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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中国特色（11---完）：中国人的道德（四）

作者：light12 于 2014-12-13 03:29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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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中国特色（11---完）：中国人的道德（四） 时间: 12 12 2014 17:09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中国特色（11---完）：中国人的道德（四）

讨论中国人的道德我以为一定要从“求真”入手才有可能。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首先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下一个好坏判断，无论是说它好或坏，都只会导出错误的结论，因为还没了解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中国社会中的实践状况就来评判它，并将结论普遍化，那就可能和真相差得太远，失去了意义。

我们这代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古代社会里的生活究竟如何，所以无法在真正了解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来评判传统社会的道德状况。我们因此需要首先对于古代社会做一些基本的“求真”，然后再来讨论古代社会里的传统道德的实践情况。

我以为首先要厘清的是我们不可以用现代社会基于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方便下的社会同质性类推于古代社会，给自己画一幅虚假的社会来想象古代人的道德践行。中国虽然是有3400年文字历史的文明古国，古籍丰富，但是这和现代社会的状况毫无可比性，即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资讯的丰富只是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和现代社会比较，则连个零头都没有。

中古自有文字的3400年的历史中，虽然社会制度的设计出现早，所以文明开启得早，但是通过文字来传播文化却比较其他文明恐怕没有优势。西方传教士通过在中国的实际生活而感受到的震撼就是文字历史如此悠久的中国却文盲比例又如此之高。那时候欧美已经开始普及教育，人们开始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在当时的中国却不是同样的状况。

中国人不读书的理由现在看来恐怕是：
1、经济落后，拿不出很多的时间来受教育。
2、文字落后，学习读书过于耗时费力。
3、读书无已致用，所读之书几乎没有关于自然的实用知识，所以缺乏激励作用。
4、读书的出路几乎就是做官，如果不能做官，读书人自然成为“范进或孔乙己”，被人耻笑不说，还失去了谋生能力。所以读书等同于赌博，不是一般民众的选择。

因此，尽管有典籍记载的道德学说，但是传统道德学说通过教育的传播只限于极少数读书人，按照西方传教士的估计，宽松的估计下读书人的数字也绝不会超过人口的10%。但是基于传统道德学说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却清清楚楚地将“三纲五常”所形成的等级压迫传给每一个中国人，所以绝大部分古代中国人了解和学习传统道德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实际的等级压迫的体验，这就是中国的“教化”的真正含义。压迫和服从因此成为古人所理解的“天经地义”，是“真”，也是“好/善”，从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国人的传统道德行为。它的特点就是普通人运用个人智慧来和现实的压迫进行周旋来取得个人的最大利益，结果就是发展出另一个中国特色的“多轨制”，凡事讲变通，一切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之，既有“勤劳致富”，也有“人无横财不富”，人的道德行为表现为后人总结的“顺民、刁民、暴民”状态，一切看年景，看个人的生存状况，知、行脱节，虽有后人提倡“知行合一”，但是因为权力依附而不可能成为改造制度设计的思想，也因此对于民众的道德行为毫无影响。而社会中形成的“道德法律”，即家法、族法、“潜规则”等，则是常态下的个人行为的约束力量，保证社会的稳定。能够突破这个牢笼的只有极少数异类，所以文化中虽然有实用技术的发明，但是没有思想的创造。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共掌权后才彻底改变。中共通过现代国家机器加以政党控制（包括普及教育）将国人的道德“自由主义”改造为绝对服从的“社会主义道德”，一直到毛泽东身后取消这种绝对服从的道德，但是又因为缺乏新的道德权威的缘故而有回归古代社会的道德实践的趋向，但却没有了家法、族法等台面上的道德法律，剩下的就是“潜规则”的天下，国人因此显得似乎更加“三民”化。

西方其实在冲破政教合一的樊篱之前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人家在罗马人将“两希”合流前已有系统的希腊哲学，求真的思想已经奠基，只是等待突发的机会。所以当欧洲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印刷机发明后便立刻引发教育的普及，首先是宗教改革后人民普遍可以自己阅读《圣经》，通过无需检验的绝对真理规定的道德观念建立起“新教伦理”，继而在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掀起工业革命，然后就形成了“演进的文明”，一直发展到今天。西方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但是那是在演进中发生的问题，不同于中国的问题，-------制度设计停滞而前行过于缓慢的问题。

