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30 08:06:34
一个老红卫兵说：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本文摘自《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辛子陵。
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图源：VCG）
民国以来，自有了新式学校就有了学生运动。从北洋军阀到蒋委员长时代，学生运动都是以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
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能利用学生干坏事。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青年学生去搞乱整个社会，把各级党政机关摧毁，假学生之手去摧残他旧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
这也是他“高”于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的一个方面。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通过江青将这三篇大字报的底稿和一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敏锐地感到，青年学生可以利用，“红卫兵”可以利用，他终于找到了捣毁刘少奇经营了多年的盘根错节的党政系统的天兵天将，乃于8月1日回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了三个“热烈地支持”。
3日，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很快，红卫兵在北京、在全国就成了气候。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包括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向毛主席敬献红卫兵袖章，并给毛泽东戴在左臂上，毛泽东问她姓名，宋答：“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说：“要武嘛！”按照封建时代的礼教，皇上赐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面发展，毛泽东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还将造反最凶的五个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他还命令将1,500名红卫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上。总之，红卫兵小将被捧上了天。那天笔者作为工作人员在东观礼台维持秩序，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对毛主席那份虔诚的敬仰和热爱，他们面对城楼上的毛泽东，双泪长流，拼命还挥动着小红书，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既然造反就能上天安门，文革胜利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官可以做呢，这在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无穷的幻想。当学校讲唯成分论，分配工作时许多好位置都被干部子弟占据，广大平民子弟气氛难平的时候，毛主席号召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打倒那些包揽好位置的同学的老子，平民出身的学生们把毛看成了贴心人，立即起来造反了。干部子弟为了摆脱被动，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他们不好直接揪斗自己的父亲，但大方向又要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去揪斗父亲的上级、同级或下级，揪斗外单位和外地的走资派。不管是平民子弟或干部子弟，全疯了！上天安门，这诱惑力太大了。这种造反虽然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这“皇帝”是指刘少奇，毛泽东支持并下令保护这种造反。成群结伙，揪斗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名作家、名演员，他们没有还手的力量，因此，绝无任何危险而有说不尽的好处。这就是红卫兵运动深层的思想基础。
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1,300万人，对毛的个人崇拜的狂热达于沸点，毛作为“风眼”，使造反的红色风暴成了气候，席卷六亿神州。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8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进行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那时候，只要穿一身旧军装，扎上腰带，手执红宝书，上火车不要票，到各地政府接待站免费招待食宿。解放军总参和总政于8月21日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公安部队文告经毛泽东圈阅也于22日发到各级公安局直至派出所，明确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胁也绝不允许。”
“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红卫兵按自己的理解，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一队杀向王府井的红卫兵砸了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一位女士从四联理发馆烫发出来，几名女红卫兵手持剪刀按住她给她剪了个鸳鸯头、冲进清华园浴池的小将用皮带将一个搓澡的老头打出来，并要搓澡工起来“革命”打他的顾客。笔者那天就在王府井，我的任务是“观察社会动态”。接下来就是改名热，把王府井改名为“反修路”，把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
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像。以此为开端，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6843处古迹，有4922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一队一队的红卫兵杀向了社会。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带领，全国各地响应，发起了“南下、北上、西进、东征”的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最大的恶迹是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约有1,000万户人家被抄。
北京市有11.4万户被抄。上海抄了10万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是个50万人口的小县，有7,800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565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户被抄家。
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红学家俞平伯50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昼夜取暖烤火的燃料。
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烧字画文物不计其数。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84岁的沈老伯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攥成纸团，让家人深更半夜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的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征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50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破四旧”造孽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她带领200余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仅谭厚兰率领的这一支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古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个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
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11年（公元68年），明嘉靖年间（1556年重修）。
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乌龙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70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乌龙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
山西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289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2,500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洱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士们剃头刮须，还俗回家。
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那些破四旧的提倡者、鼓动红卫兵造反的文革新贵们对四旧却爱得如醉如狂，经常去文物管理处（保管红卫兵抄家物品的地方）挑选四旧中的珍品。1970年秋，江青约上康生到文管处选“购”珍品，江青挑了一件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嵌着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但请注意，江青并没有白拿，她付了7元人民币。康生珍爱字画，他花10元买走汉朝蔡邕书写的诗经的宋代拓本，花五元买走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
还有汉朝大将军韩信的印章，《红楼梦》最早的刻本等等。据康生死后清点，被他掠入私囊的文物多至千件。
当代著名画家叶浅予获平反后，许多珍贵字画和文物无法归还给他。文管会给了他一个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9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汪东兴（1件），李作鹏（1件）。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期迫害犹太人一样，也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抗。毛泽东为了向家天下过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让江青等新贵上台执政，人心是不服的。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须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
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派出所将辖区内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名单提供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被打死的人数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增至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11.4万户居民离开北京。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业主拿菜刀要自杀，红卫兵把他打死了，反诬他用菜刀要杀红卫兵。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乘坐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橄榄市事件”。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网上的一篇资料《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实地记录了红色恐怖的一个镜头：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年时是东城区东厂胡同6号的居民。胡同里的人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年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了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别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70多岁了。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做家务挣钱。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3点多钟左右，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在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她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她听到她们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听到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夜半三点钟，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
