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渣杨继年

                      　　第一次听说杨继年十一岁就坐牢时，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编小说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
　　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三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纪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修饰有何意义？
　　老伍：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１１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１０年；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又被加刑３年。老伍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伍：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３４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５０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伍：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７００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账，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蒙头蒙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地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弯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上牵网都不晓得。“１９５７”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１９５８”，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明白，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伍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个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我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伍：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监狱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３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伍：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５７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服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伍：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１９５３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１０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４年多。到了１９５７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刷刷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像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两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馋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像蒸笼上汽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硔了，一头扎过去，转眼间包子和汤就下肚了，连滋味都没尝出来。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气，将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个馒头。我兴奋得连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脚举上我的脑壳，敲了两下说：“切莫胀死硔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愣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伍：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伍：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１１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１９５５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１９４６年，千真万确！
　　老伍：莫激动，老杨。
　　杨继年：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十三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骇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伍：疯了么？
　　杨继年：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老伍：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继年：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１９５７至１９９１，我关了三十四年才出狱。坐牢惟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伍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四十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十一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１９９１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十一岁经查不实。”
　　老伍：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继年：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扇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老伍：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继年：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老伍：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察院的“手工”《起诉书》：……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６２年６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６２年７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７月１４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犯人之笔误——老伍注）经常来往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６２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两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犯人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杨继年：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嘛。
