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四）

五、供奉在神龛上的定时炸弹


早在《乌有之乡》出世前，我就反复哼哼教导敬爱的党中央，毛泽东思想是专门颠覆现代中共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把它列在宪法里，当成指导国家根本大法的总纲，完全是蓄意自杀，只有白痴才会干这种事，建议我党迅速抛弃这负遗产，与之正式决裂，否则后患无穷。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蠢党继续掩耳盗铃，弄出什么莫须有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学说”、“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来，以为这些七拼八凑的乌龙，就算不能完全淹没毛思想，至少可以稀释之。

这结果就是《乌有之乡》横空出世，利用毛泽东思想公开煽动颠覆现政权，哪怕是在薄熙来被抓起来、《乌有之乡》被消声之后，民间还在自发地公开地进行这种反政府宣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DUmINPjS7U&feature=player_embedded

此类宣传具有几个最突出的特点：

第一，它对草根民众的煽惑力，根本不是什么“邓理论”、“江学说”等乌龙可以在梦中望其项背的。

这是中国的国情民俗决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确乎如此，前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承认，他们当年扯旗造反，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是在《水浒》的指引下上山落草的。蒋介石犯的大错，就是没有禁了《水浒》，云云。

不容否认，《毛选》就是新时代的《水浒》，毛泽东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对草根民众最有感召力的inspirational leader，就是因为毛“思想”全由造反斫杀的煽情号召与不择手段夺权的阴谋诡计组成，完全符合“中国人好造反”的腐恶传统。这传统得以形成，乃是因为中国历来是个极度不公的烂污腐恶社会，而中国人唯一能想象、能理解的消除社会不公的手段，就是造反杀人。

前段美国学者傅高义推出《邓小平时代》，认为邓是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他领导中国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这完全是不懂中国国情民俗的西方外行之说。在中国人看来，只有造反夺权成功的人才是大英雄，只有巧妙夺权的阴谋诡计才是大智慧。要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感戴缅怀，与其把中国的GDP提高十倍，不如把他们杀掉十分之一。

第二，它具有极鲜明的针对性，便于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对号入座，按图施工。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广大革命人民起来推翻现政权而作的战略演习。如同《三国演义》上孔明死前留下了诛杀魏延的锦囊妙计一般，伟大领袖也在生前为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今日的修正主义政权留下了大量具体指导：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最触目惊心的，还是这段被毛左在网上广泛张贴的语录：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这个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这段语录其实是巧妙的拼接。第一句话是毛在文革期间讲的，大众耳熟能详。而以“如果”引出的条件复句，则是毛在执政前讲的，原意是以中共自身作为对照，指控国府是“奸伪集团”，强调自己发动武装叛乱的正义性。毛左把这两段话拼接在一起，到处张贴，套句党八股，便是“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它号召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现代中共这个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于其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尽管做了这番手脚，我这个独步海内外的毛泽东思想权威还是不能不承认，它并没有歪曲毛思想，而是其原教旨在新时代的最高最活的应用。

第三，当局对此类颠覆宣传既“无法禁”，也“无法驳”，都是吴法宪的本家兄弟。

引发辛亥自爆的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成都人上街游行。为避免官府镇压，游行队伍便在前面抬着光绪爷的神主。于是官府一见游行队伍，便只有下马下轿，对着光绪的灵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如今的毛左玩的也是同一把戏。毛泽东乃是中共的太祖高皇帝，毛思想是指导宪法的总纲，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宣传播散他老人家的教导都是天经地义的。中共若禁止，只能坐实他们就是背叛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是篡党夺权的僭主。而若不禁止，听任此类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则日后大局稍有不稳之日，便是“梭镖亮堂堂，工农齐武装”，暴民起来杀官杀富之时。

无法驳，乃是毛左的指控句句是事实，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超过赫鲁晓夫一万倍，而发生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更非毛虚构的赫鲁晓夫实行的“资本主义复辟”可比。如今中国不但部分实现了私有化，民企产值超过了GDP的一半，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机会，而且16大还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世上有哪家共产党不把资本家当成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允许资本家入党，还好意思冒充“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份儿脸皮，大概也只有900万方公里的土地上才能出产。

