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第三代领导核心”後，大刀阔斧地在各方面开展了改革，试图造出一个比较和平宽松的内外环境，用我党在60年代为他总结的罪状来说，便是“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头两“和”，指的是东西方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分歧，以和平竞赛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也就是老邓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制度优越性必须体现在生产力发展上；而“和平过渡”则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可以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并不一定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其实是西欧共产党提出来的，那儿的人民对武装斗争毫无兴趣，如果共党要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则只会沦为自绝於人民的罪犯）。“两全”其实就是几十年後江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论，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就越激烈”恐怖政策的否定，也是试图回答斯大林与後来的毛泽东制造出来的理论难题——在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中，竟然不仅还有脱离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存在的剥削阶级，而且其抵抗还能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越来越激烈。
理论问题不论，赫鲁晓夫和前任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斯大林以恐怖手段推行军国主义，鞭笞全民苦吃苦做，把挣来的一点血汗钱基本用去制造武器，在国际上到处寻瑕抵隙搞搞震，试图打开缺口，最终征服全世界，这种野蛮的治国方式，是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因此，最好还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握手言和，藉此削减国防预算，“铸剑为犁”，让政府能将金钱用於和平建设。而且，政府总不能永远将迫害与屠杀本国人民当成主业，使国家永远处於紧急动员状态。所以，最好还是内外都放松一下，集中精力去从事经济建设。几十年後，中共抛弃“抓革命”，只去“促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的就是赫鲁晓夫开辟的道路。
赫鲁晓夫与其先驱最大的区别，乃至与几十年後邓小平等人的区别，还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骇人听闻的罪行，启动了短暂的“去斯大林化”。
赫鲁晓夫双手也沾满鲜血
在三十年代的大恐怖中，赫鲁晓夫双手也沾满了鲜血。莫斯科市38名最高领导干部中，有35名被杀，而莫斯科省143名各级党委书记中，只有10名活了下来。其时他是莫斯科市与莫斯科省的第一把手，逮捕那些官员必须经他签字批准，然而他却无所作为，并未出手援救部下和朋友。不仅如此，1937年6月间，政治局给莫斯科省下了指标，要该省逮捕3万5000名“敌人”并处决其中5000名。两星期後，赫鲁晓夫便超额完成了任务，向斯大林报告已经逮捕了4万1305名“罪犯与富农份子”，其中8500名应被处决。
当然，赫鲁晓夫这种态度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盖他在1923年曾加入托派。幸亏他主动向斯大林作了交代，而斯大林又很喜欢他，庇护他过了关。此後邮电部人民委员安迪波夫被捕，咬上了他，斯大林还亲自质问过他，幸亏他保持镇静，应对得当，才侥幸逃过一死。不难想像，如果他敢出来援救谁，立刻就会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然而他并不是对斯大林没有腹诽，早在大清洗中，他就曾向朋友私下发泄过不满。在贝利亚被枪毙後，赫鲁晓夫得以看到内务部的秘档，深为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的宏大规模震动。他於是如几十年後的胡耀邦一样，开始为那些被冤枉杀害的老布尔什维克及其家属平反，把幸存者从劳改营里放出来（贝利亚在此前释放的是非政治犯）。
那些人中有位他的老朋友阿列克赛·斯涅果夫，该同志生命力比较强，在北极圈内的劳改营中熬了16年竟然还没死。斯大林死後，他通过关系，写密信向赫鲁晓夫求救。赫鲁晓夫将他从劳改营中放出来，用为审判贝利亚的证人，此後又让他当上了劳改部门的高官。斯涅果夫和赫鲁晓夫作了几次长谈，把他在劳改营里的可怕遭遇告诉赫鲁晓夫，并敦促赫鲁晓夫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出交代。他跟赫鲁晓夫说，如果赫鲁晓夫默不作声，那就是参与掩盖斯大林的罪行。米高扬也对赫鲁晓夫说，如果不在党代会上把斯大林干过的烂事讲清楚，那麽将来若被人揭发出来，则他们统统都要变成斯大林的同犯。於是在1955年10月间，赫鲁晓夫便向政治局提出在来年召开的二十大，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罪行。是年12月底，他向政治局建议成立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此事。
