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电披露的两次“反共高潮”（四）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早在一年前，国府就在华北地区对中共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作了调查。据统计，从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八路军与各地国军较大的冲突就有数十起，除晋西事变夺取山西新军之外，还有1939年2月20日前后消灭史省三、周朝贵所属的河北保安第二、三旅；4月26日重创河北民军王子耀之第15团；4月28日围歼张静元之第14团；6月21日重创河北民军第二军分区乔明礼部；8月中旬围歼河北民军第11旅王志和部；同月围歼第二战区第三游击师张诚德等部；10月消灭白志沂部；11月消灭山东保安第二中队；12月初消灭河北游击第三支队孙仲文部；1940年1月2日歼灭河北民军第七纵队赵侗所部；1月10日消灭胡安烈部；1月11日消灭夏维礼纵队之李本卿部和侯如墉部；11月12日消灭乔明礼部；1月22日消灭王学礼部和于珩部；2月9日至11日重创石友三部，并消灭孙良诚部一团；1月底至2月初全歼山西金宪章部，2月下旬消灭第97军朱怀冰部，等等。自1938年12月下旬至1939年8月29日，张荫梧所部河北民军已先后被歼，张被迫只身离开河北。山东省自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亦先后有博兴保安八旅、鲁东第九梯队、招远保安第27旅，以及莱芜、东平、峄县及郓城等县的保安队被八路军歼灭，等等。[74]

这一系列破坏抗战、消灭国军的汉奸行为，引起了各地军人、官员和民众的极大愤慨，自然要反应到国民党中央那儿去。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根据会议代表的要求，经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针对中共在国府“权力所及之区”内的秘密活动，拟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9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拟具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最高原则》以及《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等秘密文件，主张“不宜全般破裂”，但“赞成各地方之局部斗争”，强调“在中央立场上对各地方之磨擦冲突均视为地方事件，采取个别处理之方式”，要求“各地区之国军于暗中划一地境线，不许十八集团部队自由越境，若不服制止，即将其侵越之部队剿灭”，“默许各机关战区及沦陷区之国军采取任何方法肃清其内部之不良分子”。[75]

平心而论，这些都是一个主权政府对破坏抗战、构成叛国事实的军阀政权的最起码的应对措施。国民党的错误，是不该制成秘密文件，而应先公布上述调查结果，再以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法令与军令公开发布那些规定，为八路军与新四军划定防区，严禁越境窜扰、攻击甚至消灭其他防区内的国军，严禁在国府治权所及的区域内搞秘密活动（尤其是篡夺山西新军军权一类叛国行为），违者军法从事，严惩不贷。此乃维持国家军令统一、保护国军不被内奸暗算、地方政权不被武力颠覆的最低限度的内卫措施。

然而国府却生怕在汪逆投敌之际在强敌面前暴露内部矛盾，故而只作为内部秘密规定，反而授人以柄，被毛泽东收在《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中，用为诋毁国府的“搞磨擦”的“反共罪证”，成功地倒果为因——本来那些规定是中共“反磨擦”引出来的被动防御，却成了“磨擦”的由来。

1940年初，鉴于冲突不断，国民党高干上书蒋介石，建议：“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其目的是“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76] 。据此，1940年7月21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将《中央提示案》送达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77] 试图逼共抗日，却被中共拒绝。

黄桥战役成了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府至此忍无可忍。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彭叶，指责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78]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军令都是合理必要的，只是来得太晚了。从法理上说，国府军委是领导卫国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有权调动属下任何一部，而下属部队只能绝对服从。从最大限度地动员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说，共军握有50万重兵，逼共抗日为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所必需。从确保抗战不被内奸破坏来说，它也是绝对必要的：军令所举四条，每条都是事实。共军不但不遵军令，不守编制，擅自扩军扩地，还从来不打日本人，不是与日军夹攻国军，便是武力颠覆地方政府，攘夺国军根据地，而且还越打越大，越攻越广，从华北打到了华中。为了确保抗战不遭破坏，当然必须制止这叛国行径。到了1940年底，中央提示案指定地域内的国军已被共军歼灭殆尽。若让共军悉数撤到那一带去，他们就再也无法暗算国军了。如果中共真是“民族中流砥柱”，那就正好获得了杀敌报国的广阔疆场，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要“发展”，敌后的东四省有的是地方。

然而11月9日，中共中央却以朱、彭、叶、项的名义覆电，公然拒绝服从军令，只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79] ，以实行早就谋划好了的与苏北新四军会合。不仅如此，中共还因此郑重考虑是否全面发动叛乱。11月1日，毛致电周恩来等，与之商量是否发动全面内战，以重兵突袭国府后方：

“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到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彼方投降实现，人民明白真相时，再用反汉奸旗帜打入彼后方。采此方案其利是政治上我占上风，其害是军事上不但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而且必被彼方数十万军队将我驱至陇海路以北构筑纵深封锁线，我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军事上危险是很大的。（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五十万人中至少调精兵二十万分路打入彼后方。如采此案，则政治上不利（人民不了解），但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且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80]