但若是不许资本家入党，则我党全部或至少90耙（90 per cent）以上的党干都得丢掉党票——自敬爱的胡总书记以下，有哪位党干不是富可敌国？过去陈伯达造谣说，国民党有四大家族，如今的中国则有N大家族， “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富豪党”的同义词。他们的发家，是与国外资本家联手疯狂攫夺全民资产的结果。中共不但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贪腐集团，也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官僚买办集团，更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奸伪集团，所谓“奸”，指的是中共干出了历代统治者从来不敢干的事，向外国资本家全面廉价拍卖甚至赠送国家资源，勾结洋人疯狂掠夺本国人民的血汗，乃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汉奸集团；而所谓“伪”，则是指中共本身是假共产党，奉行的是假马列主义，假毛泽东思想，建立的是假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谁也不敢兑现也无法兑现的不可操作的假宪法，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欺诈集团。

因此，把专为颠覆自己而构思出来的毛思想供奉在神龛上，为党国埋下自毁装置，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壮丽的蠢举。邓小平是全面背叛毛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他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慑于毛在党内的巨大声望，他不得不掩耳盗铃，心虚情怯地发明“不争论”，实行“打左灯向右转”，把欺诈做大做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尚且情有可原，但此后两代“核心”还要指望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永久性蒙混过关，那就不能不提醒我一件趣事：我的一个小侄女七八岁时去做客，夜里拉屎在床上，次日便不动声色地用被子盖住，指望它somehow消失不见，或是永远不会被大人发现。

党国领袖忘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领袖为了颠覆今日的中国政权发动的。整整十年间，党国宣传机器就干了一件事：告诉全民“修正主义上台”是最大危险，号召人民按毛的教导，反修防修，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在现今条件下，草根暴民当然不可能如毛想象的那样，靠“小三线”的工厂造枪造炮，效法蔡锷，打到北京去（按，这都是他当时的教导），但这无数教导乃是留给不得志的野心家们“讨贼”用的“衣带诏”，成了他们不可能不充分利用的政治资源。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它的潜在威力就越发倍增。薄熙来的撅起，有如说是因为他在重庆作出了骄人的政绩，莫如说是他以毛的衣钵传人自居，而毛式“杀富济贫”在草根民众中引起了如潮呼应。正是这民意基础，才把他那区区一镇诸侯，推上了全国民间领袖的高位。似乎可以说，在精神上，他是如今中国唯一的“人民领袖”。相比之下，在许多人心目中，无论是胡温也好，是行将上台的习李也好，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毫无正统合法性的僭主。

我党供奉在神龛上的另一枚核炸弹， 乃是“爱国主义”。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当局不得不改用所谓“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国教，以煽动仇外情绪唤起人民对政府的忠诚。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把戏，乃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玩剩的。但我党的尴尬在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是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确实是为苏联和纳粹德国争国家利益，然而我党却从来是欺诈经营，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贼集团，不但靠卖国夺取政权，而且靠卖国维持政权。中共建国前的卖国史就不必说了，上台后向几乎所有的邻国出让领土也不必说了，光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管是广度，是深度，还是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大清与民国的总和。我在旧作里说过，无论是李鸿章，是袁世凯，是北洋军阀，是蒋介石，只要干出万分之一的事来，立即就要变成为全民唾骂并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如今我党已蜕化为不折不扣的洋奴买办集团，与外国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共现政权看成是“党内亲美派”当家，似乎也无不可。

不仅如此，现代中共领导完全由缺乏权威的谨小慎微的庸人组成，其施政主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内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对外则不惜一切代价忍让。周边国家无不看透中共的心病，趁机猛占便宜，甚至公开欺负羞辱中国，于是形成中国有史以来国力最强大，对外（不包括对台）却最屈辱卑微的奇观。用凯迪网友的话来说就是：

“不占领几处中国的领土或岛礁，不抓几个中国的边民或渔民，不从中国搞几十百把亿的无偿援助，你都不好意思说是中国的邻国。”

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中共还有什么脸去继续冒充民族英雄？当局必然要如我反复警告过无数次的那样，走上清廷“民心可用”的旧路，让老百姓普遍认为“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由朝廷不遗余力煽起来的仇外主义，最终转向卖国求荣的朝廷，使得外国鬼子未受其害，本国政府先蒙重创。这浮嚣民意一定会为不得志的野心家们提供又一雄厚的政治资源。他们若在未来公开发难，打出毛泽东“杀富济贫”以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道义旗帜来，则中央根本就无力抵抗。

综上所述，中共过去30多年中，完全是每日挖山不止，在自己屁股下埋下了适足把自己炸上九天的核地雷。实际上，坚持不与毛切割，饮用“爱国主义”的鸩毒，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维稳的作用。在我看来，真正维持了大局安定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经济起飞导致的全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但这种笨拙劣等的维稳方式没有可持续性。一旦经济失去高增长的势头，麻烦就来了。那时我党就要经受双斧伐木：一方面再也没有了足够的“维稳经费”，另一方面百姓必因生活困窘而不满，民变增加到锈烂的官僚机器无法有效应对时，就有可能出现全局失控。

