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4-01-10/113800289.html
编者注：12月8日，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二期，萧功秦教授发表演讲《中国改革再出发：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他认为当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顿官风、严厉反腐，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等，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如果邓小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近平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萧功秦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改革需要铁腕推进，需要权威政治。
凤凰网登载此文后，在思想界引起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一定争论。凤凰大学问持续关注，并制作专题“激辩新权威主义”，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萧功秦、秦晖、荣剑、许成钢、吴思等学者在凤凰财经午餐会上，围绕“新权威主义”进行激烈讨论。今天推出下篇，萧功秦对话王占阳，围绕新权威主义如何过渡到民主化展开争辩。
王占阳向凤凰网介绍，邓小平新权威主义的一个要点，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就实现向民主化的转变，但是，邓小平反对过快民主化，他吸收了毛泽东的教训，条件不成熟硬搞就会乱。他同时指出，现代化和民主化要逐步推进，先民主化后现代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二者相适应才有可能成功。因此，王占阳认为改革的最终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权威主义改革在未来能否适时加入民主化因素，关键就看县级竞争性选举能不能搞起来。
而萧功秦则强调民主不是设计出来的，只要新权威主义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制度具有弹性，允许多元的尝试，可能会逐渐产生新的因素，慢慢走向中国式的民主，现在如果调高民主的胃口，很可能发生“薄壳效应”。萧功秦认为要破除“民主是斗争出来的”观念，社会分歧越大，民主制越分裂，尤其在亚洲根本没有妥协精神的文化基础上。所以，目前还是通过新权威主义铁腕改革化解社会深层矛盾的阶段，为将来实现民主创造条件。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改革等，著有《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等。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二十世纪以来思想史等。著有《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等。
以下为对话实录
王占阳：新权威主义能否适时加入民主化因素关系改革成败
邓小平为何反对过快民主化？
邓小平实际上在1979年3月份就产生了新权威主义的想法。1989年初，赵紫阳向他汇报相关信息，但没有直接提新权威主义，邓小平的整体设想是改革要经过两个大的阶段，一个阶段是新权威主义改革，第二个阶段是民主化改革。
邓小平的设想与亚洲四小龙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都认可必须经过一个新权威主义阶段，才能使国家顺利发展。不同的一面，亚洲四小龙在新权威主义框架下实现现代化，然后再向民主化转折，而邓小平的设想是在现代化的半途中，完成从新权威主义改革向渐进性民主化改革的转变。邓小平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说新权威主义阶段之后要有民主化阶段。
邓小平的民主化与亚洲四小龙那种短期内迅速实现民主化不一样，是渐进性的民主化，因为邓小平认为现代化与民主化要相互协调，现代化往前走，民主化才能向前走。民主化搞普选要一步一步来，这是邓小平的整体设想。
而新权威主义阶段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看来，民主化条件还不具备，如果急于实行民主化，反而欲速则不达，会出现社会动乱，民主反而会更推迟。新权威主义阶段要创造民主化的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以及法律基础。邓小平之所以对过快民主化强烈反对，其实是吸收了毛泽东的教训，他们都比较理解文革那一段时期，不能超越发展阶段，邓小平反对超越发展阶段搞民主化，条件不成熟硬搞就会乱，民主反而实现不了。
邓小平新权威主义的一个要点就是要向民主化、现代化过渡，但要在现代化途中就实现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变，不能像中国台湾一样。蒋经国是在实现现代化后，才搞民主化，内地绝不能等现代化实现了再搞民主化。邓小平曾说民主化的核心就是普选，内地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普选（编者注：1987年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 ）。
这条道路的设计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很多人以为一定要先民主化后现代化，实际上西方国家也不是这样的过程，而是现代化和民主化逐步推进，先民主化后现代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相适应才有可能成功。新权威主义就是指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权威因素大于民主因素，也不是完全没有民主。邓小平时期在推进民主方面，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搞起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我在最近发表的《邓小平与村民自治的宪法精神》中指出，1982年宪法中写进村民自治，第一推动力来自邓小平，而不是来自彭真。
新权威主义成败有很大偶然性
虽然新权威主义道路在理论上说得通，但实践中这条道路是有风险的。没有人能够保证这条道路一定就能够成功，因为新权威主义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是能够说了算的权力，也就意味这一权力同时是不受制约的。因此，新权威主义的成败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必然性，因为权威力量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做好事我们很高兴，做坏事我们很无奈，却没有办法制约他。所以，新权威主义改革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这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
