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 蒋介石败在“没有进行土改”？

闲来无事，网上阅读。随机性地读到杨天石教授文章《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文中有：“蒋介石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在大陆最终失败就是没有进行土改，所以到了台湾后，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以及“1948年，蒋介石思考过一个问题，GCD的部队打仗很勇敢，每战必胜，国民党部队都不想打仗，每战必败，怎么回事？蒋介石就学毛泽东著作，想从中找答案。他看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后，恍然大悟，GCD的部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GCD给农民分了地，士兵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仗就勇敢。”

类似的结论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老毛自己也曾有过老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能解决农民问题之类说道。我对此论一直存有狐疑，老蒋真的败在“没有进行土改”之上吗？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只能确定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完全站不住脚。

毛及其中Gong从来高调宣传：“枪杆子里出政权”，没听说过还有“土地改革出政权”这一说。即使推论深层原因，说中Gong赢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层面上，肯定也是无稽之谈。概而论之，北伐战争时期中Gong即秉承斯大林意旨，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了。毛那篇深得斯大林赞许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把农民运动推到了极致，结果是老蒋赢了，中Gong输得很惨。

此后那场“十年内战”，或曰“土地革命”，中Gong“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大小建立了多个“苏区”。而苏区最显著的标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得如火如荼，古今中外，再也没有比苏区更“土改”的地方了。毛诗亦咏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结果呢？杨奎松教授有《“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99页写着一段考证结论：“到1934年，已不断出现区委书记、区苏主席、副主席、少共区书记和组织科长等领着群众，成批地带着鸟枪、梭镖等武器反水的情况。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竟至发展到数千以至上万人之多。显而易见，中央苏区已经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此结论理应确实，王稼祥在讴歌老毛斗王明路线的遗作里也说：“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GCD由三十万党员减到三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可翻遍中Gong控诉王明的所有文字，没有一个字涉及王明反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在“土改”问题上，王明与毛并无分歧，全都是说他军事上瞎指挥。亦可旁证胜与败绝非“土地政策”所左右。

谁都知道中Gong全靠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两三万人的红军发展成百余万大军，而且统治着一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域。偏偏这时候中Gong是放弃了原本执行的“土地政策”的，从“打土豪、分田地”转为“减租减息”了，还有“三三制”，“土豪劣绅”一律改称“开明士绅”。1937年2月10日，中Gong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5月3日，毛在《中国GCD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提出“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8月1日，中Gong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利用“减租、减息、减税”等合法的斗争方式，以“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中Gong获得大发展，恰因为“没有进行土改”。

如果认真考证，土改与夺取政权恰是反过来的因果关系：没有一处中Gong政权是靠土改夺得的，没有一处土改不是夺取政权之后才能进行。所谓“土改”，是指以暴力手段剥夺土地所有权，不把政权先夺到手，怎么可能夺人田产呢？下面这段毛指令清楚地说明了夺取政权与土改之间关系问题的实质。

毛在《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中指示全党：“（甲）划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围。这个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将该地区列入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范围。”（《毛选》，第四卷，P1329）

第一个条件确凿无疑地说明必须先夺得政权且须巩固之后才能土改；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做好工作，潜台词是须得到手的政权需施展功力才能使农民具有分配土地的要求；这就要求有第三个条件：党的工作干部能左右当地局势。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须得完全具备才能搞土改。也即，只有老蒋“最终失败”以后才能“进行土改”，前面那些说道因果倒置了！

当然，不能排除土改对于农民有着精神面貌改观、附庸于新政权的作用。当初孙中山与廖仲恺曾同鲍罗廷争辩，说中国的农民与地主如同舅甥关系，完全不存在敌对情绪。他们显然没有弄清楚，同马克思正是需要用分裂劳资关系的办法来实现主宰社会之目标一样，列宁鉴于落后的农耕经济状况，亦需要“发展”老马的主义，将其移植分裂农村社会并制造仇恨。老孙那个国民党不能理解只有破坏乡村社会既有的和谐，煽动起冲天仇恨，才可能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说国民党那些领军人物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指的恰是他们不主张彻底剥夺，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也就是不肯“打土豪、分田地”，不执行成本最低的嗜血土改。老蒋执行孙某的“平均地权”，用的是赎买政策而非无偿剥夺，台湾的土改就是如此进行的。而中Gong的领军人物，无论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还是后来的毛、刘、周、朱等，无一不是“地主仔”。无论读毛对斯诺口述的《自传》，还是朱德写的《母亲》，你都能感受到两位农民领袖对于“地主婆”那份孝子殷情。然而他们的队伍却必须煽动起炽热的仇恨，这种煽动是借“土改”为平台才得以进行，“农民分得了地”并非问题的实质，运动中煽动仇恨才是根本。

