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確像個大錘，給那個反文明世界敲上了第一枚棺材釘。它給國際共運、蘇共乃至赫魯曉夫本人，都帶來了空前沉重的打擊。無論是國際共運，是蘇共，還是赫魯曉夫，都再未能從那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走上了下坡路。奇怪的是，當時蘇共領導中除了卡岡諾維奇外，似乎沒誰預見到秘密報告必然引發的連鎖反應，然而到最後，就連他也改變了立場。始終堅持反對清算斯大林的罪行的只有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然而那主要還是因為兩人在斯大林的罪行裡捲得最深，怕受到連累，並不是因為預見到了披露斯大林罪行必然給全球共產事業的聲譽帶來致命打擊。
推行“去斯大林化”
赫魯曉夫本人則熱衷於推行“去斯大林化”。他天真地相信，黨中央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必能使蘇聯人民認識到黨的英明偉大，因此更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迫於政治局同僚的壓力，他不能不在秘密報告中特地交代大會代表：
【“我們不能讓這事洩露出黨外，尤其不能洩露到媒體上去。就是為此，我們才在黨代會的內部會議上談論此事。我們必須知道限度何在，不能給敵人提供彈藥，不能在敵人眼前暴露家醜。我想，大會代表們是會理解並恰當分析這些問題的。”】
然而他卻不遺餘力地讓蘇聯人民知道這事。秘密報告被大量印發，僅在首頁標明“不供發表”，而不是“絕密”或“機密”，不但傳達到蘇共的每個黨支部，還在各級共青團組織會議上作了宣讀，就連黨外人士也被邀請去聽傳達。赫魯曉夫是真下了決心，要和斯大林主義徹底決裂，並指望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他多次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黨內積極分子大會上發言，敢於公開承認自己當時也知道許多不合適的做法，但沒有勇氣反對或抗議。在一次報告中，台下傳上來一個字條，赫氏接過來看了看，大聲唸了出來：“你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怎麼能容忍這些可怕的罪行在我們國家發生？”然後說：“這張字條沒有署名，不管是誰寫的，站起來！”所有的人都端坐不動，赫氏於是說：“寫這張字條的人害怕了，那正是我們爲什麽怕斯大林啊！” 這個生動的軼事，表現了赫魯曉夫的誠實與急智。
赫魯曉夫甚至告訴波蘭共產黨（稱為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宣部頭目，說可以發表他的秘密報告。他還不顧波共中央內許多人的反對，逼迫波共中宣部印刷並下發報告的波蘭文本。波共決定印刷3000份，但印刷工人卻私自多印了1萬5000份，文件因此在波蘭人民中廣泛流傳，並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國務院將它交給《紐約時報》發表，於是全球都知道了斯大林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
赫魯曉夫
秘密報告觸發“波匈事件”
這個重磅炸彈立即觸發了所謂“波匈事件”。東歐是不折不扣的蘇聯占領區，那兒的所謂社會主義政權，本來就是在蘇聯強姦犯大軍的刺刀下建立的，人民本來就對征服者極度不滿。傀儡政權被斯大林扶上台後，更按照他的命令，強制推行了蘇式農業集體化、重工業化、“肅反”等一系列殘民運動。於是，人民對共產黨暴政的痛恨，便與本國內源遠流長的對俄羅斯征服者的民族仇完美地融合為一。
不難想像秘密報告在這些斯大林主義者統治的國家中引起的強烈震盪。在波蘭，傳達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基層會議常常變為反蘇集會，與會者憤怒聲討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以及克里姆林宮新沙皇斯大林的滔天罪行。6月 28日，波茲南的工人階級走上街頭抗議，和平示威迅即演變為暴力衝突。憤怒的工人們奪取了武器，攻占監獄並釋放了囚犯們。當局出動正規軍後才恢復了對該城的控制。此後，波共領導作了調整，把開明派哥穆爾卡選為第一書記。爲了消解民族仇恨，恢復民族尊嚴，哥穆爾卡抵制了赫魯曉夫等人的巨大壓力，將蘇軍元帥羅科索夫斯基踢出政治局，禮送回蘇聯（羅雖是波蘭人，卻在1918年便加入了蘇聯紅軍。戰後，斯大林讓他出任波共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使得他作為蘇聯人強加給波蘭的兒皇帝，成了波蘭國恥象徵）。他更拒絕按莫斯科定下的調子將波茲南事件譴責為帝國主義陰謀，卻肯定了工人行動的正義性，終於和平化解了全國危機。
匈牙利出現的危機可就沒有那麼容易化解了。波共前領袖貝魯特（就是那個被秘密報告嚇死的同志）還比較聰明，對莫斯科來的命令陽奉陰違，儘可能在不開罪斯大林的前提下，抵制其災難性政策。他藉口波蘭國情特殊，天主教勢力雄厚，始終沒有在波蘭實行農業集體化，因此波共的民憤並不是太大。但匈共（時稱“勞動人民黨”）領袖拉科西則是斯大林的忠實走狗。他逼真拷貝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作法，搞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表演審判”，甚至比蘇聯本國鬧得還更邪乎，連蘇共新領袖們都看不下去。如貝利亞罵的那樣，一個只有95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150萬人遭到迫害。
匈牙利的經濟更是一團糟。戰後，匈牙利政府同意向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付出3億美元的戰爭賠款，並承擔養活蘇聯駐軍的財政負擔。巨額賠款高達國民歲入的19-22%。1946年，匈牙利貨幣貶值，引發了高通脹。因為參加了蘇聯組織的“經互會”，匈牙利既不得不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慷慨援助，也不得與西方國家作生意，無法靠外援或外貿來紓解經濟困難。拉科西更以“優先發展重工業”與農業集體化破壞國民經濟。GDP雖有增長，卻被他大量用於建立昂貴的重工業企業，國家債台高築，糧食供應緊缺，國民生活水平江河日下。1952年，工人階級與其他雇員的生活水平僅為1938年的2/3。真正是民不聊生，民怨沸騰。
莫斯科自己的政策變來變去，反復無常，卻強求僕從國與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甚至直接任命僕從國領導人，更造成了匈共內部的重重矛盾與巨大混亂。因為拉科西是臭名昭著的“匈牙利的斯大林”，斯大林一死，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就把他召去，如同罵兒子那樣，輪番痛罵之，命令他啟用老革命納吉同志為部長會議主席，改變政策。但兩年後，主張擴大消費品生產的馬林科夫鬥不過赫魯曉夫，丟掉了總理職務，拉科西便以納吉持與馬類似的主張為藉口，向納吉發難。官司打到莫斯科後，蘇共領導又翻轉了原來的立場，反過來支持拉科西，納吉被迫下台。蘇共二十大後，莫斯科強迫拉科西下台，卻讓另一個斯大林主義者格羅接任第一書記，而不是讓深孚民望的納吉復出。西方學者指出，如果蘇聯在拉科西下台後便啟用納吉，形成類似波蘭哥穆爾卡的領導核心，則匈共也不至於在後來事變猝發時內部四分五裂，使得局勢完全失控。（《新史記》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