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大国崛起”云乎哉？（二）

作者：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三、几家欢乐几家愁？


以上当然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是我上中学时考“时事”必不可少的答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贪腐导致的贫富极度悬殊的制度性危机，这是连官方都承认的。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全书，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协十一届常委会會議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据两年前的新华社文章，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指出：“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在这问题上，国内外的看法相当一致。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台湾。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不得不让人怀念“公平的增长”的典范：韩国和台湾。

根据去年官媒的介绍，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披露，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几位网友都在给佳佳的跟帖中指出了这个问题，有的网友还说，以户口划分，有两个中国存在。其实我早就说过了，有两个中国，城市中国与农村中国，后者是前者的殖民地。当然，这些年来，农村也极大地变富了，沿海农村都是洋楼，与欧洲农村景观并无区别。但在内地仍然较差。其实哪怕是在城市，也照样有两个中国。《联合早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

“把目光转向中国社会的另一端，在广州的一个典型城中村里，街道狭窄、电线满天挂、污水垃圾横行霸道、各色人等杂乱、房子潮湿且缺乏光线，但很多外地来的农民工却愿意住在城中村里；他们的房子里大多空荡荡的，一般城市人家里‘理所当然’拥有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他们都没有。

在中国各地，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日趋严重。在广州，问题更加突出，隔一条街，就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例如广州大道中的东侧是珠江新城——广州的新中央商业区。这里高楼林立、规划完善，街道整洁等；广州大道中西侧则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个城中村叫杨箕村，这里的房子外墙肮脏、毫无规划、卫生条件简陋……。”

这可不是湾仔们造谣诽谤，国内官媒也披露，就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据说仍有几百万居民居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多是当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挖出来的人防工事）里，大家不妨去见识见识土拨鼠们的生活方式，这儿就是链接：

http://old.dongxi.net/b03W6

当然这景观很可能就要不复存在了。北京市政府官员在年初表示：“北京市的地下空间尤其是社区内的地下人防空间，以前都是用于出租、经营，从2011年开始，市政府开始逐步腾退空间，租户到期后不再续约，而是把这些地下人防空间交给街道社区，成为社区文艺活动场所。”只是人并非厌光动物，住在人防工事里不可能是主动选择。政府把这些付不起地面房租的人赶出来，让他们上哪儿去栖身呢？

所以，即使光从物质水平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点偏瘫的意味，亦即以牺牲社会公平为沉重代价。这种“崛起”越猛，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就越深刻，其可持续性也就越成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小克已经指出了，那就是精英们的心态在我看来很反常，很不健康。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今似乎构成了大多数精英的人生哲学。其心声已经由李银河同志在其博文中抒发过了：穷人就是失败者，就是卢瑟，贫穷本身就是原罪。社会决不能向弱者屈服，否则只会回到当年的一穷二白中去。

这与“解放”前的精英的心态可完全是两回事。据国内历史学者黄文治先生的调查，大革命时代前后，在农村鼓捣穷人造反的，都是那阵子的“官二代”与“富二代”，真正的穷棒子没几个。他的翔实调查与我本人的道听途说完全一致。其实中外都如此。我在西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其实官二代、富二代乃是力薄儒（liberals）的生力军。富家子弟非但不为富不仁，反而对财富具有浓厚的原罪感，对社会不公具有超敏感，极度同情弱势集团。为美国黑人争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肯尼迪兄弟出身豪门，而共和党人的中坚则多来自于中产阶级。将财富视为才能、成就与尊严，将贫穷视为无能、失败与可耻，将贫富悬殊视为天理大义，乃是如今中国的富二代、官二代们独有的心态，古今中外未之见也。

这种骄奢淫逸的心态会怎么激化社会危机，我难以断言。可以说的只是，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能量分布都很不均一。能量最大的就是精英阶层，只有这批人才真正具有改变社会制度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多数都认同“李银河理论”，那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的病态就绝无可能被消除。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暴富，总给人一种“虚”的感觉。上引新华社的文章指出，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和少数商人垄断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 。

问题还在于，这种暴富根本就没有可持续性。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矿产，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卖房子其实就是卖土地），靠这发家难乎为继，而指望证券业来富国强国的美梦，已被冰岛全国破产的现实无情打破。难以持续的暴富，伴随着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其中蕴藏着的凶险似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

所以，刻下中国的财富“崛起”，似乎只能看成是现在进行时。竭力预防它化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昙花一现的“盛世”，就是中国精英们不容逃避的严峻责任。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