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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我的“哥白尼革命”（七）

作者：light12  于 2011-9-25 23:1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时间: 9 25 2011 06:50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五、“哥白尼理论”揭示的斗争原则


读者看了这节的标题大约很诧异：既然斗争斗出那么多祸祟来，老芦怎么还会讲斗争？这就是“权利恩赐”论容易造成的又一个误会：以为我否定一切斗争。其实我说的是“统治者的让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中国式斗争（亦即零和博弈）只能适得其反，造成社会倒退”。这命题否定的只是中国式斗争，并不否定一切斗争。不是说不要斗争，而是说不要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愚昧特色的那种鱼死网破式的傻斗蠢斗白痴斗痞子斗。

这儿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有必要进行斗争么？第二，斗争的目的是什么？第三，应该怎么去进行斗争？我的“哥白尼理论”本身其实已经解答了这三个问题。

先看第一条，斗争是否有必要，首先取决于采取何种方式去斗争。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必须坚决排除只能造成灾难的零和博弈的中国式斗争。只有英美式斗争才能考虑。其次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有让步意愿以及让步限度。如果统治者主动采取让步措施，民众便只宜与之积极合作，顶多只能在让步限度上讨价还价，最忌讳的就是89年学运那种蠢斗，先是“天下承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在政府主动采取一系列政经改革措施的大好形势下，莫名其妙毫无必要地抽起风来，满地打滚，沿街嚎丧，后则得寸进尺，在政府同意谈判后便自以为占了上风，咄咄逼人，让对方下不了台，敦促死硬派祭起凶器。如果统治者没有让步的意愿，那才有斗争的必要。

已经说了，统治者的让步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而统治者之所以让步，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是主动的，即使是被动的，也未必是民众斗争的结果，但同样有许多是在民众斗争的压力下被动作出的。英美和北欧若干国家的重大社会进步，就是以如此方式取得的，窃以为这才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因此，在统治者不愿让步时，民众确有斗争的必要。

关于第二条，“哥白尼定律”也已经说明了：斗争的目的，当然是争取社会进步，也就是通过斗争赢得被统治者剥夺的权利。而取得这个成果的前提，是统治者的让步。这前提不满足，则斗争就不能达到目的。

请注意：该定律说的是“统治者让步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可不是“统治者的倒台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如前所述，中国在过去百年中完成的“逆转型”的惨痛教训表明，把统治者斗倒，只对一小撮盼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野心家有利，对人民什么好处都没有，只会迎来社会的大倒退。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辛亥革命那流产了的“光荣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下了罪己诏，赦免革命党人（就连谋刺国家元首的汪精卫都释放了），解散皇族内阁，摄政王载沣交出大权，退归藩邸，由资政院选出新的内阁，制定了英式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太庙，以彰信守。按理说，此乃统治者让步的最大值，也是民众斗争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如果革命党人见好就收，在保留帝制的前提下，咸与维新，虚君共和，走上英国的民主道路，那也就不至于腰斩千年传统，突兀地造出个精神权威真空，招致全国大乱，让袁世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看试手，补天裂”，前仆后继投入恶性竞争，以负筛选方式胜出，造出了空前绝后的黑暗世界。这一沉痛教训，后世子孙务必要牢牢记取，万万不可再蹈覆辙。

因此，斗争的目的，是迫使统治者让步，不是推翻统治者。这一点务请读者牢牢记住。这不是说永远不能让统治者下台，而是说只有在统治者下台不会造成权威或权力真空时，才能考虑这么做。专制政体的结束必须是平滑的、渐进的、水到渠成的，否则必然适得其反。

至于斗争方式，“哥白尼理论”也作了排除式说明，那就是决不能采取“零和博弈”式斗争，只能采取英美式理性斗争，力争达成理想妥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的姐妹篇《争做布衣“帝王师”》、《不是英雄是恶人》等文中，我提出了几个斗争的原则。这里再重复一下并作补充说明。为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我的意思，先简单总结一下具体国情尤其是中共政权的特点：

