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

作者:light12  于 2024-7-8 17:2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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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周恩来, 毛泽东

时间: 09 8 2007 21:16 
作者:芦笛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一)


芦笛



历史令人入迷,中共党史更令人入迷,而毛周关系的奥秘则最令人入迷,或许是世上最难参透的谜。


一、三个事实


有三个事实大概谁都得承认。第一个事实是,周恩来才干过人,起码是个人魅力(charism)天下无双,这还不是光能迷住国人,鬼子也一样神魂颠倒。大作家海明威的夫人在张戎采访时曾对后者说,当时只要周向她招一下手,她就会跟他上天涯海角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里花了大量篇幅倾诉他对周的崇拜,说周就像一道中国盛宴,各种各样的美味无穷无尽。周与他和尼克松会谈时,桌上就只有一张空空如也的纸,什么文件都用不着,让他和老尼佩服得不得了。

至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凡是接触过“周公”的人,无论是什么政治背景,少有不被周俘获的。那糊涂死了的张少匪最TMD混帐。1991年李勇、刘宾雁、曹长青等人去采访他,他竟对自己闯的大祸作的大孽毫无认识,坚持当时反对蒋公“安内攘外”的英明方针是正确的,坚持共党不可摧毁,只能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他虽然也意识到西安事变错了,但那并不是着眼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忏悔,而是因为蒋四十多年来力排众议保护了他这叛国元凶,并对他关怀备至,他觉得当初那么干对不起那个金兰兄弟罢了。最混帐的还是,他明明被周玩了卖了,可到死都还无限崇拜人民的好总理,承认直到后来还和邓大姐保持着联系!

人类有史以来,大概还未见过这种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蠢货,其对周的孝心,大概只有与浪子私奔、被对方卖入窑子还之死无悔地苦恋那冤家的富家千金可比。这种浪漫导致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如同“神风特攻队”与回回自杀炸弹一样,不乏美学价值,却连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的见识与骨气都没有。

而就是这种白痴,也居然一度“三分天下有其二”,当过中华民国陆海军副总司令。看来中国这种地方,无论什么阿猫阿狗,谁去统治都没问题,宜乎老毛要作伟大领袖。的确,连朱温都能做开国君主,毛又何以不可?当然话大概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朱温连儿媳妇都淫遍,人家毕竟也没有搞过“小土群”和“卫星田”不是?

这些当然是题外话,我想说的还是,从这些例子可知,不管政治立场如何,若您想尊重客观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论才干或至少是公关能力,周恩来确实是历史上罕见的出色人物。

另一个事实也无可置疑,当然樊弓教授和爱党同志头可断,血可流,但决不肯承认这一点,那就是毛泽东乃是最缺乏治国才能、最不称职的国务家(咱们照顾人家的阶级感情,采用“政治正确”的委婉表达,不用那实事求是的“治国白痴”称谓算了)。中国之所以在现代史上遭受了那么深重的灾难,不是因为毛与斯大林一般的邪恶,而是因为他难以想象的极度愚蠢无能,还要愚而好自用,天马行空,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白痴哲学去改造中国。

换任何一个人去,无论是张国焘、王明、博古、张闻天、高岗、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中的哪一个去坐毛那把交椅,不管是内政外交,都决不会使出毛那些大手笔来。中共执政后当然只会“苏规华随”。“三大建国硬件”当然要装上去,但第一未必会“一边倒”,第二不会“抗美援朝”,第三不会祭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来,第四不会搞中苏大论战,和老大哥兵戎相见,第五决不会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六不会“备战备荒为人民”,第七不会搞教育革命,让中学毕业生下乡,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第八不会勇当“世界革命领袖”,满世界撒钱,让中国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美国的692倍。

这些的的确确是只有毛才画得出来的个人作品,就连党朋,谅来也不敢否认吧?否认这些,就否定了毛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个人特色,就否定了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到底,毛作为国家领袖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这些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把这些去掉了,毛这个历史人物也就不存在了。毛的伟大不但在于这些大手笔难以思议的愚蠢,更在于这愚蠢的规模之宏大,它既是qualitative,又是quantitative。

毛的底细芦某这庸人能一眼看穿,周那绝顶聪明者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就连林彪同志也曾留下了许多亲切教导,无情地揭穿了毛的弱点。林副看得出来,伴毛一生,以揣摩圣意为生存前提的周会看不出来?周虽然只是个知青出身的官僚,中学数理化还是学过的,而且毕竟吃过两天洋面包,岂有看不穿“全民炼钢”、“亩产万斤粮”那些弱智笑话的?

可最奇怪、令人最不可解的怪事是,人民的好总理自延安整风后,从未敢对毛强项过,从来对之奴颜婢膝,先意承旨。无论毛怎么胡闹,周都昧着良心纵容支持他。其所以如此,乃是对伟大领袖怕进了骨子里去,以致让自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活得最卑微、最可悲的软骨头,其卑躬屈膝、唾面自干、任人作践的怯懦,古往今来无出其右者。以致最后不但连汪东兴、李志绥那些有相当阅历的人,就连王海蓉、唐闻生等无知愚妇人都要鄙视他。

这原因毫不费解:周当然是美男子,不幸却不是男子。一个人自甘凌辱到了在针对他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地步,卑劣怯懦到亲笔批准逮捕义女孙维世和弟弟周恩寿的程度,便再英俊潇洒、倜傥风流、侃侃而谈,也没人能看得上,就连女人也一样,遑论是江青同志那种恶婆娘。

有趣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迷醉于“周恩来神话”中。我记得这神话似乎是孔捷生发明的。90年代他在《争鸣》上发表了篇文章,说毛直到林彪事件出后,才意识到天下尽入周手,因此而无限颓唐,镇日赤条条卧于深宫,云云。有人更发明出林彪事件是周一手策划导演的天方夜谭来。甚至在我在《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中对此神话作了有力驳斥之后,有人还要来信跟我缠夹不清,“睡着拉屎──横挣”,似乎我还没吃够网上大大小小智障人士的苦头,需要额外给我增加定量!

其实粗知历史的人都该知道,周平生最大的羞辱就是在林彪出逃之后蒙受的,而且那借口之荒诞不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973年11月间,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寻思半天,最后不敢打扰毛,便接见了基辛格。基辛格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并主动提出要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保护中国的防御系统,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方已为此草拟了文本。

对此,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也没说什么。但他听了充当翻译的王海蓉、唐闻生的详细汇报后大发雷霆,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会前他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毛甚至还把让红卫兵列席8届11中全会的流氓手段再度使出来,践踏“组织原则”,让外交部那些小帮菜也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下令:“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他的唆使下,“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场,周患了癌症还要抱病出席,被斗得死去活来。据他的保健大夫回忆,就连“周办”的人如秘书、大夫、司机等人都作了随时坐牢的思想准备。

等到整得差不多了,毛再故伎重演,出来扮演救命恩人,轻描淡写地否定了“11次路线斗争”说,可就连他的饶命方式也充满了侮辱与猫玩老鼠式的残忍。

12月9日,毛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向外界透露“党内机密”,笑道:“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根据张戎对在场人的采访,毛还在接见结束以后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

这在我看来乃是男人能蒙受的最大羞辱。被毛无端发难整得死去活来,虽然难受,但毕竟毛还是上级,可以用传统“忠君”原则强辩过去。可让暴君整了,还要当着两个孙女辈小人物任意拿他开涮取笑挖苦,恣意作乐,这就完全是把周当成可以随意糟践的弄臣小丑了。历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个皇帝如此轻侮戏弄过重臣的。有道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算是如同刘少奇、贺龙、彭德怀、林彪那样给整死了,只怕也要比如此腆颜苟活痛快得多。

然而周似乎并不觉得那羞辱无法容忍,直到1975年6月16日,也就是他死前半年,他已被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要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卑躬屈膝到贻羞千古的信: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

“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怕毛怕到这个地步,竟然连张玉凤那种文盲烂婆娘都毕恭毕敬,又是“您”,又是“拜托拜托”,只不过是求人家千万要在主席心情好时念给主席听,以免反倒坏事。古今佞臣多矣,似这种毫无骨气,不讲起码尊严的臣子还真少见。

可惜如此苦苦乞怜仍然无法软化毛的铁石心肠,一个多月后毛便发动批《水浒》,扬言:“《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这才终于击穿了周这个千古一奴的耐受点,9月20日,周在进手术室前一刻,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就是自延安整风后周唯一一次对毛的“反抗”,令人只觉得毛骨悚然:姑不说否认自己的罪名不是什么反抗,就算是吧,那又何必要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周很清楚以他的病情和体质,很可能不会活着从手术室出来)才喊出这微弱的一声?连老百姓都知道“除死无大事”,周就算是天生无骨孬种,从癌症确诊那天起,就应该什么都不怕了吧?可他非要留着那生命的最后一息来呼出这抗议口号,而且还不敢在前面加上一句“告诉毛主席”,连为自己喊冤都还要羞羞答答地用曲笔!您说历史上还能找到活得比他更卑微的人么?

所以,任何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得承认上述三个铁的事实:周恩来乃是党国才干最杰出的官员:毛泽东乃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治国才能而又最愚而好自用的蠢才;周怕毛怕进了骨子里去,为此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战友和亲人的性命与个人尊严,逆来顺受曲意逢迎毛的一切胡作非为。这三个事实就是毛共的trinity。

时间: 10 8 2007 14:49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二)


芦笛


二、周恩来的治国才能


前文贴出后,有的网友认为周只是个平庸的行政官僚,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治国才能,我高估了他的本事。这种疑问产生很自然:有毛作如来佛,周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路线错了,就一切都错了。在他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周当然只能是卖国总理兼卖国部长(注:建“国”早期周曾兼外长,专任总理后仍然主导外交工作)。

但即使是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卖国外交路线,周仍能显出才干来。他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在谈判形成僵局时,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周这种本事。第一个例子是韩战遣返战俘问题。这事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这里再简单重复一下。

在最初的和谈中,双方本已基本谈妥,最后谈到战俘问题时却触了礁。联合国军提出,遣返战俘必须在自愿基础上。如果战俘不愿意回国,那就不能强行遣返。联合国军之所以提出这要求,乃是二战留给他们的沉重的良心负担。当时盟军解放了被纳粹关押的大量苏军战俘,还拘留了许多从东方逃到盟军占领区去的白俄。盟军遵照跟斯大林事前达成的协议,强行遣返了这些人。但他们一回国去就被斯大林送往古拉格,其中许多白俄更遭到枪决。

为这事,西方政府遭到媒体严厉抨击。以后他们再遇到类似的事,当然要吸取既往沉痛教训。更何况大部分被俘的“志愿军”将士跟如今那些敢于并善于作“二奶”、死赖在美国的爱国壮士们一样,并不想回国,要求到台湾去。对这些人的自由意愿,民主国家领袖当然不能不尊重,因此这就成了联合国军不能退让的底线。

另一方面,共军也绝对不会同意联合国军的正当要求。凡是大陆人都知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和我党的宝脸比起来,草民性命一钱不值。根据《面具后面的周恩来》一书提供的数据,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拒绝国际社会主动提供的人道援助,反而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和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避免国际社会援助,竟不惜隐瞒真情,虚报震级,使得国际慈善组织连口都无法开。如今竟然有大部分战俘不愿回人间天堂,要投奔水深火热的地狱台湾,让我党这脸往哪儿搁去?当然只会要求对方全部遣返,好从容收拾那些叛徒(也就是冼岩先生谴责的“二奶”)。

于是双方都遇到了不可退让的底线。当然底线产生机制不同,联合国军的底线是人道主义,共军的底线则是面子问题。无法退让,当然只能再打,于是为这个问题竟然又多打了两年仗。双方在“伤心岭”一带血腥拉锯,为了寸土得失,极度无谓地贴进了许多性命去。

最后突破这僵局的办法还是周恩来想出来的。他在抨击美帝违反国际公法扣押我方战俘的罪恶阴谋的同时,提出应该由中立国家成立一个甄别委员会,逐一interview每个战俘。战俘应对这委员会表明自由意愿。双方再根据甄别结果决定是否遣返。因为结果公开,所以无论何方都无法作弊。

联合国军本来就没有蓄意扣押战俘,所争者不过是必须尊重战俘意愿,当然立即就接受了这方案。反过来,它也给我党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让我党能趁机使出高寒“反败为胜”的拿手功夫来,宣布在朝鲜人民军和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美帝违反国际公法、试图扣押战俘的罪恶阴谋破产,不得不乖乖接受中立国家的甄别。

于此,死结终于打开,停火协议很快就签订了。在胸前效法岳飞刺上“反共抗俄”的大部分志愿军战俘们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下,多年后衣锦还乡,大把撒银子救济众乡亲,让那些选择回国后遭到多年迫害的战友们后悔得几乎把肘子都咬了下来。而在中国的密集突击洗脑动员后,自愿选择留在中国的寥寥几名英美士兵却让东道主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最后只能请人家陆续回国。

另一个例子则是中美上海公报的签订。尼克松首次访华,对世界特别是对双方的盟友都是极大震动。中美已是20多年的事实敌国,双方意识形态分歧深如鸿沟。虽然可以达成秘密谅解,但在场面上却不能不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这就给会谈公报的撰稿带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根据国际外交惯例,会谈公报都只能写双方同意的内容,如今中美双方连能公诸于世的共识都没有,这公报还怎么写?

