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雾中走马看俄国

雾中走马看俄国

去年八月底,我和朋友们一道去俄国游览,在圣彼得堡与莫斯

科各居留五天,其间还去了距离彼得堡 180 公里的大诺夫哥罗德以

及莫斯科周边的五个金环古镇。来去匆匆,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

弹指五个月过去了,留在脑膜上的浮光掠影迅速变淡,跟雾中

的树影一般影影绰绰,于是此行也就变成了雾中走马行。趁记忆尚

未彻底丧失,赶快把残存的雾影写下来。这种东西当然没有什么社

会学、政治学上的参考价值,只能算一个旅游者靠不住的零星感

触。

一、两国的不同改革之路

犹记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东波”骤起,整个文明世界无

不欢欣鼓舞,颇有点“全世界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

的模样。那时海外中文报刊都在比较中苏的改革,指出两者的最大

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搞政治改革,而中国则是先搞经济改革。当时

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苏联的改革道路才是正确的,而中国只搞经

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种跛脚改革弊端无穷,迟早要流产。

20 多年过去了,两国的改革的结果如何?在我这旅游者眼中看

来,仅从这二十多年的时段判断,中国的改革无论在哪方面都远比

俄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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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改革

在《野蛮的俄罗斯》一书中,我指出,俄罗斯的民主实验破产

了。俄国虽然从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regime)的深渊中挣扎出来

了,但至今是威权国家(authoritarian regime),并不是什么西式民

主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自由只停留在纸上,政权完全由官僚集团

垄断,国家框架仍然是那个官僚社会,最高权力为普京那个独裁者

把持。异议人士照样遭到迫害,面临的风险甚至比中国的更大,因

为他们不光会受到当局的迫害与骚扰,更有被暗杀的危险。

作此结论时,我还未去过俄国,靠的全是阅读,这次匆匆走了

一遭,感性认识与过去的理性结论基本一致。俄国根本不是什么西

式民主国家,国策并不为民意决定。在莫斯科见到一位多年居俄的

华人朋友。据他说,所谓民主选举就是在几个家族中选来选去,权

杖总是在几个寡头中传来传去。这还不光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

人转,在各级政权机构中也如此,云云。

最能说明民意在国策决定中无足重轻的,还是当局对莫斯科交

通梗阻问题的态度。我们去金环古镇之前,曾与导游兼司机讨论了

日程安排,苏兹达利距离莫斯科 220 公里,我们计划当天来回,他

却说一天根本来不及,因为交通阻塞非常严重,车行速度很慢,要

五六个小时才能走个单程,建议我们在那儿住一晚,次日再赶回

来。

后来我们总算说服了他,在一天内赶了个来回。但他所言不

虚,车在莫斯科城内寸步难行。据司机说,这情况已经持续多年

了,而且还在继续恶化。我因问:当地居民为何不抱怨,要坐视这

无法忍受的情况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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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他诧异地问,“抱怨有什么用?”

我告诉他,在民主国家,抱怨当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某

件事引起百姓普遍不满,反对党就会立即抓住大作文章,向执政党

汹汹发难,执政党就必须赶紧采取对策解决问题,平息百姓不满,

使反对党失去借口。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运作机制。如果百姓抱怨什

么用都没有,那就根本不是民主国家。

他闻所未闻,什么也没答出来。我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人家的

太太是俄国人,据说还是个大学教师。连知识分子的家属对民主政

治的认知都这点水平,看来民主要在俄国化为全民生活方式,还真

是任重道远。

这并非个例,俄国人民似乎至今尚未从极权制度下逆来顺受的

习惯中摆脱出来,对西方人觉得难以容忍的现状安之若素。

俄国国企服务人员的态度,与毛中国的一样恶劣。为买从彼得

堡到大诺夫哥洛德的火车票,我们给活活蹭掉了几层皮。在火车站

遇到的所有人,从售票员到旅客,没一个会说英语的,车站上也没

任何一个地方有英文标示。

一位朋友去问警察,他用手势指点我们去某个售票处。排了半

天队后,朋友把写了俄文地名的纸条塞给售票的美女(真是很

美)。她把那字条扔回来,很不耐烦地咕噜了几句俄语,我们猜大

概找错了地方,于是离开了。那朋友再去问警察,警察又用哑语指

点那个地方,我们于是再度去排队,再度把地名塞给那姑娘。不料

她却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以极大的分贝高声怒骂,在一连串俄语激

流中,依稀可辨一句英语:“I don’t speak English!”吓得我们赶快

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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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找到另一个售票处,排了半天,刚刚排到,还来不及开

口,售票员却将一个牌子推到窗口,站起来施施然而去。我们身后

排着的旅客一见那牌子,立刻无声地作鸟兽散,好像上面写的是

“姜太公在此,诸邪远避”一般。

那牌子上写的是上班时间,售票员此举,是告诉旅客她该下班

了。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早把作息时间写在窗口前,要到最后才

来玩这一手呢?而旅客们为何又对这坑爹的作法安之若素?