中国传统道德由于前一帖所论证的缺乏真理性思辨和论证，所以无法稳定，成为自孔学成立后便在一个“两千年都行秦制”的有着不变的制度的社会中不断为后面的读书人所修改，但又不能突破权力的钳制的学问，逻辑的结果就是读书人的道德和社会愈加脱离，逐渐使读书人成为完全依附权力的阶层，而无法成为如西方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普通人对于读书人的尊重，除了极少数读书人中有实用知识外，不过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所以还是对于权力的间接膜拜。而读书人自己的道德践行都是以忠孝之“大善”为上，虽有为此“大善”粉身碎骨的少数人，但是多数人并不受这种无绝对权威的道德的约束，所以官场腐败------其实就是通过读书做官的读书人的腐败------成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的一大“中国特色”，早期来华的西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都为中国的官场腐败所震惊。

西风东渐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普及------按照先行一步的西方的经验------本应带来民智的开启，随后自然是人民道德的提升，制度设计的更新，社会的持续进步。但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普及教育却不能普及传统儒道学说作为道德的根据，因为其中的“三纲五常”所建立的等级压迫和个人自由的现代观念的冲突，但是“三纲五常”没有了，儒道学说就垮杆了。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转型困难只有通过“启蒙运动”来重塑国人的思维逻辑，将“求真”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可惜国人在“好字当头”的思维惯性下，将“学习别人的长处”这一本来应当是通过“真假判断”来检讨的观点放到“好坏判断”下来判刑，将它断定为“背叛祖宗”；而“反传统”的一派又看不清传统的问题在于其背后的思维逻辑，结果不过是寻求另一个“更好”来代替传统，而思维逻辑不变，所以虽有推翻了“孔家店”，普及了科学，但在教育里实行“双逻辑”教育，虽能培养出会造原子弹的“高智商”人才，但是一碰上科学和工程以外的不是被系统逻辑所规范死了的问题，即刻恢复“好字当头”的思维逻辑，成为一心一意要把中国建设为幸福国度而不仅仅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国度，因为这些人都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好”和“善”，他们的目标是为了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这种做法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口号下达到极致，最后形成毛泽东个人集权专制。这种“求好”的特点也贯穿在一般中国人的的思维中，所以需要争取言论自由乃是因为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他们可以给出各种论证说明言论自由的好处，但是绝口不提所有人间的恶都是思想通过自由的言论所表达的，也不提如果言论自由带来的好处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的话是否就不需要言论自由了。而这后一点却恰恰是产生所谓的“犬儒心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源。

最后回到我在本系列开头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普遍支持中共的问题。显然，如果读者认同我的论证，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他们所以一面倒地支持中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共远比国民党要好，好很多。而这个“好”，当然是他们心中的标准，不外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不外乎“人皆可以成尧舜”的理想，不外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一洗我泱泱古国臣民的屈辱的自豪感。从满清征服现在的中国疆域后建立的大清帝国传给汉人后，即有孙中山-蒋介石的“一个民族”理念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建设强大中华民国，到毛泽东那里变成“多民族”但却归于“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1949年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好”的标准还在延续着。这个标准不变，意味着思维逻辑的延续，结果一定会延续政教合一的制度，于是就还需要有一个道德标准。这是中国当权者的难题，当然也是普通中国人的难题。我以为，出路在于彻底放弃政教合一而不是重新树立一个新的信仰，通过建立法治来取代道德信仰的权威，将道德作为个人自律的软约束，这才是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最近的30年的经济成功给国人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信，但是道德的乱象和社会的不稳也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近现代史上除了这最近的30年的成功，还曾有过1895~1926年的30年全面学习西方的堪称“启蒙运动”的经验，虽然未能达至社会转型成功，但是不等于在现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可以再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来改变国人的思维逻辑，毕竟国人现在已有的思想资源的积累和生活的变化，以及世界的局势都完全和100年前不一样了。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机会的，-----这是我对于关于中国人的道德问题的思考的结论。

谢谢你能耐心读我的文字！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