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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三） (四)

作者：light12 于 2016-4-8 09:49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格丘山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三）招祸 时间: 07 4 2016 16:16

作者：格丘山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三) 招祸

四队的队部有三个干部，康队长，指导员邵兰新，会计汪深。

康队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原来是解放军的排长，生性好动，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烦恼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里开会，所以他只和自然斗争，与世与人无争，我们的故事对他没有更多可讲的。

会计汪深也是复员军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就担负了全队的工资，考勤，劳保等等一切后务工作，不下地。为了说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绍兴宁波那一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个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国电影中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点狡黠，但是没有霸气。他的眼睛很混浊，说话时总是避开人的目光，隐约能感到他对人有些势利。其实他对人的态度只是忠实和精确地体现邵兰新的好恶，而且你也只是隐约感到，说不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来。在队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不张扬，不多事的人。从他的唯唯诺诺和小心谨慎中，我猜测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么辫子在档案中，只是无法证实了。

现在讲到邵兰新，邵兰新是一个中等个子的胖子，园园的脸，脸上一股正气，没有一点阴诈和诡谲的气色，板起脸来很凶，笑起来时却很可亲，有些像庙里的罗汉。这里说的正气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正人，只是表明这个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却是自己未必知道。邵兰新虽然大腹便便，像个做官的样子，却没有大干部那样的气势，仔细看他的脸颊上两块胖墩墩的园肉，有些红，并不是血色润通的颜色，而是带着风霜吹打出来的血管显露。他虽然凶的时候很可怕，脸上的胖肉还不到横肉的级别。

邵兰新小时候很穷，他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过，小时候要过饭，要不是党我哪能有今天？他说这话时，就像说家常话那样平静，没有很多人忆苦思甜时的矫情，泪流满面，反倒让人感到他对共产党感激的真诚。他从部队转业时是付连级，一直在四队担任指导员。邵兰新的文化是在部队里学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夸夸其谈，花花肠子的人，所以说话都是朴实的大实话。对他来说共产党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为了穷人翻身，他邵兰新有今天就是共产党带来的，邵兰新对地富反坏有着天生的敌意，对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视，邵兰新一有鄙视脸上就会显示出来，我能感觉到他看丘德功和黄天秀时眼神中那种厌恶，他觉得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要不是共产党来了，都是骑在他的头上，而且现在仍时时刻刻都想着夺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敌人。邵兰新这样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还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样子。邵兰新对我后来态度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里成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听邵兰新开会讲话是非常无聊的，他讲不出什么道理，翻来复去，就是共产党打天下救穷人，资产阶级要用懒、馋、贪图享受来腐蚀革命队伍，夺回他们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兰新，身为指导员，必须以比契柯夫笔下那个紧紧看住周围人不要弄出什么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是我说的，邵兰新不知道什么契柯夫)更负责，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队的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腐蚀。除此邵兰新再讲不出什么来了，通过他嘴里出来的道理倒是都变成了与他亲身经历紧紧融在一起的大实话，虽然其中的连结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很有问题，但它毕竟与我在学校中听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极端偏激，专横，暴道和杀气腾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忆起，六十年代大学中那些政治干部，进步学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沾的大谈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时，身上就冷的起鸡皮疙瘩。那些当年在学校中耀武扬威，将衣服批着身上(那时学校干部的时尚，不将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处慷慨陈词的人，恐怕一个个今天正在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中搂着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记，或者故意忘记他们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别人搞得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的保尔科察京时代了。只是偶尔对身边商业化女人的游戏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时候，会想念和怀念起他们年轻时，充满斗志的为革命献身的纯洁女友，他们记忆中的冬妮亚，而自以为他们那个时候一个个都充满革命理想，圣洁得像天使！

邵兰新大约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时也想过应该用比较有理论水平的词汇来润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这样开始了，先清了嗓子，说，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耳目为之一震，怎么像讲课了，张着耳朵听下去，邵兰新接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因为他不知道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就说成纲，举目张。下面有一半人笑起来。邵兰新发现不对，不知道大家笑什么，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习惯的口头禅上去了。