最后总算找到了地方,谢天谢地,那售票的女士有着足够的耐

心与智力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但因为语言障碍,购票时间不可避免

地比正常状况长了许多。我们身后的旅客不耐烦了,开始大声抱怨

甚至怒骂。我愤愤地想:娘的,跟毛中国一模一样,没胆量冒犯公

家人,欺负孤立无援的外地人倒是勇气十足。

从这些小事来看,普通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具备民主国家人民的

公民素质。

三、观念转型

在这方面,我觉得俄国无论朝野都远远落在中国后面,根本不

具备起码的现代观念与现代意识。

先从大的战略观念来看,俄国给我的感觉是,朝野都还停留在

一战前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思维中,仍把以武力开疆拓土视为国

家的前途所在,武力征服仍然是全民的“光荣与梦想”。全民拥护

普京武力吞并克里米亚绝非偶然。在这方面,俄国很像二战前的德

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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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当然没有什么社会

调查作基础,只是我觉得彼得

大帝被俄国人推崇到了可笑的

地步,到处都是他的画像和塑

像,就连他当年为争夺出海口

而训练海军的普列谢耶沃湖,

似乎都成了宗教圣地,那儿就

连餐馆外面的墙上都要挂他的像。

这说明他至今仍然是俄国人心目中的伟大的民族英雄。而彼得

大帝对俄国最大的贡献,无非是对内改革以富国强兵,对外疯狂扩

张夺取出海口而已。

这其实是一战前的老套路,以为世界只能用武力征服,却看不

见方今之世早已不是帝国主义时代,这么干只会遭到全世界合力痛

击,一如当年的德国与日本一般。可人家日本和德国早就学聪明

了,迅速掌握了万恶美帝首创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亦即通过“费厄

泼赖”(fair play)的自由竞争,靠经济而不是武力去征服全世界。

这种新思维是万恶美帝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它最终结束了

帝国主义时代,奠定了 “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的世界新格局。

连中国都从中获得了在帝国主义时代绝无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开

始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世界,而俄国人却笨到至今看不到这新

思维大趋势,仍在军国主义的死路上蹒跚。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俄国普遍缺乏现代工商社会必备的服务意识

与服务观念,这种缺乏简直无所不在,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首先是俄国的英语教育极不普及。据说英语是俄国学生的第一

外语,然而无论是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懂英语的人,哪怕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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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也罢,都比列宁同志脑袋上的头发还少。就连莫斯科国际机场

问讯处的服务人员,都竟然不会英文,以致我必须使用破碎的俄文

单词询问我们应该上哪儿去办登机手续。好在那娘们很聪明,居然

也就听懂了。

相比之下,在中国任何一个小城市,能流利进行英语会话的小

青年一抓就是一大把。考虑到英语与俄语的相似性以及与中文的极

大不同,这现象似乎反映了两国人民心态开放程度的巨大差距。这

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必然妨碍俄国对外开放,更不用说它已经严

重影响了对外服务。

其次是公众设施普遍缺乏针对国外乃至国内游客的各种指示。

虽然莫斯科与彼得堡的街道都有英文标注,但火车站甚至机场等有

大量外国人来往的地方都缺乏必要的英文指示。

公园更糟糕。西方的规矩是,买公园门票时必然得到一份公园

的简介与导游图,园内处处有路标,以便游客能找到各重要景点。

中国的公园虽然不这么做,但一般进门处都有个很大的导游图牌

子,一般是中英文双解的,园内也有大量中英文路标,重要地方还

有地图,告诉游客身在何处。

然而俄国公园根本就没这两样东西。售票员卖的就一张门票,

别的什么也没有。园内任何地方都没有导游图牌子,路标倒是有,

但既不知道景点何在,游览路线如何,也就等于不存在。于是游客

只能凭本能乱走一气。我们在彼得堡的巴甫洛夫宫花园和夏宫都是

这么懵查查地乱走了一番,错过了若干重要景点。

我觉得,这完全沿袭了苏维埃作风,反映了统治者的傲慢心

态,对外以天朝自居,对内以“人民勤务员”(=人民的主子)自

居,心目中完全没有服务意识,根本不拿贱民的钞票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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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倒是觉得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似乎可以说,中

国的服务业的水平天下无双,其覆盖面之完备与服务的高效迅速,

我从未在西方见过。当然,这与中国的劳力廉价有关。即使如此,

在短短三十年间,从当年那个“为人民服务”的伪善时代迅速过渡

到“为人民币服务”,也是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进步了,人民生活

的方便程度是当年根本不敢梦想的。

四、经济

这说的当然只可能是旅游者短期能看到的最浅表的现象,从这

些现象看,俄国似乎远不如中国富裕。

最表观的当然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我的一点印象是,

过去这二十多年中,俄国似乎就没搞过基础建设。机场似乎都是苏

维埃遗产,而火车站则可能是帝俄遗产(当然地铁只可能是苏维埃

遗产)。飞机倒是都是国外进口的,算是与国际接轨了。

火车可就不一样了。我们去大诺夫哥洛德坐的是非常破旧简陋

的旧车,回来时坐的车好一些,据朋友说是西门子进口的,可我仍

然觉得没法跟欧美比,跟中国的高铁就更没法比了。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我们坐的是夜车。车厢类似国内的绿皮车

