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很不高兴，吵着要见周恩来。监狱长找文强谈话，说说你们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你们每个人要写一个悔过书。文强说：“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祖上就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不能写！”本文摘自2012年12月11日稗官野记博客，原题为《文强》。
文强（右一）于1975年被特赦出狱之后，与前国民党将领参观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右三为杜聿明，右四为黄维。他们都是在淮海战役中（台湾称徐蚌会战）中兵败被俘的（图源：高伐林博客）
说起内战战犯，如杜聿明、黄维，无人不知，说起文强，却有许多人不甚了了。其实，文强其人，一生遭际，可谓胜过任何传奇。
在军统中做到最高军衔的文强中将，是活的最长的一位被俘将军，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要说文强的一生传奇，不妨从这样一件小事开始--
文强刚刚被俘时，让其写悔过书，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在被俘后能说出这种话，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但他说的这句话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要从头说起。
文强生于1904年，文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则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强则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孙。按他的回忆，他们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其父曾在清末去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就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
说文强的出身，主要是为了引出和毛泽东的关系。按文强在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七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是文强的表姑（在文强回忆录中说是姑妈，但查其它的资料，并不是文强父亲的亲妹妹），所以文强见毛泽东时是叫大哥的。
回顾文强的青少年，身边围绕的尽是后来的共产党高层，按其回忆录中所说，他先是通过毛泽东认识了何叔衡和谢觉哉，中学毕业后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在学校里又结认了夏曦等一批后来的共产党中的风云人物，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夏曦的动员下报考了黄埔军校，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员。
截止到现在，按照我们的说法，文强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进入黄埔后没几个月，文强和当时的几个黄埔军校的共青团员就被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李运昌、陈林达。集中起来干什么呢，入党。而入党时的宣誓人则是周恩来，所以文强后来就总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文强当时在军校，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文强为班长，不过文强和林彪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原因却是因为一件小事。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里不知怎么还剩一颗子弹。等晚上人都开始睡了，林彪就开始摆弄他的枪，不知怎么突然走了火，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上铺那个人姓林，叫林伟俦，好在当时他没在床上。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成了国民党守天津的中将军长，并在战斗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如此大的事，上边查来，文强身为班长，自然要把事情的经过汇报清楚，于是林彪被关了禁闭。为此林彪深恨文强，骂他是“湖南骡子”，“告密者”，并事后和文强打了一架，不过文强练过武术，按他的话“三个林彪也打不了我一个”，显然林彪又吃了亏。
文强因在艺专时学过速记，在军校里兼职当了周恩来的速记员，并因此认识了众多国民党上层，其中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则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在1926年整理党务案时，文强退出了国民党，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线吃紧，文强等300余人提前毕业，前往武汉前线（算了一下，只在军校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军校可真是速成班了）。
等到文强他们来到武汉，这时武汉已经基本拿下。后又经邓演达介绍，随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并认识了共产党的另一个元帅陈毅。
南昌起义前夕，文强接到恽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贺龙的部队里报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埔的同学周恩寿。
南昌起义时，文强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师长为周逸群。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找到了周恩来问，这个没前方没后方的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文强做为营指导员带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队拼命往东打，等到部队真的打到潮汕，谁也没找到什么苏联兵舰，原来说这里有彭湃建立的根据地，结果当地组织也找不到，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点甘蔗度日，结果队伍一下子就全散了。文强带着手下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靠卖苦力背铁砂挣了点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再从上海各自返回了家乡。
有趣的是，文强和同伴在上海还做了一回贼，而被偷的则是他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到上海后，文强他们又没钱了，一天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书，于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众多当年的学生跟叫化子似的来找他，烦的不得了，只好不断的哭穷，给了他们十二块钱打发他们走。这帮学生很不满意，也没什么办法，其中一个叫杨继荣的黄埔四期生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门后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给当了，并把当票给邵力子寄了过去，说学生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出此下策，当票给你，您自己赎回去等等。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回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文强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如果没有后来变故，照这条路走下去，解放后文强也能成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许多历史也许都将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内部斗争将文强和许多当时和文强境况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
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7月，文强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被杀，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感到很不理解，就让他妻子（当时的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和他谈谈，两个人当时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谈话--
