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 [原创]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作者:light12  于 2011-9-9 22:1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2评论

时间:  9 06 2011 08:50  

作者: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二)


金唢呐


原本在胡扯几句就把这个“延安朝圣”系列给结束了,但看到本坛网友热议,知道大家对中国社会政治现状这类话题比较感兴趣,索性就改个题目,继续聊下去。从上一篇开始,改成现在这个题目,虽也不一定贴切,不过也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来,就是它吧。

我所以在上篇提出“中国徘徊论”,说中国近十年内,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或退步,主要还是基于我对中国各政治派别、官僚集团、各阶层民众的政治立场和力量的观察和分析。无论进步还是后退(此处分别指民主化和复辟毛式社会主义),吴法宪的两个兄弟“无法弄”和“无法捞”都会出来作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吴氏兄弟!

说起这吴氏兄弟,我还得跟老芦解释一下,免得日后有人打假说我剽窃。这歇后语的原创不是我,我这方面的能力不像看上去那么强,只不过对民间文化的吸收消化、提高改造还是有点心得。这话最初出自官场,比方到衙门去找人办事,想给子女找份工作,他如果无能为力的话,会把两手一摊,做幽默状:这事儿太难了,吴法宪他弟弟——无法弄。甚至开会也这么说,去年我们学校分房子打成了一锅粥,要照顾的领导专家太多,后勤处长在分房会议上把桌子一拍,愤愤地说:“要说咱们单位的事情,那是“吴法宪他弟弟——无法弄!”后来不知哪个大淫棍又把这歇后语改成了:吴法宪的妹妹——无法弄,在民间也有流传。不过,“吴法宪他二弟——无法捞”是我首创,未见其他人用过。

我之所以说吴法宪的两个兄弟会阻碍中国政治的变化,主要是指左派和民主派的那些政治主张,抛开正义邪恶不说,都不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是“无法弄”,除非爆发了战争。这里说到的没有可操作性,是指根本无法被官僚集团所接受,要受到来自官僚集团的顽强抵抗(当然,左右两派也没有任何共识),原因是无论复辟毛式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民主宪政,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捞”。而且不仅仅是官僚集团,像这样一种重大的变革一定会引起社会短期或长期的动荡和混乱,也就是说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任何阶层的利益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对于一个目光短浅、看重眼前利益的民族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三年内战期间不知“为何扛枪为何打仗”的国军,遇到了“打倒地主分田地”的共军,在军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即使是没有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很难取胜。而改革开放提出的“奔小康”、“富裕起来”的口号,再加上打开国门后民众所看到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也让左派无以招架,最后只好乖乖认输。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近现代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就认为中国人没有智慧。其实中国人是有大智慧的民族,这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着、混着,说好听点就是安身立命。电影《芙蓉镇》里那句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实际上就是本民族的座右铭。中国人不大会为那些空洞的理想去奋斗献身。我周围很多人一方面笑话那些左派,另一方面也不理解甚至鄙视东欧苏联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和改革家,认为中国就这么混下去挺好的,没必要强调什么“权利”,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够多的了。也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没有宗教,便没有了信仰,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比谁都坚定,这就是权力和金钱。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出自一个藏族导游之口(注1)。起因是汉人同胞看到藏人对藏传佛教的执着(尤其是五体投地式的磕长头)不理解,认为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表现。后来藏胞反唇相讥,喃喃地说你们汉人其实比我们的信仰更执着,以后在杨均恒的追问下说了四个字:权力、金钱。我想大概不光是藏族同胞,世界各地人民对中国人都是这个印象。

先说说我为什么认为左派提出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复辟没戏。这里所说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就是政治教科书中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杆子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我首先使用的,来源于林副主席的一段精辟语录:“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此处“两”等于“二”,就有了二杆子社会主义的说法,以此区别“民主社会主义”、“国大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查韦斯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与毛时代的“二杆子社会主义”有些不一样的,至少还多了个“钱袋子”。市场经济(自由经济)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说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也可,说是特色资本主义也无大错。

二杆子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斯大林式和毛式两种亚型,前者血腥僵化,但短期内高效、特殊时期有奇效,而长期则难以运转;毛主席又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胡闹的成分,按老芦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烂污”,尽管丢失了高效,但不乏浪漫搞笑,令人回味无穷。我曾经说过,论治国的成就,毛主席不及斯大林的万分之一,而论美学价值,毛主席却是无人能及,谁也没有像毛主席一样创造出那么多流芳百世的胡闹经典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没有牛顿,三大定律一样早晚要被发现;但是没有贝多芬、达芬奇,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欣赏到“命运交响曲”和“蒙娜丽莎”这样的艺术奇葩。斯大林式的人物,至少是理论上还有可能出现,但毛主席乃人类历史的绝唱,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分店还没开张就倒闭了),是上帝送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最特殊礼物。