这问题便成了无法解决而又无法绕过的障碍。如果没有公报,那就等于向世界宣布尼克松访华一无所获,乃是一场大失败。尼克松是民选总统,断乎承受不起这种形象损失。中方虽无这问题,可也难免要在国际上让人笑话。更重要的是,没有公报必然要导致双方盟友的猜疑,怀疑中美私下签订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密约。

因此之故,尼克松等人无比焦虑,一行人玩到上海,马上就要回国了,都还想不出个对策来。此时周恩来却提出,干脆抛开国际外交惯例,在公报上各自阐述双方立场,其他不用多说便是。

此议一出,尼克松、基辛格不由拍案叫绝。中美双方都需要安抚各自的盟友,都怕他们担忧自己出卖了他们的利益。这种各说各话的会谈公报虽在国际外交史上未之前闻,但的确是中美双方最需要的东西,也是在当时两国特殊国情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解决办法。

于是中美双方便各自起草己方的发言。当然老美耍外交辞令的滑头功夫也是不错的,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此不持异议。”

后来懂了英文,看了基辛格回忆录,才知道那“不持异议”的英文版乃是“do not challenge this standpoint”(不敢保证是否原文),直译乃是“不挑战这一立场”,意译似乎不是那么准确,但毕竟中文版应该经过美国专家的校对。虽然那些专家的中文水平远逊于芦某,毕竟那是经过美国官方批准的外交公报,再不可能更动了。就算翻译不是那么准确,毕竟它体现了老美的滑头──它压根儿就避开了何方才是正统的法理问题。

这两个例子似乎足以显示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外交的本质就是农贸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双方都想占便宜,但仍然愿意达成交易,所以,最能显示外交才能的就是提出这种双方都能接受的deal来。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例如在上述两例中,联合国方人才济济,竟然无人想出这“中立国甄别”的台阶来让中方下台,而在尼克松访华时,美方殚精竭虑也想不出那各说各话的巧妙勾当。因此,我不能不认为周恩来的确是难得的外交人材。

更何况在外交场合,个人魅力乃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天然优势。蒋宋美龄夫人之所以能为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立下全民必须世世代代铭感在心的大功,与她本人的相貌、学养和风度分不开。英迪拉·甘地夫人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让西方对她肢解巴基斯坦以及在国内践踏从英国学来的民主程序的行为睁眼闭眼,与她本人完美的学识修养、标准流利的英语,以及善于利用女人身份占西方绅士的便宜很有关系。类似地,叶利钦的国际形象也有赖于他本人的魅力。只有江共那种蠢党,才会派李大牙那种无才缺德、丑陋盖世、专说臭话、蠢话、难听话的“三话干部”去作外长。

周对毛共事业的贡献也丝毫不逊于上述优秀的外交家。如张戎的巨著介绍的,当时盟国在重庆的官员除了极个别例外,全都被周俘虏了:“英国大使科尔(Clark Kerr)直言不讳地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蒋,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这还没提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以及美国国务院谢伟思那干人。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在那干浑人的鼓噪下制定的,以致后来内战爆发后,美国竟然在苏联大举捐助共军的同时停止对华援助,就连宋美龄去秦庭哭师也丝毫没用。周恩来在重庆作中共大使,其一张嘴的作用并不低于三十万毛瑟精兵。

上面说的是外交,那么,内政又如何?读者需要牢记在心的是,从头建国和接管一个运转如常的国家完全不同,前者需要组织才能。斯大林就是靠这种才能才从众多的革命领袖中脱颖而出的,也是靠这才能才胜任了苏军最高统帅的任务。他对苏德战争的贡献不是指挥战役,而是出色地组织了全国的战争努力。没有这种举国一致全力以赴的努力,则朱可夫再英明也无法战胜纳粹德国。如果用中国历史类比,则斯大林起到的是萧何的作用,而朱可夫和其他元帅扮演的乃是韩信的角儿。

奇怪的是许多中国人只看得到毛泽东式阴谋诡计,认为那是人类智慧顶峰,却意识不到组织才能的存在,以致中文里连“organizer”这个词的等价物都没有,要翻译便只能是“组织者”,听上去跟“战略家”似乎不在同一等级。如果把“great organizer”翻译成“伟大的组织家”,只怕大众要觉得怪怪的。

周恩来就是这种伟大的组织家,张戎和哈里代同样看到了这一点: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不一而足。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这观察很准确,作者未指出的是,周恩来其实并未在苏联受过长期训练,但他在苏联短期内见识到的也就足够让他把斯大林的本事学过来了。这人在政治上的学习能力的确非凡。例如中共的特工系统也是他和其他人从苏联学过来的,其成就并不亚于先生。中央特科“红队”诛杀变节者的赫赫战果不必说,共谍对国军的全面渗透也不必说,哪怕是在美国,周都有王牌间谍,例如中央情报局顾问金无怠据说就是周亲自发展并掌握的间谍。如果不是俞强声叛逃,老金只怕至今还在逍遥法外。可叹的是老金为我党立下了大功,最后在牢里呼吁中共效法苏联交换间谍,用魏京生把他换回去(当时老魏还在坐牢),中共政府却矢口抵赖,让他伤心绝望之余在牢里自杀了。

其实经过文革的人都该看出周恩来的组织才能,光是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组织任务就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那时政府机构已经开始瘫痪,铁路乱得一塌糊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学生涌入北京。那些具体事务,中央文革的风头人物是绝对不会操心的,只有周恩来敢于并善于擦那些简直就没法擦的屁股。他想了许多花招,诸如让毛林乘坐北京牌吉普检阅学生队伍,学生以常规游行方式通过天安们,调集“解放牌”装载学生通过天安门等等,使得毛顺利接见了一千二百万学生,也使我等并未忍饥挨饿,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在北京白吃白喝几礼拜,尽管吃的不过是馒头和粉条胡萝卜汤。

我已经在《治国白痴》系列里指出,周具有的治国才能特别是组织才能恰为毛彻底缺乏。毛天生的反叛性格,决定了他憎厌一切规章制度,乃是破坏天才,建设白痴,这就是他为何在文革造反派顺利砸烂了党国政权之后,却没有本事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用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乐园。他朦胧的理想状态,似乎就是让国家永久处于类似战争的动乱状态,好让人民的无穷无尽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彻底发挥出来。可惜他的天性另一面则是叶公好龙,本能地知道那是受控核反应,随时有爆炸危险,因此他必须有个为他擦屁股的苦力,而这就是周的全部存在理由。

有个小插曲最能说明两人的智力构型的迥异。九大开幕后,选出了主席团。毛当然是会议主席,林是副主席,以下的主席团成员统统按姓氏笔划排名。周于是坐到了普通成员的席位上去,前排只留下毛林二人。毛开始行使会议主席职权,但立即就被会议程序弄得找不到北了,翻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大叫:总理呢?总理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坐到这里?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周这才排众而前,坐到伟大领袖身边去,解决了那最简单不过的问题。

因此,许多人以为周没被整,乃是因为他什么了不得的“勾践战略”智胜了毛,谬之极矣。毛知道离开周那种行政干才和组织家,他立刻便寸步难行。他之所以最后决定结果周,乃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怕周在他死后否定文革,所以必须让周在他先死。但不到最后那一步,毛就不会使出毒手来。这一手他大概是从《三国演义》虚构的孔明控制使用魏延,并在身后留下如何杀魏的锦囊妙计里学来的。

邓小平早看出毛的这个特点来了。他曾对女儿毛毛说,毛泽东整人还是有数的。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整你一下,但整到什么地步,他还是心中有数的。

这所谓“有数”无非是两条:第一,是否构成对毛本人的威胁或是想象的威胁。第二,是否有用。他知道便借周一个胆子,周也不敢谋大位,而周对他极度有用,所以他当然要留着“限制利用改造”之。同理,他把朱德做成了个终身傀儡,比英国女王还有职无权,但他绝不会抛弃那点缀,因为朱乃举世公认的红军之父,那花瓶对他有用。

所以,周其实不用那么低三下四,毛也不会使出毒手来结果了他。相反,越是低三下四,反倒越让毛鄙视他。李大夫说毛接见红卫兵前,周把地图放在地毯上,跪下去为毛指点次日行车路线,毛乐不可支地看着周跪在他面前。这细节非常生动逼真,绝对符合两人的性格特别是毛那种sadist的性格,编造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综上所述,无论是论内政还是外交的才能,周都足为一国之君。即使是论资历,他在过去也一直是毛的上级。毛篡党夺权,主要夺的还是周的军权。如果周不拱手让出大权,那红太阳绝对轮不到毛来做。即使后来让位了,似乎也不必那么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连江青同志的小婆娘窝心气都要默默忍受。人邓小平资历威望远不如他,不也曾顶了一下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长江,别人都说很大,我看大并不可怕。江青同志不是很大吗?小平同志顶了她一下也没啥。”

赶紧对丝毫不懂马列毛主义的党朋解释一下,这是本人恶毒篡改最高指示,原文是“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啥。”不过毛倒确实因为老邓拍桌子痛骂江青赞扬过他,说他的钢铁公司开得好。

所以,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周的确有资历有才能取代毛作为国家领袖,但他心甘情愿让位于前,不敢抵制或反抗毛的倒行逆施于后,这并不是什么忍辱负重的“勾践战略”,而是他真对毛死心塌地的服。这从毛病危时周的反应里就能看出来。

1971年12月底,因受林彪事件刺激,毛一度病危,昏迷过去,看上去跟死了也差不多。当时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闻报后立刻大小便失禁,必须更换裤子后才能赶去看毛。此事由李志绥大夫提供,我认为很可信,因为我实在看不出虚构这种事能达到丑化谁的目的。

更何况周恩来侄女周秉承转述周的卫士张树迎的回忆支持李的说法,毛病危的确给周带来了巨大震动: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光是这段证词,就足以令那些“周为老干部忍辱复国”的弱智神话的鼓吹者一劳永逸地休息了。既然周用心如此深远,此时岂不是摆脱毛的最佳良机?他又何必吓得literally屁滚尿流?

其实就连官方媒体现在都承认了,在周毛卧病期间,叶剑英想武力解决四人帮,前往医院游说周,被周否决了。我看即使毛在周先死,四人帮也得等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里出来的英明领袖杨梅头华主席来粉碎。

由此可见,周自称只能“跑龙套”,信誓旦旦地一再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当然是请毛放心的表白,但也是周的心里话。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不光是他这么看,就连知道内幕的人也这么看。我记得李大夫曾在某次演说中针对大众崇周心理评论道:周根本不如邓,他压不住全局。人家可是大墙后面出来的人,说这话总有三分依据,是不是?

那么,以周如此杰出的才干,为何会死心塌地地奉一个治国白痴为神灵呢?毛到底在哪些地方具备他没有的本事,让他不得不心悦诚服,终生不敢起叛逆之心?

时间: 11 8 2007 18:26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三)


芦笛


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70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党内外否定毛的暗潮随之涌动。此时老邓却借接见外宾之机,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勋,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后又推出了“四个坚持”,于兹堵死了我党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从党国利益来看,老邓此举的确是高瞻远瞩。当时就连我这草民都能看出来,老邓没有条件作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还有列宁那尊神在,反正布党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来的。批了毛,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在哪里?这难题不但存在于当时,而且只要我党执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与“非共”乃是一回事,决无可能剥离开。

不仅如此,客观地说,老邓那话也有三分真实。的确,没有毛泽东,我党很可能就不会上台,当然也不会至今还在黑暗里摸索──随着苏联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盘,那下场还能跟缅共德钦巴登顶和柬埔寨波尔布特两样?