新权威主义改革有两个要点，第一必须得有权威，第二必须是走向现代化的改革。其中的风险就在于，权威本身是没有办法保证的，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没有制度上的保证，而且权威本身的产生也没有制度保障，没有制度能保证下一个还是权威人物，这就很有可能出现权威逐渐弱化的问题。能不能形成权威领导人，这是有偶然性的。另外，权威人物想不想改革，是倒退还是改革，也没有办法能保证，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有权威但不改革。这两个要素也就可能出现四种组合，有权威且改革，有权威但不改革，想改革但没权威，既无权威也不想改革。
邓小平实际对任何个人都不信任，他曾反复强调，保证事业能够延续下去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把改革推到不可逆的程度，到那时候如果谁要反对改革，人民就会起来反对他，这是邓小平给自己的最大保险。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他的最后一搏，把改革的船推到航道上去，让它不能再回去。除此之外，邓小平对新权威主义的安排也体现在领导人问题上，他希望接下来的领导人能是强人，即使到最后一刻，他还是很不放心。到1993年9月，邓小平还讲了一番话，说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条路线不知不觉就被改了。对邓小平本人来说，他永远也不可以创造出一个使新权威主义改革获得制度保障的机制，因为新权威主义改革本质上就是带有偶然性的制度。
邓小平去世后，就出现了问题，一是权威的弱化，一是改革方向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实践中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各种问题，这是邓小平当年极力想避免的事情。有人总责怪邓小平没有搞出一套制度，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条件，更不可能创造出一套让新权威主义得以保障的制度，谁也创造不出来。
新权威主义的两个核心因素
所以，新权威主义改革的两个核心因素必不可分，一是权威，一是改革。十八大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邓小平，当时引起一些争论。新权威主义还是需要的，先搞一段改革，适当时机再转向民主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典型的新权威主义思路，一方面是权威，两横三纵的分权与集权体制，以集权推动分权，另一方面就是改革。
所谓“两横”就是在中央建立两个重要机构，以在中央委员会的改革决定的基础上，适当集中中央级的改革领导权和保障力量。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二是中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保国家安全。所谓“三纵”就是建立三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从而以中央的权力有力推动和保障地方的全面改革。一是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垂直系统，即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配套，地方各级党委也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相关机构；二是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垂直系统，即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地方纪检领导体制从同级领导为主改为垂直领导为主；三是省以下司法垂直系统，即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里统一管理，不再与省以下地方发生关系，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在以下的方面体现出分权，一是有力推进中共党内的“分权”制衡；二是有力推进国家政权系统内部的“分权”制衡；三是汲取联邦制的合理要素，推进中央与地方的适度“分权”；四是提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大幅度向社会放权；五是实行“阳光政策”，着力发展参与式民主；六是有力推进党政分开。所以，将三中全会概括为“高度集权”、“政左经右”，是不正确的。
但是，未来新权威主义改革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没有必然性保障，也没有制度做保障，对未来只能谨慎乐观，不可能非常放心地睡大觉，关键看未来形势。我一直在说，今年的形势走向关键看“打老虎”，打到什么程度，改革就会进行到什么程度，看权威能不能立起来，“老虎”都是改革的拦路虎，是权威的破坏者，把他打下去权威才能树立起来，改革才能推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打老虎”问题上已经有了重大进展，所以才有了三中全会。
民主化关键是在县级形成威权和选票力量的结合
另外，新权威主义改革能不能适时加入民主化因素，这是一个关键，关系到改革成败。三两年内这还不是问题，但若干年之后，关键就看县级竞争性选举能不能搞起来。超大型国家搞新权威主义和小型政治共同体不一样，小国可以把权威一插到底，而大国很难做到，中国有句老话叫“天高皇帝远”，也就是管理幅度和管理距离的问题，管理幅度越宽，管理力度就越小。新权威主义的力量从中央到地方，到县乡一级，衰减太厉害，所以这些年出现的较大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在县级。
未来的发展形势，关键要把县级控制好，让县级权力稳定下来，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新权威主义力量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在县级形成一个结合点，也就是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威权和选票的力量结合起来，这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大国操作起来要难得多，需要时间，不是因为民众素质不够，而是具体操作问题，县级改革需要十几年，只能一波一波来，一步一步往上走。这既是新权威主义改革的因素，同时又是走向民主化的起点，按照邓小平的设想，还需要向上一级一级扩展，这样一个连续性的过程，才能使权力得到不断控制，使民主得到适时加强，也会使民主化进程比较平稳。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种选举只能使共产党的威望越来越高，每一次都会释放出很大一部分民众支持率。同时，因为每次改革都在进步，民众就有了更高期望值，只要改革步伐启动，后来者恐怕不搞改革都不行，就看现在能不能启动这样的改革。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防止激进主义，这就需要把预期讲清楚，邓小平在1989年以后说了一个话，他说我们还是有很多道理没有讲清楚。如果把路线图一步一步怎么走讲清楚，大家一旦认可，就不会有太激进主义的事情，只要操作的好，就不会太激进，激进主义可以用路线图来控制。
