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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再谈中国的未来――从李光耀的误区说起

作者：light12 于 2015-3-28 22:01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10评论

河边再谈中国的未来――从李光耀的误区说起 时间: 27 3 2015 17:36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再谈中国的未来――从李光耀的误区说起

老希一如既往地点出问题的要害，在我刚发的帖子下面转出李光耀关于中国问题的几点观察，话不多，我全文引在下面（为阅读方便，将（３）和（４）之间的插入语移到（４）的后面）：

关于中国。李光耀有几点有趣的观察：
（1）中国有自己5000年来的文化与历史，相信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国绝不可能发展为一个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方式”。中国会小心、逐步地进行改革，包括党内民主。
（2）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会继续“低调地”强大起来，使影响力提升，但必要时也会展现力量。
（3）讲到西太平洋局势，李认为中美两国在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开始，并将延续到21世纪后中叶。
（4）中国应有潜力继续维持8%上下的增长率15到20年，但前提是要顺利推动各种改革。
未来二、三十年，中美两国实力将实现平衡，中国有可能把美国势力赶出12海里、甚至是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届时，中国将成为区域大国。但中美应不致发生军事冲突，唯一的“危机”是台湾问题。但李认为由于经贸依赖，两岸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李光耀是刚去世的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是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敝人何来根据说他的观察是“误区”？我得承认，我没读过李先生的整本原著，只是在不同的文章里读到过他的各种观点。我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例如东亚国家人民的民族性和西方人的差别等，但是不同意他的基本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不适合亚洲社会。他的这个观念引升到中国问题上就是上面的引文里的第一条所述“中国决不可能发展为一个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国家”。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在我看来是李先生整个思维判断里的误区。说它是误区，根据是我前贴《胡线两边两重天》里所讨论过的“混淆了国家目标和追求达到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我认为李先生的逻辑是建立在将社会制度当成了国家目标的基础上，所以论证才会通过强调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方式的不同，中国不可能发展成为西方概念下的民主社会的结论。

一、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目标吗？

窃以为这是讨论现代化问题（或是全球化问题）时不能避免的第一个问题。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最终追求的话，全球化也就是一个伪问题，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一种文明对于所有其他文明的征服。所以这是避不开的问题。

我以为大大小小的人类社会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人类作为同一起源的智慧生物的最终追求是相同的，这个目标就是自由。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类社会的差别之一是对于自由的不同认识。

自由的问题我已经谈过很多，简言之就是大家都有同等的权利做或不做不妨害他人的事情，这一目标只有在社会秩序得到保障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自由的实现是通过人对于自然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两种自由来体现的。

自然的自由主要通过经济发展来体现，即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不再受自然的约束，可以有充足的物质产品来满足生存需要和扩展生存空间，也就是吃的好，飞得高，等等；社会的自由则是通过所有的人在同样的社会里都有相同的机会来体现，也就是同等的言论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同等权利，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等等，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设计来实现。

而上述两种自由又是相互影响的。例如，人发明了飞得更高的技术后，这个技术就可能引起全社会的需求，如果社会的现有制度妨害这一技术为社会成员所享用，这个制度就受到需要改进的压力。再比如，一个社会制度保障了所有人的言论权利后，这个社会的思想活跃度就会增加，有助于新技术新发明的增多。

人对于自由的认识是一个超过200万年的漫长过程，真正的大幅度进步99%以上发生在过去500年里，而全面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两方面都能做出最合理的安排仍然是在探索之中。在这一方面，西方文明无疑是走在最前面，并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全球化。而这500年里，自工业革命开启后的现代化过程不过200多年，只是人类历史的万分之一的时间，几乎相当于一个人为解决一个问题工作了一整天八个小时，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却是只用了二秒钟不到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就不难理解，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追求自然自由，经济愈发达，这种自由就愈多，同时也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开始追求社会自由。当人对于自然的自由极为有限时，---也就是物质极度匮乏时，人对于自然自由的追求当然是优先于对于社会自由的追求，毕竟生存最为重要。一旦前者解决了，对于后者的追求必然会提上日程来。

李光耀形成他的思想时，恰恰是新加坡经济落后的时代，1956年的人均收入是511美元。李光耀用他的铁腕治理给新加坡建立了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而在35年间将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几乎100倍。这显然是李光耀的成功，但是这不表明新加坡人就只要经济发达，不要社会自由。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第一次低到刚过60%。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幸福感最终是建立在自由之上。李光耀自己就是一个亚洲人，他同样要求有自己的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所以才会向英国人要求独立和自治。除非李光耀能够证明他是亚洲人的例外，也是华人基因里的例外，他自身的故事就是他的思想误区的证明。

二、法治和民主到底是个啥？

简单说，法治就是管理社会时，遇到问题按照事先定下的规矩办。读者要问，如果发生的问题不在规矩之内当如何办？答案是按规矩中的那条专门为处理条例之外的问题的规矩办。相对于法治就是人治，遇到问题按社会领袖的旨意办，不管这个指示已经事先设定（法制），或是此刻的发布（指示）。如果按事情的处理结果来评判的话，人治未必事事的处理不如法治。问题在于法治的公平比较容易达到，人治的公平容易产生偏差。