老毛当然不是我党吹出来的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算无遗策的活神仙。中共的胜利,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列宁革命工艺学,使得我党得以建立并学会了师傅发动组织群众那一套,党的战斗力和生存力全来自于此;其次全靠苏俄和日本两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我党的战略指导分不开;最后还得归功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战略筹划。

所以,毛当然身体力行了他老人家在《关于赫鲁晓夫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九评》的最后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假马克思主义者”、“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的野心家、阴谋家”、“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等等。但尽管如此,窃以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确实未必会上台。

熟悉现代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中共夺权过程中最关键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泽东都走对了。

(一)“井冈山道路”

国共破裂前后,莫斯科对中共的指点全无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另立门户单干,斯大林则认为中共人数太少,毫无号召力,不如效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篡国民党之党,夺国民党之权。

这一招非常高明,后来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全是这么建立的──先弄个共产党人并不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出来,再由共党不动声色地和平夺权,最后通过“选举”变成“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毫无政治发明能力,毛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都是直接抄袭斯大林的发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点,“新”中国便连个宪法都没有)。在这过程中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直接出面,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权来。这策略在当时中国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确,我党在国共合作前连如今的民运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谈何自立门户夺取政权?论搞阴谋诡计,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级。

但不幸的是,苏军并没有像占领东欧那样占领了中国,而且国民党人并不全是孙文那种白痴,蒋公识破了这诡计,乃有四一二清党,宁汉破裂。于是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中国政策并不错,只好谴责南京政府,支持武汉政府,坚持划漏船。

要这么干,就干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么又改了主意,抄袭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武装两万党员和五万工农,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篡党夺权,并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吃错了药,竟把这电文拿给武汉政府首脑汪精卫看。汪一看立即决定“和平分共”,虽然没有如蒋公那样动刀子,却也礼请共产党人上路。

至此中共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了。据过来人回忆,本来中共已在武汉政府下辖国民革命军中控制了几万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动,但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意存苟免,只知拉拢上层军阀,因循误事,最终导致军校学生和亲共军队悉数被缴械,中共悉数被驱逐,只好跑到南昌去暴动。

暴动要能持久,当然就得靠苏联军火资助。在当时的中国,苏联就是纲,纲举目张,谁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谁才能有枪杆子和大量经费,也才能建立政权并最终问鼎中原。南昌乃是内陆城市,毛子的军火和洋钱无法源源而至,夺下的不过是个无法守卫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便命共军南下夺取广州,以便苏联军火能大量运来,遂有广州暴动之举。暴动失败之后,斯大林又决定以海陆丰为根据地,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义”残部和广州“起义”残部千里迢迢“奔向海陆丰”后,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却哪有什么满载军火的苏联轮船?共产国际的指挥毫无章法,于兹可见一斑。

毛泽东原来也是这没头苍蝇蠢动群体的一员,但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他终于本性发作,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作山大王去了。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读得最熟的烂书便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早就对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据他微时的朋友说,早在国共合作前,他便声称空谈无益,不如去占山为王,还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过何处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几本游民文化经典终生奉为圣经,如果他粗知马列主义,就不可能走上那条路。我已经介绍过马列对农民的鄙视态度。毛后来被国际派鄙视乃至被斯大林终生鄙视,都是因为他丝毫不知道马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教导,国际派的名言“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乃是马列唯生产力论的ABC。以正宗马列眼光来看,所谓“井冈山道路”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不料假马列主义者歪打正着,“井冈山道路”被证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战略家之高明,在屡屡碰壁之后当然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井冈山道路终于成了全党努力方向,中共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农村痞子先锋队”。从头到尾,城里的工人老大哥与农民老大爷在乡下发动的暴乱毫无相干。

可叹的是,毛泽东没从这事实里看出马列主义根本不是“客观真理”,却以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当国后竟把这错误结论推广到自然科学中去,以为自然科学也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分,牛顿力学在欧洲的运用与在中国并不相同,若是伽利略当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结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不一样。于是他以空前绝后的大老粗魄力实行“教育革命”,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彻底摧毁了好不容易才从国外输入的教育与科研。这当在我尚未写完的白痴系列里充分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旧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冈山道路的短暂成功,靠的全是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一旦蒋介石扫荡了各路军阀,国家统一之后,则我党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它其实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当时那种绝望处境下的唯一出路,确保了党军的建立和幸存,后来也才能有发家的机会。

这和阿随靠捡易拉罐谋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阿随不在11岁大学毕业后(或上大学期间,待考)靠捡易拉罐为生并做生意,他早就饿死了,怎么还可能后来到美国开农场作千万富翁?

因此,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毛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如同阿随捡易拉罐一样,为我党后来的发迹挣来了第一桶金。

时间: 12 8 2007 02:50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四)


芦笛


(二)抗战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乃是导致我党上台的决定性因素,就连毛自己都多次承认过这一点。他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以及田中角荣首相时两次“感谢大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就不用说了,就连在《毛选》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说,自从抗战以来,我党第一次从只有四五万人的小党成了全国性大党。芦某在文革武斗爆发后还没到二十岁,就从那些话里悟出了我党乃是皇军捧上台的。

毛泽东对我党事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瞩,在当时甚嚣尘上的爱国狂潮中保持头脑冷静,力排众议,按“三十六计”中的“趁火打劫之计”,为我党制定了抗战战略,使得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邓说没有毛主席,党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一点都没夸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抗战刚爆发时就英明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定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后台,日军是事实友军,而真正的敌人是国民党。抗战的意义,完全在于借助两者壮大自己,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

毛泽东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年代就成熟了,可总结于下: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使出什么手段来都是应该的。

2、夺取政权只能靠枪杆子。

3、苏联是提供枪杆子的唯一来源。因此,没有“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就绝对不会成功。

毛这些伟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就表达过了。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国的武装干涉”,“革命必须由俄国军队从北边输入。”这些话都写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已大白于天下。凡是在苏联档案公开后写的毛传里(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些思想充满了基于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见。真无法想象富有这种求实精神的人后来怎么会变成鼓吹“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唯意志论信徒。更可悲的是,民运革命家学到的乃是伪装了的毛思想,这才会热衷于煮无米之炊,以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产党。

正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长征途中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立主北上,挺进到内蒙边境上去,“打通国际交通线”,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北方,背靠着老大哥的坦克飞机大炮,肩负着俄罗斯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也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抗战爆发前夕就认定,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张,必然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弹,加剧对中国的干涉,而这必然导致苏联大量援助共军。就是在这种考虑下,他才煽动张匪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力主杀蒋。他以为,只要张一杀了蒋,则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张匪谋划成立的“西北联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满州国”遥相对峙。此乃“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这无赖招数他后来多次使过。可惜这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儿科,每次都被他无情戳穿并严厉制止了,于是蒋介石才活着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才能实现。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战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见的东西。当时新疆已入苏联势力范围,他从西北独立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他最担忧的乃是德国,最怕的是两面受敌。因此,为苏联国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诱发中日战争,战火一开就必须是持久战,使得日本陷在中国泥潭里,以确保苏联边境长久平安。这就需要蒋介石那样有足够威望弹压全局、统领全国抗战的领袖,因此,他派给中共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挑起中日战争,在战争爆发后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去和日军作殊死战。

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卢沟桥事变后,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陕北洛川会议上,他伙同书记张闻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主张。留苏“秀才”洛甫引经据典,从理论上论证这么干乃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则给抗日激情高涨的将领们泼冷水,说: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可惜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毛根本没有后来的权威,于是会场大哗,周恩来作为“军事三人组”的“最后下决心者”带头反对,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这样,毛张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数人”,多年后毛还历历记得当初的孤立,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鉴于普遍强烈的反对,毛张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讳坚持卖国主张了,只好改为讨论战略问题,但争议仍然很大。张毛只得宣布休会三天,毛让周恩来去“休息”,自己则去作将领的工作,一再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最重要的还是分兵发动群众。

但将领们仍未被彻底说服,会议最后只能通过供外界消费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宣布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尽管如此,毛还是颇有斩获,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军权。

但这一套骗不过周恩来,会议一结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帮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几个月,毛千呼万唤他都不回来。以后他又在国府西迁武汉后和王明紧密配合,忠实执行共产国际“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全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使得武汉八路军留守处俨然成了“第二中央”。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错误”(第一次是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罢了毛的红军总政委的官)。

八路军编成出发后,毛千叮咛万嘱咐,要将领们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请示,拟在平型关“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毛连去两电制止,林彪都坚持己见,毛只好让步,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并强调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请爱党同志看清楚了,诸位的毛爷爷在此说得明明白白:“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这就是“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尽管我党把“平型关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过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连作战队伍都不是,在整个战役中无足轻重,但这也让林彪吃够了苦头,见识到日本皇军的厉害,至此才意识到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承认:“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林彪关心的不过是我军的作战方式,伟大领袖却是着眼于全局的战略家。如他后来亲口承认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三国志”才是他奋斗的方向。

张戎的巨著已经披露了这“三国志”是什么名堂,那就是“波兰模式的远东版”,仿照苏德瓜分波兰,苏日共同瓜分中国,我已经在《“肢解”论》中给出了参考文献,请诸位爱党同志去查查,再来指责张戎造谣不迟:

“1939年9月底,在苏日条约尚未签订时,他就在接见斯诺时对之加以肯定。当斯诺问道,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时,毛答曰:‘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支持苏日共同瓜分中国。这些谈话都发表在当时的英美报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R eview,Jan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21, 1939.)。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为此来电严厉批评毛泽东失言,这电文也早就公诸于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采用的实际战略与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著名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部曲颇相似,乃是“发展,相持,反攻”,不过那作战对象从头到尾都是国军。

“发展”主要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进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敌后,疯狂膨胀,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在这过程中无情消灭国军,壮大自己。开头还是小摩擦,后来则越打越大,动辄消灭国军上万人。

毛之所以敢这么干,乃是他有恃无恐,这在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当时中国唯一能指望获得援助的友邦是苏联,打狗要看主人面,蒋介石对中共当然也就不敢轻易开罪。而且,为了举国一致抵御国仇,吃了中共的亏当然也只能隐忍,不能在强敌压境之际露出内乱的迹象来,那样不但长敌人威风,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对中国丧失信心。这一点不但毛心中有数,就连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说:

“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当然良心未泯的共干还是有的,1940年8月间,鉴于日军对国统区进攻的激烈,彭德怀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破袭战,破坏日军交通线,使得日军不得暂停华南的军事行动,抽回了一个师团在后方“绥靖”。该战役立即获得国府的明令嘉奖。但毛泽东却七窍生烟,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大骂:

“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那不是爱国!”

