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张东荪的历史罪恶（五）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海纳百川

据陈长捷说，辽渖战役开始后，蒋介石亲自去沈阳、葫芦岛指挥，两次路过天津。当傅作义报告实行平津塘分区防守布置时，蒋介石认为，天津与塘沽两区兵力单薄，不如放弃天津，把兵力合并到塘沽区，以固守海口为主。因为陈长捷是杂牌出身，蒋怕将领不听陈的指挥，还专门派副总长与总统府参军携带他的亲笔信到天津，分致陈长捷与各军长，勉励他们协力坚定固守，并叮嘱各军长一定要服从陈长捷的指挥。 [34]

老蒋要老陈放弃天津撤往塘沽，说明他并非军事外行，还是颇有点眼光的。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指出，毛泽东不但靠看地图策划大战略，而且是用老百姓的外行眼光看地图，只看得见位置与距离，看不见地形地貌。因此，毛代表中央军委制定的平津战役计划的原则是“先取两头，后取中间”，亦即先打西面的新保安与东面的塘沽，目的是既防止傅作义率嫡系西窜，又防止其他派系的部队出海南逃。毛几次强调指出，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算在望”。 [35]

然而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毛根本没有考虑到塘沽的特殊地形，就像他当年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里就地创建根据地一般，完全是构建空中楼阁。等到共军奉命挺进到塘沽附近并准备攻击后，才发现塘沽地形十分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都是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涨落，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而且国军已经做好南撤准备，一旦受到攻击就会乘船南下。12月26日，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在塘沽详尽勘察了地形，并与前线指挥员磋商后，于次日报告林彪：攻占塘沽有把握，但全歼两沽之敌则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因此提出首先攻击天津。29日，林彪与刘亚楼报告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放弃打塘沽，首先攻击天津。同日，军委批准了该计划。 [36]

由此可见，若是老陈听了老蒋的话，迅速放弃天津，撤往塘沽，虽有可能遭受共军袭击，蒙受一定损失，但天津距塘沽并不远，要突到那儿是有可能的。即使不能固守，也可以从海道逃生，不至于如后来一般被全歼。老陈和下属两位军长（守卫天津的只有两个军，而共军攻城的有五个纵队）商量了一夜，两个军长鉴于廖耀湘在东北大凌河转进时全军覆没的教训，怕突围出去后被消灭，不敢执行，而陈长捷则关切傅作义的处境。他认为，他离开天津很可以卸责，但将更置北平于死地。当夜，他几次电话请示傅作义，但傅作义不给任何指示，只是说：“待考虑考虑。”陈长捷说：“这个不指示等于已指示，我能领会。我当时的决心是一切应为傅负责，实践他没有变更的命令，不嫌兵单，还恃‘阵固’，为北平免于孤立，以后好随北平的局面同样转变，也为避免在转移中一下子的被消灭，就决定坚守下去，不实行突围。”

12月20日，共军开始攻击天津外围据点。天津城内此前收容了大量溃兵，其总数竟达五六万，超过作战部队。这些溃兵既无法收编，又骚扰民间，还得派部队予以监视。此外,伤病兵也达万把人。因此，天津城内虽有国军官兵13万之众，作战部队其实只有5个师（还欠一个团），兵力严重不足。老陈也知道天津迟早要陷落，但他因为军阀派系观念严重，仍想作困兽之斗。他见邓宝珊到了北平，猜出了傅作义在向中共谋求和平的“政治解决”，因而以过去军阀混战那套类推时局，觉得“平津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己死守天津，能增加傅作义与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若是自己不顾老长官投降了，就会影响华北的“政治问题”。当天津战事日趋紧急时，傅总部的参谋长李世杰还频频传达傅作义的指示：“坚守就有办法。”这更助长了陈长捷的错觉，让他决定坚持到弹尽粮绝。当时市里的头面人物频频见陈，询问局势，委婉敦促陈投降，陈还告诉他们，大局由傅作义主持，说他从邓宝珊到北平一事中看出，傅已在与中共谈判。平津是一体，傅作义不会置天津市于不顾。于是那些人派出代表，坐小飞机飞北平，去向傅作义本人请愿，但傅作义始终未作答复。

最混帐的是，1949年1月11日，共军给陈长捷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陈长捷报告北平，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坚定守住，就有办法。”13日，共军全面发动猛攻，主阵地接连被突破。15日，陈长捷在围城开始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无线电话向傅作义报告了战情，傅作义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通完话后，陈长捷就被冲进指挥部的共军俘虏了。 [37]

