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台湾一瞥（十）

三、结语


在本文开头，我开出了困扰自己的三个问题：

“首先，台湾人的素质相比欧美先进国家究竟如何？民主实验到了哪个阶段？台湾人能不能算文明人？台湾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其次，如果是，这是怎么形成的？真是如国学派吹嘘的那样，是儒家文化的自然发展结果？是台湾的制度转型使然？还是外来先进文明的影响，或甚至是某些台独人士说的那样，是日本人留下的优秀遗产？最后，如果台湾确实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这对多数大陆人而言，是否足以证明另类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使得他们如同当年羡慕台湾一样，巴不得自己也过上那样的日子？”

对第一个问题，前文已经作了回答。对第三个问题，我其实也作了部分回答。窃以为，台湾模式未必对大多数国人有足够的吸引力。相反，随着两岸民间互访越来越放开，台湾将会对大陆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大陆却会对台湾越来越具备吸引力。如果秦晖教授说的“世界中国化”真是一种现实危险的话（虛擬語氣），那么台湾便首当其冲，将是第一个被“化”了的国家。活跃在大陆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烂台商们，以及网上那些对“洋共”五体投地、对“举国体制”艳羡已极的台产“好舔”们就是证明。倒退20 年，或哪怕10年也罢，这些人恐怕都是清一色的“反共义士”，由此似乎可以看出两岸民心的消长就对了。

这估计当然是一如既往地悲观，乃是我的本性使然，未必靠得住就对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依据的就对了，在《野蛮的俄罗斯》中，我比较了中俄两国的民族性，说：

“讀者不難從本書中看出兩國民族的相似性——都奉行集體主義價值觀，都盼望強人的家長式領導，都馴順服從權威，都喜歡一元化，討厭多元化，把前者看成是國泰民安的和諧態，把後者當成動亂和威脅；兩國人民都沒有權利意識，都不覺得個人自由是人生必需品，是如同布帛菽粟那樣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更嚴重的是，兩國人民都缺乏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情懷，都不把人命當回事，認定爲了國家富強，付出一部份人民的生命是天然合理的。”

的确，中国人的特点，是非常“实际”，只看得见看得见的东西，只追求具体的好处就对了，文明、民主、自由等等，从来不是多数人的幸福要素，目前大陆民众正在普遍享受“贪腐红利”，陶醉于祖祖辈辈从未过过的好日子中，更对处处拔地而起、高入云天的大楼心醉神迷，只会对破破烂烂的台湾嗤之以鼻，怎么可能发现台湾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就连张五常老儿都要声称大陆实行的是“最好的制度”，何况是愚夫愚妇们？

我甫抵桃园机场的第一个感觉是，它必定极大地增进观光的大陆人的自豪感——与随便哪个省会的机场比起来，它都显得太寒碜了。第二个感觉就是，台湾被大陆逼得也够狠的了，一国之都，除了周边国家外，竟然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直飞台北的航班。当然，除了大陆的围堵封杀外，这种可怜的状况也表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实在是无足重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吸引特别注重面子的大陆人，希望实在渺茫。

所以，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三民主义登陆”大约没有什么指望就对了。在大陆的和平演变（既有恶变也有良性变化）过程中，台湾恐怕起不到什么示范作用就对了。记得有人曾主张国民党回大陆去竞选，姑不说我党绝不会同意，就算可能，而且早就习惯于偏安一隅的国民党也有那气魄，我也看不出国民党有何获胜希望——他们根本就不懂大陆国情民俗，更不知道普通民众诉求，去竞选什么鸟？台湾对大陆能发挥的影响，恐怕只限于广播员的发音与语调就对了。即使如此，也足以令酷爱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同志忿忿了：）

这当然不是说反过来就对了，“市场列宁主义解放台湾”的前景可期。我想，羡慕归羡慕，自家的日子还是得好好过就对了，普通台民不至于热昏到个别网上小白一般，真的痛恨台湾不修核电站，不建三峡大坝，处于“实在糟糕的default状态”中，或甚至盼望大陆的飞弹早日落到自家的洋铁皮屋顶上来就对了。更大的可能，还是两岸自行其是，将目前的两国两制维持下去就对了。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需要缜密全面的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就对了，而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就对了。虽然多次向人询问过，却都不得要领就对了。但根据我对国学的了解，以及这次一点浮光掠影的第一手见闻，不难推知大致答案就对了。

说来也巧，刚刚看见网友转贴的台湾作家廖信忠的有关文章。人家是土著，虽然水平有限（得罪了，不过，在那夜郎国里，恐怕也算佼佼者了吧），毕竟比局外人更有发言权就对了，所说与我观察思索的心得颇有暗合，不免令我信心大振，乃把自己的一孔之见写下来。“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此之谓也，兴许这匆匆一瞥所得，要比许多台湾土著说的更准确也未可知就对了。