所以,帮国民党打日本人不是爱国,帮日本人打国民党才是爱国。这“爱国发展阶段”的高潮,就是毛泽东在1940年11月7日发给莫斯科的请战电,电报除按常规送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还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提出要用15万精兵抄蒋的后方,打到重庆去(说明:张戎的书只说毛的电文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并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但我记得杨奎松教授考证出来的则是闪击重庆,今据杨说)。

这又是“李代桃僵之计”。当时共军决非国军对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实精神,绝对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险,其盘算很简单:大战一打响,莫斯科绝对不会坐视。到他顶不住之时,老大哥绝对不会见死不救,日本友军也可能发动攻击以策应之。左右夹击,国府便非垮不可,那时“三国志”便变成了“苏、日、我”了。

幸亏斯大林再次识破了这诡计,禁止毛主动攻击,只许他自卫还击。半年多后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骤失强大的武力后盾,再也不敢恃强凌弱,立即下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与此同时,他还抵制斯大林要他对日军发动进攻以免除苏联两面受敌危险的要求,并拒绝了刘少奇等高干提出若日苏战争爆发后共军应对日军发动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队:“不要过分刺激敌人。”

至此,中共的“抗战”从“发展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国军。将领们闲着无事,毛便把他们统统弄去延安整风,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贴贴为止。

这里必须指出,毛虽然制定了英明战略,但关键时刻还是靠斯大林拨正船头,指明航向。

最关键的时刻是两个,一是西安事变。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心目中认定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抗战。蒋被捉使得全国人民惶惶不安,张杨成了国民公敌,若蒋被杀,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必然攻破西安,张匪学良只有去与红军同流合污。但即使两家合流,仍然绝对抵挡不住中央军,最后的结局便是共祸从此肃清,匪首逃往苏联。但斯大林早就怀疑张是日本间谍,后来甚至连毛都怀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让斯大林杀人,若张与毛真敢逃到苏联去,只怕要立刻双双授首。而没有共党阴谋捣乱,卢沟桥事变也未必会发生。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毛用重兵闪击重庆的事。若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冒险,日本友军又不予以配合,那共军长途奔袭,只怕要成强弩之末被歼。若苏军出动,则立刻要引起日本军方强烈反弹,大本营的北上派就此得势,日苏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此后纳粹入侵并灭亡苏联就不是难事了。苏联一垮,中共革命的胜利保障也就彻底丧失,不但中国历史,就连世界历史都要改写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眼光虽然高明,但只限于搞内斗。此人彻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国界便与白痴无异。斯诺早就注意到这点了,曾在《西行漫记》中说,毛对外国领袖的观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里尼,却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个傀儡。

毛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无一不错。例如他把苏日瓜分中国看成定局,却全然没看到苏联虽有此意,但日本无法提供苏联尚未占有的东西,双方根本无法做成交易。

又如张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1940年10月25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估计二战战局时竟会这么说:

“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又预计苏联会失败,此后又料定日苏战争必然爆发,其预言可谓百发百不中,连芦某的预见能力都没有,起码我还预言了陈水扁当选和美国侵伊战争必败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终生无望摆脱其智力限制的,还是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居然向斯大林建议撤到乌拉尔山脉以东,这在苏联人看来完全是侮辱。几十年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对赫鲁晓夫重申这一建议,作为人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胜战略。

这再典型不过地反映了此人永远不会超越自己,永远不可能学会现代战争的起码概念,以为不管什么战争都能用他那“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万能战略来进行。他至死都认定苏军溃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动“诱敌深入”,赫鲁晓夫告诉他那是万不得已的溃败,他还不相信。在1970年和斯诺的谈话中,他班门弄斧,跟人家上美国历史课,说什么华盛顿也是靠打游击起家的,“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这笑话连我那20刚出头的青年都没能错过。

但不管毛怎样缺乏世界眼光和现代常识,他内斗的功夫还是炉火纯青的。在他的战略指导下,红军从原来的几万人马,发展到了近百万大军,从原来被合围在地脊人贫的死地陕北一隅,席卷了大部华北、华中和华东,统治了上亿人口。抗战八年不仅使得我军成长壮大为足以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劲旅,而且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换任何一个人去,都未必会实现这奇迹。这还不光需要领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需要不顾一切实施预订战略的泼皮胆气。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共领袖中唯有毛泽东具备这两者。张闻天也看到了毛泽东看到的潜在机遇,但他一介书生,根本压不住手下悍将,更彻底缺乏毛那种豁出去乾坤一掷的无赖精神与赌徒气魄,敢于并善于利用对方投鼠忌器心理,把这当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顾大局彻底糜烂以重兵闪击重庆。周恩来则两者都缺乏。张国焘就算此前没被毛阉了,谅他一介北大学生也没有那种市井无赖精神。只知道忠实执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毛泽东之所以被那种烂污革命筛选出来捧成伟大领袖,良有以也。


【未完待续】
时间: 13 8 2007 18:42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五)


芦笛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1927年一直打到了1949年。1927-1937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1937年7月后进入发展阶段,1942年6月后进入相持阶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1944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20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毛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他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国府。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中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作了具体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S,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逃过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夺取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因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S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绝对无法靠外交顺利接收东北,他于是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

时间: 15 8 2007 13:29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六)


芦笛


四、诸家的解释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绝对服从。周这么干很明显是违心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首先试图作出解释,他认为,周这么做是受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这才会时时处处强调“保持晚节”。周虽然不同意毛的许多作法,但囿于忠君思想,不能不顺势隐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连此说都不能容忍,为此与高发生争辩。根据香港《明报》记者报道,周秉德女士称(引用时略去了原文小标题):

“(周秉德)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虽然近年外间对周恩来有不少
批评,指他对毛泽东一些错误政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她认为,周
恩来当年这些作法,很多时是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称,有人认为周恩来于中共建国后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实际
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是盲从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
期,周恩来认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但毛泽东并不接受,还开会
公开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来最后只能接受毛
泽东的主张。

对于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软弱,周秉德指出,毛泽东当时的
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
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
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

「周恩来处理毛泽东错误的政策时,是以『等待』的方法,当毛泽东
不听他的意见时,他不会勉强劝阻,只在适当的时候才纠正。」周秉
德指出,在大跃进失败后,周恩来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重建中国经济;而在60年代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努力维
持政府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运作,把动荡减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来并不在意权力,只是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实
际上,毛泽东对他亦非完全信任。对于早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
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撰书指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
节,周秉德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周恩来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
他若想保持晚节,大可退出政坛,安心养病,但因为对国家仍放心不
下,他才撑着病体工作,与保晚节无关。」”

这意思是周恩来是为了国家人民而忍辱负重,这观点在国人甚至在海外华人中都相当盛行。

而高先生则如是说:

“据近日香港《明报》报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参加一个
纪念周恩来的展览会,她在接受采访时,指《晚年周恩来》书中说周
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这个说法是错的’。对此,高文谦回
应说,周秉德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为自己的伯父辩护,可以理解。不
过,历史就是历史,周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人们的好恶亲疏是改写
不了的。

高文谦指出,‘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口头禅,文革中一直
在讲这句话。放到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泽东走,这是解读周氏在文革中行事为人的一把钥匙。毛发动的文
革给国家造成浩劫,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连老干部也不能幸免,毛
是历史的罪人,已无需再说。据邓颖超秘书赵炜不久前出书说,周恩
来在1975年11月已经病得起不来床,还要强挣着写下‘忠于毛主席’
这样的字样。毛是祸国殃民的祸首,借用一句古语,叫做‘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那么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国老百姓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忠于毛还是忠于人民,两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圆
其说?”

高先生此论,暴露了他虽然据说是林则徐的后人,但对儒家思想基本没有认知,这才会把“忠君”和“忠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在儒家看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须爱民,爱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内容。传统忠臣若遇到毛这种典型的昏君暴君,绝对只会伏地苦谏,直到被圣上砍了脑壳而后已。这就是儒家的“文死谏”。

周的死谏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周对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痈。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光挑那最恶心的一桩说说就够了。

根据李志绥回忆录(因中文版翻译严重失真,引文据英文版译出):

“在江青面前,周恩来几乎是一副奴颜媚骨。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
民大会堂主持一个重要会议,江青来找他。周长期的卫士长成元功客气
地向江青建议,江青不妨先去吃点东西再来,免得打断会议。

江青勃然大怒,骂道:‘你成元功在总理面前像条哈巴狗,在我面前像
条狼,我要把你抓起来!’她当即命令汪东兴逮捕总理的卫士长。

汪东兴拒绝了,只同意把成调去干别的工作。

周的妻子和最亲密的知心邓颖超此时出来干预了,坚持要汪逮捕成,说:
‘你一定要逮捕成元功,我们不想让人家说我们包庇他。’

汪仍然拒绝逮捕那卫士长。他跟我说:‘成元功为总理和他的夫人干了
一辈子,可他们为了保自己就把他抛出来。’后来他把成送去中央办公
厅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

请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忠臣”么?若按传统标准,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实践是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并不是对君王百依百顺,更不是助纣为虐。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则徐的著名对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高先生怎么就没听说过?离开个人的趋利避害,趋福避祸,还能有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么?

周那些无骨表现,连汪东兴、李志绥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干校去,在李志绥得罪了江后又把李送到工厂去避难,似乎也没有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难道“忠臣”竟意味着“无骨”?后来毛借癌症谋杀周,汪传达圣旨时表现得非常残酷无情并不是毫无原因的。的确,有如像周那样没有廉耻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说高先生的“忠臣”说无法成立,周女士的“为国为民”说就更不值一驳了。难道亲笔批准逮捕义女孙维世和弟弟周恩寿,竟然也是为了党国利益?难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两次接见蒯大富,晤谈长达6小时,详细记录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刘少奇的“红材料”,主动为毛完成战术侦察,使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得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不是违背党章搞分裂党颠覆党的阴谋活动,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于周不辞职而撑持到最后一息,那也不是什么“顾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现。他最怕的是身败名裂,死后人家在他脸上打叉叉。以他的绝顶聪明,当然能看出只要他对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称病辞职,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无弥补可能了,当然只能无论怎样窝心都只有撑下去。

周自己就把动机说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对耿飙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见周坚持到底完全是为了自救。这从个人毅力来讲当然很了不起,但不幸与国家人民无关系。

由此可见,上述两说都无法成立。张戎和哈利代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触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对毛的入骨恐惧与顺从,但不幸的是他们对这现象的解释非常牵强,过份强调了《伍豪启事》,似乎认为周怕毛就是因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启事可能是毛伪造出来的。在我看来,此乃该书最大的败笔之一。它和其他触目败笔一样,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为党朋们钻空子提供了弹药,令人倍感遗憾。

据张戎、哈利代毛传: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
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
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
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
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
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启事》毫
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
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
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
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
纸的苏区。”

具有学术研究训练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一系列推理其实不过是猜疑,根本没有坚实的证据。即使是猜测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国民党所为之后,才能猜到共党身上。即使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苏区,这种捏造并不能构成什么杀伤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国党使用离间计。

就算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测毛伪造那启事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毛当时在瑞金附近养病,又不指挥特工,怎么可能去上海媒体上捣鬼?

“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也有无根据诛心之嫌。熟悉我党规矩的人都知道,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的文字,必定经过中央批准,甚至未必出于毛的主动(张也指出,毛当时在东华山养病,并不在瑞金城里)。周当时是毛的上级,何况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难以想象此类文件竟然会未经周批准便能发布。更大的可能还是出自周的主动。

可惜作者竟然在这虚拟推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
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
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儿完全是一连串的想当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无证据。“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进军方向也说成是毛利用《伍豪启事》讹诈周的结果: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
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
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
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
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
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
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
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
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
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
死之际。”

这儿推论不但毫无证据支持,就连推理过程都牵强附会已极:就算周恩来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万种解释,例如他觉得毛说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众没看到的事,凭什么说那是“奇怪的”?更何况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两路分兵的折衷决策,这样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张,又安抚了毛的反对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岂能毫无证据便凭想当然认定那是“奇怪的决定”,更由此作出一连串的飞跃结论,武断认定周对毛的恐惧就从此时开始,一直到他临死才了账?

其实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启事》去讹诈周。这道理再简单不过:讹诈要能奏效,讹诈者必须捏着为大众不知、一旦抛出去便能使对方身败名裂的真凭实据。用大众已知而毫不可信的谎言去讹诈周,只会适得其反,让毛自己身败名裂。上面已经说过,周早在启事发表前3个月就到了中央苏区,共党高干全都知道那启事是伪造的。更何况毛还同意(起码是同意)以他的名义正式辟过谣。毛若真发昏到用这去讹诈周,只会让自己在同志们心目中变成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无异于政治自杀。毛再蠢也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来吧?

