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1 18 2012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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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海纳百川
陈大夫在芦区转贴了《俄罗斯档案解密 列宁因何严厉批评孙中山》一文，并跟贴侮辱国民党，胡说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其分别在于一为‘改良’一为‘暴力’”，全然不知道此乃同盟会与保皇党人的根本分歧，却竟然用“改良”的罪名去侮辱国民党那老牌革命党；而杜鲁门网友则宣称：“如果这篇文章说的属实，那么孙大炮也是有限暴力革命者咯。老蒋也就确实是孙大炮事业的继承者。”
那文章当然基本属实，说的还只是九牛一毛。毛子极度鄙视孙和国民党，苏俄档案中连篇累牍尽是毛子密使们的负面评论。孙本人在早期也有过一些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例如说马克思主义是病理学，不是生理学，阶级斗争是社会出了毛病的表现，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云云（大意如此）。只有只知道官方教科书上的“经典说法”，却对真实历史毫无认知的史盲，才会以为那篇文字披露了什么惊世骇俗的秘闻。
可惜那文字帮不了孙粉（约等于或趋近于史盲乃至文盲）的什么忙。他们不知道：
1）“有限暴力革命”是梦话，革命是群众暴动，一旦发生，其规模、程度与流向根本就是不可控的，自发革命尤其如此，迟早要进入“逆向淘汰”的负选择。除了梁启超外，辛亥前，谁也没想到推翻清帝后中国会陷入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而军阀混战最后的结果是中共上台（请杜鲁门这就前往购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在其中列举了中共上台的一系列必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辛亥造成的军阀混战，给了中共起事的空间与时间）。革命当然也有可控的，那就是苏俄式革命，但那“可控”，指的只是革命党始终牢牢掌握军队与群众的领导权，并不能确保群众不会有过激行动，乃至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2）手段决定结果，决定善恶。不管革命党人的目标是有限还是无限，只要使用暴力手段，那就绝对没什么好结果。只有白痴才看不出来，以“军政”作为建立“宪政”的手段，必然导致军人专政，而这就是为何民国沦入大大小小的军阀之手。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大纲”居然被全民奉为圭臬，光这一事实就足以显示国人智力之低下。
事实上，蒋介石以党国取代民国，意味着政治上（尤其是民权）、经济上、文化上的全方位倒退，其历史必要性只有一条：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保证了最起码的国防能力，使得中国幸免亡国之祸。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之所以肯定国民革命，就完全是、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条。蒋介石的历史功绩，只在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领导全国人民打赢了抗战。而若是没有国民革命，这胜利就根本没有可能。然而这不过是补过之举。若不是辛亥自爆，使得国家土崩瓦解，极大地鼓励了俄日野心家（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则苏俄未必敢来华公开扶植代理人，抗战也未必会爆发，起码西藏与外蒙不会脱离出去，终民国之世始终未能收复。
当然，论虐民残民，蒋介石的党国远没有中共的党国结棍。这当然是蒋的社会革命理想不如共党彻底，但也是他始终没有真正统治中国使然。换言之，那并不完全是因为蒋的革命目标有限，更是因为他的力量有限。他从来没能控制大多数地方政府，不仅抗战前无法控制绝大多数地方部队，就连抗战后，他也始终未能有效控制非嫡系国军，以致不但大量部队在内战中哗变，而且在共军渡江前夕，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还试图发动兵变，与共军夹击残存的蒋系部队。1928年之后、抗战之前的中国，事实上是个“一国多制”的自治联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民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并没有像共党那样以武力征服全国，彻底砸碎了旧国家机器，另建新国家机器，而主要是靠拉拢收买各地军阀，充当全国共主。若要说这是“有限暴力革命”，当然也能说得过去，但这不过是他因实力不足而被迫与现实作出的妥协。
3）孙中山不是孙粉们心目中那个固定不变的凝固形象，是不断流变的，列宁抨击的是早年的孙中山，不是晚年那个全心全意“以俄为师”的孙文。
哪怕只读过官定教科书的中学生，也该知道早年与晚年的孙文的区别。早年的孙文压根儿就是个头脑不正常的热昏赌徒。在“联俄容共”前，他的业绩无非是“十次革命”、“二次革命”、“护国”与“护法”。没有哪次不是轻率莽撞、鲁莽灭裂到了正常人根本不敢相信、无从想象的地步，而这就是毛子为何看不起他，要说他只知道搞“单纯军事主义冒险”。
的确，论干革命，毛子与孙文的区别，是大宗师与小儿（而且还是智障儿童）的区别。在“以俄为师”之前，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四十年”，竟然连该怎么干革命都不知道。国民党只是个新时代的“三合会”（海外称为Triad），忠实保留了旧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委员长》[1]一书的作者Jay Taylor观察到，晚清的会党是秘密的自治组织，用今日的话来说便是“有组织的犯罪”。所谓“自治”，指的是这类黑社会组织多是松散的大杂烩，并非纪律严明的严密组织。其头子虽有声望及尊崇的地位，却不能对下面的人实行有效控制与指挥。改组前的国民党忠实保留了这一特点，非但不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那一套“革命工艺学”基本功，而且竟然没有党纲、党章、党报、党刊，就连自家有多少党员都不知道。只要某个军阀声称支持孙文，孙便把那军阀手下的所有士兵都视为国民党员。