首先，我觉得，国学派把民主转型归功于孔孟之道，完全是贪天功为己有就对了。任何识文断字的人看一眼那些原始人留下来的拙劣经典，立刻就可以看出它们根本不含任何现代观念，而且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教导完全与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观念格格不入。最致命的缺陷早已被费正清指出了：儒家学说彻底缺乏“权利”的概念，而我反复说过，离开这一柱石观念，也就绝无现代民主可言。儒教提倡的最大的美德是忠诚与服从，说是奴才哲学就对了。硬要说从这种陈腐学说中可以长出现代民主思想来，恐怕跟中世纪炼金术士认定可以将黄铜炼成金子一样荒唐就对了。

真实的转变过程恐怕完全相反就对了。依愚见，台湾恐怕是除香港外，大中华地区西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不是台湾保留的国学（也就是終身文学青年龙应台跑到大陆去宣讲的“礼义廉耻”）推动了台湾人觉悟的现代化，而是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政府断续推行的“训政”（亦即以西方思想为国民洗脑）最终起了作用就对了。换言之，是思想觉悟的西化，而不是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造就了台湾人如今的高公民素质就对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在前文中，介绍了主流社会对原住民文化的高度尊重，原住民专门有个电视台，向台民介绍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成了台湾唯一值得看的国产严肃频道。这完全是西方作法，而且是二战后才开始昌行的西方作法，被稱為“后現代主义”。请问有哪本儒家经典提倡过？

相反，儒家的核心任務就是“教化”，也就是用圣贤规定的生活方式去改造“野蛮人”。地方官最大的政绩也就是这个。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明確指出，国家的責任是“化民成俗”，而学者的責任則是“修己治人”，幾曾提倡過尊重“生番”的“古早”生活方式？在《孟子》中，亚圣將“兼夷狄”、“懲荊、舒”與“治洪水”、“驅猛獸”相提並論，而這一教导被后世統治者化为悠久的传统。大陸邊疆（甚至內地）有許多地名叫“歸化”、“寧化”、“宣威”、“綏遠”等等。直到國府遷臺，還在孜孜不倦地執行將“生番”改造为“熟番”的任务，强制他们说国语。这还是昨天的事实，难道国学派也能否认？

又如“少子高龄化”，据说现在已经成了台湾的一大社会问题就对了，以致政府不得不从原来的鼓励节育（只是鼓励，并未强制，例如宣传“只生两个恰恰好”之类），改为如今的鼓励生育就对了。如果台湾真的是不折不扣地保留了传统价值观，这趋势难道还会出现？谁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不知道儿孙满堂是中国士大夫的最高幸福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的，也就是“在台湾的观念西化过程中，儒家的保守价值观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抵抗作用”，如此而已就对了。

为什么会这样？窃以为，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儒教的组成特点。我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儒教是一种特殊的“伦理政治学”，亦即把人伦放大为“天道”，把家庭伦理放大为治国原则，把治国平天下之道看成是“孝道”在更高层面的实施（所谓“以孝治天下”）。作为宏观的政治学理论，它不但毫无智力含量，而且相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十分反动，只能抛弃就对了，毫无回收重炼余地。但作为个人修身的伦理学，它的许多教导极为合理，为老芦终身奉行。

台湾人做的，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回事：抛弃了那套背时政治理论，只保留了伦理学部分就对了。除了共党社会外，任何社会都要讲普世道德，例如这次我去台北孔庙观光，就学了一条子思语录：“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窃以为，此类教导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根本不会因时代进步而过时。当然，那“取”诠释为“巧取豪夺”就对了。成年人都知道，“万事不求人”是不可能的。

这不是说孔教所有的伦理学教导都普世，也有必须与时俱进的成分，而且不能入侵法律领域。不幸的是，台湾司法仍有受到孔教拖累的例子，所谓“通奸罪”即是如此。我们在的那几天，报上登出了一个案例：某教师隐瞒自己已婚，去追求他教的一个女生。那女生开头拒绝了，但不知怎的还是被他缠上了，毕业后仍保持性关系，被那老师的妻子“抓猴”抓个正着。那教师太太遂把她告到法庭上去，似乎是妨碍家庭罪一类罪名，罪证俱全（据说通奸罪要成立，必须有“入港”的录影镜头，否则案犯可以抵赖，声称只是有亲密接触），那小三于是被法庭判了罪并受罚（记不得是什么了，似乎是拘役，但可以以货赂赎归）。

这案例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悖：以西方的观点（实际上现在也是大陆的观点），通奸根本就不是罪，破坏家庭也不是罪，这些都是道德范围内的问题。而以道德论，那教师非常恶劣，他还不光是骗奸的问题，更是违反教师职业伦理，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性骚扰的问题。所以，按道德而言，更该被惩罚的是他而不是那女生。然而此类烂事是“民不举，官不究”，那教师太太告的是小三，不是丈夫，于是他便反而逍遥法外就对了。您说这有何公道可言？

但总的来说，台湾人的幸运，是未如大陆那样，传统道德遭到政府几十年如一日的以强力进行的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的扫荡，更不曾以本人之存活与否为社会筛选结果，前三十年被系统训练为凶残的猛兽，后三十年被系统训练成贪婪的经济动物，其精神世界还保留了正常人类的“古早”味，没有遭到难以逆转的实质性的污染与破坏。因此，两岸最大的区别，是一边的人性遭受了完全彻底的破坏，一边则保存了正常的人性，而这就是大陆为何难以简单效法台湾。