事实上,毛从未在延安整风中以此发难,而整风后期就是所谓“审干”,若《伍豪启事》真是什么战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码亮出来吓唬周,可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过。他晚年倒的确用这玩意隐晦地吓唬过周,但时移世易,毛周的关系再非昔日可比了。当初毛是周的下级,后来则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粉身碎骨的绝对权威。就连刘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内奸工贼,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难?只有到了那阵子,《伍豪启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杀伤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惧。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发”,从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来。甚至当红卫兵在“抓叛徒”高潮中从上海旧报纸上刨出了《伍豪启事》之后,毛也并未用来大作文章,只是给周留下了个悬念,让他死在恐惧中。这说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为他知道《伍豪启事》实在没有说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拿在手上”,那样反而更有威慑力。但这么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张哈见不及此,将文革后的情形倒推到30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剑想当然的错误。

事实是,周并没有“从这时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1932年10月,也就是“从这时起”的7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总政委之职,由他自己担任。此后周还几次反对过毛,例如在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周带头反对毛和张闻天提出的卖国主张,会后出走凡3个月,毛一再呼唤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于毛乃是延安整风之后的事,但即使是那阵子,周也不像后来那样服服贴贴。据青年党党魁左舜生的观察:

“(周)在中共的党中央,他虽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见,也不曾被忽
视。说到「当权派」,他才真正是当权的,而且自来看毛不起(在重庆,
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谈到毛,总叫「毛主席」或「我们的毛主席」,只
有周叫「老毛」)。”(《大陆动乱已在变化中》)

必须指出,这湖南老左的观察力颇强,1945年他和其他参政员访问延安,调解国共争端,见到了张闻天、王明和博古,那观察都非常准确。

关于张闻天,他如是说:

“民国三十四年,我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钧六人同
访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举行了三次会谈,闻天便是他们
的八代表之一。其时我已五十二,闻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
却和我们在上海时一样,他和我确也谈得很亲热(这是我们「少中」同
人的一种风气,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的私人情感,总是超越党派或政
治意见之上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当然知道我和
闻天的关系。这次他所以把闻天排在八代表之内,大概多多少少是为了
敷衍我的。会谈结束,我向毛提出,说我个人要和闻天谈谈,毛答:
「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阵去
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
叙旧,不便谈政治,这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所谓国际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时闻天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桌上除几本外文书和一部电话以外,别
无他物(与周恩来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陈绍禹爱出风头,对政治和社会都认识不够,但领袖欲极强,辩才无
碍,每遇着他在参政会发言,能说会道的主席汪精卫,也只能皱皱眉头
了事。有一天,张君劢和我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鲍格莫诺夫见面,陈为我
们当翻译,俄国话熟极而流利,我和君劢都承认他是中共一个可造的人
才。可是毛泽东始终对他不放心,可能周恩来对他也不满意,大致他留
在参政会只有两年,便调回了延安,据说他回延安后,一直病了好几年,
说不定已被毛软禁。我们到延安后,想揭破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谈谈,
毛不好拒绝,经过两天,我们便见着了他。其时是阳历七月三、四号,
中午延安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棉衣裤晒太阳。据他告诉我们,他已经
打过一千多针,看样子确实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闻天的更不如;并且电
话也没有,会客的地方,除几把椅子以外,别无他物,他的太太带着一
个小孩,面黄肌瘦,可看出他们的营养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宪情形稍好一点,仍可往来延安与重庆,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
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每天午后出版一大张,我们这几天在延安活动,
都成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回
延安后,身体胖多了」。他说:「我在这里,只是饱食终日」。这句话
充分表示他无所事事。”(《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
田汉、李达及其他》)

一个局外人在延安走马观花,即能对毛和国际派领袖之间的微妙关系洞若观火,其分析针针见血,令人不能不佩服这湖南骡子的眼力。由此可见他之“周恩来看不起老毛”说虽然不免夸张,但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仅如此,周在“建国”后还反对过毛。这事张戎其实也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
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后来为此批“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把周整到请辞地步。由此可见,那时的周还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奴才,何以万能的“伍豪启事”竟尔失灵了呢?

综上所述,上述诸家对毛周关系的诠释,似乎都无法成立。敝人无学,所见有限,迄未见到令人信服的有关文字。



【未完待续】

时间: 16 8 2007 14:40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七)


芦笛


五、我的理解


(一)周毛领袖素质比较


其实我已经在先前的章节中屡屡提示了,毛泽东的崛起乃是必然的,他的主观素质符合中共烂污革命的筛选标准,其他党领袖无一具备其中最重要的主观素质,国府要人就更不用说了,这就决定他一定会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

要作革命领袖,第一条必需主观素质就是心狠手辣,敢于并善于杀人。中共领袖都具备了这一气质,张国焘不必说,王明不必说,就连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他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策划指挥中共特科杀手勒毙顾顺章满门良贱,分埋三个庭院(《王力反思录》),此后他又在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前夕决定杀害数千名伤病员以及“不可靠分子”(《龚楚回忆录》)。在这点上,周和毛以及其他领袖并无什么不同。

周恩来不如其他领袖的第一个显眼的主观素质缺陷,乃是他似乎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与领袖欲,没有“本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强烈幻觉,不具备“我就是中国的大救星”的偏执,在这点上他甚至连民运边缘人物高寒先生都不如。这就是为大众观察到的“周没有野心”的由来。他的确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因为他缺乏毛式病态自信。

周的另一个触目特点,乃是天性怯懦,缺乏湖南骡子死不认错蛮干到底的气魄。他从政的一生便是违心认错的一生,并不自臣服于毛始。早在毛进入中央主事前,他便在莫斯科批判立三路线时沉痛忏悔,获得宽恕,得以留在中央作事实上的一把手。当你死我活的党内权力斗争爆发时,他因为天性怯懦,倾向于息事宁人“和稀泥”,所以在受人逼迫时便轻易让位,先听任毛泽东蚕食其军事指挥权,后又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轻易让给张国焘。

这就是大众观察到的“不计较个人权力得失”的由来,但要说他丝毫不眷念权力则实难思议。政客犹如瘾君子,权力就是他们的海洛因。周放弃权位从来不是主动的,不过是出于怯懦向更强者投降罢了。李立三下台后,他担任了事实上的一把手,只是用向忠发作傀儡。然而王明、博古崛起后,他毫不抵抗便让两人排众而前入主中央,爬到自己头上去。在这点上他连中共其他领袖都不如。哪怕毛不出世,周也决不可能是第一把手,只会是张国焘或王明当家。

周的第三个触目特点乃是阿拉下江人的精于望风使舵,及时认清风向,把宝押在胜利者一边,从而在无比险恶的党内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来便是他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则”,为此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包括自己的亲人和前来投奔的战友。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上述三个弱点,决定了周迟早要向毛投降,而随着毛的权力增加,周的骨气也就相应递减,两者成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这是两人天赋较量的必然结果,有没有《伍豪启事》都这样。大众必须记住,政治家的天赋并不光是智力,上面提到的一系列天生主观气质诸如使命感、领袖欲、意志等其实是更重要的天赋,是它们而不是智力天赋决定了政客们的成败甚至存亡。

相比之下,毛拥有的政客天赋是中共领袖乃至全国政客中绝无仅有的,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会胜出。

我已经在前节中指出,毛对我党最大的贡献,乃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就制定了把内战伪装为外战的英明战略,但张闻天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有毛才有那泼皮胆气实施到底,取得伟大胜利。这就是统帅和幕僚的区别。

毛最触目的主观天赋,其实为黑社会老大们共有。中国的黑社会泼皮们较量胆气时,常常采用常人无法理解的自伤比赛,例如把烧红了的煤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烧得吱吱响还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谁能以最令人发指的方式自伤还能镇定自若,谁就是当仁不让、众望所归的大王。

这是什么原理?黑社会的人常说:“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连自己的肢体都敢毫不犹豫地伤残的人,当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毫无常人的顾忌,当然要慑服众流氓。我党本质上就是个黑社会,领袖的筛选机制完全相同,胆大的怕了不顾一切后果胡来的不要命的人。毛把这点看得清清楚楚,多次使用这种自伤式讹诈迫使众人就范。

我已在前文中举出了伟大领袖给周恩来的英明指示来说明这一点:

“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如历史证明的,这讹诈果然一再奏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伤讹诈。蒋若不屈服,结果就是全面内战爆发,让日本人坐收卞庄刺虎之利,亡国祸不旋踵。蒋当然害怕那惨痛后果,所以不能不一再屈服。

毛的一生,就是反复使用这自伤式讹诈的一生,无论是内政外交都搞这一套。1958年爆发的金门危机就是这讹诈战术的经典示范。

我已经在《白痴》系列中指出了金门危机的实质,其实这话李志绥大夫早就说过了。刚才去网上调来他的回忆录的中文版有关章节,发现严重偏离原意,只好按英文版勉力译出,虽然这只可能是毛原话的近似物,但我敢保证它比港台帮菜的粗制滥造更逼真:

“毛知道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同志’以及国内某些同志以为他想要拿下
台湾,但那从来不是他的意图。他甚至连金门马祖都不想攻占。‘金门
和马祖是我们牵住台湾的两根绳子,’他说,‘如果我们拿下了它们,
我们就丢掉了那两根绳子。人不是都有两只手么?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两
只手,台湾就再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我们就让台湾滑出了掌心。这
两个岛就是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跳过来跳
过去。你没见他们跳得有多漂亮?’

对毛来说,炮击金马纯粹是一场表演,这场游戏是为了向赫鲁晓夫和艾
森豪威尔同时证明他不受控制并拆赫鲁晓夫和平外交的台。这游戏是危
险的赌博,以核战威胁世界并使亿万中国人民蒙受了生命危险。”

李大夫说的一点都不错,金门危机就是毛故意和赫鲁晓夫捣乱的流氓把戏。此前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毛莫名其妙大发脾气,痛骂了苏联大使尤金,要赫鲁晓夫自己来说清楚。赫马上赶到北京,以为他能轻而易举地消除毛的误会,不料被毛臭骂了一顿,还在游泳池里接待他,让赫鲁晓夫备受羞辱。饶是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尽力维护大局,消除误会,缓和气氛,最后回国时还以为终于化解了两国关系危机。

不料赫鲁晓夫前脚走,毛后脚就下令炮击金门,事先根本不和盟国苏联打招呼(苏斯洛夫1959年12月26日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转引自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William Taubman. WW Norton and Co, 2004. pp392, Note 147)。炮击触发了国际危机。美国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展示实力,部署了两百多架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如果中美大战爆发,苏联很可能被拖进去,但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宣布坚决支持北京,使得美国人认定赫鲁晓夫就是这事件的后台(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8)。

同年9月4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用战争保卫金马。次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北京。毛对他说,如果美国用核弹轰炸中国,中国军队就要远远撤入内地,将美军诱入中国本土。一旦美军进入中国本土,苏联人就该使用所有的武器消灭他们。葛氏被这伟大战略吓得灵魂出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参考文献同上,Note 149)。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例子能比这更经典地显示伟大领袖的自伤讹诈术了,那就是不但彻底无视盟约规定的己方义务,而且把盟国承担的义务化为其无从解脱的困境。这种龟孙子兵法本来就够无赖的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根本不考虑这么做会给本国带来亡国灭种大祸。那把美军诱入中国本土再请苏联用全部核武器歼灭的丧心病狂的战略,就连斯大林都未必想得出来,就算想到了,也绝对没有那胆略去实施。

毛似乎也吃透了对方不敢走这种险棋,而这就是他的自伤讹诈能屡屡奏效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万能的。例如中美对抗曾经使得美国两次考虑使用核武器,一次是麦卡瑟在韩战初期建议动用核武器轰炸东北并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另一次就是金马危机时艾森豪威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轰炸。但这两次都没有成为事实。麦卡瑟的建议连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能通过,而艾森豪威尔也只是考虑而已。民选总统真要跨过那步去,其实很不容易,除非是在大战爆发后才有可能。再说,彼时中苏是盟国,苏联多次宣称,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就是对苏联本土的攻击,苏联必定要立即还击。美国不能不投鼠忌器。

但跟极权国家玩这套可就不灵了。70年代初期,老大哥真想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不是老美出来救命,中国早就万劫不复了。毛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这才不声不响软了下来,停止在边境上的挑衅并决定接近美国。

但不管怎样,这自伤讹诈战略确实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起码在内斗(无论是内战还是党内权力斗争)中确保了他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工作原理很简单:对方真相信他会不顾一切拼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招来亡国或亡党大祸,于是便吓得乖乖投降。

如今我党高干也学会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精髓,却不幸没有看出它的工作原理全在于对方相信己方真会不顾一切乱干,而毛也确实多次显示他真能毫无忌讳地乱干,并不是吹大气放空炮。于是才有朱成虎将军“西安以东”的千古闹剧出台。朱将军不知道今日已无毛泽东,这种大话就连愚民都糊弄不过去,遑论令讹诈对象真心相信那些空洞威胁会兑现。正是“画毛不成反类猪”,唯一效果便是腾笑万邦。

总而言之,毛就是靠这一手征服了全党的。如所周知,在庐山会议上,他威胁全党,如果“人民解放军跟你(芦按,指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吓得陶铸同志8 月5 日写信给黄克诚,说:

“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
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
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
‘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
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
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
之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

从陶铸同志的心声不难看出,毛泽东其实与动辄扬言离婚的泼妇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他是真敢“离婚”的,而那“离婚”就意味着亡党亡“国”。谁都不敢走到这步上去,所以只能乖乖接受讹诈。

毛在文革中更是频频使用这讹诈手段,1967年2月16日,陈毅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说: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陈毅此话不但翻了延安整风的案,而且还指出文革和延安整风一样,是打击忠贞耿亮之士,把马屁鬼提上去,这就戳到了万万不能戳的毛的痛处。两天后毛召集紧急会议,再度用分家来讹诈反对者:

