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 大船何日过三峡？（四）（五）（六）

作者：金唢呐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大船何日过三峡？（六）


金唢呐


二、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另一种表述。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将带来文化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队伍的出现。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越来越困难，对经济的控制也会逐渐放松，会催生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公民的合作与妥协精神逐渐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也会随之逐渐形成（老芦认为这两者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我觉得应该把顺序调换一下，契约精神比权利意识更重要），进一步孕育和催生了个性解放的文化理念以及宪政理念、宪政制度。

近现代大腕里面，我认为说得最明确、最具体的是李普塞特的“门槛理论”和亨廷顿“政治过渡带”概念。

李普塞特的“门槛”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进入某个“门槛”（人均GDP）之前与民主化关联度较低，进入该门槛后则为民主化时期，此后远离这个门槛则是民主化巩固时期。这种关系也被以后大量的研究所证实。在1989年，世界银行根据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其中只有3个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外是非民主国家，其余的21个高收入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把42个人均国民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归为“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包括从塞内加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20美元）到阿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810美元），只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1989年，有5个国家可以归人从非民主到民主过渡的国家。

至于老李的民主巩固期的说法，我认为也经得住事实的检验。从现有民主国家的状况来看，一旦在富裕国家实现了民主，便“风萧萧易易水寒，专制一去兮不复还”，不管再怎么出现暴动骚乱，诞生何等抢班夺权的天才，都不会再出现专制复辟的情况。而穷国即使实现民主也不大靠得住，比如我在《阿三》系列里提到的巴基斯坦就是其中一例：巴基斯坦建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专制——民主之间反复震荡，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轮流更替执政。实行几年民主后，贪污腐败猖獗，社会矛盾重重，国家发展停滞；而这些问题必须靠军事政变产生的强力独裁者整肃；几年后独裁者再腐败，民众开始“要民主要面包要自由”，独裁者再还政于民，文官政府重新组阁。

亨廷顿说的更清楚、更具体，他提出了人均GDP“政治过渡带”的概念：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 “过渡带”的国家最有可能向民主转型。他有个统计数字，19世纪和20世纪初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国家的人均GDP在300一500美元之间，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国家人均GDP提高到500一1000美元，卷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国家有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一3000美元之间，1976年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非民主国家，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实现了民主转型。“正如我们所知，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中间层次的国家有些是民主国家，有些不是民主国家。”“简而言之，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在70年代中期要预期民主化的前景，他只需简单地数出处于1000一3000美元转变带的非民主国家即可。”

我认为还有一个吊诡的地方是，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李普塞特的“门槛”和亨廷顿的“政治过渡带”，不管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停滞或倒退，都可能会成为发生民主转型的契机。经济发展良好，不正是实行民主转型的大好机会吗？经济出现停滞或倒退，往往要归罪于“体制问题”，更需要通过改变制度框架来解决矛盾，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其实亨廷顿所说的中东产油国和新加坡的特例也好理解。那些中东产油国的经济不是靠国民的努力发展起来的，而是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记得疆独分子常说他们对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无私援助并不领情，甚至他们也承认自己懒，但人家说穆斯林自有真主的眷顾，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脚下就有石油。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了点，但大致不错。这样看那些中东产油国没有实现民主转型的原因也好理解：一是宗教抵抗，二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和那些工业国家不同，财富来源极为简单，就是卖油收账，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以及人的观念意识的相应改变。

至于新加坡，我觉得这么个跟海淀区大小差不多的城市国家有它的特殊性，其中包括李光耀的个人因素和国家的历史背景（等于是被马来西亚甩包袱给踢了出来）。再者，新加坡的“专制”和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司马南之类的毛左动辄举新加坡的例子，其实他根本没弄清楚新加坡的专制和一党专制的区别。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基本政治制度：盛行于欧美澳及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前苏联东欧、今日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再细分的话还可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经常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的权威主义制度。

虽然同是“威权主义”，新加坡与台湾、韩国当年的威权主义统治还不一样，人家实行的是“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软威权主义”，这种“软威权主义”与“权威主义”相比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强、参政化水平高、制度化水平高、执政效率高和人民满意度高等特征，因此具备了很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李家父子通过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让其他反对党成不了气候，这跟中国根部不允许建党结社不是一个概念（具体可见萧功秦：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76568.html ）。再者，不得不承认，人家李家父子确实有一套，内政外交处理的都不错，有旁边那些东南亚烂国家可以做对照。


三、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认为顺序应该相反，是以往延续至今的制度或者外来的制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经济的落后，要改变文化和经济必须从从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发轫。不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一切问题都没解，篡改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没有一张人民的选票，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文化是太监文化、痞子文化，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培养的只会是奴才、白痴和痞子，满眼望去，尽是颟顸愚昧之徒当道。种下的龙种，可能会因为发育不良而收获跳蚤；但种下跳蚤，再怎么浇水施肥也绝不会收获龙种。而且，没有合理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再怎么发展也是畸形怪胎，也成不了世界银行说的那种“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而政治制度决定教育制度，现行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相反，民主国家也培养不出爱党爱领袖的愤青和奴才。

制度决定论不仅从逻辑上讲得通，也有鲜活的例子摆着：远有日本，近有不丹，前者是外力作用，后者是内因主导，跟经济水平和文化都没什么关系，真正转型完成运转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


“谁决定谁”的问题我反复想过，因智力和学识所限，最后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悖论。虽然经济、文化和制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并不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尤其不能证明是一因一果关系。这有点像高血脂与糖尿病：血脂增高可以产生脂毒性，损害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或减弱胰岛素降低血糖作用，从而引起糖尿病；另一方面，糖尿病人胰岛素分泌减少，而胰岛素又有血脂调节的作用，所以糖尿病又会引起血脂升高。从发生顺序看什么都有，有些是先患糖尿病后有血脂升高，还有些是先有血脂升高再患糖尿病，这在医学界争论多年也没有结论，最后一句“互为因果”算是结案。

当然，回答“谁决定谁”这个问题最讨巧的还是这种说法：制度与经济文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或者干脆活学活用中医理论：两者相生相克、互根互用、互为表里。再具体说还可以用中医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来比喻：“气”是血液生成和运行的动力，血是气的化生基础和载体；“血”之所以不停地运行周流全身，有赖于“气”为它的动力；但“气”又必须依赖于营血才能发挥作用，营养组织器官而产生机能正常活动。而正常的机能活动，又推动了“血”的运行。只有“气血”平衡，人才能健康。上述中医的气血理论，只要把分别“气”和“血”替换成“制度”和“文化经济”就可以了。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倾向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说法，理由吗，歇几天再说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