这就是他为何在向外国人托钵化缘、跪求援助时要宣称，他在哪个哪个省有多少多少忠实的党徒，有多少多少兵力，只要他有足够的军费发动北伐，各省党人便会起来响应，不旋踵便能底定全国，云云。让外国施主们在背后窃笑，一致认定他脑子不正常。就连他的亲密战友、临时大总统政治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都极度鄙视他。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端纳在给莫理循的通信中说：
“我们这里的孙逸仙是最讨人厌的人，黄兴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聪明些也深沉些。负责南京军队的老王[2]肯定是个老坏蛋，而同盟会的另一伙人则密谋逃命的计划。他们在追求什么东西，可是我说不上来。孙向我保证，他要从此永远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怀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见他的中国人仍然称呼他‘总统’。他们简直要给他磕头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芸芸众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领着到达希望之乡的。我无法说他构想出来的希望之乡是否也受外国人的奴役，但是他肯定是朝着荒芜的沙漠那个方向在前进。
他是个傻瓜。有一天我同他交谈时，他对我说，他已经决心完全献身于发展铁路。他说，他在一两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但是我讲了很多话，使他终于走进内室，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幅大地图。这幅地图大约有六英尺见方，当孙把它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看到了最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的证据，说明孙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他丝毫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而且，他对于自己表示的现在倡议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这是一张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最西部边界的地图。孙手持毛笔和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划满了许多线路。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过丛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绕来绕去，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萨。他还有一条铁路是沿着戈壁沙漠的边缘进入蒙古。其他几条线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东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线。孙所绘制的这幅地图只不过是一幅怪诞的中国之谜。
孙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释这番大事业。看着他坐在那里，使我想到，他这副样子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这位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不称职了。他发疯了！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画了这幅地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分的时间，他划的每一条铁路和更多的铁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竟然冒失地认为，由于他划出了这些条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把这些铁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全部建成！他焦急地问：‘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我反问：‘条件是什么？’‘啊，’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由他们经营这些铁路四十年的权利，四十年期满后把铁路完整的和无偿地交还给中国！’我对他说，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哪怕是在人口最多的省份里修筑一条最实用和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任何希望得到一文钱的外国投资。但是在稀奇事中更有稀奇事。像孙这样地位的人，在表现他的才智、能力和聪慧时，竟然说出这样话来：他回答说：‘政府稳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成！！！’
博士[3]，这该死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吉伯特和沙立文的任何滑稽歌剧或任何其他人的歌剧里，都从来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手法了。”[4]