共军公开抗命，给国府出了个难题：如果不言出法随，则中央威信扫地，从此再不能号令部队，还怎么抗日？因此，军令部随即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但若真要以武力驱逐共军过河，则毛早就准备以二十万精兵突袭国府后方，那就意味着全面内战，国府将遭到日军与共军的大规模内外夹击，要想生存下来，就只有向日本乞和，而蒋介石绝不会跨过这一步。因此，军令部的计划报上去后，蒋介石迟迟不批。直到12月7日才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又指示“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以后又下令将期限后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在12月底和次年1月底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81]

国军高级将领则愤激于共军明目张胆颠覆抗战，强烈主张武力镇压。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Ｎ4Ａ（引者注：New 4th Army，新四军）予以解决”[82]； 白崇禧、徐永昌、胡宗南等人也提出了激烈主张。但蒋介石顾全抗日大局，坚持“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的基本方针[83]， 指望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通过谈判让共军撤到指定防区。为此，他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非常激动而且坦率地告以共军吞并苏北给他本人造成的困境：“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还特地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但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84]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遂于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85]。 但因蒋介石延迟了下令时间，计划已无可能按期完成。顾祝同本人也不想乘机消灭皖南新四军，只想礼送共军至江北。因此，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主张如数发给被扣发的该军的10月、11月经费（黄桥战役后，国军暂停发给新四军薪饷，以为惩戒）与弹药，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日军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86]

当时新四军主要分两部，大部在江苏，小部在皖南。毛早就想让皖南新四军或移至苏南，或移至皖东，将两部合在一起。这是因为皖南并非敌后，当时中共尚未决定挺进到国府后方，还只限于攻占并吞敌后的国军根据地，上引毛泽东10月12日的电报中就说：“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中共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要去与新四军主力会合，只有两条路：或在铜陵、繁昌间之间渡江到皖北后再东进；或是东进去苏南渡江北上。国府原来同意新四军东进去苏南。但新四军继黄桥战役后，又在11月底发起曹甸战役，以重兵围攻韩德勤部，极大地刺激了国府。12月3日，何应钦向蒋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去苏南，“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87] 蒋批准了何的提议，顾祝同因此转令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12月8日，顾祝同要求“有关部队尽力予以协助，俾顺利迅速转移完毕”[88]。 12日，蒋介石明令皖北国军李品仙部配合新四军于12月底前由皖南移江北之行动。李品仙随即作出部署，为新四军北渡让路，包括命令正与皖东新四军冲突的第138师“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并缩小正面”，让“其北渡后再令移运河西岸，续开鲁北”，“一面宣传送新四军赴黄河北岸作战”；命令负责江边地带守备的176师“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 [89]。

然而国军指定的北移路线却引起了中共疑心病发作。12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朱将此电转给叶、项。项英等人于是决定：既不北上，也不直接东进，而是先南下通过茂林后，再东进三溪，绕过驻在东面的国军52师和108师，再经苏南北渡。[90]

但此前国军已决定武力威逼皖南新四军北上，顾祝同已饬各部在茂林以南构筑封锁线。项英和叶挺完全知道这情况。1941年1月1日，他俩致电中央，介绍了国军在南面的部署以及己方的行动计划：“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项英还以专电报告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他们的意图“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1月3日，中共中央覆电项英等，批准了这一计划：“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91] 次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秘密出动，南下茂林。

以上文电说得明明白白：尽管国府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指定了路线，并明令皖北国军让道，中共却决定既不走上级指定的北路，也不走原来提出过、但后来因中共发动曹甸战役而被国府禁止走的东路，却选了一条国军根本想不到的路，秘密南下。明知“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却准备好武力威胁国军，“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完全是蓄意挑起武力冲突。

对新四军的秘密计划，蒋介石与顾祝同都一无所知。他们还在考虑是否同意新四军部份部队改走苏南，以及要不要再度为新四军适当展期[92]。 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到5日才得知新四军主力业已开拔，遂令所部第40师派出部队星夜搜索。6日上午，国军搜索部队在麻岭与新四军遭遇，短暂开火后退回。顾祝同闻报后，当晚下令给上官云相：“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引者注：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93]

1月7日，战斗在茂林地区打响。次日顾祝同才向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报告，说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其意图“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94]。 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量后，决定批准“积极肃清”。1月14日，战斗结束，新四军被歼七千余人。

在此期间，白崇禧等国军将领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全面进剿陕北、华中、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但蒋介石不同意，他虽批准了“积极清剿”，但目的还是以此强制执行北移命令，因此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并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95]。 直到顾祝同来电报告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放弃了这想法。

军委会开会讨论此案时，白崇禧提出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大部份与会者都赞同，但蒋介石却持慎重态度[96]。 直到16日晚，经过反复考虑，他才最终同意了白崇禧的建议。他在日记中说：“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97]

总之，蒋的考虑是，既不想再让中共藉苏俄挟制国府，得寸进尺，又不愿在此国脉如丝之际开罪苏俄，丧失唯一的外援，更怕与中共全面破裂予日本以渔人之利，以致国亡无日。其投鼠忌器、左右为难、忍辱负重、老成谋国之心跃然纸上。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