我认为,如果二杆子社会主义复辟,只有在国家发生了对外战争,而且打得不顺利的情况下,由百年一遇的天才按照列宁同志原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夺权战争”的策略,利用政府狼狈不堪、人民怒火燃烧、国力消耗殆尽的大好形势,提出若干响亮口号,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最后夺取政权,才能再复制出一个二杆子社会主义制度来。从曾经出现过和现存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国家来看,无一例外走得都是这个道路。斯大林和毛主席都非常痛恨议会道路,原因就是议会道路毫无可能控制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人力资源,根本走不出二杆子社会主义政权来。

日本共产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五十年代初,日共就因推行议会道路被斯大林痛骂是“右倾投降主义”。到了文革初期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四个敌人”的概念:“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充分表达了“修正主义是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思想:苏修排在美帝前面,日修排在日本反动内阁前边。只要是文革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日本“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的。实践证明,日共是在野共产党对形势看得最透彻的,从来不理睬斯大林、毛泽东忽悠,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不干印尼共产党那种傻事。日共所坚持的修正主义主张(国内走议会道路,对外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行为),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据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是否唯一,待考)在议会里有席位的共产党。当然,也是永远不可能执政的“千年在野党”,除非像东欧下台的那些共产党一样改名重建。

而民主宪政的建立,恐怕靠和平手段也没戏。诸位不要把中国的情况跟台湾东欧苏联比,依我看根本没什么可比性。现在台湾不少统派人士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们自己还觉得很得意,认为找到了台海两地都认可的统一方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发表在《环球时报》的那篇文章(注2),他认为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不认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既然大陆现在已经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也就没什么不同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孙中山与马克思真正不同的地方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是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孙中山认为不是,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所以他在革命时期就强调,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延误国家建设,损害国家力量。邓小平执政后,大陆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今天也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与孙中山并无不同。”

其实台湾人不知道,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永久专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孙中山确实在近代史上干了很多搅屎的事儿,国民党更不用说,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干了很多烂事、蠢事、坏事。不但在大陆干,在台湾也是一样。国民党也搞独裁,不但在台湾搞,当年在大陆时也搞。但是国民党的革命是一种“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独裁专制不过是个过渡性政策,是一种“良性独裁”,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要还政于民。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是写在建国大纲里的,实行民主宪政是早晚的事儿。这也是为什么老蒋搞起独裁来总是缩手缩脚,像是带着镣铐跳舞,丢掉大陆后被人痛骂和鄙视“独裁无胆”的原因。蒋经国到底是在苏联受过训练的,知道怎么跟美国人斗、跟自由派斗、跟共产党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独裁专制下训政,就像蒋经国说的,“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中国现在和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各国也不一样,那时候这些国家的民主形势基本上是“上面放,下边望,中间横着顶门杠”,如果中国真要是走到这一步,民主宪政也就有点盼头了。而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上面顶,下面抗,中间横着顶门杠”,看不到任何希望。

【未完待续】



注释

注1
杨恒均:一藏族青年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72194928525/)

“走遍中国”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原本以为体壮如(西藏牦)牛的我,征服一个雪域高原不在话下,没想到,让人呼吸困难的高原反应差一点把我给征服了,当然,让我喘不过气的(breathtaking) 还有那里美如仙境的白皑皑的雪山和碧绿的高山镜湖,以及和谐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善良、淳朴、充满信仰的藏民……

刚从美国与希腊回来,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西藏,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种反差会不会比高原反应还让人不知所措?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西方文明最古老历史的希腊,以及西方国家成员中历史最短的美国,他们刻意追求的理念,竟然能够在中国的西藏寻得蛛丝马迹。我说的是人类的信仰,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有信仰的民族给世界留下了最伟大的建筑物

到世界各国观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神殿、教堂、清真寺、佛庙等等信仰场所,世界各地能最宏大的建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供人们朝圣、祭拜的场所,尤其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类建筑物更多。原因倒也简单,只有这种地方,才值得人们花费时间与金钱精雕细琢。欧洲很多教堂都是穷尽几代人的智慧与财力打造的,有些建筑物从奠基到完工竟然跨越几百年。不管你信仰什么,这种承载你信仰的建筑物一旦落成,不但是人类建筑史,也会是人类宗教与文化史上的经典。信仰有了承载场所而得也传播,建筑物因为信仰而几近永存。