南宁市郊区江西镇麻子畲村，当初中央派来广西的第二土改工作团便驻扎于此，田汉、艾青、唐明照、李可染等名人皆团员，他们的“故居”至今保存完好。这个村各户皆自耕农，划不出地主来，工作团不得不从外村借地主来斗，以激发阶级情绪。倘若真为“土改”，此村无须“分田分地真忙”，又何必多此一举？

杨奎松先生有《暴力土改及其原因》一文，很精辟地剖析了土改运动。文中称：“陶铸后来说：中Gong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不用担心动静弄得太大）。”这段话不但说明全国政权已经到手然后才搞土改，而且还道出朝鲜战争与国内镇压的关系。杨先生没有捅破的窗户纸是：毛沿袭着中外历史上那些政权更迭时惯用的手段，即大规模杀戮造成普遍恐怖，震慑一切可能的敌对情绪，借以巩固新政权。

这也是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所教导的：“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这不是什么新见地，而是人类尚未脱离兽性回归人性时期的统治经。不说古代例如成吉思汗那时的屠城，仅满清入关，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屠”、“嘉定三屠”、“江阴屠城”之外，济南、大同、四川、广州等地，皆遭屠。此乃人类现代文明已经唾弃了的陋习，正因此，南京大屠杀才会被举世谴责。毛先生在庐山会议上说：“镇压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很有必要。”只能证明毛思想并无什么“先进性”，只不过是沿袭传统的统治术而已，也就是毛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者。

事实上，无论“耕者有其田”抑或“打土豪、分田地”，都只不过是中世纪的梦想罢了，它属于农耕文明之理想境界。人类进化到工业文明阶段，“耕者有其田”便是历史的反动。即使在中国，周恩来曾经指令许涤新、吴承明组织庞大班底编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内中介绍还在清末，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机械化农场；大批土地拥有者也开始将其资金变成资本，进入城市工商、交通、金融、服务等业领域。有不少乡下地主甚至变卖田产，转入城市投资牟利。中国的农耕经济已经在“西风东渐”的进程中逐渐向城市工业经济转移，用不着人为地效法“圈地运动”搞土改，它也将越来越迅速地转变。

我们无妨采纳刘少奇在1950年6月14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里的数据说话：刘给出的当时在华东、中南调查获得的数据，推算出地主占有土地以及公地总数约占30-50%；富农占有土地约10-15%；中农至雇农占地约30-40%；小土地出租占地约3-5%。有史以来中国地主占地最少之时，偏偏开展了最大规模的“土改”，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属性。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农村形成恐怖局面，借以震慑愚钝的农民群众服从统治。当然，不排除歌颂土改为老毛“农村包围城市”之功业涂脂抹粉的另类动机。

我们再看《发展史》所给出的数据：“在全国近代化工业与交通运输业资本（包括外商）中，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894年为39.1%，约0.48亿元；1911年降为26.8%，约4.78亿元；1920年再降为26.0%，约6.70亿元。进入国民党政权后，1936年增长到35.9%，约19.89亿元（不包括东北）；战后1947/1948年，陡增至64.1%，折战前货币约42亿元。/在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中，1894年还没有官僚资本；1911年官僚资本仅占6.3%，约0.45亿元；1920年占16.0%，约2.33亿元。进入国民党政权后，1936年突占到58.9%，约5.46亿元（不包括东北）；战后1947/1948年更增至88.9%，可谓登峰造极；不过，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银行已外强中干，其资产折战前货币值仅3.44亿元。”（卷三，P14）

再看民族资本：“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即通称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时期，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僚资本，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在一次大战到1920年间，即通称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增长率降至4.82%，官僚资本降至3.44%，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为11.90%。到1920年。民族资本约有4.51亿元，为官僚资本的3.9倍，并直接追比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约5亿元）了。”“1936年，不计东北，民族工业资本约有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14.51亿元）相当”；“我们估计1947/1948年，全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占24.7%。”（卷三，P15,P17）

如此看来，老蒋在大陆的失败，除了他愚蠢的作战指挥方式这个根本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城市政策的失败。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农村对于国家政权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如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也都是要以城市为中心的。老孙在两广边地折腾“十次起义”，除了害命伤财之外一无所获；而光复会、共进会这些弱小组织，武昌首义接着拿下上海、南京，辛亥革命立即告成。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若无东北战场以城市为中心的争夺战获胜，毛党根本不可能摧枯拉朽般夺取全国政权。

蒋基于还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从而尽其所能抵制了苏俄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害，却在骨子里崇尚苏俄那一套。政治上他推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经济上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一套。上述城市政策数据证明，老蒋其实仰奉苏俄传授的经济模式，伤害了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所谓人心尽失，其实主要失去了市民之心。国民党以苏俄干儿子身份去同人家亲生儿子争，用不伦不类来描述，比较贴切。许、吴在其《发展史》里也评述说：“资本的高度集中意味着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这就是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个判断。”

许先生等这个结论也认为，老蒋骨子里崇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不彻底，被更彻底的老毛取而代之是合理的事情，蒋不过为毛架桥铺路罢了。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