邵兰新虽然恨地主，恨剥削，恨资产阶级的好吃懒做，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回避，他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脱离劳动和得到额外享受的路上走着吗？他的身体愈来愈臃肿，不知是转业前就是这样，还是在当了指导员后长期脱离劳动引起的。连不识字对他的话马首是瞻的王奎选都私下对我说邵指导员不如康队长，不参加劳动。当时只要干部一开会，参会的干部就可以吃一顿好饭，虽然那一点点特殊化与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与邵兰新会上成天告诫教育工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腐蚀，和他用眼睛紧紧盯住工人的行为，不正是背道而驰吗？不过我相信以邵兰新的资质，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不可能去想到这些问题的逻辑矛盾的。

有一次邵兰新传达上级干部要参加劳动的文件，传达完了，邵兰新还没有来得及讲话，老工人张正寿不紧不慢的说“这是远景规划吧”，将会场上的人乐得仰面大笑。邵兰新脸通红，气得两眼冒出凶光，但是没有与张正寿计较，更没有训斥张正寿，而是将话题扯到别处去了。这说明邵兰新毕竟还有做官的涵养，知道分寸。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邵兰新虽是直性，也学了一些当官的技俩。

农场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来到农场，到农场工作，这些人没有工资，就以记工分为准。有两个女孩子在四队场院工作，邵兰新看到了，就过来问了一下她们的情况，最后对这俩个女孩子说，你们俩个的工分，一个是九分，一个是七分，你们每天下班前讨论谁是九分，谁是七分。当然后来这俩个女孩子没有上邵兰新的圈套，俩个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轮流拿九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来。

在中国除了杀人犯或者当场抓住的强奸犯，偷窃犯外，一个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从他的犯罪去理解这个人，那么往往会失至千里。所谓的反革命，反动分子，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来自于这个人的情况改变，来自于这个人的实力，情况与他现有的地位，财产，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称，一旦产生这样的不平衡，这个人就很可能要开始倒霉了，至于倒什么霉，那并不重要，而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去自由发挥的。在毛泽东思时代往往容易变成政治犯罪，在改革开放时代容易变成经济犯罪。我们这里邱德攻的倒霉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

队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级到五级工，工资应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间，而丘德功是技术干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应在八十多元。一个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资比周围人高，这显然是不平衡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鲍有光的父亲鲍扬廷来了，他从希腊起义回国后被定为三级教授，工资并不高，但是共产党念及他是起义回国，另外给了他一份非常可观的保留工资(一百多元)。记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资时，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将退回的工资寄到他家里，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坚决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兴，是人家诚心诚意给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为什么不拿？鲍扬廷说，你懂什么，在一个科室中如果工资高于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后来鲍扬廷躲过了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为他做人的豁智和谨慎。丘德功显然没有鲍扬廷那样的人生阅历，他的遭殃就是从工资开始的。

四队领工资的那天，大家排队，由会计汪深给大家一个个发。丘德功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应该走开，轮到下一个，当时并没有当面点清的习惯。可是丘德功没有走，而是点了一下，发现少了三十元。然后他就将钱摊在桌子上，问汪深﹕
汪师傅，怎么少了三十元？

汪深脸通红，也没有仔细点丘德功的钱，就说是吗？从抽屉里将显然是卡扣的钱拿出来给了丘德功。大家都看着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准了邵兰新对丘德功的厌恶和丘德功在队里的处境，才敢沾这个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发现而没有当面点清，那么以后查无对证，队里有哪个人会相信丘德功和帮丘德功说话呢？没有想到丘德功会当场点，这使他丢尽了脸。

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钱，却栽下了祸秧。不过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当时情形下有其它应对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认了这个哑巴亏，不揭露汪深，他以后会逃脱命运给带来的灾难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个月后，四队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现刑反革命事情，会计汪深揭发，有人下工回家经过队部门口时，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解放军

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四) 斗争会和丘德功的首次脱险 时间: 07 4 2016 16:18

作者：格丘山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城镇乡里，到处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语，整个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动荡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杀气。

记得到农场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电车，突然发现电车上一片死寂，没有人一个人说话，人的脸在车外一个个驶过去的路灯的荧光下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黑，让人感到慑人。多年来我总不能忘记那个夜晚向我显示的恐怖，和当时心中突然袭来的在这个长夜中出现的无比孤独。我相信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已经从各种气息中闻到了血的腥气、预感到了一场血光之灾将要登上中国之陆。虽然人们尚不知道这场灾难来自何方，为什么而来，是谁去杀谁？当然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北京高大和讳莫如深的红墙之内，琉璃瓦之下，两个巨头已经不共载天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黑雾和怒气正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变成黑色的乌云，将整个京城笼罩到黑雾之中，然后这些黑云要慢慢弥漫、向整个中国扩散，覆盖住整个中国，像一条条黑龙，张开血盆大口，悬压在中国一个个城镇乡里的上空，等待着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这个血雨腥风来到的前夕，被卷进了灾难。