在希腊与罗马这种古文明的土地上,供人们信仰的场所比比皆是,相比而言,中华文明拥有更多的是华丽的皇宫、供皇帝避暑的“圣地”、名人故居与大运河、长城之类的。好在历史是公平的,凡是建立起富丽堂皇宫殿的王朝,几乎一个都不存在了;反而是各种朝圣与表达信仰的建筑物,依然烟火撩人、人声鼎沸。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足迹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神殿、寺庙的我,总会觉得有些郁闷,有点无聊,有些自卑,很多时候,在那些巍峨的殿堂庙宇外,举步不前。

这次行走到中国的青海、西藏,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里有值得世人骄傲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宫殿(还有道观与清真寺),虽然绝大多数在文革期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少数还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加上改革开放后也恢复了一些。这些宫殿与寺庙成为前往青海、西藏旅游的必到之地。

现在总结一下,这次行走雪域高原,固然有见所未见的雪域美景、美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原生态,还有中国其它省市并不多见的群集寺庙,可最吸引我眼球,给我带来心灵震撼的,还是与这些景色和谐相处的善良、朴实的藏民,尤其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神圣感情,以及对信仰的执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可我也能够感觉到,这是我与同行的汉人朋友,以及我这次接触的绝大部分已经移居西藏生活的汉人同胞们不太一样的感受。


藏族同胞对信仰的执着震撼了我……

在青海西宁的塔尔寺、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寺庙,我把目光从观音菩萨、释迦牟尼、达赖、班禅的佛身上移开,刻意观察随导游到处游走的汉人旅行团。我发现这些汉人中绝大多数对藏人的信仰不以为然。就在我们参观西宁塔尔寺时,一位汉人游客被寺僧当场揪出来,移送到派出所,要求惩处,原来这位汉人在藏人朝拜的塔尔寺里大声侮辱、嘲笑供奉在上的菩萨们,说现在的佛教徒都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也许这个汉人游客只是无意间冒犯了他人的宗教信仰,也许他所在地区的和尚们确实如此,但藏传佛教徒中鲜少(甚至没有听说过)出现这种违背信仰的事,而且,我最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全民信仰佛教的藏民们,无论是生活在西藏、青海,还是生活在海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贪污腐败现象的。极少数个别出事的,据说也是那些被彻底汉化了的藏人,包括一些领导人。

无论是在塔尔寺,还是大昭寺,汉人对藏人信仰的的态度与评价,都被藏传佛教中一个磕长头的仪式引领到高潮。磕长头是一种全身伏地的朝拜方式。导游说,虔诚的藏民,磕长头的总数可以达到10万个,如果每天不停地做,需要半年时间。很多住在拉萨以外的藏民,以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为单位,倾家荡产,供奉几位代表去朝拜,被选上的教徒,就是以这种三步一个全身伏地的磕头,从家乡一路磕到拉萨(大昭寺),有时历时几年甚至十年,其中一些就在严酷的高原气候中,在漫漫长路中,在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越高海拔的唐古拉山时离开人世……

从西藏乘车到林芝地区,需要整整一天时间,路况不好,颠簸得很厉害,但全车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两边的景象实在太美了,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地球还没有被人类开发与破坏的时代,大家甚至舍不得合上眼睛休息一会,担心错过了绿树雪峰、如洁白的哈达缠绕在巍峨山峰上的白云和蓝天,大家还不时停车下来照相……可说实话,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人间美境,反而是路上不时出现的磕长头的藏民同胞。

我虽然无法理解这种磕长头行为的具体宗教涵义,但他们那种虔诚,那种对信仰的执着,深深的震撼了我,有好几次,我想下车同他们一起磕一次长头,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是想体会他们的感受,想表达我对他们信仰的仰慕,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也许,只有这样的民族,才配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我默念道,要像藏民一样热爱这片土地,要像热爱这片土地一样热爱藏民……

我们对“信仰”的执着远远超过藏族同胞!

与我的想法迥异,通过在几个寺庙里的观察,我发现前来观光的汉人同胞,几乎都对藏人对信仰的执着不能完全理解,有些甚至当场嘲讽、口出秽语。有几位上海过来的游客,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藏民太愚昧。另外一群从广东过来的游客围着一位西藏青年导游,问他有没有信仰,是否磕长头,当这位青年说他有信仰,也会磕长头,但不会达到十万个的时候,那群广东游客又进一步问道,那些(指那些正在磕长头)藏民为什么要磕那么多长头?有什么用处?花这么多时间磕长头,难道不影响工作、生活?影响家庭?谁来赚钱养活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傻、太愚昧了?

