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张东荪的历史罪恶（二）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张东荪是什么人？今天的读者可能一千万里只有0.3231-0.8105个人（数据仅供参考，有待翔实调查）恍惚听过那名字。真能说出那是什么人，恐怕就算博闻强记了。这种“名人”，只“名”在“名孙”的想象间。若非张鹤慈先生把“诋胡捧张”圣战打到我的私人信箱里来（还偏偏在我胃痛如绞、耳有蝉鸣、心情极度恶劣之时），激起我的腾腾怒火，则老芦这“蒙面名人”（这也是只有共党当国才会出现的奇迹）绝对没那闲情逸致浪费宝贵光阴，去向今天的读者介绍那历史垃圾堆里的“名人”。

然而您还真别说，这张东荪还真是名人，可惜是因为搅得一手好屎出的名，连《毛泽东年谱》那最大的历史垃圾堆里都留下了他的芳名，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infamous or notorious。如此“青史留名”，不如不留，零总比负数大，何况那是高绝对值的负数？

兹将《毛泽东年谱》中有关内容拷贝于下（顺便跟老跛说，多谢指点。但我去网上搜索并下载了一个Solid Converter，屡次试图将PDF扫描版文件转换为Word文本，每次都失败了。因此，本文所引史料，除了《毛泽东年谱》是txt文本，可以直接拷贝外，全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下来的。真TMD倒楣，为了个历史上的垃圾人物去受这份罪）：

“1941年12月 10日，根据毛泽东对国社党的估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孤立我党的阴谋。国社党是一个极端投机取巧的集团，它有时以右的面貌出现，从国民党方面挑拨国共关系；有时以‘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从共产党方面离间国共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所以，张东荪第一次引起圣上注意，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学术成就或哲学思想（他懂什么哲学？连玄学是怎么回事都拎勿清），而是因为他生于知识份子的盛世（在中国，知识份子的盛世就是一般所谓“乱世”，盖那阵子统治者对学术的压制与干扰、对文人的迫害最轻），却不去老老实实做学问（或无本事去做学问，待考），而要去搅屎玩政治，组建“国家社会党”，而且还在中共“恶形不彰”、尚在叫卖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便抢先提出了共党的治国纲领（毛所谓“托派的主张”也就是斯大林的主张，因而也就是毛泽东的主张，凡是看过拙著《野蛮的俄罗斯》的读者想来都该知道这点），因此引来伟大领袖的嫉恨。

但毛泽东第二次提到张东荪，态度就完全变了，那是因为张向我党效忠投诚，毛要部下“宣抚”之，还准备网罗他去伪政协里做花瓶：

“1948年４月27日　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该条原注：

“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曾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十一月因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宣布退出该党。”

国社党是张君劢与张东荪成立的，早在1938年便为国府承认，是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党派之一。这张君劢不是张东荪那种浪得臭名之辈，中华民国迁台前的最后一部宪法就是他主持起草的。虽然该宪法秉承孙大炮狗屁不通的“五权宪法”思想，制造出迭床架屋的国家机构，但对人民的权利的界定与具体保护措施非常完备具体，在这方面堪称中国有过的最理想的宪法，远胜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详后）。1941年，国社党与其他政党结成民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国社党退出民盟，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劢为党主席，张东荪也是负责人之一。1947年，该党决定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张东荪为此悍然与张君劢决裂，公开宣布退出民社党。此后他更写信向毛效忠，这才赢得了毛的瞬时垂青。毛不但想网罗他参加伪政协，还准备授以伪职：

“1948年5月31日，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

如所周知，张鹤慈先生乃是网上著名的改良派。与芦某一般，为此受尽倒共人士的侮辱。在刘晓波先生被捕后，他也曾大声疾呼，说明他认同《零八宪章》。然而《零八宪章》怎比得上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零八宪章》提出的不过是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空泛原则，而《中华民国宪法》则是完备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零八宪章》不过是草根人士的绝望呼喊，而《中华民国宪法》可是实实在在为国民大会通过了的国家根本大法。请问是当时还是现在更有希望实行宪政，将中国和平改造为民主国家？所谓“改良”，不就是与统治者合作，以“诤友”或“诤臣”的身份，向他们施加压力，促进其良性转化吗？您说，张家这祖孙长的究竟是什么脑袋：在民主宪法已为统治者接纳时，要反对与当局合作，去依附武装叛乱集团，以暴力颠覆举步维艰的民主宪政，而在毫无和平改良的希望时，却又力主与中共合作，还恬不知耻的自称“反革命”！请问张东荪为何不反中共那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革命？

