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的失败告诉人们，不管在哪种政治形态下，借助树立内部或外部敌人，透过对内“造鬼”来达成自己自私的政治目的的政客行为，都是无耻的行为。这样做或可达成目的于一时，但终究会被事实和时间拆穿真相，会暴露其阴暗与龌龊。
麦卡锡在参议院演讲。（图源：Getty/VCG）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站在世界之巅的美国人想必对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这句话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当美国前所未有地强大时，它的对手——共产主义苏联同样也前所未有的强大。当美国人尚未走出胜利的喜悦，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焦急，忧虑，恐惧，让美国人制造了一个危险的敌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美国的忧虑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引用美国犹太裔小提琴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一句话形容20世纪：“如果一定要让我总结一下20世纪，我就说，它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像，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
的确，两次世界大战在将人类卷入痛苦渊薮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尤其是一战期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共产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化为现实，拉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竞争的时代。自共产主义俄国诞生之日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如临大敌，引发第一次“红色恐惧”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散，西方就或直接出兵或支持白俄，干涉俄国革命。
相比与俄国接壤的欧洲诸国，有太平洋、大西洋天堑的美国，距离威胁很遥远，但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依然将俄国看作头号敌人。在美国人看来，俄国所代表的共产主义集权统治，将严重威胁美国人所珍视的自由民主，威胁美国的核心价值。1950年制定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直白地宣称：“苏联体制向我们提出了你死我活的挑战。从未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与我们本身固有的价值体系是如此的对立。”
如果说二战前第一次“红色恐惧”时代苏俄对美国的威胁还很遥远的话，那麽二战後第二次“红色恐惧”来临时，这种威胁已经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在东欧，伴随着苏联红军推进的脚步，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後取得政权，共产主义突破了苏联一国的范畴。
在西欧，各国共产党迅猛发展。1945年德国投降时，法国共产党已经有总支部2,751个，企业支部6,145个、地方支部20,660个，拥有党员544,921人。在战後的议会选举中，法共连续多年稳居第一大党。在法共反对下，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不得不在1946年辞去总理职务。一次民调显示，57%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打败德国，仅20%的人选择美国。意大利共产党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更令西方担心的是，1947年苏联召集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建立类似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油画，毛泽东1957年获苏联赠送此油画复制品。（图源：Getty/VCG）
在东方，苏联支持下的中国、越南、朝鲜三国共产党先後取得政权。尤其是中国，这个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战後主导世界秩序的亚洲支柱，在亚洲大陆遏制苏联的先锋，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被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打败。在美国引发“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
从太平洋之滨到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沿岸，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欧亚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峙，引起了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与西方军队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对峙，1946年希腊内战重燃战火，1948年柏林危机等一系列冲突，更加剧了这种恐惧。
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早在1945年10月就有45%的美国人要求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对苏政策。1946年3月，6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软弱，8月这一数字增加到63%。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间谍案频发，件件指向苏联、共产党。1945年初的《美亚》杂志案，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及国务院雇员塞维斯（John Service）有关。同年的本特莉（Elizabeth Bentley）案，本特莉自称是美共党员，为苏联克格勃工作，供出80多人，其中包括数十名政府雇员。