(“新”中国在 50 年代全盘苏化,绿皮车乃是苏联火车的忠实拷

贝),无非是轨道宽一些,因而车厢比较宽大罢了(毛子的铁路轨

距比国际准轨宽)。虽有快车,但没听说有高铁。

对我这老朽来说,火车旅行其实是一种怀旧之旅,让我处处看

见当年中国“向苏联学习”的蓝本。列车员的着装打扮,以及毫无

笑容的宛如冻僵的脸,在在与 50 年代的毛中国无异。甚至就连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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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工作人员一律庄严立正敬礼,目送火车在乐曲声中缓缓出站,

都让我悟出了中国那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难得的是,这么多年过

去了,俄国依然是那个“下一次开船港”(这是 50 年代国内一个童

话),高保鲜地冻存了 50 年代的记忆。

列宁格勒机场和莫斯科机场估计也是三十年前的原汁原味,既

小又旧。论规模与建筑质量,莫斯科国际机场还不如中国的省会机

场。最奇特的是,它居然没有候机厅,登机口前面就是人来人往的

过道。我和太太只能如国际丐帮一样,坐在楼梯上候机。这种新鲜

经验,我过去还从未有过,哪怕是在埃及黑疙瘩(Hurghada)那种

落后地方,我都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最令人错愕的是,无论是彼得堡,还是莫斯科,附近居然连一

条高速公路都没有,我们去彼得堡附近的皇村,去莫斯科周边的五

个金环古镇,走的国道全是苏维埃的遗产,也就是普通公路而已。

以去苏兹达利的路最糟糕。据导游兼司机说,那条路经常维修,造

成交通梗阻。我们还算运气好,没遇到大修期。

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以及根本不用拐弯的笔直的公

路,我这就纳闷了,怎么毛子从 1917 年折腾到现在,将近一百年的

光阴内还修不出一条高速公路?在这人口稀少的大平原上修高速,

难道还不是世上最简单的活么?如今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修到了云

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全长 3404 公里、落差一千多米的从杭州到

云南瑞丽的高速公路,指日就要全程修通,而毛子在这种坦荡如砥

的大平原上居然还修不出一条高速来,羞也不羞?

城市市容也高保真地冻存在几十年前乃至百年前。我在彼得堡

就没看见哪儿盖房子,莫斯科倒是看见几处,但绝不像中国那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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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大兴土木。彼得堡市区的民宅都是帝俄时代留下来的,即使是更

新过,那也只会是修复战争破坏。

当然,这一则说明人家对传统建筑的珍视,这是欧洲的传统,

毛子虽非欧洲人,倒也学会了这一条;再则说明沙俄时代的建筑质

量确实过硬。据说彼得大帝曾规定墙的厚度必须是一米。至少我们

租住的那家公寓确实如此。

但问题是,欧洲保留旧建筑不假,但人家粉刷装修得跟新的一

般。哪怕是并不算发达的西班牙的小城马拉加都如此。让你看上去

处处赏心悦目。而彼得堡的许多民宅乃至商业建筑都长期未作粉刷

装修,看上去又脏又破,就连有的公共建筑,其铁栅栏也都锈迹班

班,处处冒着一股穷酸气。

我觉得最新奇也最觉得吃勿消的,还是彼得堡各种建筑上的雨

水槽。我在西方见过的雨水槽一是比较纤细,二是钻入地里,与下

水道接通。而彼得堡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个建筑,不管是宫殿也

好,民居也好,都装了水桶那么粗的雨水槽,蔚为壮观。而且,这

雨水槽并不钻入地里,却向地面开放。

据我不完全的考察,这雨水槽有两种开放形式,最多见的是距

地面几十公分到一米处开口:

隐士庐博物馆的雨水槽

(红箭头所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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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的雨水槽比大多数雨水槽苗条得多,但也是在半空中开

口、走过这种建筑的时候,我不免要想,或许彼得堡的雨不大,否

则若降暴雨,行人路过时,又该怎生抵挡那先从屋顶汹涌而下,再

从斜刺里喷薄而出的飞瀑?