见面后罗世文第一句话就是：“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文强听后很不高兴，就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再说我那23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党员都被暗杀了，被自己人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罗世文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要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文强说：“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罗世文说：“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拍桌子叫到：“狗屁！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罗世文说：“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文强说：“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这样做啥呀？把自己人都干掉，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一吵起来自然惹得大家侧目，文强怕暴露身份，就约罗世文到城墙上去谈。等上了城墙，罗世文开始害怕起来，觉得文强要对付他，就问：“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文强说：“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领导，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罗世文说：“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文强只好说：“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罗世文仍然强调：“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很恼火：“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只好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你懂不懂啊？像你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强一听就火了：“马克思的出身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的出身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你怎么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骂完罗世文后，文强直接就回到家对妻子说：“革命革命，革到最后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说罢和妻子抱头痛哭。
文强的妻子是当年四川省党委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原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很有魄力，劝他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又说她认识杨尚昆。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咱们可以一起去申诉。
文强事后说到：我们当时走得光明磊落，我并不是想叛变，只是想找到党中央，向他们申诉，希望还有挽救的余地。于是文强给罗世文写了一封信：“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最后还写了一句外国话并署上当时的化名“文莱之”。
等文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上海机关或隐藏或破坏，中央机关也转到了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转了几天一点头续都没有，钱也快花光了，最后文强对妻子说：“别找了，就是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呀。还是回家吧，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GCD他也不反对，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咱们找口饭没有问题，不要再革什么命了。”
文强和妻子回到家乡，先是在父亲开的学校里当老师，但当时毕竟是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当时正好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和几个朋友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当时湖南的土皇帝何键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不久就有人砸了他的报馆，还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员身份，并扬言要他的小命，他在湖南又混不下去了。这时文强父亲劝他避避风头，去找当年其在同盟会时的老朋友程潜那里，看能不能找个差事做做。
文强到了南京，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并再次遇见了廖宗泽，不过此时廖已经脱离了GCD而加入了军统。在廖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戴笠，并同其谈了其在GCD时的情况。据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要文强恢复对校长的信仰，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被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与×××已经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中有一个就是戴笠，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而文强也以中校身份加入了军统，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文强调到上海负责为军统搜集各个司令部的战况，为了便于工作，升为上校高级参谋，以方便出入各个指挥机构。正当文强每天穿梭于各个司令部的时候，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新四军参谋长袁国平。偶然的相遇，让两个人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文强一楞：“归队？归什么队呀？”
袁国平说道：“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道：“应该送到四川了。”
文强说：“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组织，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文强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也不追究了，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GCD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文强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对他就有个人的看法，不想在他手下。”
袁国平听文强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文强说：“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七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袁国平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越搞越远，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文强说，我的想法不变。
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