乃祖如此倒行逆施，贤孙还嫌不够，还要在历史的尘埃早就落定半个多世纪后，择恶固执，怙恶不悛，坚持诋毁真正的改良派胡适，歌颂支持暴力颠覆民主宪政的反动派张东荪！

那位说了：蒋介石的“民主”是假的！宪政也是假的！不能认真。

没错，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都一无所知，孙中山更是个如假包换的专制暴君与流氓，什么下作事都能干出来。蒋介石虽然比他好多了，非但不是政治流氓，而且颇多妇人之仁，而这恰是他倒台的原因之一，但也丝毫不懂现代民主为何物。不过，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个本质区别：无论是孙还是蒋，都认同“普世价值观”，都以最终实行民主宪政为其最高政纲。而中共从理论上就彻底否定“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至今还视“普世价值观”如洪水猛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对全民进行反文明、反人道教育，其意识形态洗脑的重点就是反民主。请问，到底是在承认民主的优越性与正义性、声称以实行民主宪政为鹄的、并开始了重大实践行动、只是对民主理论与实践还没有足够认知的执政党下“弄假成真”，逐步建立并完善民主宪政的可能性高，还是在视民主为蛇蝎、全力以赴镇压一切民主“异动”的极权政体下实行民主的可能性高？

咱们别的不说，只看对公民的人身保护。1923年的宪法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问或处罚。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

而1947年的宪法则规定：

“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以书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

法院对于前项声请不得拒绝，并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机关查覆。逮捕拘禁之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迟延。

人民遭受任何机关非法逮捕拘禁时，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声请追究，法院不得拒绝。并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追究，依法处理。”

甭说实行，咱们能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写进这些规定么？依愚见，要再通过个类似1947年的宪法，兴许是永远没指望了。倘中国能在本世纪内再度将“曹锟宪法”中的类似条文写入宪法，那也得靠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而咱们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惨境，张东荪不得辞其咎。

那位又说了：蒋介石是大独裁者，看看他在台湾的“白色恐怖”，就知道他绝不会实行民主宪政！他不是做总统一直做到死，还让儿子接任，搞世袭制度么？

这事上文其实谈过。蒋介石的悲剧，不是“民主无量”，而是“独裁无胆更无力”。

所谓“无胆”，指的是他对外很怕美国人的压力。其时美苏冷战尚未开场，老美厌恶国府的腐败，不知道那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因而屡起抛弃中国之心，而被连年战祸毁了的中国的复兴又亟需美国大力援助，因此蒋介石不敢不迎合老美的心意，走民主建国的路，否则就要不到美援。另一方面，老蒋秉承了中国统治者的传统，对读书人、舆论界极为尊重（现代读者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久远传统，举世并无二例。民国知识份子收入与社会地位之高，断非今日国人可以想象，不管阿猫阿狗，哪怕是无知昏聩如张东荪也罢，个个是在野国师爷。只是到了彻底反文明的毛时代，知识份子才被当局一律视为战俘，受到毛共以人类能想出来的一切手段公开羞辱、虐待、迫害与残杀，从此以“夹紧尾巴做人”为最高人生境界），因此不敢对“民主党派”的喧嚣掉以轻心，这与韩战爆发后的情势完全不同。

所谓“独裁无能”，是说蒋介石从来是“弱主”。他继承的是辛亥革命制造出来的烂摊子，国家是由七八十块碎片勉强连缀在一起的“百衲衣”。老蒋不过是“地方实力派”（也就是原来的军阀）名义上的共主。他连嫡系都指挥不动，更别说实力雄厚的桂系了。例如他委任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却从不服从他的指挥。他不敢撤卫的职，却去打背时主意，先后请傅作义、杜聿明去东北指挥，都遭到拒绝，无奈只好直接指挥卫的部下廖耀湘，然而廖虽然是他的学生，却敢无视其严令，在共军开始打锦州时按兵不动，招致东北国军被全歼。若不是老蒋害上这种“重症肌无力”，国府也不会垮得这么快。将这种弱主视为毛泽东式的大独裁者，绝对是张鹤慈先生的专利。