同时，改革的一个前提是要给政府系统定心丸，改革要是可控的，而不是翻船的改革。我到地方与一些干部谈选举，他们就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将来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听选民的？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机制，通过党的系统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通过选民的系统实现自下而上的控制，一面依靠选举，一面依靠党的系统，把这两个系统结合起来，这样中央精神可以贯彻下来，选举制度也可以贯彻。只要选举是一个三四十年时间的改革，而不是说明年就要天翻地覆改，那民族地区选举问题的化解也会有空间和时间。
总之，中国现在处于偶然性居支配地位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没有制度保证，也不可能先变出一个制度作为保证，然后再前进。有人总说制度可靠，可是在制度不存在的时候，靠不了的，因为他是一个空气，这个时候就只能靠人，只能靠人的时候就会是或然性与偶然性占支配地位。但是其中有一点与毛泽东时代不一样，现在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但现在是民意政治，政府特别关注民意，民意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过于极端的太左的东西，不太可能。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要有足够包容力 可慢慢走向中国式民主
王占阳教授刚才点到了新权威主义有一个“软肋”，那就是，新权威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基本上是强人的人治，而人治本身是受偶然性因素影响的，不同的政治精英会有不同的观念，性格与意志，他们作出的选择都会影响后来的历史。然而，单纯用偶然性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为什么会两次出现的问题，改革发展到现在，为什么中国的政治精英还是再会回到新权威主义上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难道仅仅是偶然吗？
我觉得中国三十五年的发展大势，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有利的因素，它促使新权威主义强人出现的这种偶然性中带有某种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说了，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深化，出现新的问题，就要再进行改革，改革永无止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本身的力量或者压力、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一种强大的形势倒逼因素，迫使主政者只有通过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倒退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政治精英必须要在成本、利益和风险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中，找出解决办法。而这一办法，必须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这种稳定，才能避免左右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产生的政治参与爆炸与失控，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改革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条件，就决定了倒逼的方向。可见，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其间有着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更具体地说，中国现在有两大问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完善，企业竞争力下降，企业家信心不足，纷纷要出国移民，这就是都要“用脚投票”， 另外一个是社会不公，群体事件频发，引起老百姓越来越大的抗争，作为政治家必须清醒地面对这两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维稳，或自说自话讲不必要再改革了。政治精英必须务实地面对这些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向，只能是深化改革，而不是倒退到文革体制上去。正是在这个意识上，既要改革又要稳定的新权威主义2.0也是这样倒逼出来的。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是根本上解决竞争力下滑与社会不公这两大问题，才能保持稳定与发展。这就不得不考虑用新权威主义的办法，这是历史的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说，执政精英本人未必想到自己所做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但是他要解决问题，要实现中国富强，也只有按这样的办法做，邓小平正是这样做，所以取得三十五年改革的成功，历史的经验放在这里，只能走邓小平已经走成功的路，这个办法在政治学上就是新权威主义。
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用经验中积累的办法去走，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也是我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抱有谨慎的乐观的原因所在。
不过，我和占阳先生不太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太强调民主制度设计与民主化的日程表，中国的民主化，好像是一个按设计的日程计划的结果。我们政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那就是，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要实现这种好的价值，就需要设计一套保证实现这套价值的民主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建立与实施，只要政治条件成熟了，我们就把这种民主制度，包括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建立起来实施，民主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种民主化的看法，是一种我所批判的“制度决定论”，人们只考虑到某种制度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而忽视了制度有效运行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持与配合。我认为，民主在西方，是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东西，是多元化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民主化不应该是简单地按图施工的工程的结果。