揭发斯大林骇人听闻的罪行
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强烈反对这麽做。卡冈诺维奇英明正确地指出，斯大林代表了苏联人民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调查列宁的接班人可能犯的错误会使得人们怀疑他们整个事业的正义性，人们会问：你们那时在哪儿？有何权利审判死者？赫鲁晓夫向政治局保证，他将着重调查贝利亚违反苏联“法制”的罪行，并提议任命《真理报》前任主编丶《斯大林小传》主编丶斯大林的宠儿与铁杆走狗波斯别洛夫来领导这专案委员会。政治局便同意了。
赫鲁晓夫要调查组着重调查被杀害的高官，特别是乌克兰原来的最高领导。委员会查阅了成千上万的卷宗。1956年2月1日，政治局（时称“主席团”）传讯前NKVD“重大专案组”副组长罗多斯。该同志当年曾亲自毒打政治局委员柯西沃尔，曲巴里，团中央第一书记柯萨列夫等人，逼出了他们的“坦白”，致使他们统统被枪决。但罗多斯却告诉主席团，他是严格按照斯大林与贝利亚的命令行事的。
这一交代在主席团会议上激起了强烈反响，连内务部长萨布洛夫都忍不住惊呼道：“如果这些真是事实，那我们还能把它称为共产主义麽？这完全不可原谅！”会议至此急转直下，成了赫鲁晓夫的突破口，若干政治局委员的立场开始松动。
几天後，波斯别洛夫向政治局提交了长达70页的调查报告，以及斯大林的一系列命令。报告指出，在1935年到1940年间，有192万635人以反苏罪名被捕，68万8503人被枪毙，所有的案件都是编造的。斯大林亲自批准使用酷刑逼供，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看了刑讯规程，完全知道使用酷刑的事。报告陈述的事实是如此可怕，以致波斯别洛夫在汇报时声音颤抖，甚至一度泣不成声。
政治局就此进行了表决，连卡冈诺维奇都转了向，只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反对。2月13日，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一天，政治局决定由赫鲁晓夫在大会的内部会议上发言，就斯大林的错误对全党作个交代。
1956年2月25日，有“兄弟党”参加的苏共二十大在开了10天後，在名义上结束。但在这一天，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不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内部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将近四小时的发言，那就是着名的“秘密报告”。
绝大多数代表们对报告内容事前一无所知，斯大林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报告对斯大林的可怕罪行的无情披露，对他们不啻晴天霹雳。在长达近四小时的时间里，全场始终笼罩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沉寂偶尔被惊呼与愤慨的声浪打破。《共青真理报》主编一连服了五片硝酸甘油，以防突发性心肌梗死。有几个代表当场病倒，必须被抬出或被送出会场。当会间休息时，代表们走到阳台上去休息时，都觉得很尴尬，彼此不敢对视。当会议终於结束，人们离开会场时，大厅里只听到一片 “哒，哒，哒”（俄语“是，是，是”），表明代表们是何等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对任何问题都只能随口称是。
当天晚上，苏共人员向东欧党的代表团们用记录速度念了秘密报告，以便会衆把它记录下来。波共党魁贝鲁特当时害了肺炎，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他收到那报告後，在阅读时受到极度强烈的刺激，致使心脏病突发，不久後便不治身亡。继任的波共第一书记奥哈布说，那报告“就像大锤打在头上”。
来源：明镜网《新史記》第十三期
理论问题不论，赫鲁晓夫和前任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斯大林以恐怖手段推行军国主义，鞭笞全民苦吃苦做，把挣来的一点血汗钱基本用去制造武器，在国际上到处寻瑕抵隙搞搞震，试图打开缺口，最终征服全世界，这种野蛮的治国方式，是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因此，最好还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握手言和，藉此削减国防预算，“铸剑为犁”，让政府能将金钱用於和平建设。而且，政府总不能永远将迫害与屠杀本国人民当成主业，使国家永远处於紧急动员状态。所以，最好还是内外都放松一下，集中精力去从事经济建设。几十年後，中共抛弃“抓革命”，只去“促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的就是赫鲁晓夫开辟的道路。
赫鲁晓夫与其先驱最大的区别，乃至与几十年後邓小平等人的区别，还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骇人听闻的罪行，启动了短暂的“去斯大林化”。
赫鲁晓夫双手也沾满鲜血
在三十年代的大恐怖中，赫鲁晓夫双手也沾满了鲜血。莫斯科市38名最高领导干部中，有35名被杀，而莫斯科省143名各级党委书记中，只有10名活了下来。其时他是莫斯科市与莫斯科省的第一把手，逮捕那些官员必须经他签字批准，然而他却无所作为，并未出手援救部下和朋友。不仅如此，1937年6月间，政治局给莫斯科省下了指标，要该省逮捕3万5000名“敌人”并处决其中5000名。两星期後，赫鲁晓夫便超额完成了任务，向斯大林报告已经逮捕了4万1305名“罪犯与富农份子”，其中8500名应被处决。