一种比较少见的雨水槽则是接

到地面才开口,如尤苏波夫宫殿的

雨水槽然。这家的雨水槽比较魁

伟,其直径更有代表性。

而著名的马林斯基剧院(圣

彼得堡芭蕾舞剧团就在那儿上

演)则两种雨水槽都装了,既有

凌空飞瀑,也有润物细无声。

看官不要以为第二种雨水槽是钻入地下去与下水道接通的。没

这回事,我仔细考察过细部,它到接触地面处就完了,收集到的雨

水和那半空飞瀑一样,都是放到路面上去的。所以,彼得堡的雨水

槽收集到的雨水,统统是往路面排放,而最让我纳闷的是,路上根

本就看不见下水道格栅。因此,路上积水不可能流到下水道里去。

这就意味着,圣彼得堡的雨水槽的唯一用处,就是把屋顶的雨水引

到路面上,然后让它自然蒸干。

这一琐屑发现强化了我 1988 年坐图-154 飞越苏联的感受:毛子

专在大处落墨,小处则不屑一顾,所以,他们有本事把人送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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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本事造出爬升极快、军事性能优秀的大飞机,却没本事做好

一个抽水马桶。

这可不是厚诬之词。我们在莫斯科住的旅馆是传统的红砖建

筑,外表挺漂亮,花园也不错,但电梯估计是苏维埃遗产,非常别

致。它的门不是向两边打开,而是向一侧折叠式打开,开关时发出

隆隆巨响,颇有一种惊心动魄感。而且,若是它已经开始关闭,您

根本就不可能像对付正常电梯门一样,只需用手一挡,它就又自动

打开。因此,您若一旦被它夹住,那就只有使出隋唐第一条好汉李

元霸扛千斤闸的神力来死扛。

城市如此,农村似乎也不怎么的。我们坐火车从彼得堡到大诺

夫哥洛德,往返一共 360 公里,沿途见不到任何农田,似乎都是荒

地。见到的村落都很破旧,多是木头房子。这与中国的农村可完全

是两回事,甭说京津一带与“长三角”的农村外表与欧洲农村相比

有过之无不及,就连云南那种边鄙穷省的农村也处处是新房。

当然,我见到的未必是村落,盖有的木头房子貌似无水无电,

破败不堪。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 dacha 了吧(俄文:да́ча。

中文似乎是乡间别墅)。苏维埃

时代,城市居民都能在郊区分到

这么一个别墅,用来种点菜什么

的,一般都只在暑假去。回来查

了一下网上的照片(左图),果

然与我所见差相仿佛。但即使是

城市居民的别居,那也似乎过于

破烂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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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毛子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即使对俄罗斯持严厉批判

的西方保守派作家,也承认如今俄罗斯人民过上了他们祖祖辈辈从

未过过的好日子。据本人所见,城市居民个个穿着光鲜,与西方居

民似无显著差别。街上都是小轿车,与中国一般成了“万国汽车博

览会”,基本是外国车,偶见一两张改了型的拉达,至于伏尔加则

似乎彻底蒸发了,反正我没看见。

尽管如此,我觉得城市居民的生活似乎不如中国。无论是莫斯

科还是彼得堡,物价都与西方大城市接轨了,似乎仅略次于斯德哥

尔摩与巴黎,好像比柏林还贵,比中国就更不用说了。而一般工薪

阶层的收入似乎还不如中国的高。我也曾向司机兼导游打听过传说

中的高福利,他的具体回答我已经忘记了,只留下个一般印象,就

是远不如英国的好。当然,可能要比中国的好些吧。

所以,看来基础设施的落后并非“藏富于民”导致“民富国

穷”,而是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俄罗斯都远不如中国富裕。这从

逻辑上也说得过去——您就是再怎么藏富于民、爱惜民脂民膏,总

不能连基础设施都舍不得掏钱修吧?那本身就是一种为了增进国民

财富的起码投资。连中国文盲都知道“若要富,先修路”,平均文

化水平尤其是智力水平远远高于国人的毛子难道还不知道?

国民财富增速远逊于中国,那么,国民财富的分配公平度又如

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2011 年,俄国基尼系数为 41.7,而

2012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47.4,堪称伯仲之间。同为世界上分配最

不平等的国家(资料来源:英文维基百科)。

既然分配不均仅略低于中国,经济增长却远远逊于中国,则我

们似乎可以比较安全的说,俄国的经济改革远不如中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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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忽略了经济的质量问题。我已在《野蛮的俄罗斯》中指

出,改革使得俄国的经济质量大幅度滑坡,高科技产业与制造业大

幅度萎缩,沦为一个靠出售资源挣硬通货的类似第三世界的劣等国

家。俄国人在普京手上过上好日子,主要靠的是国际油价恰好暴

涨,石油美元滚滚流入俄国。这种暴富犹如阿拉伯国家,未必靠得

住。一旦国际油价跌落,经济就要遭受重创。奥巴马寻普京的晦

气,瞄准的就是这个死穴。

相比之下,中国富起来可不是靠出售资源。在过去二十多年

里,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上悄悄地实现了“大跃进”,在各个方面尤

其是制造业领域里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成了不折不扣的世界工

厂,甚至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

所以,全面来看,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就不能不承认,俄

国的政改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与公民生活方式,该国至今仍

然是个专制的官僚社会,在这方面与中国其实没有本质差别。而在

经济上则从比中国富裕变为远比中国贫穷。综合看来,应该说毛子

的改革远不如中国成功。

五、毛子

这次旅游所见到的毛子,与我的两个旧有印象一致:第一,毛

子大概是白人中比较苗条瘦小的。第二,毛子是我见过的最不友好

的白人。

西方把俄国称为北极熊,给人一种错觉:毛子一个个赛过白铁

塔,大概是白人中身躯最魁梧庞大的。好莱坞的冷战宣传片更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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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错觉,那上面的反面角色个个身材高大,以 007 电影中的