第一，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手中掌握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垄断了绝大部份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控制了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垄断了一切现代暴力手段，民众处于绝对劣势。无论是满清、北洋、国府时代，都从未出现过这种实力绝对一边倒的局势。

第二， 中共对民众的控制程度，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民众根本无可能组织起来与中共对抗。

第三， 毛共从上台那天起，就在潜意识中“以小民为敌国”（故李慎之老语），以人民为假想敌设计统治方式，最大限度地剥夺人民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加强自己对百姓的控制力，三十年如一日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共当年鑚国民党民主宪政的空子，开展“合法斗争“，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战场，上台后便全面总结经验，反其道而行之，处心积虑地防微杜渐，堵死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

第四， 毛泽东是极度严重的心理病人，饱受迫害妄想人格失常症（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PPD）折磨，终身缺乏安全感，永远为“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变天”噩梦缠绕，动辄“于无声处听惊雷”，疑神疑鬼，过度反应。他更耳提面命，反复哼哼教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将这一毛病卓有成效地传给了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使得PPD成了国症。邓共最初倒有点痊愈模样，不幸的是，89学运却又不必要地刺激了它，使整个后毛共成了惊弓之鸟，很容易对民众示威抗议作过度解读，过度反应。

第五， 毛共执政是中国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痞子当国，其特点是以不择手段的龟孙子兵法为大智慧，以心狠手辣、斩尽杀绝为宗教式美德。后毛共的大多数官员们虽未参加痞子革命，但都是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深受反文明、反人道的“革命传统”教育，又在官场经历了层层负筛选，为了个人名利，什么无耻下流残暴的烂事都干得出来。近年来他们处置异议人士的手段，完全就是黑社会那套。不难想象，当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受到威胁时会干出什么事来。

第六， 因此，中共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全新的统治者。若把它误当成满清、北洋或国府的统治者，只说明论者既对中共毫无了解，又丝毫不懂中国历史。不幸的是，网上还不乏这种糊涂虫。例如有人称今日中国为“后清”，或动辄以载沣当年的“有兵在”作为中共的强大武力也会倒戈相向的证明。这些胡话，只说明他们在大陆度过的那几十年岁月都不知道活到什么身上去了。

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不可能以传统方式，使用暴力推翻中共。不仅如此，如果民众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疯子兼痞子，不处处照顾疯子的心病，却去不必要地刺激他们，就有可能引起疯子疑心病发作，非但达不到斗争的目的，反倒招来凶残镇压，招致无谓牺牲。

由此引出了几个重要的斗争原则：

第一， 放弃“速胜论”、“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切幻想，期以百年奏功，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方式争回人权。在目前中共统治相当稳固，不会作出实质性让步之时，最主要的斗争，还是千方百计启迪民智，尤其要向民众普及“权利”、“义务”、“平等”等文明常识，尽最大限度提高百姓的公民觉悟。即使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这么做也是绝对必要的。若民智提高了，即使将来因中共内讧而全国大乱，也能避免愚民为野心家当炮灰、群策群力地造出个黑暗世界的悲剧重演。

第二， 斗争一定要有具体切实的诉求，力争求得具体问题的解决。争取的目标应该在中共的让步限度内。若是发现对方坚决不让步，那就适当后退。换言之，要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去进行维权斗争，目的是交易成功，并不是交易破裂。最好以个例方式，而不是全国运动的方式，点点滴滴地争回人权，积小胜为大胜。一定要就事论事，避免泛政治化，以免引起中共疑心病发作。万万不能再搞八九学运那种大而无当、毫无明确诉求、专门在群众肾上腺上狠下功夫的抽风。类似地，国内同志切不可卷入海外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们发起的“茉莉花革命”，那狗屁运动什么狗屁意思都没有，对中国进步毫无帮助。

第三， 一定要牢记“手段决定善恶，手段决定结果”，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共产党狡猾，可以用共党那套斗倒共产党。姑不论这么做只能招来中共疯狂镇压，就算侥幸得逞于一时或一事（虚拟语气），也只能败坏自己，败坏社会，无助于帮助共党“去黑化”，从黑社会痞子党转变为光明正大的执政党。因此，斗争必须是光明正大的，不可有暗藏的目的，一定要在现有的法律程序内进行。以此逐渐消除我党的心病，摸索出一条朝野良性互动、协商解决矛盾冲突的途径来。