　　老伍：是您写的么？
　　杨继年：直到现在，我都没把“反动词句”的意思弄明白。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有美蒋特务在沿海地区登陆的报道，监狱结合形势开会讨论，警告囚犯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对反动派心存妄想，否则将“加倍从严处罚”。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顶风作案，写“打倒毛主席”这样挨枪崩的反标！这次我被加刑两年，您想想，收听一次敌台（指港台、苏联及西方电台——老伍注）都判十年以上，写反标哪会轻易放过？
　　老伍：咋回事呢？
　　杨继年：我因为不服罪，被树为反改造典型，那边美蒋特务一登陆，我就被控制起来，打入小间。谁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反标事件”。我被脱得赤条条，吊打几天几夜，只好承认是“反标”主谋。狱方整理材料，正准备上报，反标真凶暴露了，原来是本队的“风水先生”×××。他妈的，×××被枪毙时，我还被弄去陪杀场，就在老矿井旁边的空地。监内犯人开了大会，他就插上亡命标，送县城示众。快到晌午，我也被五花大绑，与他碰头，同赴鬼门关。那一瞬间，我和×××都反绑着跪在一个土坑边，间隔才一米，老实说，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栽的，枪一响，我就闭上眼睛，只感到一盆滚水兜头浇下来，我打了个冷战，裤裆就湿了。接下来，绳子松了，我一抹汗，半边脸和半个肩头，都是×××的血，胡茬上还沾着脑浆渣子。回到队里，我洗了个澡，打肥皂使劲搓，还感觉×××附在身上，我晓得肉皮是搓不白的，煤矿的油已浸进去了，连内脏都黑了。
　　

          当代2004年第1
          沉渣杨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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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加两年！我当场松了口气，感到太便宜了。然而五年以后，我又以“反标罪”被加刑！事情是这样：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５日，我在煤矿严管集训队打扫厕所时，发现蹲位边有一大把纸条，我用扫帚理开一看，竟然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推翻共党专制”的反标，共五十多张。我见四处无人，就没管这事，盘算着搞完卫生后再汇报敌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来，反标不见了。
　　岂料一星期后，中队管教付××亲临监舍，半夜一点钟将我从床上拽起。拖到饭堂背后的臭水沟，踹进去，挥棘条把我抽得死去活来。然后叫来犯人组长，给我钉脚镣，镣链上还加几十斤的大铁砣，双手则戴马蹄土铐。我连叫：“冤枉！”付××说：“我让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来，命令人轮番乱打。我熬不过折磨，只好写交代书，承认犯有写反标、无理申诉、破坏刑具、企图私藏凶器杀害审讯干部、企图逃跑等罪；另外还检举揭发李星明、厚大文、谢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云等人的“犯罪事实”。由于我无中生有的检举，致使厚大文加刑三年，谢丕安加刑十二年，王月西因“反标罪”被枪毙，王清云被判无期徒刑。
　　大会开过了，我蹲在小间等待处决，头顶双岗管制，不放风，不洗澡。手脚被铐死，一动弹，就丁零哐啷闹地震。唉，真是命不该绝，还和上次一样，骨节眼上真凶暴露了：经查证，“反标事件”系本中队犯人王春林、刘永龙、谭永照、华超群四人所为，与我无关。王、刘、谭三人很快被枪毙，华被加刑四年。知情不报视为同谋，我加刑七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与他们不是同一张《判决书》。
　　老伍：“文革”中还有法律么？
　　杨继年：公、检、法统统砸烂了，代替专政机构的是“××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我的判刑单位属以上两家。《判决书》抬头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老伍：这东西让我复印一份，也算历史文物。
　　杨继年：历史文物？它可把我气疯了。大概怕我陪杀场时喊反动口号，那天狱医朝我嘴里打麻药，还塞了棉花。有过一次体验，我就不闭眼不尿裤子，听一声枪响转一下头，盯着身边三人的脑壳开瓢，栽下土坑，双脚还朝天连蹬几下。有个人连挨几枪都稳住不倒，刽子手就使枪筒将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当夜梦里，我都在无边无际的乌红色里爬不出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明明看见那三个死鬼提着脑壳追我，围我，骂我害了他们，可一转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害的。
　　老伍：您要报复他？
　　杨继年：我现在还想整死他，我神经彻底错乱了。加刑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写“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骂。我还主动找付××汇报思想，我说：“我要杀人。”他问：“杀哪个人？”我说：“杀你。”他问：“啥时候杀？”我说：“吃完饭就杀。”他问：“用啥子刀？”我说：“砍甘蔗的刀，或者铡刀。”他问：“刀在哪儿？”我说：“铡刀埋在你过路的地方，切掉你的脑壳老子就逃跑。”
　　思想汇报完毕，付××叫来犯人，打断我两根肋骨，还撬开嘴塞大粪，验证我是否装疯。随后，我被关进小间，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像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四年。１９７５年春天重见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老伍：您逃跑过么？
　　杨继年：我三次弄烂刑具，把小间的墙戳了一个大洞。我要自由，要阳光。提讯时，我装着起身看口供，把一个手印盖在付××脸上，转身就跑。一大拨解放军脚跟脚撵，赶鸭子一般。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我不理，继续喊叫着逃跑，撞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都没伤着我一根毛。我折腾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嘻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老伍：这样下去您只有烂在牢里。
　　杨继年：所以我心灰意冷，从此停止写申诉信，见干部和红毛犯人就点头哈腰。我尽量不说话，不瞒您说，除了学习发言、汇报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课，十六年来，我没主动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扬我脱胎换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闭症。
　　我减了两次刑，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释放时，左膀子吊着，永远抬不起来了，左脚也跛了，幸好内脏没大毛病。
　　老伍：之后您就开始上访？
　　杨继年：没有。我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路都不认得了。我两眼抹黑地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治保主任就带着人捉贼。我忙掏出《释放证明》，治保主任说：“什么杨继年！这儿没这个人。”我说：“我离家时你还没出娘胎。”