“金刚”为顶峰。

但上次我在红海海滨旅馆首次在见到大批毛子度假客,惊奇地

发现他们其实比英国人瘦小多了,女的尤为苗条。年轻女孩个个长

了魔鬼身材就不用说了,即使是中年女性,也不像英国妇女那样动

辄腰大十围。一位带着两个孩子游泳的母亲,身材竟然如同十八九

岁的少女一般结实纤细柔韧。那景象别说在欧洲,在中国也罕见。

这次见到毛子,基本感觉还是那样,平均身高和体重似乎逊于

欧洲平均水平。我也曾纳闷,那是不是斯大林为他们减肥的结果,

但若采用此假设,无异于接受早被抛弃的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

理论,何况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咱们减肥更为结棍,可现代小青年又

有几个如我的中学同学们那样矮小?

所以,看来毛子身材相对瘦小,大概是与蒙古人混血的结果,

其实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一种过渡人种。

另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毛子的漂亮姑娘发生率相对较高(可

能不如意大利吧,但估计高于英国,比美国就更不用说了),而男

的脸上多有一种凶相。这是拙荆发现的,据她说,好多男毛子都长

得像普京,让人看了心里不爽。我仔细观察后觉得确实如此,但未

必是像普京,而是像电影《洛奇》上与史泰龙决斗的那个毛子拳击

运动员,虽然身躯缩小了许多,但忠实复制了脸上那狠相。当然未

必个个如此,但我从未见到过美如好女的清秀小伙,而那在英国并

不罕见。

第二个印象就是毛子普遍的冷淡,与欧洲白人形成鲜明对比。

我在红海边的旅馆度假时就曾注意到,凡是西方游客,无论是哪国

人,在电梯那儿相逢时,都要笑着打个招呼,而毛子从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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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俄国后发现,当地居民个个患了面瘫,失去了微笑的功能,尤以

服务行业的女性为然。

这当中当然有许多态度极恶劣的晚娘脸(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该

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也未必都是脾气恶劣。我们那辆卧车的列车

员服务态度还算可以,起码并不穷凶极恶,她只是没有微笑的习惯

或能力罢了。看来这主要还是个民族习惯问题,估计是斯大林训练

出来的民族传统。的确,那时活着就是受罪,还要让人微笑,岂非

强人所难?这样一代代传下来,后人就整个忘记了世上还有微笑这

档子事儿。

当然,例外还是有的。那位卖给我们从彼得堡到到莫斯科的火

车票的售票员就这样。那是位长得白白净净(以白人的标准)的胖

胖的女士,大约三十多岁,在卖票过程中自始至终笑容可掬。那灿

烂的笑容如同和煦的冬阳,让人从心里暖出来,尤其当这笑容绽放

在俄罗斯的千里荒原上时,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让我这 cynical

之人禁不住要怀疑她是不是在私生活里遇到了什么大喜事,或许是

心上人刚刚向她求了婚吧,所以心情才会那么好。

当然这纯属以小人之心度淑女之腹。人家大概是天性善良开

朗,盖我们见到的俄罗斯新娘可没谁笑得那么灿烂。

这位新娘表情平淡,新郎则

貌似万般无奈,表情沉痛,宛如

出席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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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这位新娘似笑非笑。中间这位新娘倒像是颇愉悦,新郎则

略带凶相(不是很突出)。右边这位新娘貌似开怀大笑,但表情似

乎过于做作。

那天排到我们时,离下班只有五六分钟了,我心想肯定没戏

了。不料那女士并未起身离去,而是满脸含笑地接待了我们。因为

语言障碍,购票自然不可能快捷,办完后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十来分

钟了。

那女士不但和蔼可亲,而且非常聪明。尽管她一个英文单词都

不会说,仍然在看了我们递给她的纸条上写的几个阿拉伯数字后,

马上就明白了我们想乘坐哪天哪个时刻的车。接着她在纸上画了几

个简单符号递出来,我一看不禁暗自叹服她的聪明:她问的是我们

要几个上卧,几个下卧。如果是我还真想不出用这种象形文字来问

明白这种比较复杂的问题。

毛子普遍相当聪明,而且受过良好教育,平均智力水平比国人

高多了,这是我另一个印象。就拿那卧车上的列车员来说,她不苟

言笑,完全是个铁面人(要么戴上了金庸小说上的“人皮面具”?