那位又说了：民主不符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当时的觉悟太低，不可能实现民主宪政！

这倒是实话，但不是指民智民德。当时的国人，除了个别先知先觉如胡适公等人，确实没有多少人知道西方民主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时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尚未遭受到中共全面系统的难以逆转的破坏，其对西方民主更无如今普遍的憎恶戒备之心。凡有三分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今日中国最大甚至几乎是无从解决的问题，还不是共党把持了一切权力资源、禁止改革，甚至也不是大多数识字分子视民主如蛇蝎，而是全民溃烂到了无从收拾的地步。而之所以发生这种怵目惊心的溃烂，完全是因为中共当国的前三十年以仇恨立国，后三十年以钱为纲，对全民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进行反文明反人类的洗脑，不仅由敬爱的党中央制造了一个“赏伪罚诚、赏恶罚善”的负筛选社会环境，更以各级领导率先垂范、言传身教。若当时中国民智民德不配搞民主，那今日中国的民智民德一落亿丈，就更不配了。请问张鹤慈还有什么必要为《零八宪章》乃至刘晓波喝彩？请问张东荪对这种全民堕落有无历史责任？

论国情，当时的中国倒确实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可能，那是因为有中共那笃信“枪杆子万能论”的武装叛乱集团存在。若在彼时实行民主，无异于授中共以“合法斗争”颠覆国府的强大武器。因此，要在中国最终实行宪政，先决条件就是彻底铲除中共那反民主、反文明、反人道的障碍。然而中国愚昧绝伦的识字分子却看不到这一点，反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帮助中共那武装叛乱集团颠覆国府，彻底毁掉了中国文明化的一线希望。

张鹤慈说了：共产党上台前罪恶不彰！

行啊，那就是说，张东荪受骗了，是不是？既然如此，那就说明他智力低下，看不穿共党的真面目，您就再没脸去嘲骂对共党实质洞若观火的先知先觉胡适公了，是不是？张东荪不是目光如炬的贤哲么？怎么连储安平的见识都没有？人储安平不过是个报人，并非什么大学教授，可人家也能一针见血地说出：“国民党统治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张东荪那“大知识份子”何以连这点水平都没得？他不是据您说是老牌反革命么？怎么还会去追随共党干革命？

实际上，所谓“共党上台前罪恶不彰”，也只是对盲人而已。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协定明文规定：“（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但有一条关键但书：“上开停止冲突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停战令于13日午夜生效。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中共便在苏联人唆使下公然践踏协定。3月17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局：“速与辰兄（芦注：指苏联）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1]。共军随即攻占已为国府依法接收的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并按毛的命令大肆破坏北宁路与长春路。林彪还执行了毛泽东死守四平的命令，在四平阻击北上接收的国军，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

待到国军大败林彪后，毛为了报复国府，下令在关内大打，除命令共军在关内破路，还要求他们“破路应十分彻底，务使长期不能修复”，并指定必须攻占的城市：山东共军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而晋冀鲁豫的共军则必须攻取长恒、考城、永年、聊城四处。[2]

这些行为公然践踏了共产党人签字画押的《停战协定》，尤其是其中“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的规定。而这是任何一个主权政府都不能坐视的：铁路交通一旦瘫痪，国府漫说再无可能向东北增兵完成接收，就连国民经济都要崩溃。此令下后一个月，其强大威力就显示出来了。6月19日，徐永昌在谒见蒋介石时就指出：“共党果有意稍事相安，似应知难而止。否则我人当毅然进剿。今日不办，仅就断交通厄我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 [3]

当时的资讯是公开透明的，张东荪应该完全知道共党上述违约犯罪行为。在见识过中共是怎么信守条约之后，还要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与那伙流氓土匪共事，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脑袋了。

如果这只是个智力问题，那还可以原谅，然而中共早在1947年就抛下了“新民主主义”面具，在华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4]，大批难民涌入城市，无家可归，啼饥号寒，反复向政府哭诉求援。在此之后还要认定“中共罪恶不彰”，那就只可能是因为共党搞的那套恰与张本人“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托派的主张”暗合。所以，所谓“彰”与“不彰”，那界定标准是自己。没整到自己头上来时，当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就是张君劢与张东荪为何分道扬镳：前者虽然也对国民党不满，也主张社会主义，但毕竟知道国共的根本区别：国民党充其量也就是“不民主”，而共产党则是“反民主”。不民主可以以和平手段改造为民主，而对反民主就再无办法了，而这就是中国今日陷入的不能自拔的困境。