老邓说：“中国要出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党内。”我深以为然。我早在旧作中说过了，其实一个政权并不是容易推翻的，现代就更是如此了。方今之世，政府垄断了一切现代暴力手段与组织手段，一盘散沙的民众根本就没有造反可能。因此，只要统治集团精诚团结，敢于并且善于屠杀人民，则政权根本就不会垮台。但问题是，中共当权集团今天已经四分五裂，再不是当年那个精诚团结的政治军团了。似乎可以说，如今的党内矛盾已经超过官民矛盾，构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或曰“动乱苗子”。薄熙来事件昭示，中国刻下奉行的“僭主政治”是何等的脆弱。经济繁荣时尚且如此，一旦经济衰退发生，中共就可能发生毁灭性内讧，殃及黎民百姓。考虑到如今中国已是核大国，这前景不能不令人栗栗危惧。


六、处方与前景


由上分析可知，现代中共最大的危机，还是意识形态危机，是毛泽东留下的负遗产。正是它使得中央领导自邓小平以降都成了篡党夺权、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实行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僭主政治。如果说过去我党还能靠百姓愚昧苟安一时，那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已经昭示，这负遗产的破坏力已经严重到再也不能装聋作哑，因循苟且下去的程度了。不毅然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则中共终将因大规模内讧土崩瓦解。中共中央必须认识到，与毛泽东彻底决裂，就算是会引起震荡（实际上未必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果），那弊病也远远不及继续装聋作哑当僭主。

根治之策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条：

首先，与毛泽东本人及其遗产作彻底切割，放弃设置国教的中世纪作法，将马列毛邓江那些狗屁不通的“主义”、“思想”、“理论”、“学说”从宪法里删除，废除大中小学里开设的政治课，代之以民国的公民课。中央还必须作出公开决定，声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求“平等”，这在理论上是缘木求鱼，自相否定，在实践中只能适得其反，引出无穷无尽的灾难，因此必须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唾弃。与此同时，必须放弃舆论控制，至少要给自由派批毛揭毛的文字有与毛左崇毛捧毛的文字同等的公开出版机会，

其次，在党内实行民主，逐渐开放派别活动，使权力斗争与政见交锋公开化、合法化、程序化。党内各派有权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纲，在代表大会上公开竞选，获胜者入主中央，以期逐步完成从毫无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向文明执政党的艰难转化，从根本上杜绝靠阴谋诡计暴力夺权的土匪行径。

这两条看似简单，却为保权救党所必需，但我料定中共中央领袖们中无一人有此胆略推行，甚至不敢公开鼓吹提倡。他们只会继续掩耳盗铃下去，直到大势无可挽回之际才会匆忙提出。这是上述官僚机器平庸化导致的“野无遗贤”——charismatic leaders或是inspirational leaders只会在非主流的野心家阵营里。这个事实本身，就否定了王力雄假定的官僚们能看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采取必要的救党措施。大家都是击鼓传花，及时行乐，及时行捞，乐到捞到大厦将倾之时，便身无彩凤双飞翼，腰缠万贯一路通，逃到海外仙山去继续胡天胡帝。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我党会采取一定的制度改革，但这种可能性看来十分微茫。我所能预想到的中国在未来20年内外可能发生的转型，无非是以下几类：

1）党坚持现制度，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因毁灭性内讧垮杆，全国大乱，军阀混战。

2）党坚持现制度，中央权威进一步衰减，尾大不掉，官僚机器彻底锈烂，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在有限内讧推动下，分裂为多个国家。

3）党坚持现制度，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全国发生苏式“天鹅绒革命”，但实权仍然掌握在原来的地方当权派手中，如俄罗斯一般，完成从苏式极权制度到纳粹式极权制度的转换。

4）党进行实质性政改，如89年一样，引出下贱之民蠢动骚乱，全局失控，薄式强人趁机上台，倒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去。

这几个可能前景中，个人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高，而第四条发生的可能性最低，但其最终结果与第三种其实差不多。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人能盼望的最适制度与最佳制度吧。不管怎样，毛社会的简单复辟，与在中国实现西式民主的可能性都是最低的。当然，对自由派来说，第二种出路可能是最理想的。

（全文完）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