待考)。甭说英文,就连俄语我也无幸听见她说一句。然而人家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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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迅速准确地猜出旅客的意图。我一位朋友想弄点开水,不待开口

她就明白了他意图,指点他上哪儿去弄。

毛子的普遍艺术修养就更不用说了,我看普及程度似乎还高于

西欧。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公园附近的绘画市场不必说,阿尔伯特大

街街头艺术家们的作品也不用说,就连我们居住的公寓或旅馆墙上

挂的画都非常雅致。内子喜欢拍画,凡是旅馆或餐厅挂的画都要拍

下来。然而我在整理她在各国旅馆拍的画时,发现还是俄国的最有

水平。

莫斯科阿尔伯特大街上的艺术家

相比之下,中国游客显得无比的粗俗愚蠢,甚至连起码的常识

都缺缺。我离开那天在莫斯科机场的免税商店购物,那位小姐讲着

一口罕见的流利英语,服务态度也好,购物因而十分顺利。

她正在为我算账时,一位中国游客走了过来,用汉语大声问

道:“卢布要不要?卢布要不要?”那女孩先是没理他,照样在摆

弄计算器。那游客还不知趣,反复大声质问。那小姐终于失去了耐

心,用英语跟他说:“我正在接待这位先生,你能不能等一等?”

那男的自然是听不懂,依旧大声反复质问。我实在听不下去,

便说:“你到底是想换人民币还是买东西?如果想换钱,请去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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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这儿是商店。如果想买东西,除了假钞,这儿什么钱都要。不

过你最好找个翻译,因为据我所知,这儿没谁懂中国话。你就是把

嗓子叫破、把对方震聋也没用。”他这才悻悻而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均智力如此低下的民族,却创造出了举世

无双,令毛子瞠乎其后的经济奇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死也想

不明白。如同宇宙间发现了一个有质量而无万有引力的天体一般,

中国的雄起,不但证伪了西方经济学,而且颠覆了一切人类常识。

总的来说,我对毛子印象很差,不过,公平地说,毛子也没西

方某些媒体介绍的那么可怕。西方媒体介绍过新纳粹在前苏联和东

欧国家的雄起,俄国的光头党与“纳什”党人都十分猖獗。因此之

故,我在行前还有几分担忧。但居留那些天就没看见什么光头党,

也没遇到什么种族主义挑衅或公开侮辱。

不仅如此,尽管不多,有的俄国人还是像欧洲白人一样,乐于

助人的(最乐于助人的是万恶美帝,我觉得远超欧洲。小城市的陌

生人相遇时都会互相含笑问好。总之,普通老美心思简单善良热

情,没有欧洲人那么 sophisticated )。

我们早闻莫斯科地铁的大名,有天游完城里景点回旅馆时,便

特意寻找据说是宫殿般的地铁站。当我们研究地图时,有位男毛子

猜出了我们的意图,便指着地图,用哑语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哪

个站,有哪个站的建筑最好,值得参观。令我们相当感激。虽然我

们最后找到他说的那个站后并不觉得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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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毛子为我们指路的那个地铁站。右:他告诉我们值得一游

的地铁站

六、反思

亲自目击中苏两国的改革成果,不能不让我反思几个问题。

第一、为何不进行政治改革的中国与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俄国

在政治制度上殊途同归,变成了类似的后极权专制国家?

前文已经说过了,中俄两国发生的社会制度转型实质大致相

同 , 都 是 从 极 权 国 家 ( totalitarian state ) 变 成 了 威 权 国 家

(authoritarian state)。简单说来,这两者的基本区别是,在极权国

家,公民不享有任何权利,而在威权国家,公民享有相当大的经济

自由,但基本政治权利仍然被剥夺。而所谓民主国家,就是公民享

有充分的政治与经济权利的国家。

从表面上看,俄国人民貌似享有选择和监督统治者、决定国策

的政治权利,但那不过只存在于纸上罢了。我觉得与中国并无什么

实质区别。为什么一个经历了所谓“天鹅绒革命”、摆脱了苏共统

治的国家还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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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不止一个,很明显,公民素质就是因素之一。民主是

一种全民生活方式,改变政治制度,并不能在旦夕间改变全民习以

为常的生活习惯与反应定式。对此,我们在短短十天的旅游中已经

有了足够深刻的体会。

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中苏共同的社会结构,决定

了和平转型的艰难。两个国家都是官僚社会,而就是这一点决定了

两国改革殊途同归。

所谓官僚社会与西方的阶级社会完全不同。这种社会的统治阶

级是一个牢牢把持了权力的官僚集团。它不代表任何其他阶级,更

不代表人民,只代表自己。因此,它的统治只靠自己支持与延续,

是 一 个 自 我 代 表 、 自 我 支 持 、 自 我 无 限 延 续 统 治 ( self- perpetuating)的特殊的统治阶级。它不参与社会生产,却以权力

