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三)

作者:light12  于 2012-6-6 03: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2评论

时间: 6 05 2012 16:30 
作者: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五、指定与选举的本质区别


在抹杀了各派之间乃至同派内的政见分歧后,力雄便认为,各派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却忽略了“指定”与“选举”的本质区别。

第一个区别他其实也看到了,那就是指定制度使得被指定者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指定者,因而必须奉指定者为祖师爷,不敢公开背叛其政治路线,从而失去了因应国情民心、纠正指定者错误的可能。例如平反六四,在目前未必会引起剧震,但三派中谁都不便干这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老邓,而老邓自己就曾公开承担了六四大屠杀的罪责,这罪责于是也就与权杖一道传递给了他们,成了其合法性的一部分。承认老邓曾经犯了罪,势必削弱他们的执政权威。因此,他们能采取的最大限度的纠正措施,也就是以“右派改正”的方式处理六四那负遗产,亦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坚持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处理过头了,只作individual的平反与补偿,但绝不承认那是毫无必要的大屠杀。

这弊病与官僚机器的平庸化合在一起,进一步消除了统治集团灵活应变的弹性,以及和平消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只能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并把它们储蓄下来,做大做强,根本不是民主制度那种真正的维稳软件。于是社会稳定便只能靠暴力镇压与金钱收买两手,成了堤坝与洪水比赛增长速度。这种背时制度,不说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就连传统帝制也远远不如。既然全社会都缺乏维稳软件,谈何党内稳定甚至是超稳定?这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矛盾的积累与激化,势必构成党内不得志的野心家的政治资源,引出了党内“路线斗争”,薄熙来的崛起就昭示了这一点。

第二个本质区别力雄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是“费厄泼赖,公平竞争”,理论上人人有份,能否选上则看自己的本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选者可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而落选者也无话可说。在这个意义上,它有点像中国的科举制度,总是给人“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注]的希望,即使屡试不第者,也不会怨气冲天,因而立志颠覆整个文明竞争规矩。两千年下来,也就只出了 “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与洪秀全两个落第士子。

指定制度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党魁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让落选者心服口服。第二,落选者没有“下次再来”的希望,一旦不入太上皇的青目,便只有抱恨终天。第三,它不像民主竞选那样,覆盖了所有的政府位置(起码英式民主是这样,所有的部长都是议员,而无论英美的地方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却只能指定党魁,顶多再加上总理,两人以下的位置都只能靠毫无公平公开可言的角力去博取,使得权力斗争变得格外肮脏、秘密、剧烈与凶险。

第三个区别,是这种背时制度根本没有如何处理从斜刺里杀出来的黑马的设计。薄熙来案件就充分暴露了这个缺陷。他明显不是太太上皇、太上皇乃至今上的中意对象,然而却野心勃勃地想靠制造政绩、赢得民意支持问鼎。各派的尴尬在于,所谓“隔代指定”,即使真是老邓金口玉言确立的制度,也只是个上不得台盘的潜规则,党章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写上这一规定,遑论对违规者的处理。于是太上皇、今上以及皇储别无选择,只能以刑事案为借口,用非常手段做掉这种挑战潜规则的野心家,造成对犯规者的过度惩罚。这不但使得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权力斗争变成了生死之争,增加了党内戾气与杀气,使全党惶惶不安,更埋下祸根,很容易恶变为冤冤相报的连环仇杀。

第四个区别老非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新时代的“非遗传专制”杂有“遗传因素”亦即太子党。这些“官N代”把持了巨大权力或资源,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政治经济势力,构成了实力最雄厚且最具有“合法性权威”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他们秉承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恶传统观念,对平民出身的政客具有天然的强大排斥力与蔑视心理。在他们心目中,隔代指定的平民出身的党魁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威,是不折不扣的僭主,于是这些人便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者的储备池(准确来说是粪池),无尽的X熙来将从中源源滋生出来。

第五个区别也有网友指出了,那就是隔代指定并不能消除权威递减。随着数列序数增加,权威衰减将越来越剧。这个问题与上述第四个问题合在一起,决定了指定制度总有一天要搞不下去。

第六个区别则是,三代同堂使得指定的具体操作变得格外复杂。事实上,指定不可能如力雄想象的那样,以数学方式准确地交叉进行。即使N+2代党魁严格由N代党魁指定,大众凛遵无违,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也不可能全由他指定,只可能是N派与N+1派的斗争与妥协结果,于是N+2派其实是两派代理人的混合物,其利益博弈与上面两派以及五花八门的地方实力派纠结在一起,变得无比复杂,不但不可能达到力雄设想的和谐境界,反倒形成一国三公,政出多门,互不相下的四分五裂状态。

第七个区别就是,整个权力机器的运作只能靠默契而不是公开的“明规则”进行,于是它的和谐运转以及持续存在,就完全取决于各级官员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绝不会杀鸡取蛋,为一己私利干出危害官僚集团整体利益的蠢事来。假定这种“理性政客”普遍存在,比自由经济学派假想“理性经济人”的个别运作导致整体经济的理性运转更是空想主义。

由上分析可知,所谓“隔代指定制度”,根本就没有解决执政者在党内的合法性权威问题,它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内斗,反倒使权位的分配与传承变得无比复杂凶险,充满不可知更不可控的变数,促进了中央统治力的弱化。明眼人都能看出,如今的党中央,乃是中共建立以来最软弱无能的。中央四分五裂,互不相下,温家宝虽然以其开明言论让同僚恨得牙痒痒的,但谁也奈何他不得,无法像对赵紫阳那样拿下之。就连地方也各行其是,不受中央管束。

实际上,如今党的团结只表现在“对敌斗争”亦即镇压人民之上。唯有在这方面,党才具有充分的统治力。我早在00年代(04年?)就说过了,若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精诚团结,雷厉风行,表现出了“举国体制”的高效率。但若事涉内部分赃,则全党四分五裂,不但中央奈何地方不得,各地方各部门之间更是互不买账。需要补充的是,哪怕是在这个方面,党的镇压力都极大地弱化了,只敢收拾毫无宗派背景的平民如刘晓波。对有点宗派背景的平民如孔庆东、张木生者就根本不敢碰,哪怕人家或是在电视台上公开谴责“反革命政变”,号召人民上街闹事,或是几近于指着温家宝的鼻子臭骂,中央都只能忍气吞声,唾面自干。

综上所述,窃以为王力雄对隔代指定制度稳定性的评估,不但与事实相悖,在理论分析上也无法成立。中共自89年以来实现的稳定,不是靠老邓灵机一动,想出了这永久杜绝党内纷争的高招,而主要是靠经济改革带来的高增长。改革开放造出的经济奇迹,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纾缓了民怨,党的统治得以从89年的摇摇欲坠的边缘挣扎回来,转危为安。全局的好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内不得志的野心家利用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江泽民既是太子党,本人也算是干过革命,还不至于构成官二代直接挑战的对象。

但这局面只是不可持续的苟安。随着平民出身的“僭主”上台,权威进一步弱化,指定制度的弊病必将日甚一日地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随着经济成长减缓并逐渐趋于停滞,我过去反复预警过的中共的自毁装置就很可能爆炸,届时如今的“太平盛世”就会在瞬间化为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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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据《青春之歌》,民国年间,北大的国文试题为《代汉文帝作赐南越王赵佗书》。某生答曰:“汉文帝不知何许人,赵他更是素昧平生。”考官批道:“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成了流传一时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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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0 回复 sousuo 2012-6-6 04:11
明年再来吧。
0 回复 light12 2012-6-6 04:44
sousuo: 明年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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