这也就是共产党为何给张君劢与张东荪以截然不同的待遇。张君劢成了“战犯”，而张东荪则成了功臣，这可是毛泽东御口亲封的：“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5]

毛对张东荪非常器重，亲自点将，要他做中共的颠覆工具，《毛泽东年谱》上有记载：

“1948年12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转来两次北平地下党来的电报已悉。请你覆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

“（1949年）1月１日　二时，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覆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于是张东荪便奉命出动了，与周北峰于1949年1月7日秘密出城到蓟县，见到了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等人。次日，林彪、聂荣臻电告中共中央军委：

“张东荪、周北峰昨晚抵此。据张谈，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 （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

毛于次日回电：

“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在见识过中共是如何遵守停战协定之后，还要与中共与虎谋皮，提出这种可笑的条件来，大概只能让伟大领袖哑然失笑。他应付那几条要求的厚黑功夫令人叹为观止：“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当然有，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有“爱国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现在也不止中共一家，国民党不是有份什么《团结报》么？还有网络版涅。

在收到傅作义等人的答复后，毛又指示：

“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 （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 （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

原注：

“周，指周北峰，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张，指张东荪。”

由此可见，张这种“民主人士”起到的特殊作用有多大，除了被毛泽东蓄为倡优之外，还被他老人家娴熟地玩弄于小指间，借他和“民主人士”去做中共的啦啦队与传声筒，跟《群英会》里的蒋干差不多。

据张家的世交蓝公武的公子蓝英年披露：

“1949年1月7日张东荪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冒着严寒越过封锁线，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聂司令问出城前傅作义交了哪些底？周北峰回答傅先生表示了几点想法：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平津解决以后能否允许其他报纸发行；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分批调出城外整编方式。聂司令又问傅作义能否命令蒋系部队出城。周北峰认为中下级军官多为傅的人，傅能控制。张东荪接着说，他看傅作义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让他体面投降。傅先生派他们来是希望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京毁于战火，百姓遭受涂炭。聂司令把谈话内容电告中央，9日中央覆电：‘……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你们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顾。’” [5]

双方谈得差不多时，刘亚楼整理了个《会谈纪要》出来。张东荪本来是傅作义请来做中人的，犹如民事合同要找个witness签字才算数一般，当年马歇尔就作为中人在国共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张东荪那大政治家绝无可能不知道这先例。在林彪总结了会谈内容、询问他还有无意见时，他回答“我没什么意见”，但等到林、罗、聂在纪要上签了字时，请张签字时，他却使出缩头功来，声称周北峰是傅作义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于是周便签了字。 [6]

然而这却让“张蒋干”膨胀到了要爆破的地步，据蓝英年说：

“张东荪见证了《会谈纪要》草签的过程，认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学的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大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用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他把这些诗以《围城题记》为标题，亲手抄录下来，并写了后记，准备留给子孙。他写道：‘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张东荪不仅在知识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1949年9月30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此时有些飘飘然了。建国后不久，父亲到燕大东大地（燕东园34号）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饭后，他上楼睡午觉，把父亲撂下不管。尽管是多年老朋友，这样做也算失礼。父亲倒不计较，带我到城府街遛弯，回到张府张东荪才从楼上下来。”[5]

所以，他平生的得意之笔，不是什么学术成就，而是这“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因他“为双方信任”，从而“一言得解”兵燹，既消灭了傅作义那只“老鼠”，又保存了北平那个“精美的花瓶”，所以认为“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于是特地把友人吹捧他的烂诗裱褙成幅，“留示子孙”，让子子孙孙永远为此骄傲下去。

此人毫无羞耻心竟然到了这地步：一面声称“为双方信任”，并引此为荣，转过脸来就骂信任他的一方是“可恶的老鼠”。私德之不堪且不论，那什么“保全人民古物”完全是弥天大谎，是中共的黑幕之一，而张东荪因此对全民犯下的大罪，适足令他遗臭万年。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