更具体地说，当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后，经济多元化会自然形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而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商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当民主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工具时，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好的价值，而且是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所必须，这时，是不是搞民主，是不是建立起民主协商的制度办法，就成为社会内在的民主要求的驱动力，这时，按照“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永无无止境”的务实的经验主义原则，民主化的时代就水到渠成了。
民主是社会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价值追求，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有内在驱动力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借用马克思的话来作个比喻，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多元化的社会协商要求，就相当于经济基础，民主化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多元协商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而且中国未来的民主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特质相适应，如果简单按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只会“淮桔为枳，迁地弗良”。现在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的民主，由于不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他们的民主很难说是成功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讨论一下，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提出要搞党与国家民主制制度的改革，这个讲话很重要，也是对文革专制主义灾难的历史总结。对于我们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再过一百年也不会过时。但后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后十多年里，很少再单独这样提民主，这并不是意味着邓小平不要搞民主，这是因为，邓小平担心简单提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的支持，执政党的历史欠帐太多，可能会引发政治参与爆炸，不利于政治稳定。如果简单搞民主，就会给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爆发提供一个平台，社会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与井喷，所以，他实际是想通过持续的经济改革与未来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而后再走民主化的道路，我们发现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未来不要民主。我在解读邓小平与习近平时，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用铁腕来维持社会稳定，用铁腕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成熟的市场经济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做，客观上是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即社会经济条件。
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要搞民主，采取什么办法？我想还是通过试错反弹，小规模推进的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民主制度移入的办法。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政治精英在民主建设方面可以不作为，我认为，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培育公民意识，民主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的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而是社会组织，人们在非政治的社会组织中，学会沟通，学会表达自己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民主文化，也是中国未来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文化条件。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是怎样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团体组织的协商为基础的，是法团主义的，不是街头式的。在我的理解中，未来中国的民主是大众民主与精英“贤能政治”以某种方式的结合的产物。是民主文化与中国特色的文化的一种结合，决不单纯是一人一票式的选举式的民主。
我比较谨慎地认为，民主的办法可能还是在尝试过程中，只要有多元的尝试，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未必是通过设计来解决。如果是通过设计的话，县一级选举推开，肯定派系问题就会出现，到最后也控制不住，还不如回到比较稳健的道路上来，通过铁腕推进改革，通过改革化解矛盾，通过化解矛盾使左右两极思潮逐渐被边缘化，在极端思潮边缘化过程中，社会中道理性逐渐成为共识。在共产党领导下，自由度大大增加，社会组织逐渐发展。 至于未来的民主趋势，因为我不能设计，就没办法具体提了，只能说要在观察中思考。看看生活中出现的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新东西。
然而，要实现中国民主，必须为这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生长提供最基础的条件，那就是要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要保持威权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有了这两种，民主就有可能生长出来。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万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
我在不同场合中多次说过，判断好的新权威主义和坏的新权威主义，有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和对时局转型过程的可控制性，这一点大家很容易理解，不用多说；第二，有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制度弹性；第三，对多元文化有没有一种足够的包容能力，如果有足够包容能力，问题倒逼改革，多元文化中会产生一种新的东西，会有新的生长空间，既然承认制度本身是有弹性的，逐渐产生新的因素，可能会慢慢走向中国式的民主。这可能是未来的事情。
