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张东荪的历史罪恶（三）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主题是，毛是个阴谋家而不是军事家，是个厚黑学大师而非合格的战争统帅，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遑论思想家。所谓“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过是中共军头们集体摸索出来的简单经验规则，并无多少智力含量，而且，毛本人还出于天性中深厚的反理性因素，时常违反那些简单规则，给中共革命事业带来挫折。平津战役就是对此主题的雄辩证明。作为战例，它显示的不是毛泽东的什么军事才能，而是他出神入化的厚黑学神功，张东荪不过是他下的“很大的一盘棋”上的一名小卒而已。

这就是蒋相对于毛的最大主观劣势之一。他并非咱们想象的那个饭桶，战略眼光还是有点的，论军事才能恐怕并不比毛差。但他远不如毛的，是不会玩弄阴谋诡计。换今天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去坐他那位置，都绝不会干出那一系列蠢事来。这原因很简单：现代中国人个个是吃狼奶长大的，从小就将《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等寓言记得滚瓜烂熟，擅长“阴暗心理分析”国术，专用邪恶心思揣摩他人，讲究的是不按规矩出牌，以口蜜腹剑、出尔反尔欺骗一切人为大智慧，而且奉“痛打落水狗”为座右铭，以心狠手辣为意志坚定，视“除恶不尽”为最大的恶德。可惜老蒋无幸蒙受我党教育，却在《四书》、《五经》的熏陶中长大，尤其崇奉王阳明那套“心学”。用这套去对付我党，当然要一败涂地。

如所周知，国军的主力是被“三大战役”摧毁的。此前国军虽迭遭共军打击，但主力尚未残破，还可与共军抗衡。最大的隐患是兵力分布太广，因而其战略态势处于被动。当此之际，国府理应收缩兵力，缩短战线，转入战略防御。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于南宋格局，确保淮河以南，力争中原。

这完全是可行的。只要国府在南中国还有足够兵力，也不必效法南宋长期抵抗蒙古人，只需坚持上一年左右，美苏冷战就爆发了。有麦卡锡、尼克森等人在国会鼓噪，则杜鲁门、艾奇逊等人就会被迫放弃绥靖政策，积极援助中国。那么，中国就可能如南韩那样挺下来，靠和平竞赛压倒北面的共党中国，使之在上世纪90年代跟随老大哥一道解体，南北重归统一。就算做不到这一点，起码大饥荒时全民可以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投奔自由与面包，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的人。只叹国军未能及时收缩战线，致使国军主力在江北全部被歼，李宗仁又趁机逼宫，使得国府垮得比南明还快，就此九州铸铁终成错，再也无法挽回。

简言之，当时国军的摊子铺得太广，四个重兵集团，一在东北（卫立煌集团），一在华北（傅作义集团），一在西北（胡宗南集团），一在中原（后来的刘峙-杜聿明集团）。其他三个集团都在与共军的四个主力野战军交战，只有华北集团处于闲置状态。傅作义坐拥60余万大军，面对的不过是共军三个兵团 [7] ，因此实际上构成了国军的战略预备队。

对此大势，蒋介石其实还是心中有数的。1948年3月间，他决心放弃东北，令东北集团撤至锦州。若这计划能按时实施，则国军两个集团就连在一起，可以集中兵力作战，东北国军也不至于被全歼。然而卫立煌却抗命不从，蒋介石竟然奈何不得。双方争执不休，直到9月间辽渖战役开始，国府竟然什么决策都没有拿出来。辽渖战役开始后，卫立煌又百般破坏捣乱，再加上廖耀湘畏敌如虎，终至全军覆没（详见待出版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东北一失，华北就再不可能保住了。此时国府唯一的正确决策，就是迅速将华北重兵集团南撤。据官修军史，国军华北集团共50余万人，而据聂荣臻说则是60余万人，共4个兵团12个军43个师，其中“蒋系”3个兵团8个军25个师，约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而傅系有1个兵团4个军17个师（旅）。

连外行都能看出来，如此强大的兵力，若是迅速南撤到华东，则战局立起变化。淮海战役是共军动用两个野战军打的，非常吃力，一度兵力严重不足。其所以获胜，完全是因为是蒋介石中了刘斐与郭汝瑰的奸计，在国军于1948年11月30日从徐州撤退后，又命令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共30多万大军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去解黄维兵团之围，就此“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自投罗网，被共军包围全歼。因此，共军其实是险胜。不难看出，若是此前国军的华北集团能迅速南撤，拊华野后背，与刘峙集团南北策应，夹击共军，则华东国军根本就没有必要撤出徐州，遑论在撤退途中被包围全歼。

这明摆着的一步棋，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看出来了。在大众心目中，国共两党的区别，似乎就是国府只知道死守地盘，而共军则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进退。这当然有一定事实依据。老蒋从建军那天起，就只知道北伐式攻防战，以击溃敌军、攻占城市为胜利，没有歼灭战概念。而且，国民党是执政党，政府守土有责，又实行了宪政，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因此不能罔顾民意，轻易抛弃防地。此前陈诚在东北打了败仗，1948年4月间国民大会开会期间，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时，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山东国大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8] 因此，要老蒋如共军那样，只考虑保存国军实力而不顾百姓死活，也确实有难处。