“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车的声音。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她们的时候，声音像杀猪一样。实际上她们受到的待遇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月24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
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从1966年8月27日开始。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和庄死11人，共计98人。
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他是9月1日跟随大兴县县委书记，靠边的“走资派”王振元到马村制止杀人的，亲眼见到了杀人的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问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一个70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
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噗”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所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去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内没有，又指挖房山墙影壁、院墙都没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被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李恩元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这位“走资派”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个“黑五类”分子。
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在农村，成分不好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都被推上了祭坛、湖南省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道县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湖南有代表性，在全国也有代表性，它可以让人们看清楚什么是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记者在零陵地区监狱接待室访问了道县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和凶手。
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1950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年转业回道县，先在县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提升为区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在‘红联’这一边。”他作为总指挥，1967年7、8月份，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207人。因为抓阶级斗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省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袁甫礼，原道县祥林铺区区长，他组织基干民兵120人，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作动员报告，要杀尽本区的四类分子，来一个大扫除。三天后，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共杀四类分子569人。袁甫礼不认罪，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塘坝大队贫协主席。他说：“文革杀人那阵，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光。”
“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100多名民兵分5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让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求情：‘你们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中国喊了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乱跳。刚躺一会儿，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起来互相解绳索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看见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唱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5块钱。’
那个时候，5块钱做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个复员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5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档案中）陈登义，下蒋大队贫协主席，杀人和轮奸案的主犯。他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嫉妒“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起了歹心。
1967年8月26日晚上，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传唤到大队部。陈高肖一进大队部，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朝他腿上刺了一枪，疼得陈高肖大叫：“哎哟！那么远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被打死的地富子弟的头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的妻子是贫农的女儿，为躲避噩运，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湾。
陈登义派民兵陈高友把这个女人追回来。然后就造舆论：“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撰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头一个上的是陈高友。女人死死护住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动手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了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元钱和4仗布票、第二个就是陈登义，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经过精心策划，今日如愿以偿。第三个是陈锡位，第四个是陈高和，第五个是陈吉光，第六个是陈高仇，第七个是郑XX，第八个是陈XX，第九个是陈XX，第十个是陈积登，第十一个是郭发清，第十二个是陈高辉。
贫协主席陈登义带领民兵们开完“大锅饭”，还没忘记党的政策，要彻底改造这个地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贫农老光棍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老贫农。当晚，她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女人恢复神志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
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唐兴浩，原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硝眼杀人案组织指挥者。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三个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带着孩子们已睡下。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闯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变得禾场上，点着火把，只见四围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铳。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14人，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押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许动。然后，他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处你们死刑！”
这里属岩溶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群众叫硝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色彩，让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钢棍朝后脑打下去，然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双腿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个孩子见状大叫，连哭带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害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掉在死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解开绳子。”八岁的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她发现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忽然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蒋汉正听了，立刻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一下，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她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下来了，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了光。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道县的1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我长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泽东为什么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农村的阶级对立？
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5%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95%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95%，又惶恐于坠入5%，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惠风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