“安眠药麻醉说”，连生活常识都都欠缺。要让林彪丧失神智任人摆布，还能自己行走（哪怕是扶着也罢），不必他人搬运，除非使用传说中的勾魂术。

D.因此，林立衡向中央举报的“林立果要杀害毛主席”是真的，而这就是林彪在半夜三更不得不不顾危险夤夜逃走的原因。

要驳倒这结论，起码得把上面最后三条驳倒吧？可惜凡是派只会“打语录战”，引用这将军那将军的语录，全然看不见邱会作一面声称林彪没有调动任何部队，仿佛那是林彪忠于党国的证明，一面又说“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承认林彪根本没有能力发动政变；一面声称公审是“造反派消灭革命派”，一面又声称公审是反对毛主席，是审判文化大革命等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种种胡言乱语。

邱会作甚至还毫无根据地否定林立衡的证词，否认小舰队有过暗杀计划，说：

“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况且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的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把自己搞死的儿戏。目前还坚持这个说法，这就是不合情理。”[21]

若是光从逻辑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之所以只能让林彪的儿子以及几个空军小干部搞暗杀，完全是因为林彪第一无权调动军队，第二不敢与黄吴李邱策划。邱会作自己就说了，他们拥护林彪，是因为林彪拥护毛泽东。若林彪要反毛，他们当然只会弃林投毛。难道林彪连这点都不知道？既然如此，林当然只能背着黄吴李邱，与自己的老婆孩子商量。至于把自己搞死，那也是万般无奈之举，林就算不先下手，也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就是殷鉴。当然，我在旧作中也说过了，林立果那伙人不过是空谈家，虽有计划，未必有胆量实施。一开头，林彪可能并不知道公子干的蠢事，但到后期他肯定知道了，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何要不顾一切夤夜出逃。

至于小舰队是否存在，吴法宪将军已经作了旁证，那时他和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关在一起：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一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陷身囹圄就算了吧。”[22]

这儿人家可是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江腾蛟和林立果搞那一套，吴胖子也就不会落到那个下场。连吴胖子那林立果的上司以及江腾蛟那涉案人，都承认林立果搞的那一套是犯法勾当，邱会作哪来的底气还要抵赖他不知情的事？若是吴法宪撒谎，他在被释放之后又何必自渎清名，承认他对江腾蛟与林立果的秘密活动失察？

5）林彪外逃后毛喜出望外，声称“林彪帮了我的大忙”。林彪和黄吴李邱等人，是毛为了篡党篡军，任意打倒周恩来和其他军队干部必须除去的障碍：“‘九一三’以后，林彪死了，军委办事组倒了，主席就随心所欲了，批林批孔就是证明，批周公就是证明，把第二号走资派拿出来就是证明，十大王洪文、张春桥、李德生都当了常委就是证明。”[23]

这胡言乱语之出格，没有哪个头脑尚称正常的同志能接受吧？林彪出走是毛一生受到的最大打击，以致他几乎大病不起，甚至向周恩来托付了后事。许多政治立场不一样的知情人都如是说，从吴德、张玉凤直到李志绥，莫非这些人都撒谎？动机何在？

我已经在旧作《试解林副统帅仓皇出逃之谜》中解释过了：毛想除掉林彪不假，但从未想到林彪敢用这种方式反抗。这就是他何以觉得如此丢脸。更严重的是，林彪及其嫡系（不说是死党吧）以如此方式垮台，宣告了他一生作的第二件大事彻底失败。他知道，没有枪杆子支撑，江青等文革新贵在他死后迟早要垮台，这就是为何他大病一场，甚至自暴自弃，一度拒绝接受医疗，直到尼克松要来访才振作起来，同意大夫们为他治疗。

尤可笑者，老邱闹出自相矛盾的笑话来尚不自知：这么说，林彪是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搬掉的障碍了，却原来，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是为了走资？那怎么老邱还要指责邓小平背叛毛泽东疯狂走资涅？老邱毕竟是文盲大老粗出身，闹这种低级智力笑话是本分，然而凡是派好歹还上过两天学（初小或完小？），总不至于连这种昏话都跟着追捧吧？

综上所述，《邱会作回忆录》的基调乃是邱会作本人出于对他主子林彪的感恩情怀写的翻案之作，无客观中立可言，其讲述的涉及林彪的许多事与他人的证词相矛盾，也无法通过逻辑或常理证伪。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便宣传那是什么“真实而沉重历史的回顾”，是什么“珍贵史料”，至少是轻率的。

这当然不是说邱的回忆录毫无可取之处。在与林彪无关的地方，该书确实于无意之中提供了若干珍贵的史料，而这些史料之所以珍贵，恰因为它们与其他人的证词相一致，共同揭示了当年的苏区是什么人间地狱。我准备在《〈邱会作回忆录〉的“看点”》一文中对此详加介绍。对不起读者的是，该文将投向有偿杂志以换钱买米下锅，不会在网上无私奉献了。

注释：

[1] 《邱会作回忆录》（上），102页，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2]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71-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3] 《杨尚昆回忆录》，1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4] 《黄克诚自述》，1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叶子龙回忆录》，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版，无页码。
[6] 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7] 董保存：《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网络版：http://data.book.163.com/book/section/0000fdVG/0000fdVG120.html
[8] 《贺龙平反》，《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5/10003278.html
[9]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215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10]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上），425页。
[11] 《邱会作回忆录》（上），376页
[12] 同上，402，425页。
[13] 《吴法宪回忆录》（下），562-564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14] 《邱会作回忆录》（上），394页。
[15] 同上，401页。
[16] 同上，402页。
[17]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引自《邱会作回忆录》（上），423-429页
[1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电子书txt文本，无页码。
[19] 《王力反思录》，787-788．792，809，827，810，81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20] 芦笛：《领袖们留下的谜团》，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
[21] 《邱会作回忆录》（下），953页。
[22] 《吴法宪回忆录》（下），949页。
[23] 《邱会作回忆录》（下），9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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