(亦即隐藏的暴力)控制国家资源以及社会生产与流通过程,藉此

谋取巨额利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典型的官僚社会,在欧洲根本就

找不到等价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乃是典型的中国特

色。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还不能算典型的官僚社会,但伟大革命导师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创建了一个官僚社会的珠穆

朗玛峰。在这种社会中,官僚集团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

(power),人民不但丧失了一切权利(rights,其实也就是自

由),而且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国家的全部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

都被官僚集团牢牢控制起来,人民发财致富的一切道路都被彻底堵

死了。

因为人民的主动创业精神被彻底窒息,这种社会必然缺乏经济

生机,最终堕入困顿。为了维护统治,统治者便不能不把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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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百姓,恢复私有制,将人民自由创业精神解放出来,使得社会

重获生机。这就是一切前共产国家除北韩外都不得不先后发动所谓

“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因。

官僚社会的组织方式,是以各级官员构成一个严密的等级系

统,由此形成一套完备的社会骨架(skeleton or framework),在社

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层层控制作用。在重建私有制的过程中,官

僚集团当然要动用手中权力,最大限度地攫取全民财富,从原来的

资源掌控者摇身一变而为资源的所有者。

俄国虽然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但和平革命并未打散原来的社

会骨架。苏共虽然解散了,俄共也成了在野党,但官僚集团的骨架

并不因此消失。大部分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重

新整合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旗下,照样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使得“民主”俄国仍然保持了官僚社会的基本特点。

这个结构原因,使得俄国的社会转型完成了从“奴隶社会主义

社会”到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划然有

别。

在西方,政府权力不但非常有限,而且受到民众的严密监督,

从来不得进入市场。此外,西方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行了“损有

余以补不足”的“劫富济贫”,有力地抑制了贫富两极分化,于是

社会要相对健康平等得多。但在东方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

始终作为最雄厚的资本操纵着市场,获取最大份额的利润,由此造

成了贫富极度悬殊以及一系列深重的社会弊病。

中俄两国改革走的路径虽然不同,但共同的结构原因,决定了

相似的结果。当年两国改革的区别其实只有一点:是否触动官僚集

团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改革。中国回避了这一条,造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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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没有回避这一条,以政治改革领先,但依

然造出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象提示,官僚社会是不大

可能用和平手段改造的。

第二,该如何评价两国的改革?

依愚见,虽然两国都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但比起过去的

“奴隶社会主义社会“来,这仍然是天翻地覆的伟大的社会进步。

窃以为,衡量一个社会先进程度最简单的标准,是看社会成员享有

多少权利。公民享有的权利越完备,则社会也就越健康,社会生产

力的发育空间也就越充分。苏式奴隶社会主义的根本谬误,是全面

剥夺人民的权利,因而使得社会生产力毫无发育空间,而官僚集团

则因毫无人民监督而为所欲为。

相比之下,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享有了相当大的经济自

由。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是病态的资本主义,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

而资本主义是一切已知生产方式中最能解放生产力的。正因为此,

走资才造出了中国举世无双的经济奇迹。俄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远不

如中国成功,但它也同样让人民过上了祖祖辈辈没有过过的好日

子。这当然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并不因伴生的一系列严重社会弊病

而失去意义。

除了经济自由之外,人民还获得了择业、迁居、出国、有限的

言论自由(一般限于政治以外的领域)等等一系列自由,而这一切

基本权利在过去都是不敢梦想的。即以物质生活而论,虽然出现了

贫富两极分化,但人民基本告别了匮乏,普遍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说,改革前人民遭受的是“绝对贫困

化”,而改革后遇到的则是“相对贫困化”,亦即所有的社会成员

的物质生活都改善了,只是改善的幅度差距很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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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虽然成功的程度有别,两国的改革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都值得充分肯定。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唯一一

次解放,发生在 1979 年。这是因为所谓“解放”,就是“人民获得

了被统治者剥夺的权利”。可惜中国人从未弄明白这最简单的概

念。

第三,为什么俄国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的成功?

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深入调查,只能谈点皮毛之见。

论自然资源,俄国是超级大国,而中国不过是个资源小国。论

国民享有的经济自由,两国都差不多。社会制度也基本相同,都是

威权国家,官僚社会。撇开这些因素,就只能去人力资源与素质上

寻找原因了。

我的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是,中国廉价劳力太多,形成了吸引

国际资本的强大“黑洞”,使得全世界的资金全部涌入中国。金爱

民,民拥金,金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资本一旦与无穷

尽的廉价劳力结合,当然就要造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而俄国劳

力既不廉价也不众多,当然就要相形见绌。

另一个原因则是主观因素的区别。俄国人民虽然普遍智力素质

高于国人,但那对发财毫无作用。论智商与知识占有量,芦爷的水

平岂是那位在免税商店高声质问“卢布要不要”的粗胚可以梦见

的?然而人家的腰包就是比我鼓。“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乃

是宇宙真理。

中国人乃是全世界发财欲望最强烈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能苦

吃苦做的民族。而俄国人似乎比较懒惰。从彼得堡到大诺夫哥洛德

的铁路长达 180 公里,然而据我观察,铁路两旁全是荒地。而俄国

至今尚在农产品上仰赖进口。这种捧着金饭碗讨饭的怪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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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都能吃的中国农民绝对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无怪乎中国菜

农跑到俄罗斯去种菜要发财。这种心态与性格的显著差别,当然会

造成致富速度的不同。

第四,该怎么将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会?