1945年9月，加拿大又爆出苏联正在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华盛顿再也坐不住了。尽管开始秘密调查，但仍然不能阻止苏联在1949年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曾经悬在敌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开始悬在美国头顶。
外有强敌，内有第五纵队，头顶核弹，美国人的焦虑与恐怖可以想见。这种焦虑与恐惧正是滋生麦卡锡主义的最好土壤。
国务院中的共产党
如果说美国人的忧虑与恐惧为麦卡锡主义提供了土壤，那麽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国会、总统的政治斗争，则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东风。
自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到1953年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入主白宫，民主党连续执政长达20年，不但将总统大位收入囊中，在国会参众两院也是多数党。共和党连续五次参选总统败北，处於弱势。
1942年麦卡锡（右）自愿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二战经历对其政治生涯有利。（图源：Getty/VCG）
为了夺权，共和党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威胁，以反共产主义为旗号，攻击民主党与共产主义有染。比如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部分管制，就被攻击与计划经济类似，将使美国社会主义化，其结果是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共和党还将苏联的扩张，归咎於民主党对苏政策的软弱，雅尔塔会议上出卖美国利益，称民主党为“叛国党”。由於《美亚》杂志案、本特莉案等间谍案，多涉及政府官员，共和党又指控民主党政府内有共产党。
因民主党在经济发展、社会平衡方面成就卓越，共和党的指控落空。而间谍案则因美国社会尚未失去理智，当事人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但共和党并非没有收获，1946年国会选举，共和党以把“共产党人清除出政府”为口号，自1930年来第一次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威斯康星州的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俄亥俄州的布里克（John Brick）等一大批保守派被共和党送入国会，掌握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与民主党保守派形成一个强大的保守派联盟，为麦卡锡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组织基础。
受选举胜利的鼓舞，共和党利用掌握国会的便利，肆无忌惮地调查共产主义活动，这一届国会的“安全调查”比上一届增加四倍多。不但裹胁了舆论，使反共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加深了民众的焦虑，还迫使民主党政府改变内外政策。对苏趋於强硬，加剧冷战对峙；对内发布忠诚调查令，根据这项法令，联邦调查局（FBI）和文官委员会对所有的250万机关职员、学校教员和研究人员等进行“忠诚调查”，凡不忠诚，立即强迫辞职，所有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这种政治审查後来扩展到军队，社会各界以及私人企业，截至1950年初高达1,350万人受到审查，占美国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无休止、毫无成效的调查，不断透支着美国民众对它的信任。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处於破产边缘时，钱伯斯-希斯（Chambers-Hiss）案拯救了它，拯救了共和党，也给了麦卡锡机会。
1948年11月，当调查员从《时代》周刊资深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党员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位於马里兰州的南瓜田中起获“南瓜文件”--65页国务院机密文件抄本、有希斯签名的三份备忘录、两卷冲洗好的胶片、三卷未冲洗的胶卷後，前国务院官员、旧金山联合国筹备会议秘书长，时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希斯（Alger Hiss）的间谍身份被曝光。但基於种种原因，希斯最终仅以作伪证罪被起诉，於1950年1月21日判处五年监禁。
对希斯的定罪，意味着长期以来共和党指控民主党政府中存在共产党被证实，共和党藉此大肆宣扬，舆论哗然--共产主义敌人不但进入了美国，还进入美国政府。尼克松认为，“希斯案第一次强有力地向美国人民证明，国内共产主义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当前的真正威胁。”共和党籍卸任总统赫胡佛（Herbert Hoover）在给尼克松的贺信中称，“存在於我国政府中的叛国逆流，终於无可置疑地被揭露出来。”美国民众的焦虑与恐惧再次被放大。
在共和党的纵容下，曾被参议院评为现任“最差劲的美国参议员”的麦卡锡，在希斯案被宣判後不到20天就跳了出来。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的集会上，宣称国务院有205名共产党。“我手上有205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於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知道他们的存在，却知情不报，姑息养奸。