　　后来到了村委会，村长叫来几个七十岁以上的老辈子辨认，都确定我就是当年的“杨小娃”。但老辈子们说，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六一、六二年饿死了，由于绝了门户，家产就归集体。我问：“宅基地呢？父母的坟呢？”村长回答说：“旧社会的事，我咋晓得？你走嘛，我们要关门下班了。”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你得按政府规定安置我。”村长生气说：“人民公社垮杆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喊：“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几个人把我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好心老人的指点下，找到我家原来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十一岁的我被肖民警从这儿抓走，父母钻山洞，房子被扒……而现在，一切都没影儿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厂，我稍微靠近一点，紧闭的铁门里就炸起狗叫。
　　接着我想拜祭父母，可村头村尾瞎窜了一天，也找不着坟地。后来才晓得，当时饿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单独起坟。能够掘一大坑，十几具尸混埋就不错；坟头也垒得浅，日晒雨淋，荆草猛长，翻两个春天就辨不出原样了。老伍：村里绝情，您还可以找乡（镇）政府，国家有“两劳人员”回家落户的政策。
　　杨继年：我去了，可乡政府的答复是：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无钱无粮，也无房无生产工具。
　　老伍：那要政府来干啥？
　　杨继年：乡长和书记都让我滚远点，我说我要告他们，乡长说：“你尽管告，告到江泽民那儿也顶硔用。”我说：“我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请大人们给我指条生路。否则饿死在政府门口也不光彩。”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我说：“你开玩笑么？”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我说：“那你们出个证明。”
　　于是凤天乡人民政府就给我开了回监证明，也算路条：“原我××市××区××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落款是１９９１年３月４日。
　　老伍：您真回监狱了？
　　杨继年：走投无路嘛。
　　老伍：您好不容易才熬出头啊。
　　杨继年：自由不能当饭吃，与其流落街头，不如回去继续劳改。于是我沿途乞讨着走了几天，拢监狱时岗哨森严，根本进不去。我只好绕到犯人家属接待处，嚷着要见监狱政委。里头的人回答政委没空，我就轰地双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没空，我非见不可！否则我就跪死在这儿！”
　　这一闹，围观者就朝屋子里拥，狱方害怕影响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狱政科，还问寒问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一会儿，狱政科长出面，我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口头表达了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科长皱眉说：“这咋行，你又没重新犯罪。”我说：“我在里头习惯了，我愿免费为牢友们服务。”科长说：“你想留监再就业？更不行，你的户口已迁回原籍了。”我绝望了，又跪下磕头说：“×科长，劳改单位管了我三十几年，凭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长说：“杨继年，就我个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监狱大锅饭，添一副碗筷不算啥，但国家法律摆在那儿，留你就是渎职、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随便去哪儿，你是自由人了，谁也没权力再抓你。”我说我真的没地方去。科长说：“我们协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乱来你就告他。”
　　监狱又给我开回乡证明，狱政科长还亲自给当地公安局、乡政府打了电话。我被“请”出门，第二次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上户口，办临时身份证都顺利，但乡政府仍以“无钱安置”为由，拒绝我落户，还说：“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无奈，我只好再回监狱。这次，乡政府开的证明写着：“你省级监狱释放杨继年回家，房子、生活生产用具的钱应该负责，你们不解决，我乡不收。国家的房子壹佰贰拾元钱一个平方米，我乡人民政府、民政没有一分钱，是空架子，所以杨继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候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１９９１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８３）公安部文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老伍：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吧？
　　杨继年：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那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老伍：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继年：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老伍：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继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１９９８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五十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老伍：欺人太甚了！
　　杨继年：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戛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个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老伍：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继年：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十公斤炸药，十支铜雷管，一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和杨继年分手以后，很替他的心态担忧，真怕他做出过激行为来。整理采访材料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重大的疏忽。杨继年被判无期，但事实上他只蹲了三十四年。他说他有过两次减刑，我居然没有追问他减刑的原因，实在不该。他每次加刑都有大背景的原因，他的两次减刑也不应该例外。把所有这些背景串联起来，说不定能依稀看出社会在法制轨道上艰难前进的步履，也说不定能让杨继年心境稍稍平静些。
　　几天后，我再访杨继年，一来想弄清两次减刑的真相，二来想劝他放弃上访，安心乞讨，安度自由的晚年。不承想扑了空，杨继年已经去北京上访去了。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杨继年。老陆出于慈悲，将杨继年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２月５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送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五天后，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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