这是困扰了中国社会百多年的世纪难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

国必须完成的社会转型,对外是把中古时代的国家(country),改

造为西式民族国家(nation),对内是把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

会。实质上,晚清的改革已经启动了这两大和平转型。

不幸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专干缘木求鱼的蠢

事。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结果,就是锻造出了一个权力空前

的官僚集团。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

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中国社会非但

没有完成必需的社会转型,反倒登上了官僚社会的珠穆朗玛峰。

因此,暴力革命已经被过往百年史证明只能适得其反,它虽能

推翻既有官僚集团,却又造出了个权力更集中更强大的新官僚集

团。另一方面,俄国经验又证明了“和平革命约等于不革命”,不

粉碎官僚集团,彻底摧毁原来那个社会骨架,就只能江流石不转,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如今朝廷似乎也看到了改革造成的贫富悬殊以及发生原因。前

些天《人民网》发表文章,公开承认:

“只要不昧着良心,就不难发现,富起来的人尤其是暴富群体

主要由掌握权力 (尤其是绝对权力)的官员及其亲属和与权力有千丝

万缕联系的人组成,真正和权力没有任何瓜葛而致富的少之又少。

传说中的 27 亿暂且不说,一个小科长就能贪腐几个亿,而谷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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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才厚、周永康们贪腐的钱财更要用天文数字来描述。这样的景

况,不说绝后,空前是不会有太多疑问吧。”

据此,该文公开否定改革,认定“‘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

贫穷’,甚至贫富差距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这就是残酷的现

实”,“30 多年来,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为

目的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改革

带来的实际上是一场梦魇!”

那么,该怎么办?作者似乎认定不该改革,主张“改革原来的

改革”,具体来说就是 “问姓资姓社”,停止私有化,回到当年的

老路上去1。

有趣的是,作者看不到他列举的种种社会弊病,乃是官僚社会

转型的必然结果,而这个官僚社会正是当年的革命制造出来的。实

际上,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困扰过毛泽东了。

据王力披露,毛泽东曾多次说,他很早就发现,从中央到地

方,很多单位不查什么问题都没有,还是红旗单位、模范单位,一

查几乎都是实行封建统治的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

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土皇帝一句话就是法,一句话就能捉人放

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党和群众之间已经有

了很深的鸿沟,而且鸿沟越来越深,再这样下去,共产党成了骑在

人民头上的老爷,就要被人民推翻。

到底该怎么办?毛泽东什么办法都用了,整党,不行;教育,

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不行;四清,还是不行。他为此忧虑得

经常睡不着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想出来把党放在一边,发

1《〈人民日报〉发重大信号》,人民网,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45034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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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文化大革命,让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共产党的黑暗面。虽然文

革引出来的灾难有目共睹,但毛泽东到死都认为他是为中国人民作

了一件堪与中国民主革命媲美的大事。1

所以,据毛泽东自己说,他在发动文革之前,已经试过了所有

的常规手段来整党,但都毫无效果,最后不得不发动暴民造反,打

倒那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由此可见,这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让毛愁

得睡不着觉的老问题。作者是不是认为,如今的中央比毛泽东还厉

害,可以做到毛殚精竭虑都无法做到的事,靠常规手段制止“官僚

主义者阶级”大规模抢劫全民财富?如果常规手段做不到,请问朝

廷有毛泽东的魄力发动第二次文革么?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固然很难,但也不是绝对无解。靠纪检委

只是治标之策,要治本,只有靠限制官权(power),提升民权

(rights),以民权去制衡、约束、监督官权。只有靠人民的监督,

让权力彻底退出一切经济活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此之

图,再怎么折腾,也只能栽倒在毛泽东走过的死路上。

但是,我不相信朝廷有看到这点的政治智慧与决心。所以,依

愚见,还是如胡中央那样“不折腾“算了。反正贪腐并非我党发

明,而是中华民族行之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何况现在基层民众因为

生活大幅度改善,一般都心满意足,对贪腐的容忍度大大提高了。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党并无亡党“亡国”之虞,就这么混下去算了

吧。

1《王力反思录》,859-860 页。原文混乱重复,笔者稍微作了文字整理。

 

这篇文章摘自芦笛的游记：

https://dcs.google.com/file/d/0BxRY-rJv6RYUY05uaWQ5dEotSVE/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