当然，赫鲁晓夫这种态度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盖他在1923年曾加入托派。幸亏他主动向斯大林作了交代，而斯大林又很喜欢他，庇护他过了关。此後邮电部人民委员安迪波夫被捕，咬上了他，斯大林还亲自质问过他，幸亏他保持镇静，应对得当，才侥幸逃过一死。不难想像，如果他敢出来援救谁，立刻就会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然而他并不是对斯大林没有腹诽，早在大清洗中，他就曾向朋友私下发泄过不满。在贝利亚被枪毙後，赫鲁晓夫得以看到内务部的秘档，深为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的宏大规模震动。他於是如几十年後的胡耀邦一样，开始为那些被冤枉杀害的老布尔什维克及其家属平反，把幸存者从劳改营里放出来（贝利亚在此前释放的是非政治犯）。
那些人中有位他的老朋友阿列克赛·斯涅果夫，该同志生命力比较强，在北极圈内的劳改营中熬了16年竟然还没死。斯大林死後，他通过关系，写密信向赫鲁晓夫求救。赫鲁晓夫将他从劳改营中放出来，用为审判贝利亚的证人，此後又让他当上了劳改部门的高官。斯涅果夫和赫鲁晓夫作了几次长谈，把他在劳改营里的可怕遭遇告诉赫鲁晓夫，并敦促赫鲁晓夫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就斯大林的罪行作出交代。他跟赫鲁晓夫说，如果赫鲁晓夫默不作声，那就是参与掩盖斯大林的罪行。米高扬也对赫鲁晓夫说，如果不在党代会上把斯大林干过的烂事讲清楚，那麽将来若被人揭发出来，则他们统统都要变成斯大林的同犯。於是在1955年10月间，赫鲁晓夫便向政治局提出在来年召开的二十大，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罪行。是年12月底，他向政治局建议成立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此事。
揭发斯大林骇人听闻的罪行
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强烈反对这麽做。卡冈诺维奇英明正确地指出，斯大林代表了苏联人民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调查列宁的接班人可能犯的错误会使得人们怀疑他们整个事业的正义性，人们会问：你们那时在哪儿？有何权利审判死者？赫鲁晓夫向政治局保证，他将着重调查贝利亚违反苏联“法制”的罪行，并提议任命《真理报》前任主编丶《斯大林小传》主编丶斯大林的宠儿与铁杆走狗波斯别洛夫来领导这专案委员会。政治局便同意了。
赫鲁晓夫要调查组着重调查被杀害的高官，特别是乌克兰原来的最高领导。委员会查阅了成千上万的卷宗。1956年2月1日，政治局（时称“主席团”）传讯前NKVD“重大专案组”副组长罗多斯。该同志当年曾亲自毒打政治局委员柯西沃尔，曲巴里，团中央第一书记柯萨列夫等人，逼出了他们的“坦白”，致使他们统统被枪决。但罗多斯却告诉主席团，他是严格按照斯大林与贝利亚的命令行事的。
这一交代在主席团会议上激起了强烈反响，连内务部长萨布洛夫都忍不住惊呼道：“如果这些真是事实，那我们还能把它称为共产主义麽？这完全不可原谅！”会议至此急转直下，成了赫鲁晓夫的突破口，若干政治局委员的立场开始松动。
几天後，波斯别洛夫向政治局提交了长达70页的调查报告，以及斯大林的一系列命令。报告指出，在1935年到1940年间，有192万635人以反苏罪名被捕，68万8503人被枪毙，所有的案件都是编造的。斯大林亲自批准使用酷刑逼供，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看了刑讯规程，完全知道使用酷刑的事。报告陈述的事实是如此可怕，以致波斯别洛夫在汇报时声音颤抖，甚至一度泣不成声。
政治局就此进行了表决，连卡冈诺维奇都转了向，只有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反对。2月13日，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一天，政治局决定由赫鲁晓夫在大会的内部会议上发言，就斯大林的错误对全党作个交代。
1956年2月25日，有“兄弟党”参加的苏共二十大在开了10天後，在名义上结束。但在这一天，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个不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内部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将近四小时的发言，那就是着名的“秘密报告”。
绝大多数代表们对报告内容事前一无所知，斯大林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报告对斯大林的可怕罪行的无情披露，对他们不啻晴天霹雳。在长达近四小时的时间里，全场始终笼罩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沉寂偶尔被惊呼与愤慨的声浪打破。《共青真理报》主编一连服了五片硝酸甘油，以防突发性心肌梗死。有几个代表当场病倒，必须被抬出或被送出会场。当会间休息时，代表们走到阳台上去休息时，都觉得很尴尬，彼此不敢对视。当会议终於结束，人们离开会场时，大厅里只听到一片 “哒，哒，哒”（俄语“是，是，是”），表明代表们是何等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对任何问题都只能随口称是。
当天晚上，苏共人员向东欧党的代表团们用记录速度念了秘密报告，以便会衆把它记录下来。波共党魁贝鲁特当时害了肺炎，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他收到那报告後，在阅读时受到极度强烈的刺激，致使心脏病突发，不久後便不治身亡。继任的波共第一书记奥哈布说，那报告“就像大锤打在头上”。
来源：明镜网《新史記》第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