“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毛的第二个领袖素质,乃是他自己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亦即丝毫不遵守党纪国法并以此为荣。

在毛崛起前,党的代表大会从来是如期召开,但毛崛起后,因为害怕得不到多数(敬爱的林副统帅指出:“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便迟迟不开党代会,致使党的六大与七大竟然相隔17年,比苏共18次与19次党代会相距时间还长4年。

待到文革前夕,毛更是“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什么践踏党纪国法的烂事都干了出来,这里引用几段王光美同志的揭发(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1、抢占利用舆论阵地,对同志搞突然袭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
“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
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
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
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
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
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
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
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
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
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
到冲击。陈伯达、康生等人更加神气起来。他们直接控制报纸、电台,
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社论、文章、口号。大中学校的学生被狂热地
煽动起来,混乱情况到处出现。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
思想准备。

…………

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
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
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
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

2、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
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
意的。”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
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
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
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
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
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
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3、践踏党纪国法的最起码程序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
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
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
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
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
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
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
唯一的副主席。”

光美还忘了列举伟大领袖首创让红卫兵列席8届11中全会的光辉先例(后来他又让王海蓉、唐闻生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批判周恩来),在党的8届12中全会上主持通过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首创党中央全会罢免国家主席的奇迹。

这一系列烂事就连斯大林都做不出来,人家不管怎么杀人,毕竟还是讲究“程序”招牌的。例如为了让布哈林认罪,他竟然修改了苏联刑法,规定可以枪决未成年罪犯,以便用枪决布哈林的孩子去威胁布屈服,而伟大领袖索性连这些官样文章都免了,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拘一格可见一斑。

“两军相逢勇者胜”,阿随早就英明指出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换言之,只有超级流氓才能治中国。毛不胜出何待?


【未完待续】


时间: 17 8 2007 11:56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八)


芦笛


毛的第三个领袖素质,乃是他和广大工农群众心连心,而党国其他领袖谁也没这优势。历史上大概再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能够使用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巧妙地奉承他们,专把他们的缺点吹成优点,把他们的胡作非为吹成孙大圣式的英勇造反,还能时时用通俗易懂的口号或比方将他们煽动起来,去为自己冲锋陷阵,肝脑涂地,死而无悔。

毛的“群众路线”的第一条,就是无条件肯定并由衷欣赏工农大众在沦为暴民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原始兽性,诸如野蛮、残忍、血腥和无法无天等等。暴民行为越过火,越恐怖,毛便越发开心,声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这种奇特的心理素质似乎并不见于毛的战友。比较一下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和伟大领袖对大革命时代的工农态度就能看出这一点来。其时少奇主管工运,润之指导农运,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恶化为痞子运动。尽管工运要好得多,少奇同志还是给吓得半死:

“这时‘左’倾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
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
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
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
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
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
个问题》)

这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无法无天行为比起来算什么呢?“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对此毛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然而少奇却坦率地承认:“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有点骇人”!岂不闻“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对暴民行为的肯定,不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而是天生气质使然,张戎对此所作的分析是我见过的最精辟中肯的: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
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
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
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
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
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
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
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
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
义者,而毛却是。”

的确,毛虽然终生不懂马列,在大革命前更是只看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记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但他乃是天生的列宁主义者,其对暴力之天然喜爱如水之就下。只有在大规模的群众暴力中,他才能找到自己。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此所以他在当国之后要毫无必要地把国家投入周期性大乱。他曾对李志绥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喜欢天下大乱。”

毛的这一天性使得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居于天然优势。如所周知,马列主义乃是一种媚俗邪教,其基本教条就是将工农顶到头上。用敬爱的林副统帅“言语不多道理深”的精练表达来说便是:“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这便成了毛在权力斗争中反复使用的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法宝。其操作程序如下:

不负责任地煽起群众运动──引起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恐慌──试图约束运动,恢复秩序──毛出来指控他们镇压群众,将其一棍子打死。

毛对暴民行为的由衷爱好,不仅让他获得了一种整垮政敌的巧妙手段,更让他由此具备了对广大群众的强大感召力。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我认为这虽然是无耻文人之作,却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工农大众心里话,至今仍是王司令忍不住时时流露的心声。

毛对群众的感召力还来自于他流露出来的那种泼皮性格、蛮干精神、反智主义口号与反文明主张最能引起愚民的激赏,“老子就是不信邪”、“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口号,对“大老粗”的热情讴歌,以及将不讲卫生的陈规陋习美化为灵魂圣洁的象征等反文明主张,虽然本质上为一切文明主流所不容,也是反马列主义的,却破除了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大众的自卑心理,让他们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一种相对于其他阶级特别是“臭老九”的心理优越感,从此扬眉吐气,“如今要做顶天立地的人哪!”

这大概是最难破除的毛共党文化教条。世上也只有芦某这种“三K党分子”敢出来告诉大家,皇上其实一丝不挂,工农大众既不是圣贤,也不是诸葛亮,而“大老粗”也不是光荣称号,乃是一种社会不公造成的个人不幸。

可哪怕是在海外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之中,说出这些大实话都要变成众矢之的。前些天我指出高寒不过是个半老粗或3/4到4/5老粗,满口病句别字,什么作品都没有,连当年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都不如,比农民作家浩然就更不用说了,其唯一拿手好戏便是在网上打架,自称神功无敌,却要去冒充作家并觊觎“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或秘书长职位,此乃世上比较荒唐而且无耻的事。这大实话竟尔引起“局外”等一干小丑大哗,那理由似乎是指责别人是“大老粗”乃是极不道德的事,比高寒造谣诬蔑我是共特、是使馆间谍头子的座上客更为天理不容,大老粗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当作家甚至“民主作协主席”。

就连在21世纪海外都如此,毛时代如何可想而知。毛当然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根本不是其他领袖可以抗衡的。

毛主席群众路线的最后一条,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了,乃是他能在需要的时刻使用易诵易记的俗话编成的简单口号,并使用GP不通的文学比喻来代替推理,将歪理打扮得振振有词,以此将愚民煽动起来,去为他火中取栗。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他使用数字、顺口溜或简单对联为全民编制连文盲都能记住的口号:“一斗二批三改”,“打老蒋,保家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等,等等。

必须强调指出,中国普遍低下的民智水平,决定了大多数人特别是智力低下的伪知识分子们至今不认推理,只认“言语不多道理深”的文学比喻,而毛泽东就是最善于使用烂比喻进行模糊煽动的宣传大师。不管是什么场合,他都一定要使出这手来,例如在金门危机中,他竟然用“人都有两只手”去类比金门马祖,又用“指挥棒”去作类比。世上只有他,会发明“美帝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其实是套在脖子上的绞索”的阿Q式比喻来,也只有他会用“资本主义大月经”的恶心表述,来向文盲共干们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这比起来,无论是阿随的“狼羊-点菜律”还是冼岩“二奶”说,都陈陈相因,了无创意。

和伟大领袖比起来,周的个人魅力一钱不值。周只能迷住并俘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对工农大众并无什么感召力。仔细阅读他在文革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便不难洞悉这一点,那对群众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煽惑力。广大工农群众之所以喜欢他,无非是因为他长得漂亮,风度出众,据说又是个清官而已,那种感情和对影星的崇拜似乎也没有太大区别,与把毛当成救星崇拜完全是两回事。

由以上论述可知,毛对周拥有全面的性格优势,周根本不是毛之敌,沦为毛奴乃是必然的。

【未完待续】


 时间: 18 8 2007 16:25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九)


芦笛


(二)党领袖们作法自毙


先请大家去看看少奇同志1945年5月14日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亦即著名的《论党》,我已经把该文转贴到了论坛。

少奇的文章历来没有文采,枯涩难读,估计没有几个读者能承受那酷刑,这儿把要点挑出来:

1、“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
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
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2、“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
特点所早巳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
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
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
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
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
在,而发展。 ”

3、“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
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
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
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
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

4、“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
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
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5、“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
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
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6、“如果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有那一个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
宣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上,而站在个人利益或
少数人的集团利益上,不执行党中央的路线,而违反党中央的路线,不
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是说,离
开我们党的共同纲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
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
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
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

一言以蔽之:毛的道路就是党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反对他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革命。一切成绩都是听他的话的结果,一切错误都是违背他的指示使然。“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

文革过来人不难立即看出林副统帅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是从哪儿发源的。林副那些脍炙人口的教导毫无原创性,基本是剽窃刘的发明,再加上大批最高级形容词而已,造神并不自林副始。

如历史证明的,党领袖们这么干,乃是自掘坟墓,自行剥夺了自己最起码的独立思考和建言权利,杜绝了和毛泽东持不同政见的一切可能。倘若不守这规矩,那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而对反革命分子就只能坚决镇压,“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本来毛在抗战前便已经升为事实上的领袖,斯诺访问延安乃是1936年的事,但他在《西行漫记》中即已明确指出,毛乃是中共中地位最高的人,还特地把毛的自传列为该书的一章,其他共党领袖包括总书记张闻天都没能享受这特殊待遇。抗战爆发后只过了两三年,毛的高瞻远瞩就得到证明,在党内威望迅速上升,张戎记录了这一事实:

“在毛为打内战开绿灯之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
盘,屡占上风。到一九四0年一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六千人
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
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共已成
长为一支拥有广阔地盘的强大力量。在这时,抗战两年多了,从爱国激
情中冷静下来的中共领导们体会到毛泽东的高明。一九四0年二月,彭
德怀由衷地赞美毛说: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预见事变,并且善于
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袖’。周恩来也心悦诚服地归顺了毛。”

至此本就够了,可毛从斯大林通过主持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伪造苏共历史中得到启发,非要去效法斯大林作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这才有延安整风以及少奇同志发起的造神运动。这运动把毛泽东捧到至少和党平起平坐的地位,使他成了再不能批评、反对、遑论撤换的绝对领袖。

这在夺权时代或许有一定功利上的合理性。我反复指出,列宁发明的革命工艺学的要旨,在于建立一个令行禁止的政治军队。把初期的群雄党改造为“毛氏宗祠”的一家党,或许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使党军事化,变成由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总司令指挥的战斗队,从而使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战斗力来。毛在此期间的表现也相当明智,虽然他把战友当成了幕僚,紧紧捏住了最高决策权,但还是能听取下属正确建议的,起码在抢占东北的过程中是如此。

但在掌权之后还继续搞这套,就只能使毛和战友们成了主奴关系,再无平等可言。无论毛怎么倒行逆施,危及党国统治,他们都只能绝对服从,否则就是背叛了毛泽东道路。反过来,毛也习惯了这种主奴关系,一旦有人胆敢暗示他错了,他就要铁腕镇压以维持主子权威。当毛以为以刘为首的官僚集团开始挑战这关系时,当然就只会应之以文化大革命,而战友们就只有延颈授首一条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约束他的胡作非为的可能,更没有自卫回击的条件。

历史也曾给了领袖们跳出这陷阱的机会。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总结了斯大林暴政出现的历史教训,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此乃苏共基于血泪教训的最起码改革。赫氏看到了我在上面指出的简单道理,那就是若把最高领袖捧成只能服从的上帝,则最终所有的其他领袖都毫无安全可言,哪怕光从党领袖们自身安危着眼,共党都必须实行赫鲁晓夫主义。

当时苏共由于惯性仍然是各国共党的老子党,因此中共也“侪辈跟随愧望尘”,在八大上修改了党章,在总纲中去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条,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还根据毛“退居二线”的假惺惺声明,因人设事,特地创立了“党的名誉主席”这从未兑现的职位。

大势所趋之下,毛只能“因势利导”,但他不久就发动反击。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懂点洋文的人都能看出来,这完全是文盲笑话。所谓“个人崇拜”,英文是“cult of personality”,译为“个人迷信”似乎还更接近原意,但仍然无法传达“cult”的意思,那是指“邪教崇拜”。中文无法翻译此词,以致毛闹出这笑话来。既然如此,江共为何要在国外广撒《Falungong Is a Cult》呢?根据伟大领袖教导,“Cult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万一是正确的cult呢?