这后面几个问题显然让那位藏族导游很不自在,反复说,那是信仰,那是信仰,你们应该懂的,那是信仰……可那几位汉人显然没有搞懂,还在追问,而且,口气中越来越多的不以为然与嘲讽。这时,那位藏族青年有些不耐烦了,反问道:你们怎么会不理解?难道你们汉人就没有信仰?其实,你们每一位汉人也都有信仰,而且比藏人更执着……

藏族青年说这几句话时,脸上鲜有地出现了一种这些天我从没在藏人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嘲讽。我想,这也许是他在汉人学校里学到的一种态度与表情,或者他接触了太多嘲讽他信仰的汉人而被感染了。就我的观察,原本的藏人实在太淳朴太老实,或者“天真与愚昧”得连玩世不恭与嘲讽这些现代人用来躲避俗世的态度都不会。

不过,青年藏人脸上的嘲讽一闪而过,也许是回归了本性,也许是不愿意与顾客争吵。而那些顾客显然误会了这位导游的意思,其中一位说,是啊,我们汉人中有信仰基督教、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还有信奉真善美的,但没看到这么执着的……

这段争论由于下一个需要介绍的景点的到来而结束,但我却知道,那位看上去只有20岁左右的藏族青年导游的话没有被理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找了一个机会与他聊天,我说,你刚才说,汉人都有信仰,并不是说的宗教信仰,对不对?

他一开始有些犹豫,随后(在我说了一番让他立即信任我的话后)才告诉我,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每个人都有追求,都有信仰,这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只是当有些信仰成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时,那个人自己可能并不觉得而已,就像院子里那些磕长头的藏人,在你们汉人看来,他们是那么的固执,很傻很天真,甚至很愚昧,但在我们这些拥有同一种信仰的人看来,那不过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们是有福的。这就是信仰。

我打断他说,你刚才既然不是在说汉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你认为汉人还有什么“信仰”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但在你们看来,却是那么执着,甚至比你们藏人更加执着?

他笑了笑,简单的回答了四个字:权力,金钱。
******
是啊,各位,这种“信仰”你我并不陌生吧?那么多“德高望重”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将功成万骨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请问,藏民们“愚昧的”宗教信仰比这种对权力的信仰更加难以理解吗?


注2
台湾统派学者王晓波:除了台湾 三民主义精神已深入全中国
(http:///opinion/2011-07/1826547.html )

环球时报

摘要:王晓波表示,“我在大陆践行孙中山思想的同时,台湾的许多政治人士却早已将孙中山“和平统一”的革命遗愿抛在一边,“统独划界”成为党派竞争操弄的话题,连国民党亦不敢轻言国家统一”。

  回顾百年前那场辛亥革命,会发现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竟如此相似。可以说,三民主义精神已深入全中国,除了台湾地区。

  以民族主义来讲,孙中山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五族共和;对外,决不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而是主张和平。以今天中国大陆来讲,至少在宪法上、理论上做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关系上来讲,也在讲和平发展,绝不称霸,也不当头。由此看,我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想正在实践中。

  以民权主义来看,很多人误解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孙中山讲得很清楚,自由不可以用到个人身上,用在个人身上国家就没有力量了,自由要用到团体身上。他的自由是有纪律、有规范、有组织的,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散漫的个体自由。

  以人权来讲,孙中山不赞成有所谓天赋人权,他认为只有革命民权。孙中山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乌托邦式的民主政治,而是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步步训练人民来行使民权。

  以民生主义来讲,孙中山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比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及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等等。很重要的一条是,他说我们讲共产,不是共今天而是共明天,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大富人,只有“小贫”与“大贫”的区别,我们要共同创造财富然后来共产。我们看到后来邓小平的路线,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慢慢来处理贫富差距的问题。

  还有一点,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主义有三条,第一条是他的唯物史观,坦白地说,孙中山可能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读得很清楚,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史观难道不就是唯物史观吗?第二,孙中山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其实我看他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是有所误解,马克思没有那么蠢,以为唯一的价值就是劳动价值,马克思也没那么笨,他是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三,孙中山与马克思真正不同的地方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是不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动力?孙中山认为不是,阶级斗争破坏人类文明,所以他在革命时期就强调,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延误国家建设,损害国家力量。邓小平执政后,大陆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今天也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与孙中山并无不同。另外,孙中山《实业计划》一文题目的英译是《国际资本共同开发中国计划》。所以,邓小平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思路与孙中山的思路是一致的。

  令人错愕的是,在大陆践行孙中山思想的同时,台湾的许多政治人士却早已将孙中山“和平统一”的革命遗愿抛在一边,“统独划界”成为党派竞争操弄的话题,连国民党亦不敢轻言国家统一。

  值此两岸中国人都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们要研究发扬理解孙中山的思想及其理想,研究如何来找出一条我们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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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0 回复 心如水 2011-9-18 05:21
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改革开放后,没有人提了。到西藏旅游的汉族人应该补课。
0 回复 light12 2011-9-18 06:23
心如水: 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改革开放后,没有人提了。到西藏旅游的汉族人应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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