以这种疯子为领袖的国民党，能干出什么业绩来？在俄国人到来前，国民党不过是个政治乌龙，不但没有党军，没有党报党刊，没有党纲党章，而且没有一个组织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组织，都是在毛子来后才建立起来的。孙文既不知道怎么掌握枪杆子，也不懂使用笔杆子，甚至连怎么建立绝对服从党魁的组织都不懂，遑论建立起一系列的党外群众组织，藉此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用于革命战争。孙文理解的“暴力革命”，在辛亥前就是恐怖活动：暗杀清廷高官，联络会党，从外国购买军火偷运到边境地区（甚至可以边远到与法属越南比邻的广西镇南关与云南河口），弄上几十几百来号人攻打官府衙门。这种儿戏暴动，连文革期间的武斗都远远不如。要指望它推翻清朝，犹如《西游记》上的凤仙郡若想下雨，必须靠一盏油灯去融化黄金大锁的锁梃一样。若不是与孙文毫不相干的武昌“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手发动了兵变，则孙文再折腾到猴年马月也没指望坐上龙庭。
辛亥之后，孙文干革命的方式，便是依靠辛亥制造出来的南方军阀（多为同盟会出身，但陆荣廷例外），自封“大元帅”与“非常大总统”，靠其部队去北伐，完成国家统一，却丝毫不懂必须以党组织去控制军队，以革命理想去鼓舞将士，使军队政治化，获得强大的战斗力并保持对党的忠诚。这结果便是被军阀不断抛弃，屡做丧家之犬，最后连陈炯明都与之决裂，遂有所谓“陈炯明叛变”。此乃滑天下之大稽——国民党本来就是个类似天地会的同盟组织，孙文不过是个名义盟主，而这地位还是陈帮他挣到的，何来“叛变”之说？孙文当年曾开办“革命公司”，大量发售股票与债券，允诺“捐数五元美金以上者，均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十元者列名为优先国民，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难道合伙人拆股，竟是背叛总经理不成？
孙文发行的革命公债
孙文在1914年发售的毫无购买力的伪钞
因此，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毛子密使送来了金卢布以及列宁革命工艺学，哪有国民党的新生以及名义上的一统党国？这就是我为何要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说：
“如果不是鲍罗廷对国民党作了脱胎换骨的再生手术，那它至今仍然只会是一个没有纲领、没有党章、没有党组织、没有党员名册、不会组织群众也不会组织基层政权、连份党报或党刊都没有、不知道宣传自己的政策方针（也没有什么政策方针）、更没有党军的乌龙幻影，连乌合之众都谈不上，绝对没有统一广东的能力，遑论统一全国；而若非鲍罗廷把蒋介石一手提拔为党军统帅，北伐也不会那么顺利。
因此，辛亥之后中国的两次统一，都是苏联人输出革命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国民党‘断奶放单飞’要比中共早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鲍罗廷才是真正的双重‘国父’——中华民国（准确来说是‘中华党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
此说并不夸张，在俄国人来之前，孙文搞的确实是“有限暴力革命”，亦即永远不会蔓延全身的疥癣小疾。而鲍罗廷确实是国民革命之魂，也是中共革命之母。没有苏联的领导与援助，没有国共合作，就不会有国民革命，也就不会有国共两党的先后崛起。
20年代初，卖国老妓孙文在几十年如一日向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投怀送抱终无着落之后，终于傍上了别有用心的老毛子，开始实行“联俄容共”政策。1924年1月，孙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连全国代表大会这种政党[无论是西方议会政党还是列宁式革命党]必有的设计，都得靠毛子教，您说中国人咋会那么笨？），按俄共模式建党建军。他不但请鲍罗廷一手把持制定了国民党政纲与党章，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在“民权主义”方面，以“人民民主”（亦即毛泽东所谓“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代替了西方的“人权天赋”说，确立了以党国代替民国的反动方针；“民生主义”成了由党控制资源、反对私有资本“操控国计民生”的苏式社会主义，孙本人更明确地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国民党将原来“排满革命”改为“打倒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北洋政府明智可行而且卓有成效的“修约”外交。这一系列根本改革，赋予了国民党新面貌，使得它从原来那个乌龙幻影，变成了一个初具战斗力与号召力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党。
孙文走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如果没有这个彻底转向，则中共也就不可能在日后声称他们才是孙文的正宗传人，而蒋介石则是背叛了孙中山的叛徒。这话其实也错不到哪儿去。毛泽东后来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其基本框架还是在鲍罗廷为国民党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中。