傅作义对老同学、老朋友、老部下玩的这一手，实在不是人能干出来的：老陈本来可以从海道撤退，他不许人家撤，生怕与中共和谈少了本钱。后来天津城内又有人劝降，他仍然不许降。老陈心心念念惦记着老长官的安危荣宠，不但怕自己撤退了，将更陷北平于危局，而且就连及时“阵前起义”、图个“宽大处理”都不愿，宁愿死守孤城直到弹尽粮绝，生怕自己投降了，损折了老长官的本钱，让他的“华北联合政府”办不起来，或是在其中当不了高官。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以为“平津一体”，老长官会与他同气连枝，同甘共苦，殊不料那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老长官根本不把他当“一体”，自己可以投降，却不许部下投降，一直把老陈蒙在鼓里，欺骗他“坚守下去，就有办法”，自己作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老部下却成了战俘，身陷囹圄，足足坐了10年的牢，最后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的批斗毒打侮辱，夫妇双双上吊自杀。这血债只能算在傅作义头上，他不但害死了老朋友夫妇，而且还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不过，老傅的阴谋诡计，也只能坑害信任他的长官与部下，要跟老共尤其是老毛玩这套，就只能喝了老毛的洗脚水。他以为身拥重兵，就可以效法民国军阀混战那套，与中共和谈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却不知道共产党人从来是“彻底革命派”。马列早就教导过，无产阶级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自己建立的崭新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无耻阶级革命与辛亥革命的根本区别——只许“阶级异己分子”乖乖投降，决不许“咸与维新”。这就是毛为何要等到共军打下了新保安与张家口，并包围了天津，断了傅作义的逃路后，毛才指示林彪：“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 [38]

老傅还在犹豫，共军又打下了天津，示之以威。至此，傅作法自毙：逃无法逃，战也不能战。直到此时，蒋介石还在劝他离开北平，于一月十六日电傅作义，大意是：天津失守，死守塘沽已无意义，着侯镜如兵团火速由海上撤走。最后希望傅作义早日脱离险地，飞回南京，共肩时艰，以报党国。 [39]。但傅还是没听老蒋的话，最后竟裹胁全军（包括由他指挥的原中央军部队），以“出城改编”的名义“体面”投降。

可惜我党连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1949年2月3日，就在共军举行入城式的当天，《人民日报》还按照毛的指示，特地发表了毛于此前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的命令傅作义投降的最后通牒，明明白白地告诉老傅，他不过是个战争罪犯，可指望的不过是我党的宽大处理：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40]

据《毛泽东年谱》，那通牒是毛于1月15日写的。但傅作义根本没见到那通牒，只是在共军进城那天，他才从报上得知，当下气得半死 [41]，但此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悔也来不及了。等打了三百杀威棒后，毛又以宽宏大量的仁君面目出场，与他谈话，于是世上就此又多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以上所述，便是“和平解放北平”的真相。傅作义的蠢动，不但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尤其是江南人民），害死了他的老同学、老部下与老朋友夫妇，害了大批被他陷在城中的国军官兵，而且害死了他自己的亲弟弟。而就是千古闹剧、丑剧兼悲剧，还被张东荪夸耀为“平生第一快事”！ [42]

那位说了，这主要罪责必须由傅作义承担，不能责怪张东荪一人。当然不能，可张东荪同样是历史罪人。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共特的拉拢，傅作义就是想上当也没门儿，是不是？更何况张东荪还不是一般的共特，他是以“第三势力”面目出场的共特，具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缺乏的特殊欺骗作用。如果这种人的历史罪责可以开脱，那郭汝瑰也不必为中国人民的灾难承担责任了。

那位又说了：谁说张东荪是共特？戴晴啊。戴晴女士写了本《在如来佛掌中》。我恍惚记得那书出版后，张鹤慈先生还特地回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还是什么的，说明该书得到了张家的认可。上次我回国，有朋友送了我那本书，我在旅途中匆匆翻了一下，立即就看到了张东荪的特务罪行，深感震惊，为此特地不嫌行李重，把那书带了回来，以备日后有暇时再细看。只是此后一直瞎忙顾不上。但那印象总是留下来了，而这就是我为何一见张鹤慈先生塞到我信箱的垃圾文章便再也按捺不住，要跳出来大骂。

范似栋那市井小人以己度人，造谣说我因为与张先生有私人过节，竟然迁怒到人家的爷爷身上去。漫说我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毫无私怨，而且他还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就算他真是我的死仇，芦某再下流，也做不出这种丧德败行的超级下流事来吧？事实上，此文时作时辍，我甚至几度想半道放弃，就是因为投鼠忌器，总觉得不能伤害朋友的朋友。若不是莫非网友催我写完，我可能半道也就停止了。他催促后，我再度动笔，但又生怕自己的初始印象不准确，仔细重看了一遍那本书，不但证实了原始印象，而且倍感震惊：这祸国老贼并非上当受骗，他对苏俄、对共党，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深入的理性认识，还专门写过批判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有此见地者，在当时真可谓凤毛麟角。然而最可怕、最无法理解的也就在这里：若是上当受骗还可以原恕，明知共党的德行，还要帮助中共颠覆国府，这就绝对不能容忍了。作为被共匪断送了一生的南中国人，我有充分的道义权利谴责那祸国老贼。


（未完待续）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