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个人崇拜邪教无情吞噬党国忠良的首次表演,它生动显示了谁若敢与毛有政策主张的轻微分歧,谁就要被全党视为背叛“毛泽东道路”,变成“反党分子”,受到无情惩罚。彭德怀的下场昭示了刘少奇的下场,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刘竟然看不出这点来。他不但带头把彭往死里整,而且还在8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长篇大论地论证推行个人崇拜邪教的必要性: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我们党里面,
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有这个意见。……这些
问题实际上从(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
崇拜运动。

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
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
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
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
在那个时期彭德怀同志是反对在党章上写那一条的。在(苏共)二十
次大会后,他是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

我想我是积极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我现在还要搞。我现在还要搞小
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以后我还会要搞。对彭德怀同志的威
信,我也没有损伤过。如果说他去掉点个人野心,多有点马克思主义,
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点个人崇拜的。我这个人是搞这一行的,是犯这
个‘错误’吧!这不是为了对某一个人好,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好争选
票。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威信跟党的威信、阶级威信是不可分离的。
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
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
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因此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党的、阶
级的、革命的、人民的领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处。”

“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
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
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
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李锐《庐山会议实
录增订本》)

如历史生动证明的那样,少奇同志这些昏话,完全是“欲练神功,挥剑自宫”,把宰割自己的屠刀跪送给伟大领袖。但他若不这么做,又还能有什么选择?他本人就是发起个人崇拜邪教的祖师爷,靠这一手爬到了皇储高位,乃是毛以下的最大受益者。否定这套就必然要否定他在党史上的地位。这就是他比毛还积极还狠毒地整肃彭德怀的基本原因,那并不完全因为彭是“高饶余孽”。

可悲的是直到临死,光美同志不但没有悟出少奇的大错,遑论忏悔,而且竟然继续攻击诬蔑彭德怀: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
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彭总信中所说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实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
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
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
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过,党
在幼年阶段曾遭受惨重打击,但仍能发展壮大起来,就因为保存了自己
的旗帜,没有分裂。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一切的。”(黄峥《王光美
访谈录》)

在彭德怀的意见书公开印行多年后,光美还竟敢坚持诬蔑彭企图分裂党!

慢说彭写的是私人信件,根本没有想到毛会公开印发,而且那信中也丝毫没有“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的意思,就算王的指控是真,那追究责任又有什么不应该的?难道在“贴了50亿”(这是全会包括毛本人都承认的数字)、饿死大量人口之后,还不能追究推行这祸国政策的领袖的责任?难道让政治局或中央投票决定何种政策是正确的(彭根本没有这意思,完全是王光美栽赃,这里是虚拟口气),竟然是“分裂党”的罪行?

由此可见刘王这对“第一夫妇”是什么德行。可惜这登龙术并不是只有刘会使。大饥荒的恶果暴露出来后,毛的威信下降,刘邓的威信相应上升。林彪同志敏锐地察觉了这一趋势,在《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封底写下此话: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
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于是他便挺身出来做“大帮帮”,“公道主动地指出”毛的“每一创举与功绩”,大规模重施刘少奇当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借捧毛搞倒国际派、自己爬上去的战略。新旧时代造神运动的区别,只在于党的能力决定了的规模不同。延安时代我党尚未控制全国,造出来的不过是“党神”,而林副统帅造出来的则是“国神”。如所周知,这场运动使得毛成了不能质疑,只能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上帝,使得“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成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信奉的第一条教义。

自此之后,党国要员们的生存就完全取决于毛瞬时内的喜怒哀乐了。此乃其他领袖包括林彪在内的最有效的自杀术。后来林彪面对毛的整肃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完全是自作自受,挖坑自埋。

正因为此,1964年年底,毛和刘争吵时才能骂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动小拇指就能打倒你!这其实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他何须动手指?动动嘴就行了。

可笑的是,刘根本就无从遏制这一趋势,因为他本人就是这邪教的始作俑者,不久前还在庐山会议上专门论证过其必要性。他当然也看出了生存下去的前提乃是赢得毛的欢心。为此处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反修斗争”、“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比毛还积极,不但炮制出杀气腾腾的 “桃园经验” 和“后十条”来,而且还在文革初期频频“舍车保帅”,毫不犹豫地牺牲部下,从多年心腹大将彭真直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长们(其实张戎的父亲张老先生就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打下去的。刘主持文革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牺牲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文化界名流以及负责文教宣的党干们),还在全国范围内拉下大网,准备捕获成千上万的新“右派”们。

可惜刘以为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便能保平安,却不知道毛最难伺候的就是他的反复无常。忠实执行他的意图往往是自跳陷阱,让他反过来把这当成罪状。百万右派上了这当,高岗、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也是这么翻船的。刘少奇经受“后十条”的惨痛教训之后,还以为可以靠当积极分子救命,似乎只能说明他连自己早就成了毛病态想象中的威胁都懵然无觉,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成语都没听说过。

邪教造神运动,使得毛共所有的干部自二把手刘少奇以下,纷纷踊跃投入马屁大赛,只知揣摩上帝心思,忠实执行他的每个意愿,敢于并善于及时出卖所有可以出卖的人。此乃在那个流氓黑帮会、土匪山寨里生存的前提,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的“星宿派”与之庶几有三分神似。

这种烂污制度决定了“洪洞县里无好人”。周恩来不过是这烂污大军里的普通一兵,在本质上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陶铸、陈伯达、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并无不同,既不比其他人高尚,也不比其他人卑鄙,只不过远比其他人更乖觉,不但深知如何避免引起伟大领袖猜忌,更知道必须准确判定毛的哪些指示要立刻执行,哪些只是诱敌深入的“拖刀计”,千万不可当真。全党能逃脱毛这种陷阱的似乎只有两人,一是周恩来,一是叶剑英。但叶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周相比,天生就安全得多,何况他还在“二月逆流”时中了毛的拖刀计(请参考丁抒《文革初军内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

总而言之,愚以为,用文明人的道德标准去裁判比较周和其他党国领袖是毫无意义的。周当然是助纣为虐无所不为的奴才,但除了彭德怀等个别异数外,又有哪位党国领袖不是这种东西?根据《王光美访谈录》: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
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
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
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
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
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
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
完这些,少奇好象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
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
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这且不说,文革后新凤霞有次见到王光美,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因此对蔡咏梅感叹道:“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

新老太太其实说少了,根据光美同志自己的证词,刘家一共被毛整死6个人,然而光美还死而无怨。这其实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刘本是无产阶级老马屁家,不是靠战功而是靠马屁爬上去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毛本人,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光荣历史,因此他只能与毛同行到底,之死靡他,无怨无悔。这不是什么无私而是大私,基本动机还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同理,正因为毛共是一家党而非群雄党,所以只要我党存在一天,毛就绝对不会被否定。

客观地说,毛之所以需要刘、林一类马屁家抬轿,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个人崇拜邪教不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党本身造成无从修复的巨创,但它是极权国家必然出现的现象。

这道理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了:新式独裁制度相对于传统帝制的最大弊病,乃是它没有“天命论”指定的“真命天子”,所以在理论上任何党员都可以当选为党魁。而成为党魁的唯一法理依据,便是“正确”。如果党魁被大众认为犯了错误,那大位立刻不保。这和传统帝王完全是两回事。旧式皇帝再怎么倒行逆施,只要不引起全国叛乱,就绝不会有人敢怀疑他不是真命天子。

但极权政党党魁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变成他人抢夺大位的口实。伟大领袖不就是靠指责“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篡党夺权的么?在此之后他怎么还敢认错?那不是邀请别人来夺位么?和传统帝王不同,他can't afford虚怀纳谏。在他眼中,彭德怀委婉指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就只能是篡党夺权的大阴谋。不仅是他,就连刘少奇等人都这么认为,而且王光美万死千伤之后还要坚持这无耻诽谤。可见这的确是我党无从弥补的死穴。

因此,毛必须以个人崇拜邪教来作为“天命论”的代用品,告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是不能取代的真命天子。可惜这邪教并不能真正代替“天命论”。它只能保证一代君王的权威,并不能传代工作。

更糟的是,它把君臣关系锁死在恶性互动中。传统“天命论”非但不剥夺忠臣劝谏皇帝甚至抨击昏君的道义立场,而且还鼓励这么做。但个人崇拜邪教则把一切正常政策争论都当成了谋篡大罪,造成全国只允许一个脑袋工作的可怕局面。当这个劣质变态脑袋造成大跃进式灾难时,这邪教不但杜绝了改正错误的可能,还使想匡救错误的臣子成了皇帝维护权威的牺牲品。传统社会当然多次出现胡乱屠杀群臣的昏君暴君,但它和新时代有个本质区别:朱元璋式暴行更与个人变态有关,具有个人偶然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式屠杀党国忠良则是那制度设计的内在死穴决定了的必然的“先发制人”。

明白了这一点,则立刻可以明白周恩来为何那么怕毛泽东。他非怕不可,不怕不足以生存下去。不但是他,我党诸大员没有不怕的,不怕就要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唯一例外大概只有彭德怀。中南海衮衮诸公中,竟然只有他一人反对过那个人崇拜邪教。

但彭这么做,与其说是看出了那邪教的自伤神效,不如说是出自朴素的反感。否则他也就不会写出那意见书来,不但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而且还在死后多年让光美那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诬蔑诽谤。

例如他若有我这点见识,就只会在意见书上列出所有必须立即纠正的严重问题,然后挑出毛的有关语录来,证明那是下面的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偏离了伟大领袖英明教导造成的。要这么做毫不为难,因为毛是“辩证法大师”,无论什么指示都要讲究“两点论”,所以只需忽略其主要精神,专把虚幌一枪的那“另外一种可能性”举出来作论据就行了。真要那么写,则毛只会心花怒放,当即就下令纠左,而中国或许也就少饿死了许多人。

但就算彭总有此洞察力,那也毕竟只能治标于一时。那致命死穴还是存在。就算党国其他领袖与他同心协力破除了个人崇拜邪教(那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就是只不可逾越的拦路虎),那又怎么样?如今我党不搞这套,少奇同志的警告不是立刻就应验了么──“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

说到底,缺乏“天命论”而且找不到代用品,乃是我党永远无法解决的致命难题。没有个人崇拜邪教,党就没有威信,人民就不会死心塌地拥护,就无法长治久安。但有了那玩意儿又会造成大规模自伤。这难题我看根本就无从解决。恩来那种庸人可做的,也就是明哲保身而已。


【未完待续】
 
时间: 19 8 2007 01:20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十)


芦笛


(三)恩来净身记


根据张戎、哈利代毛传,周恩来沦为毛泽东的忠实奴才,始于1932年的“伍豪启事”被毛用作讹诈材料,我已在前文中指出此说不符常理,无法成立,也与事实不符。周确实听任毛蚕食他的权力,但我认为那是天性怯懦使然,并不是被毛讹诈的结果,否则周不会在洛川会议上带头反对毛提出的卖国主张,并在会后负气出走长达三月之久,任毛催促都不回去。

根据张、哈两位作者的分析,周被毛彻底驯服的转折点,乃是延安整风运动:

“一九四三年,毛在给王明下毒时,还整治了周恩来。毛不满足于周听
话、忠实,还要再大大恐吓周一番,使他不敢有丝毫贰心。在整风中,
毛把周领导的地下党打成特务集团,周面临当特务头子的危险。毛召他
从重庆回延安时,他踯躅着不敢回去。毛六月十五日发给他暗带威胁的
电报:‘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周七月一
到延安,毛劈头给他一顿指责,还甩出一句:‘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周胆战心惊,马上在‘欢迎’大会上连篇累牍地歌颂毛。十一月政治局
会议上,他一连骂了自己五天,说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是王明的
‘帮凶’,说自己从前当领导是‘篡党篡政篡军’,还称自己‘猥琐’,
有‘奴性’。他在党内到处演讲,大讲他本人和其他领导如何给党带来
灾难,毛又如何从他们手里挽救了党。自此,周恩来完全被毛驯服,以
后三十多年,直到行将就木,他都是不时自掌嘴巴的毛的理想奴才。”

毛周关系的转折点当然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不过我觉得,这似乎简化了历史过程。

窃以为,恩来同志沦为伟大领袖的忠实奴才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彻底抹煞自尊自爱。它发生在延安整风期间,恩来由此成了毫无自尊、毫无骨气的毛的走狗。跨出这一步去并不是那么难,因为自尊从来不是周的突出个性,违心糟蹋自己乃是他的拿手好戏,过去批判立三路线他就玩过一遭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真正困难的还是第二个转折点,亦即彻底抹煞良心,在“忠于领袖”和“忠于国家人民”发生尖锐对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一个人无耻一时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无耻,从不顾忌人民利益,只顾保持主子欢心而保全自家首级,这才是最难最难的阿!哪怕对于党性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跨过这一步去其实也不那么容易。

最能说明这点的就是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如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发现的那样,此前毛的实际领袖地位早已基本奠定。以周恩来善于“和稀泥”的天性,本不至于跳出来充当反对派头目。但他当时天良还未彻底丧尽,对毛、张提出的背信弃义、欺骗政府和国民的卖国主张实在忍无可忍,所以不能不出来坚决反对。

此后他虽然被毛驯服,但天良仍未彻底丧尽。“反冒进”中又发作了一次,这事张戎也忠实地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
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要的所有的东西。
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
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
被称为‘反冒进’。……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
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
来去找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
同意’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当周预见到主子的狂想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时,他还是有那良心顶住的。然而毛绝对不容许奴才有良心,于是便有了1958年的南宁会议。恩来于此被彻底阉割,化为中华第一美太监。张戎也记录了这事: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
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
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
‘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
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
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
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
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
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
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
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
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
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
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写这
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
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
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
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
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
时许,邓大姊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
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
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这段记录的所有参考文献我都核对过,唯一无法找到的是周恩来的秘书方若愚(音)的证词。但我记得在国内网站看到过类似文章,应该是可靠的。

我认为,这就是周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他的精神折磨恐怕要远远超过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要求的不过是主动打断自己的脊梁骨,彻底抛弃自尊,这对周那天生软体动物来说并不是太高的要求。而且,那并不伤害国家利益──毒死个把王明,在党史中作点手脚,无耻吹捧主子,于中华民族何损?