分手时，文强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就送他100块钱。后来，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淞沪抗战失败后，文强收容了隶属军统的一千来人的队伍往西撤，当撤到一个小县城时，正好遇到一批战场撤下来的伤兵在县城里为非做歹。文强一时好事，就想管管，就命令手下的参谋去找了一些白布，挂在县城的一个最高的建筑--澡堂门口，文强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当时他手里有一套少将官服，就穿上冒充警备司令维护起了秩序（按国民政府的规定，警备司令有权枪毙人），命令手下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先威胁要枪毙他们，接着又罚他们干苦力，其它人全轰出了县城。搞了几天，县城是平静了，但文强假冒少将的事却被人告发，官司一直告到了顾祝同那里。文强也直接打电报给顾祝同解释，顾祝同认为在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文强还有精力管这种事，很有能力，当即给文强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现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撤退到重庆后，戴笠让文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于是文强又回到了上海。
文强在上海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并策反高级军官。从其自述来看，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反而自己的网络不断被日军破坏，到最后连自己的据点都被日本人端了，不得不在珍珠港事变前撤退到了香港，在香港时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很狼狈的经澳门跑回了重庆。文强在从上海撤退前给戴笠的电报中，说了一通自己现在多危险，情况多恶劣，最后又说自己要不畏艰险，为国尽忠。当时军统许多特务投降日本，正是戴笠很难堪的时候，忽然接到这封电报着实是感动的够呛，还特意拿给了蒋介石看，来说明军统还是有忠心的人的。为此文强回到重庆后，还受到了蒋的接见。
回到重庆后，戴笠又安排文强去太行山，有两个任务，一是听说孙殿英要降日，要控制住他。第二是原华北军统网络被日军破坏，要重建网络。当时文强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为此戴笠很高兴，把自己的左轮手枪送给了文强。文强事后回忆到：“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名义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
文强到了孙殿英处才发现形势复杂。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都不服谁。而且庞和孙都分别在同日本人暗地里联系，文强试图在中间调和，但没什么效果。
不久，日军扫荡，孙殿英公开降日。有意思的是庞炳勋当时躲在山洞里，谁都找不到，孙殿英知道庞的烟瘾很大，就命令人在附近的大烟馆守着。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带到庞的山洞口，开始庞守在山洞里死活不出来，还说守不住就自杀，绝不投降小鬼子。孙命人在山洞口把大烟点起来，庞炳勋在山洞里闻着烟土味实在受不了了，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一世英名，然后出洞投降。
孙殿英本想拉着文强一块投降，文强不同意，带着军统一百多人跑了出去，孙也没有强行阻拦，事后还做保，把被日军俘虏的一批军统和中统人员放了出去。为此许多军统和中统的人都说孙的好话，以至最后孙降日不但没受到处罚，还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嘉慰。
文强跑回洛阳后，改任河南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的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由于干的不错，有效的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并且训练班二千多人无一人伤亡，被提升为军统北方处处长，调到西安，负责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的军统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文强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39岁。
内战开始后，戴笠让文强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负责建立东北的军统情报网并督察东北的军政人员。
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并和杜处的很好。杜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它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和其共事，不过这个好印象事后害了文强。
1946年3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死后，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
文强并没有当局长的实力，但他一直在地方干，同许多地方诸侯都很熟，在东北和华北也有一定的势力，成为三家争夺的对象。而文强一时又看不出那派能获胜，知道接近哪一派，如果站错队都会有杀身之祸，而原有的后台戴笠又死了，于是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就又找到了父亲的朋友程潜，说愿意来到程潜手下帮忙。程潜当时刚刚当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正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最是需要人的时候，就让文强过来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并给军统的三巨头各写了一封信，说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来用用。程潜是元老，级别很高，军统也没办法拒绝，但只同意是借调，同时还给文强保留了个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的职务，方便他能随时回来，临走时毛人凤还请文强吃了顿饭。
文强只在程潜那里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名让文强担任其副参谋长，负责人事，司法和后勤。程潜本不想让文强去，但文强想，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有正式的调令，身为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另外杜单独给他发了个电报，说原参谋长舒适存是原×××的人，南京和他这边都信不过，去了后实际由文强负责，享受参谋长的待遇。文强想想一下可以统管十六军，算是高升了，也很想去。
程潜在他临走前送行时说：“你们是打不过GCD的，你去了要准备当俘虏呀。”文强觉得此话很不中听，很不高兴。直到1975年特赦后参加一次活动，遇见了程潜的夫人，程潜的夫人告诉他，程潜因为和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又不能明说，可惜你当时没听进去。文强听到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试想如果留在程潜处，事后随其起义，也不会坐了25年大牢，最后落个妻死子散。
文强到达徐总剿总时，济南刚刚失守，文强先参与了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一起几乎提前结束淮海战役的小事故。
一天，文强随杜聿明从南京乘飞机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飞机就睡着了。但飞了半个多钟头了还没降落，文强感到奇怪，就问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说：已经到过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正飞往济南，准备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共产党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文强也喊到：“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地方了。怎么还要落下去？”
驾驶员也慌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文强说：“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强说：“估计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能不能飞回南京？”