最恶毒的还是“打倒列强”的“新民族主义”。当时苏俄在华密使的使命，便是挑拨离间，引起中国与列强的冲突，好把列强的注意力从苏俄引到中国头上来，因此不但向国共两党灌输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把中国一切灾难都归咎于帝国主义，甚至把旧统治者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国共两党忠实贯彻了莫斯科的命令，挑起了一系列中外冲突：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及期间的“沙田惨案”；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期间的“沙基惨案”；1926年因逼令临时执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而招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因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抢劫屠杀外侨乃至枪击外国领事招致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的“南京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惨案，除了南京事件尚未找到证据外，都是莫斯科密谋的结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国府的苏俄顾问竟然主张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攻占沙面和香港，认为此举“有助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并可导致全国各地普遍与外国人公开进行斗争。……这次同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必将使中国进一步革命化，所以丢了广州也值得。”[5]只是英方主动表示愿意和解，事变才未进一步恶化。在这些“反帝运动”中，国共两党都忠实执行了主子的指示：“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用同胞的鲜血去保卫他们的“无产阶级祖国”。只是在蒋介石与毛子顾问决裂，莫斯科失去了对国民党的控制，斯大林改变了对华政策后，类似的惨案才停止发生。
作为国民党总理，孙文本人对苏俄顾问言听计从，就连他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谈判时发布的《时局宣言》也重申“打倒列强除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滥调，全然不顾这种蔑视国际公法、不顾国力对比的煽情号召，只能引起列强的敌视与制裁，恶化中外关系，使得中国取代苏俄成为列强的眼中钉。
不仅如此，孙文更以苏俄手段对付一切胆敢反对他的政治势力。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开以政府军血腥屠杀民众自卫武装的先例，建立俄式“革命委员会”，血腥镇压广州商团，甚至放火焚烧人口密集的广州西关，并在苏俄顾问团的指挥下，以苏俄顾问训练指挥的党军使用苏制武器剿灭陈炯明。他更将大权交给鲍罗廷，使他成了广州的太上皇，以“挤柠檬”的方式对国民党“吐故纳新”，排挤右派，提拔左派，由中共党人与汪精卫等左派形成了领导班子，把持了全部大权，实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并在全国各地组建发展国民党党部，把国民党改造为变相的共产党。长沙、宁乡、安源等地的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就是毛泽东建起来的[6]。
孙文还生怕老部下改变这赤化政策，在1924年11月动身北上去与冯玉祥、段祺瑞等谈判时，他特地给国民党要人留下手谕，谆谆嘱咐：“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7]这才是真正的《总理遗嘱》，汪精卫捉刀炮制的那个官方版本只供愚民消费。
这就是后期的孙文，就是孙粉心目中的那个“民主国父”。孙文之所以走上这条堕落之路，我觉得并非偶然。宋庆龄说：“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8]但在毛子当上他的师父之前，他知道的“手段”，无非也就是暗杀与金钱收买两手，顶多再加上黑社会犯罪组织那一套，让党徒发血誓效忠于他，并在誓约上按手印。及至有幸蒙毛子言传身教，见识了人家的真功夫，当然要如同河伯见到浩瀚的东海那样，心悦诚服，五体投地。这就是他何以会在列宁死后如丧考妣，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并手书祭幛：“国友人师”。
广州召开的列宁追悼大会
这种种无耻举止，连资深革命乱党章炳麟都看不下去，在孙文死后停厝北京碧云寺时，送挽联一副，刺之曰：
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才是对孙文最中肯的盖棺论定。
注释：
[1]这是我的翻译，原书名为The Generalissimo，这是西方国家在二战时对蒋介石的称呼，其实不对。Generalissimo旧译为“大元帅”，近译“最高统帅”，历史上只有孙中山、张作霖、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给自己授过这种头衔，但蒋介石没有这么干过。
[2]编者估计是指王芝祥，时为南方共和军中的显赫人物。
[3]端纳对收信人莫理循的称呼。
[4]（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969-970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为网络阅读方便，笔者在引用时酌加了逗号，并分了段。
[5]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2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6]《毛泽东年谱》（上），电子书。
[7]转引自徐世强：《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党史博览》2010年第2期。
[8]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http://www.zhuyinlibrary.com/category/biography/recent-chinese/type_20/pageNum_3/topic_1127/post_40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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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档案解密 列宁因何严厉批评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