对民主党漫无休止的诽谤和攻击让很多民主党人在总统大选中，将选票给了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将遭受麦卡锡无休止的诽谤和攻击，如果共和党人上台，麦卡锡将成为共和党人的揭乱分子，他们之间的内斗或许将使麦卡锡主义一夜间消失。”这句话足以折射出麦卡锡在政坛的影响力。当时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在1952年3月24日预言：“如果艾森豪威尔昨夜当选，麦卡锡主义今天就会消失。”
只是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就难以轻易关上，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已在美国升起。共和党与尼克松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1952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终於获胜，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39岁的尼克松当选副总统。
1952年7月9日，威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麦卡锡（左一）成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明星。（图源：Getty/VCG）
谁是美国的“黑五类”
当然，有功之臣麦卡锡在这场政治投机中也赢了个盆满钵满。不仅重新当选参议员，还担任了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及其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只是剧情并未如报纸中所说的麦卡锡主义将消失，相反，麦卡锡主义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美国其他各个领域，并愈演愈烈，试图获取更多的政治投机。
在政策方面，麦卡锡主义认为一切有关调整社会结构解决不平等问题，医保服务，特别是疫苗接种、心理卫生、饮用水加氟等社会福利政策，都被当作共产主义洗脑的密谋。反共产主义、反国际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极具极右势力标签的政策在当时甚嚣尘上。美国为了反共，严格限制那些“不可靠的”外国人移居美国。根据《1950年国内安全法》，仅1953年上半年，就有48万移民被撵出美国到了墨西哥。
在电影领域，从四十年代开始的好莱坞黑名单事件在此时达到了最高峰。列入黑名单的从业人员中仅有10%能够重拾工作，而米老鼠之父迪士尼（Walter Disney）也被迫宣布愿意配合反共宣传。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强斯顿（Eric Johnston）在《纽约时报》刊登抗议声明：“在恐怖的氛围中，拍不出好电影。”无法拍出好电影，政治正确的反共电影却很容易。例如1952年《红色火星》、1953年《火星入侵者》、1954年《火星魔女》等。可见，自我审查成为电影圈应对恐怖的唯一出路。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是“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给许多无辜的人扣上了罪名”。中国的红色文革中有“红五类”和“黑五类”之分，在当时，麦卡锡就是这场白色文革中给美国人“颁发”这种“胸牌”的判官。
新闻传播领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打击。麦卡锡领导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涉嫌共产党影响为由，调查美国之音。在无端污蔑下，一名美国之音工程师自杀。而美国之音政策顾问爱德•克莱兹曼（Ed Kretzman）日後评论称，这是美国之音“最黑暗的时刻，参议员麦卡锡和他的大走狗罗依•科恩把它消声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网的当家主播蒙洛（Edward Murrow）也在这场白色文革中受到冲击。先是他的好友，美国国务院南美业务主管杜根（Laurence Duggan）被指控为共谍，1948年离奇坠楼死亡。然後他的同事海伦贝克（Don Hollenbeck）因批判麦卡锡主义，遭其他媒体多次批评为无耻狡诈的共产党人，最终不堪忍受在家中自杀。终於，蒙洛在1954年3月通过电视专题新闻报导，点名批判麦卡锡，抒发忠诚调查四年以来的屈辱和愤怒。结果，蒙洛的节目被直接大砍时段，最终被CBS冷冻。
科学领域是麦卡锡政治迫害的重灾区，大量参与美国军工研究和生产的科学家被打入“黑五类”。1953年6月，罗森堡（JuliusRosenberg）及其妻子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遭到无端逮捕被判电椅死刑。处死罗森堡夫妇後，联邦调查局继续追查所谓的“原子弹间谍”，甚至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uliusOppenheimer）。1954年4月，奥本海默被美国政府解除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职务，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1950年11月16日，钱学森（左）在他的驱逐出境听证会上与律师交谈。（图源：Getty/VCG）
还有来自红色中国的科学家钱学森，他与成千上万的华裔一样被怀疑为“间谍”，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在极为重视个人隐私的美国，钱学森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直到1955年以朝鲜战争被俘的多名美军飞行员交换返回中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也难怪当时很多欧洲人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时任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