农场党委听到邵兰新汇报，四队出现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嚣要消灭解放军，党委书记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党委秘书徐仁芳为首的工作组，去四队处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党委秘书徐仁芳山东人，部队转业。但是徐仁芳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白净的脸，整齐的五官，文秀沉静，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更像一个文人。

其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却显得内秀和很有涵养的人也到处可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他的身份、职务、经历和当时的极左气氛使他也在阶级斗争烽火中冲锋陷阵，但是肃杀的气氛仍然不能吞没他稳重的个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于自己没有受到很多教育，对有高等学历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秉性在共产党的部分老干部中屡见不鲜，他们由于自己不能进入和懂得所谓高深的学问，而表现出对知识殿堂和有学问的人的敬畏。反而这种对学问和有学问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学生中爬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却无迹可寻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当学生时为了要求进步，入党升迁，不得不荒废学业，肚子中通常没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后，为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损失，显示了一种对不问政治只读书的人，乃至知识的怨恨。正是这种心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白专的人下手尤为残忍。

一个斗争现刑反革命丘德功的大会在徐仁芳的主持下开始了。

斗争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名词，对于外国人恐怕会像外星上的童话，对于中国人的后代子孙恐怕也难知其详了。虽说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则，斗争会未必就会绝后，但是百年后的中国斗争会肯定会与他们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的斗争会大相径庭，可能会添上那时候的中国政治，甚至高科技的特色。如果我不在这里多解释几句，外国人查百科全书，子孙查历史书，肯定会望洋兴叹，徒劳无得。因为这些不上大堂﹐但是却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东西，中国人是从不将它记载在正式文字中的。

斗争会源出于土地改革，共产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将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在分地前，必须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先将地主批倒斗臭，这样农民分地时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从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说。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看，土改斗争会往往要经过共产党派出工作组，反复动员，农民才能发动起来。而我们这里说的六十年代的斗争会无论从形式上，参加人的心态上说已经与土改斗争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没有一本小说反映曾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生活重要内容的这种小说。

六十年代斗争会不是从土改斗争会脱颖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脉应该是反右运动。反右从共产党请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开始，要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直到党认为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不能再言了，就发生工人农民“不答应”了，走上讲台，要与右派辩论。右派在“工人农民”的讨伐下，不经一击，辩论会很快就变成了右派认罪会。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中国人不宽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愤怒”的右派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义愤填膺的，跃跃欲试争取进步的，心怀叵测的和心惊胆战的都必须一个个上场，轮番与右派划清界线，表示愤怒，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斗争会诞生了。

斗争会，从五七年诞生，到六十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右后的任何单位都具有对自己的下属开斗争会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具有将一个下属打成与历史上的奴隶地位一样卑微的地富反坏右的无上权利。这个单位党委无法无天的权利已经使社会上的公检法系统形同虚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国人，其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已经毫无保障，丧弘至尽。

斗争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党的积极分子反而不太上场，愈是亲近的同事、朋友、同学、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场，愈要无情。所以从人性上说，斗争会的残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独特，正是定位在这第二特点上。

今天有人去责备那时的中国人愚蠢和无情，未必见得公平。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处于其境，都未必会比那时的中国人潇洒。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置于地狱之边，一个个党的积极分子虎睁圆眼看着你是否划清界线，否则就会将你也推入那个万劫不复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从？

这里说地狱和火海，绝非夸大之词。沦为阶级敌人的严酷确实与陷身地狱只在伯仲之间，它超过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它意味着不经任何审判，不允任何辩护，不存在任何上诉可能，一个小小的单位党委，转眼之间就可以令一个人丧失工作，家庭，变为像奴隶一样的贱民。贱民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残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一旦沦为为贱民，就是阶级敌人，终身都是敌人，永无期满之日。其影响将延续到子孙，他们无论升学和分配工作都由此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这么一个荒唐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系统司法的，使每一个普通人离地狱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到了文化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而后由于政府的官员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尝到了这个制度的残忍和不公平，而暂时的被搁置，不再被使用。这里说暂时，是因为，造成这种荒唐制度的根源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待到受过这个制度直接伤害的官员慢慢将这些记忆淡忘，或者离开人世以后，新的少壮派再在中国升起的时候，它完全可能卷土重来。