文强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文强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飞机掉转机头飞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四周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连刘峙的总部里都点着一根根的蜡烛，说是电厂被地下党破坏了，杜聿明很不高兴，说我离开了几天怎么搞成这样！
回到徐州后不久，黄伯韬兵团就被歼灭，黄维兵团也被包围了。经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决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弥负责掩护，各部队交替撤出，没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争着往南撤，谁也不听谁的，把路堵的死死的，连杜聿明的车也开不动，只好下车由卫兵搀着往南跑。
在路上，文强的手下抓到了七个解放军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咱们粮食都不够吃，还要喂他们，文强就让手下把他们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解放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强就告诉他，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十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让北京的人去查。又说放毒气弹也没你什么事，陆军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可以归到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催泪瓦斯。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杜聿明在1959年12月特赦，比文强早出来15年，杜聿明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解放后后对国民党军被俘人员定罪时，将文强定为甲级战犯，排名比杜聿明还高，搞的文强很不理解。
1949年1月，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达到120架次。除了空军的运输机，连民航机都出动了。可是，收到的粮食和弹药不到投下来的三分之一，多数都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文强觉得负责空投的人有问题，去找杜聿明，杜说：这个空投司令是他的老部下，滇缅路打日本时就跟着他，不会有问题。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文强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他，文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杜聿明让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求援，文强就让舒给他买几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几天后舒回来给文强带来了一身高档西服。文强一见，气的大骂：我是要突围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舒说：这套很贵的。文强说：“贵？穿得出去吗？生怕共产党认不出来吗？！舒适存后来又去南京和空军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杜聿明也没办法，只好提文强做了参谋长。舒适存后来去了台湾，先后当上了台湾防卫副司令和国防部战略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1967年退役，退役后改去学校教书，专教《史记》和《吕氏春秋》。
解放军发动总攻后，杜给文强打电话，说午夜12点到邱清泉的第五军军部集合，然后随他突围。文强到了军部，发现杜早已经跑了，文强身边只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往东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条河边，实在跑不动了，这时遇见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十五六岁样子，文强的副官问打不打，文强想，打死他们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让手下把枪都扔在地上，这些小孩上来就抢武器，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枪回去报功，也不理睬他们。
文强对手下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们各自逃命吧。当时文强身上还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轮手枪，就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一个卫士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不久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他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到俘虏营的时候，文强说自己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当时天气很冷，文强穿的很少，直哆嗦，一个炮兵少将见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文强的腿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工兵少将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给他，还有人给他毛巾和大衣的，这样一来解放军就注意他了。
吃完饭后，一个政委找到文强说：“你是个什么官呀？”
文强说：“上尉书记官。”
政委说：“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文强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政委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了讲解放军的政策。
第二天，政委又来找他，还摆起了水果和香烟，问：“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文强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政委拿了一张文强的照片说：“你再看看，认不认识呀？”
文强一看已经被认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政委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晚饭后，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文强站在桌子上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一讲完，解放军把把文强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到屋里去，到了屋里，就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后，文强刚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围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11个将军来。”
两三天后，文强等人被送到山东潍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编成了一个高级班，全是中将军衔的，正始开始了战犯的生涯。
文强被俘后，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湾。
葛世明是文强在淞沪会战时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学生，当时她举目无亲，文强就让她去后方找他的的妻子周敦琬，后来葛就一直在文强家帮他妻子照顾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术时赶上日军空袭，医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钳拉在了肚子里，几天后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临死前给文强留个了遗嘱，说：“儿子由葛世明带着，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
1944年文强和葛世明结婚，婚后又生了三个儿子。
葛世明在台湾听见大陆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这时一个和文强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来，跑到了台湾，对葛说文强在山东。她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