第四， “勿因善小而不为”，不要小看旨在解决个例的维权斗争的意义。请记住，英国《大宪章》解决的具体问题，在现代人看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何况那还只是贵族与国王定的条约，与民众并无直接相干。孤立地看，说是毫无意义也不为过，然而它却成了民主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这是因为它虽未开创了什么划时代的新局面，却在英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限制了国王的意愿。就是为此，我才会为前段国内某件微不足道的民事诉讼而感到无限欢欣鼓舞；某位旅客去坐动车，被安排坐在餐车里，他为此状告铁道部，居然赢了官司。此例当然只涉及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然而它却向全民昭示了“法比党大”的光辉真理，法律不是马克思说的“统治者的意志”，而是朝野双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窃以为，这就是中国实现文明化的正确途径。再像过去那样斗争下去，朝野双方就永远只会在土匪山寨的烂泥塘中无休止地打滚，越滚越脏，越滚越黑，直到天使加百列吹响世界末日的号角。


六、前景


最近老金推出力作《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其对国情的观察之深入，剖析之犀利，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然而也令人锥心刺骨地绝望。然而我过后仔细想想，或许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吧。

老金说的当然是事实，无从驳斥，但他给出了十年的时限，认为十年内也就是这样了。我过去其实比他还悲观，曾给出了25年的“不变期”，并几次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共都没有作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然而我上次回国，somehow又燃起了某种朦胧的希望，觉得若把时限放到一个世纪内，则中国仍然有可能变成文明国家。

我的“谨慎的乐观”，来自于上次回国的观察。虽然是走马观花，但我的一个欣喜的发现是：中国正在逐渐长大的身躯，已经不再是列宁斯大林设计的那套紧身衣可以容纳的了。

熟悉马列的同志都该知道，列宁－斯大林党相对其他专制政体的优势，是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组织与宣传能力，将全部子民都编织入一个天罗地网，严密控制一切流入与流出网内的信息，从而不但把每个人都牢牢捏在手心里，而且可以按党的意愿任意模塑他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无比黑暗的制度下，人民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量乃至念头。这设计的死穴只有两个，一曰“权威逐代递减律”，亦即党领袖的权威一代不如一代。二曰经济发展毫无原动力。现代奴隶制也与古典奴隶制一般，奴隶们毫无主动工作热情，因此经济迟早要陷入困顿，恰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束缚了生产力”。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说到底就是这两个致命缺陷使然。

老邓看到了后一点，因此主动给百姓恩赐了经济自由。在朱镕基“抓大放小”的操作下，中国实行了部份私有化，使得原来的苏式极权社会平滑过渡为纳粹式极权社会，短期内就使得人民的创业热情极大地焕发出来，创造了举世触目的经济奇迹。中共于此迎来“第二春”（50年代算是第一春吧，那阵子我党真是万民归心），于是大众就此再也看不到政治改革的希望了。

然而大家忽略了一点：列宁（or de-Elenin）与斯大林虽然设计出了威力空前的人民操控术，该术却只能在一元化的现代奴隶社会里工作。换言之，那种社会只能是无阶级的均一（homogeneous）社会，奴隶们只有职业分工，并无阶级之别，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一模一样，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一模一样，食管全都给共党死死捏住，必须依附在那网络上才能生存。光是这一点，百姓就不可能起来与党对抗——谁胆敢上街示威，政府其实也不用抓，停发工资就是了。