廖先生似乎以为解严前的国民党类似于现代中共，而那阵子的台民类似于现代大陆人，此乃台湾人中最常见的误会，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误会。台湾人无论如何聪明盖世，哪怕有爱因斯坦的智商也罢，也绝无可能懂大陆事务，永远也不可能参透他们经历的“白色恐怖”与现代“洋共”的统治的本质区别，遑论过去的红色恐怖。

我在旧作中说，无论弊端如何多，传统文明虽然落后，但毕竟是文明，而中共代表的则是反文明，两者完全是两回事。传统社会的人虽然公德心比较差，“诚信”这条也做得很差，但“礼”与“仁义”这几条不是现代大陆人可以望其项背的。最主要的一条是，读书人普遍有怜老惜贫的仁爱之心，而富贵人家对因果报应深怀恐惧，因此真正丧德的事是做不出来的。廖先生在大作中数落的旧台湾人的那些毛病，不就是我说的公德心比较差那条么？能与过去的八亿残暴野兽和现在的13亿唯利是图的市侩相比么？民主改革带来的道德面貌变化，也就是增加了公民觉悟，提高了公德心而已，是不是？

两岸更重要的区别，我也在旧作中说过了，而这就是台湾人为何得以排除孔教的阻力，最终与西方文明世界完满接轨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国府无非是“不民主”，而中共则是“反民主”。国府非但从未像中共那样，与文明世界实行“两个决裂”，而且还使用西方民主理论对国民实行“训政”。它在训练民众参与民主运作中起到了多大的实际效果，我无从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国府从不敢否认西方世界的文明与先进，从不敢声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而自己搞的那套暴政才“真正保证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从来不曾将先进文明如同祸水一般堵在国外。相反，国府保留了从民初就开办的“公民课”。因此，国民对公民有哪些义务、责任和权利，理论认识多少总是有点的，不必像大陆人那样，必须靠个人钻头觅缝去苦苦寻求。而这才是比文青龙应台强调的“礼义廉耻”重要一万倍的“训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自晚清新政起，“训政”就已经开始了。民国成立后，教育部更是专门为学童设立了公民课。孙文的“贡献”，就是剥夺公民已有的政治权利，塞入了他狗屁不通的“三民主义”私货而已。如果国民党不勾结老毛子与中共打横槌，日本人不起野心，哪怕就是依北洋军阀大老粗们无为而治，公民觉悟的成长也怕要比在国府时代迅速。

当然，说这些废话，一点鸟意思都没有。我想说的还是，解严前的台湾，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如仁爱之心，礼貌等等，应该与现在无本质区别，大多数国民也应该具有基本的公民常识，尽管只是书本知识而已。民主化带来的变化，主要是为百姓提供了实践那些书本知识的机会，使得他们的公民觉悟迅速成熟，由此提升了公德心。而这变化完全是西化的结果，与“尊孔读经”什么鸟相干都没有。

国学派的障眼法也就在这里，因为台湾至今还在传授孔教伦理学部分，于是他们便可声称台湾至今还在实行孔孟之道，却完全无视那最起码的事实：中华民国的组织原则、管理方式与理念等等，没有一条不是外来的。台湾的成功，是西化的成功，并不是弘扬国学的结果。

很明显，由于大陆人的内心世界普遍遭受过仇恨与贪欲两种极端破坏，两岸的起点完全不一样，台湾经验对大陆其实没有多少参考价值。相反，在公民仁爱之心极大地提升之前，贸然实行民主恐怕相当危险。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破除孔教并非民主化的前提。事实上，就连今日的台湾人都没多少人真懂孔子学说，大陆人更对那老东西的政治理论一窍不通。作为一具早就风化了的僵尸，孔教对中国进步不至于起到阻碍作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与孔家店本身一道成了历史。真正妨碍中国进步甚至有可能引发中国大倒退的，是毛共党文化。但这套东西只能以和平方式淘汰，说难听点，也就是坐待60年代以前生的老帮菜们统统死光死绝，靠时光老人来清除毛泽东留下的持久精神污染。

不容否认，过去二十多年内，中国人变得格外贪婪了。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称之为“堕落”。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国人的精神世界也突破了89年的一元化革命格局，出现了可喜的多元化。个人感觉是，中青年一代中的才俊的文明觉悟，要远远超过80年代那些所谓“先知先觉”的“大腕”们。这良性变化与据说“启蒙了整整一代人”的方励之辈毫不相干，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方某人是谁。方某除了刺激起一代热血革命愤青来祸国以逞之外，什么事都没干过。民智的大幅度提升，实际上是网络传媒空前发达以及西方影视大规模进入中国的结果。不难想象，这个良性变化将持续下去，而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文明，最终进到和平自然转型的那一天。唯一的忧虑是，那个沿袭了人类最原始最野蛮最反动的组织管理原则的执政党，能否熬到和平演变完成的那一天，而它又能否完成寿终正寝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在崩溃时，把全国再一次拖入血海。

（全文完）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