一逃回来，葛世明就到山东关押文强的地方想见一面，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后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妈家。
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
当年文强跟朱德到四川时，文强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两人很熟悉，陈毅就说：“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曾是我们的同志，后来受了委屈离开了，但不是坏人，现在人们都往台湾香港跑，她能回来，很好。”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文强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又开始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工资全部取消，工作变为在学校清扫厕所，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
据文强的儿子文贯中回忆：一次文强在监狱里交代说他家里有十几把枪，当时文强并不知道她们母子已经回到大陆。马上公安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可那些枪早就没了，只有结婚时文强送给母亲的一把勃郎宁牌小手枪，是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给文强的，枪很小，镶了一些宝石，很漂亮。母亲一直留着当做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现在没办法就交了上去。公安局又问其它枪的下落，母亲也不知道，公安局便觉得是一个悬案，就判母亲管制三年。每天都要向居委会报告。邻居也不敢再有来往了，每个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来要她交待历史问题，一次竟然问：“象你这种身份的人，往台湾跑都来不及，竟又带了全家从台湾回来，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务？”
文贯中说一次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母亲找到学校，学校竟以他父亲的问题说事，家长又吵上门，说反动派的狗崽子要反攻倒算，当时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去同学家赔礼道歉
葛世明觉得绝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给孩子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又让孩子们要相互团结，并说奶妈是全家的恩人，让他们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她。等孩子们睡着了，她去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然后躺在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上，往身上盖了一条白床单。半夜时被奶妈发现，邻居帮忙把她送到医院，当时还有口气，可能还可以抢救过来，但医院当时不敢抢救，说反革命分子自杀属于自绝于人民，要等上面批准才抢救，等得到批准，已经没办法了。
葛世明写了一份遗嘱在身边，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儿院，要奶妈尽管拿走家中她愿意拿的一切东西，回宁波养老。但奶妈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负担。而文强的大一点孩子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只有四子文贯中因年纪小，仍去上学，并且是兄弟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人。
在山东的高级战俘营，解放军对文强他们这些高级官员很好，除了自己做饭挑水外，没什么体力劳动。关他们的地方以前是个图书馆，他们可以自由的借书看。
管理他们的人姓蒋，留个大胡子，文强就叫他蒋大胡子。一天文强闲得没事对蒋大胡子说：“你们打仗行，管理战俘不成，怎么一点规定都没有？”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这个，管理战俘应该有什么规定，我们也不知道。”文强就施展在军统里学到的东西，写了十几条监规给他，主要是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等等。大胡子也都按着执行了。后来文强还教一些管教人员识字，又管墙报，管文艺，文强后来回忆说：感觉当时比在国民党里当参谋长时还忙。
在山东过了近半年后，管理所将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文强的编号是72号。
文强对功德林监狱很熟悉，在军统北方区时曾来过这。这所监狱是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成立的，开始叫“模范监狱”。后来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关过一些汉奸和刑事犯。
文强在功德林里面很不高兴，说我们是战俘，不是罪犯，为什么往监狱里送，吵着要见周恩来。
监狱长找文强谈话，说说你们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你们每个人要写一个悔过书。文强说：“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祖上就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不能写！”
过了几天，监狱又让文强写悔过书，并让其它战犯劝他，说不写过不去。文强就写：“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监狱长看了气的够呛，但也没办法，当时的规定是不许打骂，也不能关禁闭，只好发动其他战犯在开会的时候批判他。
后来文强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写悔过书，最后也只好由着他了。
1985年，文强无意间同在美国的原下属蒋志云联系上了。
蒋志云当时是台湾省的“国大代表”，写信邀请他去美国玩。文强找到了邓颖超，说想去美国看看，在邓颖超的安排下，经公安部特批，文强于9月前往美国旧金山。
到达美国时，蒋志云带全家去接他。文强的堂弟文中侠也特意从台湾赶了过来。文强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文中侠说：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总统”早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啊，台湾都知道。
文强在美国住了一百多天，80岁大寿也是在美国过的。蒋纬国特意让人送了1000美金做为寿礼。蒋志云放大了一张文强1945年升中将那天照的戎装照送给他。文强很高兴，一直挂在家里直到去世。
文强临回大陆前，蒋志云忽然说，欢迎文强到台湾去，说在台湾文强存有100万美金，希望去台湾领这笔钱。
文强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400美金，每月还有1200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1600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100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在大陆坐牢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受了不少罪，应该给你钱。”
文强很有意思，说，我正和老婆闹离婚（特赦后新找到的一个），如果拿了这个钱，要分一半给她。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再说，拿了这笔钱，在大陆上不好做人，回去就对不住共产党，对不住邓颖超了。他说：“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大败仗，还跑到台湾拿100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2001年1月政协举行了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由文强致闭幕词，并给文强一个“世纪老人”的称号，文强很高兴。
会后，一家报纸采访文强，问：“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
文强回答道：“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2001年10月22日下午4点30分，文强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
(惠风 编辑)
，可怜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