丘德功的斗争会就在群情鼎沸的口号声中开始了：
打倒现刑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军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会场一片肃杀，尤其像我这样已经被戴帽子的反动分子更是提心吊胆，喊口号时拳头举得高高的，声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们说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会场中间，低着头，脸苍白和憔悴，显然已经多夜无眠。

首先是汪深发言，他有板有眼地叙述了，他怎样在办公室办公，下班的工人怎样一个个走过队部门口，然后大部分人都过去了，最后来了丘德功，扛着锄头，一边走一边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队部门口唱起我是一个兵，最后一句唱的是消灭解放军。他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听了一遍，还是消灭解放军。

汪深说完，大家愤怒的叫起口号：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坚决要求严办反革命丘德功！

接着是批判发言，几个显然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发言一个个轮流过去。最后是主持人徐仁芳讲话，他的话也是这类会议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判，进一步交待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对抗是死路一条。讲到这里，看来会议应该接束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对丘德功说，丘德功，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你，你对大家讲一讲你的认罪态度。

徐仁芳出乎常规的给了丘德功一个说话的机会，连丘德功自己都没有料到，谁也不知道徐仁芳为什么这样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马上反映过来了，他的机会来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来，跪了下来：

“请大家饶了我吧，我就算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会傻到大白天去唱消灭解放军，我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不为自己想，还要为她们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们怎么活下去啊”

说到这里丘德功已经声泪俱下，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将两条腿挪动着，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师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过去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这里我向你赔罪，汪师傅啊，消灭解放军和消灭蒋匪军，两个音很接近，很容易听混的，告诉大家你没有听清楚吧！”

谁也没有想到斗争会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北京的大学中，马上就会有要求入党入团的进步分子跳起来，声色俱厉地指着丘德功的鼻子叫邱德功老老实实，不要演戏，可是这里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有跳出来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着徐仁芳，现在应该是主持会议的主持人严词呵斥丘德功站起来，回到会场中间去，可是徐仁芳像个没事人一样，他的眼神中闪出一种迷离的光芒，望着我们看不到的空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汪深尴尬地面对着跪在地上向他求饶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这个时间继续了大约一分钟，这是极为静寂的一分钟，大家都屏气敛息的看着汪深，等待他说话，终于一个工人家属不能忍耐了，叫了起来：
“汪师傅，丘德功在问你呢，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我，我”
汪深支吾着，不知说什么好。

从干部转为工人的李云飞忍不住了：
“汪深，你听清楚就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就说没有听清楚，大家等着你说话哩！”

李云飞出身烈士，深得领导信任，过去在人事保管挡案。但是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别强的理解力，却没有起码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将他理解的事情和东西，不管是否合乎时宜，用非常极端和尖锐的语言立即表达出来的爱好，他这种没有理智和原则的紧跟形势的第一反应能力，使他始终处于当时正确的大风大浪的尖头上，而毫不意识不同时期风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对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强烈的第一反映能力所累，由于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领导和工人，最后被从干部贬为工人，在队里当康拜因手。

会场上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顶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来，
“我，我，我没有听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这句话，等这句话一到，连想也没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没有听清楚，这话怎么能够随便说呢？”

然后徐仁芳大声地加重语气说：

“散会！”

这个斗争会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了。徐仁芳回去后向党委书记报告汪深没有听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忆这些旧日的往事时，仍不得不对徐仁芳在那个如履薄冰的阶级斗争时代中显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

不幸的是，虽然丘德功逃过了这一劫，这一劫最终是不会放过他了。他的莫须有的尾巴已经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国家政治风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个人做主。现在不管是邵兰新、汪深、徐仁芳，甚至农场的党内书记茹作斌，都无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运，这就像一个气球，一旦发出，即便线被剪断，飘到了中国的政治天空，它的命运只能随着天空的风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滚，去喜怒哀泣，地下望着的人只能叫喊兴叹，再无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