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 谈谈“苦吃苦做”和“中国经济奇迹”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谈谈“苦吃苦做”和“中国经济奇迹”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的讨论已经很多，一直争论不断，原因在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恰恰发生在一个专制且日益腐败的政府的治下，并且这个政府一直在用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就给这个讨论带来了难处。反对专制和腐败的人们当然不能接受“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专制腐败政府所制订的经济政策”这样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等同于为专制和腐败背书。反对和质疑普世价值观的人们正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恰好说明西方的一套不灵，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才能把经济搞上去。

自认中立客观的第三者说，上面两者都没说对，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中国人特有的“苦吃苦做”的民族特性上，所以只有中国而不是俄国或印度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这种“苦吃苦做”的民族特性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其实还创造过台湾等地的东亚经济奇迹。这个解释更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苦吃苦做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国人只关心钞票，不关心民主自由。这个“民族性”说法其实早已有之，西洋人几百年前刚到东亚就注意到了东亚民众的苦吃苦做，------商店开业时间长，常年没有休假，甚至有人认为西方人如果和东方人做生意一定是输家。

我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强调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其实是因为在过去30多年里较好地遵循了经济规律，而遵循经济规律未必一定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做到，专制政府就肯定做不到。苦吃苦做所表现的是劳动力的素质，当然对于经济发展有所影响，但却不是过去30多年经济奇迹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经济规律。下面我就这个观点做点较为仔细的分析。

一、富裕来自效益

我在《下里巴人》里介绍过，经济学研究早已发现，社会的富裕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一个人劳动一天所得有限，但这个问题又不是可以单靠延长劳动时间来解决。因为当产出低下时，延长劳动时间虽然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但是人需要补充的能量也会增加。人类的农业社会历史有一万年之久，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各个主要文明里基本都是95%的人都要从事农业生产，而如今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过是总人口的3%多一点，并且一个人的食物消费是农业社会时的数倍。所以人类社会走向富裕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启后200多年间的事。

既然在生产力低下时单靠延长劳动时间不能致富，中国人为什么要苦吃苦做？我的推测是，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农业社会不断有太平年间人口增加然后接着是耕地有限不堪负荷的长时间资源短缺，逼迫人们延长劳动时间和紧缩食物消耗，逐渐造就了汉民族特有的“苦吃苦做文化”。在人的生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多逸少劳才符合生存需要，所以苦吃苦做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因此人一当不缺吃穿时，苦吃苦做的文化现象就即刻消失，所以它不是一种植根于种族的“民族性”，不过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当苏州近郊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征而得到了大笔的补偿后，这一地区的“苦吃苦做”立即无影无踪，大家都天天围着麻将桌打发时间；伦敦150年前的成衣厂的女工也一样被迫苦吃苦做。

“苦吃苦做”可以致富吗？我以为当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生产力低下，且只有相对少数的人苦吃苦做时，这些少数人可以由此比其他人较快产生积累，也可以致富。汉人在南洋的移民当属这种情况，但却是少数人致富，不会是全社会的财富大量增加，因为社会的总生产效益过低。所以，这种现象并不改变“效益致富”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汉人移民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后就少有如去农业社会的南洋那样致富的。

二、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汉人大多都是苦吃苦做，可是整个社会都穷，因为所作所为违背了发展经济的基本规律，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低下。毛身后的改革没有两年就解决了很多农产品的短缺问题，靠的是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工业发展上几乎没有进展，因为工业方面对于劳动效率的依赖性不同于农业生产，制造好的汽车和轮船不是辛勤劳动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新的技术。

吸引新的技术，同时还要吸引资金的流入。这就要求给与投资人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劳力、方便的交通、便宜的资源、优惠的税收等。中国当时的政体和很低的生活水平都比较其他地方更好地满足了这些条件，尤其是开放之初正好有港台的大量资金和相对先进的技术，所以很快通过“特区”政策的优惠做出了示范，又很快通过各地的模仿扩大到了全国。（这里说的“全国”其实不过是胡焕庸线的东南，不是整个地理分布意义上的“全国”。）

胡线东南本来就人多地少，改革后的劳动效益的提高，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时间内提供了充足的劳力，城市人口则给如“大众”和“福特”这样的合资企业提供了劳力，而欧美的强劲消费更促进了这一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发展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的快速起飞。但是，缺乏法治制约的政府行为也借此形成愈来愈多的腐败，加上不同地区出现的权钱结合的打着发展旗号的腐败，使改革开放的红利分配日益倾向于利益阶层。

三、经济发展规律的普适性

经济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不因国家的不同而改变。专制政府未必都是不要发展国家经济的政府，这方面的例子无需我再一一枚举。同样的逻辑下，专制制度的问题不会因为经济发展了就自动消失了，甚至可能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面前是一个专制政权就否认那个政权下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无关不过是无视现实而已。如果“苦吃苦做”真的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决定因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岂不早就生效了。

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这些多半与人文地理有关，与人性无关，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相同的来源。所以，好逸恶劳这样的行为是生物学的需要，属于本能行为；而苦吃苦做这样的行为是环境逼迫下的反应，随着环境变化。追求自由是人的智慧活动的天然指向，属于人性；逆来顺受属于环境逼迫下的反应，会随着自由度的增加而改变。理解这些后，再来解读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包括“中国的经济奇迹”，就会容易得多，恐怕也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