法治未必需要民主，例如新加坡独立前的法治和香港回归前的法治，都是例子。之所以法治要加上民主，根子还是在于没有绝对的法治，法治还是要通过人来实现。所以，一旦出现了有人利用权力绕开规矩时，或者制定规矩为少数人谋利时，法治就成了空话。引入民主就是设立一条可以将不守法的领袖赶下台的机制。像李光耀这样的一生廉洁的领袖固然不需要被赶下台，可是谁知道以后的领袖又会如何？加上一个让人民有权把坏的领袖赶下台的机制，既不会妨碍像李光耀这样的人再上台，又能防止坏领袖长时间做恶，岂不是更好的设计？话虽这么说，可是平民百姓如果对于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理解错误，会不会给更坏的人制造机会把好的领袖赶下台，把坏的领袖选上台？当然可能，希特勒就是一例。所以关键是要有一个保证可以把坏人赶下台的机制，因为人总不会永远受骗。这个事情不容易办，弄不好就会出现打架骂人甚至弄得全社会鸡飞狗跳乱成一团的局面。李光耀和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的历史说明中国人就是学不会民主，也不知道法治，只能永远搞自己的一套人治。

李光耀用新加坡的成就证明了他的观点不错。不过新加坡自1959年从英国手下获得完全自治至今不到60年，至少现在出现的变化已经开始对李光耀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三、中国人追求自由吗？

我以为中国人不仅追求自由，而且热爱自由。这是我照镜子后得出的答案，所以没有证明可给。不过，如何保证人人都有自由，如何人人都热爱自由且不会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些才是中国人的问题。从中华民国诞生那日算起，转眼就是一个世纪过去了，上面的问题还远没解决，甚至很多人连这个问题的存在都不知道。这是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时除了具有天然的追求自由的欲望，却没有天然的行使自由能力的知识。如果中国人自小就接受类似李光耀的教诲，他长大后当然相信中国人属于不需要社会自由的人，只是需要自然自由的人，属于经济动物。

李光耀去世了，人们会记得他对于亚洲的繁荣所作的贡献。但我还希望，李光耀误区也会随着李先生的离去而更快地被人认识。日本在19世纪过去了几乎70年才开始大规模改革，25年后就打败了清帝国，40年后打败了沙俄帝国；新加坡在李光耀领导下35年间人均收入增加100倍；中国大陆改革35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他台湾、南韩、香港等都有发展经济的传奇故事，说明亚洲人有追求和获得对于自然的自由的能力。最近20多年里出现的台湾和南韩的民主化的成功，大陆民众不断增加的对于历史真相的恢复，都是亚洲人追求社会自由的明证。

四、走出误区

日本人在19世纪后三十年的改革中，将国家主义教育放入教科书，为后来走向军国主义埋下了种子。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的各种篡改历史的教育造就了数代按照虚假叙事思维的人。当一个社会里有太多这样的个人，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出现对于外部世界的误判。美国哈得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皮尔斯伯里曾经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鸽派”，自1969年起就鼓吹要鼓励中国融入世界，后来在中美建交和实行改革开放后又支持对华积极交往，不过最近几年开始彻底转向，认为中国有一个秘密逐渐取代美国的计划，主张政府做好对华战争的准备。

皮尔斯伯里的证据建立在他和大量的中国军政官员的接触上，几乎他接触的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对他说，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围堵中国，不让中国崛起。皮尔斯伯里说，他请对手拿出证据来，对手就会拿出几套“阴谋论”的书，且大都是中国人写的书，来证明自己的说法。皮尔斯伯里说，他向这些人解释说，对于美国来说，显然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中国远比一个贫穷动乱的中国对于美国更有利，并且这种认识贯穿于美国一向的对华政策，他并举出实例来证明他的观点。皮说，他的中国对手下面就会拿出孙子兵法的说法来堵他的嘴，他们绝不相信一个有着优势的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国家崛起。皮尔斯伯里还读了一些“阴谋论”的书，他的结论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就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没法说到一起去，美国必须备战，也就是说，要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来做准备。

所以我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思维方式不改变，结果就是太多地依赖个人的预设价值来引导思维，在自己制造的虚假世界的基础上作出判断。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无论在地理位置、人口增长趋势、拥有的资源、和邻国的关系、维持国家的统一等方面都会耗费大量的资源，无法和美国相比，更不必说中国没有可以向世界输出的独特的价值理念。

误区的产生来源于将个人的价值预设下的判断随意扩大，既然自己相信“天无二主”那么别人也一定相信它。走出误区就是要实事求是。所以，对于要找一个自己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办法与是否承认要限制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习近平承认“要把权力权力关进笼子里”对于中共是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它显示了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的面对事实。只要坚信“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第一次找错了办法就还有第二次，就会有进步。如果中国人的治国也要限制权力，也能做到限制权力，那么中国人又为什么一定不需要民主，不能学会民主？答案当然只有由时间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