但现在可就不同了。周在办公室独自熬夜呆坐之时,只怕不是因为个人委屈而伤心,而是因为他洞幽烛微,看出此生面临着的巨大悲剧,那就是从此只能抹煞良心,坐视一个治国白痴把国家推进灾难中,从灾难走向灾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蹬腿。

我想,这就是周沦落为丧尽天良的奴才的质变点。这理解似乎可以从周在庐山会议期间与彭德怀的对话中得到印证:

“就在(7月)23 日上午散会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
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
慰彭德怀。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
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
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
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
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
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
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
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
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 个月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
万人。按“一五”经验上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1:8.8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
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吸取教训。
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
‘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由此可见周是如何“吸取教训”的,那就是不管主子的胡作非为给国家带来多大灾难,都绝对不要讲困难,否则就“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这是方法”。换言之,生存的方法就是彻底抹煞良心,不管人民死活,以此去维持主子欢心。

正因为此,当周后来发现事态远比他估计的严重,并不是他想象的“他(芦按,指毛)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那么轻松,于是便立即顺风扯蓬,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跟着众人给彭定性:“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当然,比起林彪、彭真、刘少奇等人口口声声指责彭“有野心”的致命陷害来,周只说“很骄傲,抗上”,已经够手下留情了(引文出处同上)。

周这“方法”从此日渐炉火纯青,党内谁也比不过他。据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光美披露:

“少奇同志这才明白,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后来听说,陈云
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
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
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陈云同志当面向毛主
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
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谈话。”

这比什么都说明恩来良心被阉割之彻底。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是7个人,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老朱乃是花瓶外,所有的常委除了周和毛之外都赞成包产到户。以周之聪明,绝对不至于看不出包产到户起死回生、救国救民的神效,但他竟然老奸巨猾到主张“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由此逃过了一大劫。

以彻底抹煞良心、不惜牺牲大批百姓性命来保乌纱帽,这生存术之高当然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是独领风骚,不过要以此作为全民道德楷模,可就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当然,我也说过,周并不比党国其他领袖更卑鄙,当然也不比他们更高尚,只是比他们更精明而已。这是智力差异而非道德素质区别。

和这些行为比起来,周在文革中的表演实在算不得最糟糕。文革当然使得中国遭受了空前浩劫,但它毕竟没有像“大跃进”那样夺去几千万人民的性命。无论是积极参与颠覆刘少奇也好,出卖贺龙也好,下令逮捕义女和弟弟也好,参与林副的造神运动、带头篡改党史也好,我看都和人民利益没什么直接相干,比起在庐山会议上抹煞良心“反右倾”,因此多害死了起码上千万的生灵要光彩得多,要突破的良心障碍也相对薄弱得多。

说到底,周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悲剧人物。如果他不是才华出众,风度盖世,而毛又不是那样一个震古烁今的治国白痴,因而形成无比鲜明的对照,那么其悲剧因素也就不会有这么浓厚,也不至于衬托出那有史以来最黑暗、最血腥、最反动、最荒谬的社会制度的可怕来。


六、结语


本文从探讨毛周关系入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毛周的个人性格和历史“业绩”,初步透视了毛共的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剖析这些,不是限于简单的道义谴责,而是想指出这些荒谬绝伦的现象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俾未来的中国人鉴古知今,惩前毖后,杜绝类似悲剧在未来中国再度发生的可能。

令人悲观的是,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毛周并不是随风而逝的亡灵。毛泽东死去已经31年了,但至今“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身影,五湖四海回响着您的声音”,据国内朋友介绍,毛不但是青年一代的偶像,而且还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由衷倾慕。这些人并不是完全不了解毛,相反,他们崇拜毛正是因为看到了毛的那些泼皮性格,诸如翻云覆雨背信弃义,不顾大局蛮干到底,以自伤讹诈术逼迫对方就范,不遵守任何契约和游戏规则,不按常理出牌,整人神功出神入化等龟孙子兵法。

这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一个民族的“精英”的价值观竟然颠倒到这种地步,那这民族会有什么前途可想而知。最可怕的是这种崇拜根本就不是道德批判可以破除的。哪怕张戎毛传披露的毛的烂事再多也无济于事。相反,它们只会引起那个堕落民族的强烈艳羡。

就是有感于此,我才先后写下了《白痴》系列和《毛周》系列。目的是告诉大家,毛的那套用于内斗倒可以无往而不胜,但它绝对上不得国际角斗场。耽溺沉湎于这种自残自伤小则伤害一家企业,大则坑害国家全民。它不过是某些下流中国人的小聪明,只能祸国殃民,非但在鬼子眼中不堪一哂,而且绝无可能富国强兵,圆了中国人持续两世纪的如此难圆的梦。少奇同志教导我们:“贪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占大便宜。”真正的大智慧是尊重游戏规矩的诚实。这一点凡是在西方混过的人都该知道。鬼子之所以把规则和程序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实体,就是因为人家具有真正的大智慧。

当然我也知道这努力其实是水中捞月。最近我收到某位陌生网友来信,建议我停止疗愚的无效劳动。他说的那些理由我何尝不知道?但我的回答只能是: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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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3 个评论)

7 回复 徐福男儿 2016-1-9 09:31
读这样的文章,当浮一大白!提醒阿灯兄一句,你把第九篇和第十篇的次序贴颠倒了,能纠正过来吗?
8 回复 总裁判 2016-1-9 09:51
留着慢慢看,反正文章一到芦笛手里,就好看。
8 回复 light12 2016-1-9 09:55
徐福男儿: 读这样的文章,当浮一大白!提醒阿灯兄一句,你把第九篇和第十篇的次序贴颠倒了,能纠正过来吗?
改过来了。对不起。
8 回复 light12 2016-1-9 09:55
总裁判: 留着慢慢看,反正文章一到芦笛手里,就好看。
谢谢
7 回复 笑臉書生 2016-1-9 11:37
不错!!!!!
8 回复 light12 2016-1-9 12:44
笑臉書生: 不错!!!!!
谢谢
8 回复 xu3331 2016-1-10 04:14
“ 、、、周并不比党国其他领袖更卑鄙,当然也不比他们更高尚,只是比他们更精明而已”

周到底精明在哪里?无非是保持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已。一丝一毫不为百姓着想,周也是极端自私的东西,有人说他比毛更恶劣。信然。
周极善于搞平衡,其实出发点为自己。正如姜文或谁的一部电影里,眼看两方争斗,他说“看谁赢,我们就帮谁”。
要是事情发展到有毛势力孤单,周必然会倒向天平的另一端。
某种意义上说,周还不如林彪那么有几分骨气。

看人先看人品,再说才能。
周一辈子助纣为逆。说什么才能?其人品十足小人,烂小人一个。
至于才能,中国之大,就没有超出周的?这个党一上台就妒贤嫉能,实行逆淘汰。
57年就有人因说了句“为什么就你周恩来一直当总理,依我的才干也可以当总理”,被打为右派。
8 回复 borninheaven 2016-1-10 05:43
周恩来嘛, 讲白了就是条走狗,一条聪明漂亮的走狗。开始是共产国际之狗,后来成为毛的狗。
10 回复 light12 2016-1-10 10:41
xu3331: “ 、、、周并不比党国其他领袖更卑鄙,当然也不比他们更高尚,只是比他们更精明而已”

周到底精明在哪里?无非是保持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已。
有道理啊。
9 回复 light12 2016-1-10 10:42
borninheaven: 周恩来嘛, 讲白了就是条走狗,一条聪明漂亮的走狗。开始是共产国际之狗,后来成为毛的狗。
评价不高。
6 回复 borninheaven 2016-1-10 10:51
light12: 评价不高。
共产党最好最忠诚最聪明的帅哥朋友, 这还不高
8 回复 light12 2016-1-10 10:52
borninheaven: 共产党最好最忠诚最聪明的帅哥朋友, 这还不高
  
6 回复 qxw66 2020-6-17 04:02
芦小人之心,看金怎么说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zljGFa0Ss
7 回复 light12 2020-6-17 06:29
qxw66: 芦小人之心,看金怎么说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zljGFa0Ss
哈哈,你的前提是毛是对的。你又不敢按照毛教导你的去造反。人生悲剧莫过如此

金是走资派的人是不是? 你的敌人。毛主席看你化敌为友他很高兴
6 回复 qxw66 2020-6-17 07:59
light12: 哈哈,你的前提是毛是对的。你又不敢按照毛教导你的去造反。人生悲剧莫过如此

金是走资派的人是不是? 你的敌人。毛主席看你化敌为友他很高兴
不敢,走资派蹲在那里等偶上钩呢
5 回复 light12 2020-6-17 08:27
qxw66: 不敢,走资派蹲在那里等偶上钩呢
毛主席讲造反有理。冲吧
6 回复 qxw66 2020-6-17 08:29
light12: 毛主席讲造反有理。冲吧
偶让别人冲了
5 回复 light12 2020-6-17 08:45
qxw66: 偶让别人冲了
  
回复 赛昆 2024-7-12 00:26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错了。当年的口号是“地有多高产”。
2,“第一未必会‘一边倒’,第二不会“抗美援朝”,第三……”——如果王明博古等人当权,肯定“一边倒”,中共国就像东欧一样。“抗美援朝”不可能有,因为不会有韩战(毛自己说了:斯大林以为他是铁托,韩战是考验他)。
3,“如果周不拱手让出大权,那红太阳绝对轮不到毛来做”——这就是瞎扯了。周让出“红军总政委”给张国焘,不是给毛。直到1937年12月,中共党内排名仍是“洛恩博泽”,也就是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王明主持的12月会议传达洋主子指示:扒掉洛甫,扶毛坐第一把交椅。
回复 赛昆 2024-7-12 00:36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百团大战”在日本与重庆方面在澳门谈判之时进行,日本方面怀疑是奉苏俄之命破坏谈判。芦文没有交待这一可能,只说是彭的抗日举动。

芦文说斯诺1936年访问陕北“苏区”,便已看出毛是头号人物。俺没读过斯诺的烂书,但记得目录里面没有毛的名字,有贺龙、朱德甚至徐海东。注意,《西行漫记》中文版前言写于1938年,此时毛泽东已经被洋主子钦定为中共第一把手。

据张闻天老婆刘英的回忆文章,毛在张闻天当总书记时猛拍张闻天马屁,一口一个“明君”。所以,在这方面毛周一样:该趴下时绝对不敢站着。王明大概就是看中他没有国际背景,所以抬他出来打压张闻天、周恩来和张国焘。注意,虽然1937年的“12月会议”传达洋人圣旨,让毛坐头把交椅,但“七大”报告人却是王明,也就是:毛只是傀儡。可惜,一年后,王明的靠山(中共的亲爹——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在肃反时被枪毙。新主子季米特洛夫写信要王“不要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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