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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三）

作者：light12  于 2012-6-6 03: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2评论

时间: 6 05 2012 16:30 
作者：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五、指定与选举的本质区别


在抹杀了各派之间乃至同派内的政见分歧后，力雄便认为，各派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却忽略了“指定”与“选举”的本质区别。

第一个区别他其实也看到了，那就是指定制度使得被指定者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指定者，因而必须奉指定者为祖师爷，不敢公开背叛其政治路线，从而失去了因应国情民心、纠正指定者错误的可能。例如平反六四，在目前未必会引起剧震，但三派中谁都不便干这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老邓，而老邓自己就曾公开承担了六四大屠杀的罪责，这罪责于是也就与权杖一道传递给了他们，成了其合法性的一部分。承认老邓曾经犯了罪，势必削弱他们的执政权威。因此，他们能采取的最大限度的纠正措施，也就是以“右派改正”的方式处理六四那负遗产，亦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坚持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处理过头了，只作individual的平反与补偿，但绝不承认那是毫无必要的大屠杀。

这弊病与官僚机器的平庸化合在一起，进一步消除了统治集团灵活应变的弹性，以及和平消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只能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并把它们储蓄下来，做大做强，根本不是民主制度那种真正的维稳软件。于是社会稳定便只能靠暴力镇压与金钱收买两手，成了堤坝与洪水比赛增长速度。这种背时制度，不说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就连传统帝制也远远不如。既然全社会都缺乏维稳软件，谈何党内稳定甚至是超稳定？这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矛盾的积累与激化，势必构成党内不得志的野心家的政治资源，引出了党内“路线斗争”，薄熙来的崛起就昭示了这一点。

第二个本质区别力雄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是“费厄泼赖，公平竞争”，理论上人人有份，能否选上则看自己的本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选者可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而落选者也无话可说。在这个意义上，它有点像中国的科举制度，总是给人“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注]的希望，即使屡试不第者，也不会怨气冲天，因而立志颠覆整个文明竞争规矩。两千年下来，也就只出了 “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与洪秀全两个落第士子。

指定制度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党魁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让落选者心服口服。第二，落选者没有“下次再来”的希望，一旦不入太上皇的青目，便只有抱恨终天。第三，它不像民主竞选那样，覆盖了所有的政府位置（起码英式民主是这样，所有的部长都是议员，而无论英美的地方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却只能指定党魁，顶多再加上总理，两人以下的位置都只能靠毫无公平公开可言的角力去博取，使得权力斗争变得格外肮脏、秘密、剧烈与凶险。

第三个区别，是这种背时制度根本没有如何处理从斜刺里杀出来的黑马的设计。薄熙来案件就充分暴露了这个缺陷。他明显不是太太上皇、太上皇乃至今上的中意对象，然而却野心勃勃地想靠制造政绩、赢得民意支持问鼎。各派的尴尬在于，所谓“隔代指定”，即使真是老邓金口玉言确立的制度，也只是个上不得台盘的潜规则，党章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写上这一规定，遑论对违规者的处理。于是太上皇、今上以及皇储别无选择，只能以刑事案为借口，用非常手段做掉这种挑战潜规则的野心家，造成对犯规者的过度惩罚。这不但使得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权力斗争变成了生死之争，增加了党内戾气与杀气，使全党惶惶不安，更埋下祸根，很容易恶变为冤冤相报的连环仇杀。

第四个区别老非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新时代的“非遗传专制”杂有“遗传因素”亦即太子党。这些“官N代”把持了巨大权力或资源，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政治经济势力，构成了实力最雄厚且最具有“合法性权威”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他们秉承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恶传统观念，对平民出身的政客具有天然的强大排斥力与蔑视心理。在他们心目中，隔代指定的平民出身的党魁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威，是不折不扣的僭主，于是这些人便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者的储备池（准确来说是粪池），无尽的X熙来将从中源源滋生出来。

第五个区别也有网友指出了，那就是隔代指定并不能消除权威递减。随着数列序数增加，权威衰减将越来越剧。这个问题与上述第四个问题合在一起，决定了指定制度总有一天要搞不下去。

第六个区别则是，三代同堂使得指定的具体操作变得格外复杂。事实上，指定不可能如力雄想象的那样，以数学方式准确地交叉进行。即使N+2代党魁严格由N代党魁指定，大众凛遵无违，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也不可能全由他指定，只可能是N派与N+1派的斗争与妥协结果，于是N+2派其实是两派代理人的混合物，其利益博弈与上面两派以及五花八门的地方实力派纠结在一起，变得无比复杂，不但不可能达到力雄设想的和谐境界，反倒形成一国三公，政出多门，互不相下的四分五裂状态。

第七个区别就是，整个权力机器的运作只能靠默契而不是公开的“明规则”进行，于是它的和谐运转以及持续存在，就完全取决于各级官员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绝不会杀鸡取蛋，为一己私利干出危害官僚集团整体利益的蠢事来。假定这种“理性政客”普遍存在，比自由经济学派假想“理性经济人”的个别运作导致整体经济的理性运转更是空想主义。

由上分析可知，所谓“隔代指定制度”，根本就没有解决执政者在党内的合法性权威问题，它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内斗，反倒使权位的分配与传承变得无比复杂凶险，充满不可知更不可控的变数，促进了中央统治力的弱化。明眼人都能看出，如今的党中央，乃是中共建立以来最软弱无能的。中央四分五裂，互不相下，温家宝虽然以其开明言论让同僚恨得牙痒痒的，但谁也奈何他不得，无法像对赵紫阳那样拿下之。就连地方也各行其是，不受中央管束。

实际上，如今党的团结只表现在“对敌斗争”亦即镇压人民之上。唯有在这方面，党才具有充分的统治力。我早在00年代（04年？）就说过了，若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精诚团结，雷厉风行，表现出了“举国体制”的高效率。但若事涉内部分赃，则全党四分五裂，不但中央奈何地方不得，各地方各部门之间更是互不买账。需要补充的是，哪怕是在这个方面，党的镇压力都极大地弱化了，只敢收拾毫无宗派背景的平民如刘晓波。对有点宗派背景的平民如孔庆东、张木生者就根本不敢碰，哪怕人家或是在电视台上公开谴责“反革命政变”，号召人民上街闹事，或是几近于指着温家宝的鼻子臭骂，中央都只能忍气吞声，唾面自干。

综上所述，窃以为王力雄对隔代指定制度稳定性的评估，不但与事实相悖，在理论分析上也无法成立。中共自89年以来实现的稳定，不是靠老邓灵机一动，想出了这永久杜绝党内纷争的高招，而主要是靠经济改革带来的高增长。改革开放造出的经济奇迹，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纾缓了民怨，党的统治得以从89年的摇摇欲坠的边缘挣扎回来，转危为安。全局的好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内不得志的野心家利用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江泽民既是太子党，本人也算是干过革命，还不至于构成官二代直接挑战的对象。

但这局面只是不可持续的苟安。随着平民出身的“僭主”上台，权威进一步弱化，指定制度的弊病必将日甚一日地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随着经济成长减缓并逐渐趋于停滞，我过去反复预警过的中共的自毁装置就很可能爆炸，届时如今的“太平盛世”就会在瞬间化为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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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据《青春之歌》，民国年间，北大的国文试题为《代汉文帝作赐南越王赵佗书》。某生答曰：“汉文帝不知何许人，赵他更是素昧平生。”考官批道：“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成了流传一时的笑话。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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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0 回复 sousuo 2012-6-6 04:11
明年再来吧。
1 回复 light12 2012-6-6 04:44
sousuo: 明年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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