麦卡锡还在1953年发起禁书运动，这是麦卡锡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中国文革时代的疯狂大同小异。“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相反，禁书甚至焚书是统治者禁锢民众思想、达到愚民目的最常用的方式，这一点在前苏联、中国大陆，包括在白色统治的台湾也有类似经历。不过，麦卡锡禁书运动的初衷还有一个自私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权势。
当时，麦卡锡指派两位主要助手科恩和沙因（David Schine）调查美国驻欧洲各国使馆及其他驻外单位图书馆藏书情况。美国历史学家格里菲思（Robert Griffith）在《恐怖的政治：约瑟夫•R•麦卡锡与参议院》一书称：“科恩在欧洲巡游，展开海外图书馆调查行动，看看哪位作者不顺眼。麦卡锡随即将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作者列表呈到小组委员会和媒体前。美国国务院示弱屈从，命令图书馆将“任何有争议人物、共产党员、同路人等的材料”撤下。一些图书馆甚至开始焚书。”
美国民众在集会上高举标语支持麦卡锡。（图源：Getty/VCG）
最终，麦卡锡将285个单位的图书馆所藏的3万册赞扬共产党或亲共产主义的图书列为禁书，其中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选集，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家丰纳（Philip Foner）的史学着作以及美国着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文学作品等，连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长甚至还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列入禁书书单。面对禁书愈演愈烈，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6月14日达特茅斯学院开学典礼演说中表达了对禁书的批评，但未点名麦卡锡。不过双方已从反共产主义、反民主党的同路人，变成权力争夺的对手。
就在这时，麦卡锡也开始将矛头直指艾森豪威尔。他曾在一次广播中直言：“共产主义……到了1954年还是问题。”换言之，麦卡锡在批评民主党政府“叛卖的20年”的基础上又加上一年（1954年），这一年正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第一年。麦卡锡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他通过“颁发胸牌”掌握他人政治生命甚至个人生死，这种权势已扩大到足以与总统平起平坐的地位。美国着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主编的《美国共和党史》甚至写道：“共和党一半是麦卡锡的，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
事实上，麦卡锡口无遮拦，甚至恶意诽谤他人叛国，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但他有两个护身符。
首先，当时的大环境为麦卡锡提供了群众支持。从1953年9月到1954年4月，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9.1%，失业人数占6.2%。麦卡锡脱掉政治精英的外衣，把自己弄得满脸胡须，利用粗俗下流的语言去攻击他口中的“卑鄙和粗俗的敌人”，宣扬政府中叛变卖国的人都是“生在富贵人家的子弟”。这种“亲民”作派及包装手法，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喜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加里•纳什（Gary Nash）在《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一书称，“他就是通过这种行为故意表现的像一个普通人以赢得广泛支持。”有趣的是，2016年1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RichardCohen）撰文称，竞选美国总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夸大事实以及自我崇拜方面，的确受到麦卡锡的真传。而具对比性的是，二战後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外部苏联的刺激，今天的特朗普也是靠着鼓吹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而深得国内劳工及底层民众支持。
据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在1959年出版的《参议员乔•麦卡锡》记载，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过去半年里，赞成麦卡锡的美国人增加了36%，达到50%，反对者只有29%，未表态者占21%。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议员话语豁免权成为麦卡锡的护身符。
为了限制行政权力，美国给予国会议员以极大的权力，包括最重要的保障是豁免权。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议员的人身特别保障权，其第一条第六款规定：两院议员除犯叛国罪、重罪以及扰乱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该院会议及往返各该院途中，有不受逮捕之特权。对麦卡锡唯一的限制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由於共和党在国会占据优势，造成麦卡锡无所顾忌。
只是，当他将权力的魔掌伸向美国军方以後，事情就有了变化。
1954年2月24日，麦卡锡和调查小组里的全体共和党议员邀请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赴宴。麦卡锡诱导史蒂文斯同调查小组签订谅解备忘录，以制造出陆军迫於调查压力向麦卡锡投降的假象。《纽约时报》对此评论：“不管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承认，麦卡锡参议员分享了军队的指挥权。”事件曝光後，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艾森豪威尔开始与麦卡锡摊牌，决定举行陆军-麦卡锡听证会，麦卡锡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本能的回应