萧功秦：社会认同分裂条件下搞多头民主，民主会造成更大社会分裂
王占阳：关于选举改革的风险，只有强人能够实行渐进型的选举改革，才敢于改革，才能够控制局面。邓小平驾驶的船是在大风大浪中行进，不是一般人能开得了，有的人一看大风大浪，跳都不敢跳。所以，改革开放的船不是谁都能开的，只有强人能人才敢，出现强人反倒使民主的可能性增大，而不是减少。当然这种可能性最终能不能落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其中也有一个问题，自上而下的权威能不能解决县级的腐败状况，如果解决不了，仍是一个破坏大局的地方。对于超大型国家来说，改革力度到县乡一级，削减得会很厉害。
萧功秦：我们要破除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是斗争出来的，而客观情况却是,在许多情况下，民主抗争者越是强化斗争，越会发生对方的过度反应，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不是倒退到专制社会，就是陷入无政府的状态。而且通过斗争上台的民主派，其身上的专制文化决不比前政权更少，而是更多。这样的结果不是离民主更近，而是更远。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实在上举不胜举。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是在社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新权威主义在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与法制环境，让极端主义思潮边缘化，左右两极的人们纷纷向中间立场靠近，以中道理性为共识基础，又在法制上有规则意识上的共识，不是通过斗争，而是通过彼此同情的理解对方，通过妥协来达到共识。概括地说，民主化需要的是三大共识，一是中道理性为基础的共识，二是法制与政治游戏规则的共识，三是多元各派之间的妥协共识，只有这三大共识为基础的民主，而不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否则，民主就是灾难。
认为社会分歧越大，越需要民主来化解分歧，其实这种观点无疑于火上加油，真的这样去做，后果将是是很可怕的。如果现在搞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领导人，中国的“新文革派”就是“红衫军”，中国的自由派愤青就是“黄衫军”，两者水火不容。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街头之争，其规模与强度要比现在的泰国还高一百倍。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且没有宗教来缓冲人们的情绪。可以肯定地说，在社会认同分裂的条件下去搞多头民主，民主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分裂。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尤其在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根本就缺乏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妥协精神，尤其是中国深受革命文化你死我活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更是如此。
我还要说一句大白话，中国未来的民主，既不是通过无情斗争来实现，也不是通过社会矛盾激化后的危机来推进。在前一种情况下，越斗争，越会引发政府的激烈的强硬反应与排拒。在后一种情况下，危机下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绝对会引发强烈的薄壳效应，引发社会动荡与无政府状态。其后果之严重，我在其他许多场合都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那么，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我的大白话就是，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让统治者有安全感，这是人之常情，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中国渐进民主路径的若干思考》，其中提出中国民主化的五个条件，那就是有用性，安全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根据这个条件，中国的民主将是是小范围一步一步延伸性。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在经验中通过试错而表现出有效性与安全性的。
王占阳：现阶段来说，新权威主义是非常必要的，包括走向民主化，需要新权威主义来创造条件。现在还是“还债”阶段，包括十三大的债，都没还。十三大的那些改革就是新权威主义改革，结果后来倒退了，所以现在需要用自上而下的办法，割掉尽可能多的腐败，总比失控局面好。
对于将来的民主化，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权威提高后，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使得民主化的压力变小，以至民主化被推迟；一种是权威力量变大，主政者要“建功”，形势需要也有能力，民主化提前，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当然，这不是学者能够把握的。
萧功秦：许多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观点过于保守，但我是凭着自己二十多年的思考才这样说的，决非一时心血来潮，更非是投政府之机。只要从百年史的角度来总结中国民主的失败经验，大概会觉得中国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我相信，十年以后，我的这种观点会被多数人接受。我对此有充分的自信。在最后，我要对自由派与新左派说几句话。
其实，从内心是很敬重自由派的，自由派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断提醒世人，要保持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的热情，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的热情正是世界进步的动力，他们对人类美好价值的宣传与介绍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胡锡进在他的《复杂中国》这本书里有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中国的自由派对保守势力是一种可贵的制衡力量。我认为是他说的最好的话之一（虽然我并不同意他的另一些观点）。如果他们能更加务实，那就更好了。
我对新左派与文革左派的意见是，他们对公平的追求是合理，而公平正义也是中国精神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价值。但他们对历史的解读是浪漫主义的，如果他们能克服这种浪漫主义，在中道理性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他们的价值实现的概率要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