但当苏式极权社会转变为纳粹极权社会后，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单纯的奴隶社会，却变成了多元的阶级社会，实际上是官僚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奇特杂交物，称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更恰当些。所谓“封建”，说的是它类似中世纪的欧洲，由一群实行世袭制的政治经济贵族主控国政，却与过去的官僚社会不大一样，其微妙的区别在于，经典的官僚社会（当然包括毛社会那个官僚社会的珠穆朗玛峰在内）的官僚对百姓具有无限伤害权，百姓则毫无自卫可能，而如今的官僚虽然拥有的权力令传统社会的官僚望尘莫及，但伤害平民的能力却有了限制。在这点上，他们变得似乎更像欧洲的封建贵族，虽然享有平民无从问津的特权，但失去了对平民的无限伤害权。此所以国安或国保必须动用黑社会手段去对付异议人士，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光明正大”地随便整人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不说平民的人权状况有了某种改进。

最重要的良性变化，还是万能的党再也无法捏住大众的食管了。如今私人企业已经负责提供至少一半国民的饭碗（具体数据忘了）。即使是国企雇员也不再是国家的奴隶，随时可以跳槽，变成了类似国府时代的国企雇员，其雇佣关系是自己的选择而非组织安排，毛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已不复存在。

这些重大变化，使得相当多的人逸出了我党万能的组织控制网络，而阶级分化又导致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为多元价值观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不难想象，若这多元化的趋势进行下去，它迟早要反映到党内去。事实上，前段“做蛋糕”与“切蛋糕”之争就反映了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政争。党再不是毛泽东时代那个利益单一、信念单一的太平天国式军事邪教组织了，它已经经济化、世俗化了，而这必然意味着铁板开始龟裂。当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会时，分裂就是必然的。

当然，不管内部怎么四分五裂，我党对付百姓那“敌国”时，必然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他们当然知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简单道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要维持统治，避免内讧，就只能效法西方，在党内实行民主。只要走上了这一步，那就是一个划时代进步——英国的民主一开头也是贵族民主，是后来一步步才过渡到全民民主的。至少，我党可以因此避免再度发生土匪式大规模内讧，殃及亿万无辜生灵。

所以，老金为如今党内没有改革派，都是利益派而感到悲观，我觉得不然。信念固可推动改革，利益之争也同样可能。

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互联网的出现，手机、电脑、推特的普及，使得党再也无法一手遮住天下人耳目，严密控制信息的流入与流出了，人民在极大程度重获了被党夺走的知情权。1949年之后半个世纪，中国又开始有了舆论。开启民智的书籍也藉网络的发明得以流通，极大地提高了青年才俊的公民觉悟。如今国内网民虽然愚民不少，但许多人反映出来的理智温和求实，根本就不是80年代的愤青可以梦见的。待到毛制造出来的整整几代核废物（以“民运人士”为杰出代表）过了半衰期之后，中国或许有望彻底清除那为祸几代人的核污染。

上面这些良性变化都不是中共喜闻乐见的，但他们根本就无法可想。最近传言中共要“物理断网”，即使谣传是真，那又怎么样？他们面对的威胁不在海外而在国内。海外尽是中共肆意倾倒的核废物，对国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良性影响，有的只是“茉莉花运动”那种有百害无一利的躁狂。国民真正需要的，还是有利于打破中共黑箱操作的内政信息。若是没有民间那无数的现场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那公众对温州动车事故的了解也就不会那么及时与详尽，媒体也就未必会齐齐造反。由此可见，真正能对中国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的，还是国内的网络。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的前途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依据。我相信，尽管在未来10年内（充其量25年吧），我党大概都没有作出重大让步的可能。但这一天总会到来的。须知现在的维稳完全是靠钱，而百姓之所以安于现状，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尚在蒸蒸日上，大众还有改善境遇的希望。但经济不会永久如此高速增长下去，何况那“末日博士”说得很对，以高投资推动的高增长难乎为继，饱和点总要到来的，届时就是双斧伐木之时了——一方面，我党再也无法支付昂贵的维稳开支，另一方面，社会又因大量失望群体的出现而动荡不安。届时党魁们只怕得向百姓作出大幅度让步，让国家安装上民主那个真能长治久安的维稳软件。

倘若真有这一天，则我希望本文能为后世精英们起到点鉴戒作用，提醒他们再不要像百年前那些白痴前辈一样，在好不容易熬到统治者总算同意让步时，还蠢到去“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失足成千古恨。

（全文完）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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