这场听证会从4月22日一直开到6月17日，持续了57天，电视台全程直播。看到麦卡锡缺乏证据横加指责他人的表现後，美国民众十分失望。当他再次以夸张的方式提到所谓的共产党员费雪时，陆军首席法律顾问韦尔奇（JosephWelch）几乎出於本能作出回应，这段回应已经成为美国经典：“参议员，让我们不要再毁掉这个小夥子，你干得够了，你难道不懂什麽是人之常情吗？你终於到了不剩一点常情常理的地步了？”他打断麦卡锡辩解的企图，要求传下一个证人。麦卡锡主义时代，就在这一刻结束。
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也能说明麦卡锡大势已去。到1954年6月，麦卡锡的支持率跌至34%。反对麦卡锡的比率从29%飙升到45%。1954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66对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认定麦卡锡的行为“有悖於参议院的传统”，“有悖於参议员的道德规范，致使参议院名誉扫地，干扰了参议院的宪法程序，使其尊严受损。”美国着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称他为“品质低劣的政客。”这是对他恰如其分的写照。
1954年6月15日，陆军-麦卡锡听证会期间，陆军首席法律顾问韦尔奇（左）与麦卡锡（右）当面激烈对质。（图源：Getty/VCG）
自诩是民主典范的美国，也留下了好几笔不光彩的痕迹。其中，麦卡锡主义被喻为“美国的文化大革命”，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时，整个美国社会都在挣扎，麦卡锡主义是美国在焦虑中对自身理念一场矫枉过正的过程，是这场运动中人们呐喊的旗号而已。正如杜鲁门说的那样：“（麦卡锡）个人的重要性仅在於他的名字被收录进了字典之中。”与麦卡锡被美国人抛弃的原因不同，“麦卡锡主义”被抛弃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1953年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美苏冷战开始发生变化。艾森豪威尔敏锐指出，“随着斯大林的去世，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单纯指控苏联制度使人感到厌烦，冷战根本不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滋生土壤逐渐消失，麦卡锡主义必然走向毁灭。
与麦卡锡主义一起结束的还有美国人的恐惧、焦虑和反共浪潮中紧绷的神经。数年来疯狂的反共浪潮让美国人不断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和道德底线，冷静下来的人们开始质问自己，自己来到美国、留在美国、追寻的美国梦到底是什麽。对此，俄亥俄州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George Bender）回答：“麦卡锡主义已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这是本国政治传统不能容忍的。”
在疯狂的几年中，免於恐惧的自由在疯狂的麦卡锡主义下不复存在，而韦尔奇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中呼吁的宽容让人们再次看到自由的身影。美国人真正珍惜的是，他们自己尊重的一整套美国价值观。
加里•纳什认为：“麦卡锡主义给美国带来的破坏有甚於任何国外的共产党人。它败坏了宪法、法律、总统、国会和国务院、军队以致每一件它企图改变的是事物的名声。”早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就已指出，由於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极端排斥态度及其造成的黑色沉默，导致人们的思想正走向标准化，原来容许冷静讨论的空间被压缩，许多观点受到限制，思想正走向封闭，这种情况恰恰是在斯大林那套严密控制体系下才发生的事情，与美国人相信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透过麦卡锡主义，人们更深刻地看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点。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中，为了取得选民选票，极易形成讨好选民的政治功利风气，民主被民粹绑架骑劫，其结果就是制造出像麦卡锡这样的政治投机者。不过，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民主制度失误的机会虽多於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也多。”
民主制度为这种回归提供制度空间，而深入骨髓的自由精神让美国人作出“本能的回应”。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中称：“对自由的倾心和执着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精髓。”所以即便在麦卡锡主义高潮时，美国社会的不同声音也并未完全消失，以自由为基石的多元思想仍得以维系。“美国精神的最明亮的品质在於它具有最广大的容忍度。”麦卡锡主义的失败告诉人们，不管在哪种政治形态下，藉助树立内部或外部敌人，透过对内“造鬼”来达成自己自私的政治目的的政客行为，都是无耻的行为。这样做或可达成目的於一时，但终究会被事实和时间拆穿真相，会暴露其阴暗与龌龊。
而麦卡锡主义又是什麽？或许不仅仅是麦卡锡时代那种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武断指责他人的不忠和叛国，甚至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它应该代表一种极权主义，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对异端思想的不容忍。即使麦卡锡已归於尘土，但麦卡锡主义仍存在生存土壤。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特朗普崛起显示，在经济挫败和人们畏惧未来的情况下，民主进程会失去方向并产生危险的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