但到了全局岌岌可危之时，老蒋也还没昏聩到不知死活的地步。1948年11月2日，辽渖战役结束，东北国军47万人被歼。次日，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紧急商讨华北作战方针。国防部长何应钦提出两个方案，一案是趁华东野战军正集中兵力准备居停淮海战役、济南防守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令傅作义部南下袭取济南，以后即在山东地区作战。此案的好处是即可撤出华北部队，又可牵制华野，使其不能全力进行淮海战役，从而减轻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压力，不利因素是从平津地区南下济南，要经过近千里的沦共区，沿途会遭到较大损失；另一案则是将傅作义全军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再海运江南。 [9]

老蒋同意南撤，但他还得请傅作义允可，这位“大独裁者”就这德性。于是他于次日电召傅作义进京。殊不料傅作义“另有打算：他的根据地在绥远（今内蒙自治区中西部——引者注），他的军事实力还完整无缺，而且他已有与中共和谈的心思，所以在南京会议上，巧妙地同蒋介石唱反调，向蒋介石大肆吹嘘，说整个华北尚有大军六十多万，自己又有守城经验，能战能守，华北大好河山岂能放弃。蒋介石听后有些犹豫了，张治中又主张放弃华北撤到江南，傅作义则始终坚持要据守华北。结果蒋介石还是依了傅作义，因为他还有依靠傅作义固守平津的幻想。”[10]

傅作义之所以打这背时主意，是中共特工以及民盟联手游说的结果。早在1948年7月初，共党特工杜任之就从太原到了北平，因为他是傅作义的同乡与朋友，而“旧”社会人情特别重，所以他不但得到傅作义庇护，还趁机刺探傅的态度与动向。10月中旬，杜任之得知傅作义因锦州陷落有些苦闷和忧郁，因找到中共特工关世雄，说他准备策动傅作义与中共和谈，要关向中共城工部汇报，并请城工部指示该如何进行。关即表示以后让崔月犁亲自指导这一工作。此后杜找到了傅作义言听计从的高级顾问刘后同，对之进行游说。刘告诉他，过去共产党的刘仁曾经派人找过他，要他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以“解放”济南的方式“解放”北平。他回答那人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不会投降，那人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杜乃说，与中共和谈“解放”北平不是投降，是起义。刘最后说，他可以建议傅与中共和谈，先在华北组织联合政府，通电全国推动全国和平，想来傅作义也能接受。杜任之心想，只要愿意和谈就好办，那“组织联合政府”之类梦话此刻不宜多说。

刘后同与傅作义谈过后，告诉杜任之，傅有意与中共和谈，但为了调和双方意见与将来执行和平协议，他认为需要有民主党派参加谈判。这就是说，老傅还是留了个心眼，想让“第三势力”作证人，免得日后共党赖帐。杜任之当即答复说，这事容易，他去找民盟中央在北平的负责人张东荪参加谈判。次日他即找到张东荪，问他是否可以代表民盟作为第三者参加和谈。“张东荪听了，喜出望外，表示很愿意参加双方和谈，促成和平解放北平。”但他也提出与刘后同相同的愿望，即在和平“解放”北平后，组织华北联合政府。杜任之以同样的伎俩对付过去，“我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在于能开始和谈，只要和谈开始，事情是会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的，所以也没有再和他谈和平解放北平以后的问题”，随即打电话给刘后同，介绍张东荪去与刘后同见面。

张东荪与刘后同见面后，“有了中间人，刘后同放心了，他答应转告傅作义”。此后杜任之向崔月犁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说刘后同认为与中共和谈之后，应通电全国倡导和平，召开政协会议。崔说，只要和谈一开，事情就会演变。至于他们提出要有个民主党派作为第三者参加，“你已经找过张东荪了，我很同意。为了郑重起见，我再去与他正式接谈一下，请他代表民盟参加谈判。”次日崔月犁找了张东荪谈话，与张谈话后次日即去见刘后同。刘后来告诉杜任之，崔月犁和他谈得很好。 [11]

既有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作中人担保，傅作义终于下定了与中共和谈的决心，10月30日夜间12点，他召见心腹王克俊密商，决定“需要待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圆满地实现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12]

请注意，那阵子东北战事尚未结束，东北共军尚未入关。共军在华北的兵力极度空虚，周边也就只有个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彪）兵团。国军要南撤并无太大困难，起码不会全军覆没，因为共军根本没有足够兵力包围之，顶多只能追击骚扰。北平被围是傅作义蓄意制造的，目的是挟持“蒋系”国军跟他一道“走上人民的道路”。若是傅作义按国防部的建议行事，主动放弃北平，则古都根本就没有兵燹之虞，用不着张东荪那位摩登鲁仲连去“片言解纷”，“保全人民古物”。张东荪写成条幅“留示子孙”的，乃是不要脸的弥天大谎。

据刘后同说，傅作义老是怀疑中共能否信守谈判协定 [13]，此话不假，盖他过去曾见识过中共的“和谈花招”，有过沉痛教训，因而对中共的德行有一定认识，有他的檄文为证：

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

　　“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份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事乃日益扩大。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而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个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杀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14]

就是为此，他才会特地提出要“民主党派”作中人，而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的，正是民盟的负责人张东荪愿意出面做这中人。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要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确，张东荪等助纣为虐的鼠辈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其欺骗作用绝不是中共特工能起到的。这或许就是为何中共上台后要对所谓“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深恶痛绝，那考虑与满清入关后修史要特地列个《贰臣传》并无二致。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