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主任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台北举办了一场公开讲座，主题有关中美关系的发展、挑战，以及两大国竞争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这次演讲，由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教授主持，并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朱云汉院士参与对话。
本次演讲从不同角度探讨中美关系，包括偏向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和霸权移转论，自由主义的经济合作与全球供应链，也有从建构主义分析美国和中国公众的政治价值和国际观。同时本次演讲也从不同议题探讨中美关系——从最近世界关注的朝鲜危机、南海争端，到中国发起的经济合作计划诸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也讨论了中国企业诸如微信、优酷和中国银联对世界产业发展的意义。
福山首先从现实主义（Realism）的立场出发，指出中美局势逐渐倾向学者预期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现象——中国作为崛起的霸权和潜在的修正主义者，挑战美国作为既有的世界霸权的地位，加剧两个世界霸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演讲中提到中日钓鱼台争端和南海问题，可以视为崛起的中国试图挑战当前美国在亚洲主导的国际格局。福山教授以较悲观的角度，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成为“零和竞争”（Zero-Sum Competition），少有双方合作的可能，因为美国对其亚洲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负有安全责任，如果无法保障其中任一国的安全，将导致美国战略信誉崩溃，并冲击其他盟国对美国的信任，因此面对中国对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端，美国难以置身事外。
朱云汉教授则认为中美在战略竞争上仍具备有限合作的空间，诸如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希望朝鲜政府被彻底推翻，但自身难以忍受朝鲜不断挑衅造成的风险，因此可能会向美国寻求妥协、合作。从前几个月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强硬态度，直到最近面对朝鲜导弹试射中国态度软化，可见在朝鲜问题上，中美有寻求妥协的可能。中美在朝鲜的角逐，可以从守势现实主义进行分析——中国固然在朝鲜问题上坚持自身国家安全，愿意为保障朝鲜安全和美国对立，但近来朝鲜的军事挑衅已经超出中国愿意保障的成本范围，中国衡量攻势（继续支持朝鲜）和守势（阻止朝鲜冲突）的成本后，决定寻求和美国妥协，而美国与其盟友（韩国与日本）尚未准备好应对朝鲜的军事攻击，也愿意和中国寻求妥协。
演讲中有提问特朗普执政是否会改变美国对其盟友的保障，福山认为特朗普的确会要求美国的盟友应自行负担更多战略成本（诸如要求德国在北约应扩大军备，自行承担军事成本），但国际结构是长期且稳定的，并非特朗普总统一人能够轻易改变，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不会因特朗普上台而瓦解。
在中美经济合作上，福山则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中美在这方面有更多合作的空间，当前中美在全球供应链和精英互动上已经建立紧密合作。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也逐渐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更成为全球化和自由经济的受益者（就国家层面和上层社会），美国在1990年代也受益于中国商品进口有效遏止物价上涨。
然而当前中美经济合作也存在不少挑战。第一，在国际层次上，美国欲维持对世界经济的领导，要求中国配合美国主导的体系（诸如WTO），然而中国当前经济实力崛起后，试图摆脱逐渐美国体系，发展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诸如“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或是微信、中国银联和优酷等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要求其盟友对这些组织进行抵制，但多数盟国面对中国经济崛起，不愿意听从美国的要求（福山批评美国对“亚投行”的抵制，是奥巴马政府最愚蠢的政策）。第二，在内政层次上，这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所表现出的反全球化、自由贸易倾向，反映出相当美国人开始认为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受害者，并将失业等问题都归咎于全球化造成美国失去竞争优势，而特朗普执政也可能冲击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对经济自由化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常常以打压和他国经济互动，作为政治威摄的手段，最近的例子包括台湾民进党上台后中国对台商投资和观光客来台的限制，以及韩国部署“萨德”后对韩国企业的抵制。
建构主义与历史脉络是探讨当前中美关系最好的角度——相比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理论虽然还不够完善，却能探讨以往国关领域忽略的社会、价值变项，也能探讨近年国际政治动向。
譬如，福山提到中国自认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当前中国和他国的领土争端——无论是钓鱼台还是南海，甚至是台湾问题，都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这种对西方的不满，成为中国将美国和日本视为外在威胁的潜在原因。这种经过历史累积的价值观，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因外交政策而改变。
而在美国社会价值上，福山有提到美国人普遍无法将中国视为平等的伙伴，也有将中美竞争和19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霸权地位进行比较，说明中美霸权交替无法像当初美国和平取代英国霸权那样，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存在太大差异，不像英国与美国分享相似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观。而最近特朗普当选反映美国排外情绪，这并非短时间内兴起的民意，而是长期累积、发展的政治文化，应该借由长期的历史脉络进行分析。
这次福山也从内政角度探讨中国的外交发展。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里认为，中国政体缺乏的不是治理能力，而是缺乏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问责（accountability），因此其统治正当性不能永久保障，只能依靠操控民族主义，或是持续维持经济发展。然而操控民族主义有危险性，而中国也难以确保经济能永久维持成长。在外交方面，操控民族主义和保持经济增长具有潜在矛盾性——操控民族主义带有排外性质和民粹性质，经济发展却要建立在国际合作与自由开放之上（中国内需再大、资源再多，本身仍欠缺软实力和技术）。这两种矛盾的结合，也势必冲击其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本次演讲中，我们向福山提问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能否适用于中国，福山教授简短的以日本、韩国，或印度与巴基斯坦（非真正民主国家）作为例子，表示民主和平论不太可能适用于中国。我们不完全同意福山的看法，固然民主国家仍难以避免对外冲突，但民主机制确实可以遏止好战的对外政策，譬如美国民众反对越战和伊拉克战争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建构主义分析，民主政体为社会带来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对外交行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中国民主化或许难以压制内部民族主义，但民主机制可以从内部防止民族主义情绪转为对外政策。
当然民主和平理论本身有其解释上的局限性，虽然目前实证上确实显示两个民主国家间的冲突远少于两个非民主政体或民主-非民主政体之间，但该理论仍存在各种问题，诸如民主国家如何界定、冲突如何界定、历史上的样本仍不足够、或两者只是虚假关系（spurious relationship）等。这些问题仍有待更多研究解决，而未来中美关系或许可以成为评估民主和平论的关键样本。
在中美争锋的影响之下，台湾的角色又如何？台湾作为夹在中美之间，一方面外交、军事上和美国亲近，并且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尽管台湾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上对立，却共享相同的语言、种族和文化，台湾对中国贸易依存度也日渐增加。换句话说目前台湾在政治、经济上同时依赖中美两大国，一旦中美关系产生变化或陷入对立，台湾将陷入困境，或被迫选边站。
当前学者对台湾的未来有各种看法，诸如攻势现实主义提倡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向台湾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aiwan）一书中就抱持悲观看法，认为台湾最终将被中国并吞。事实上，中国实力的崛起对台湾而言是一件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在福山本次的演讲中，朱云汉教授最后就提出：台湾应该增加对中国的全面融合（engagement），并运用台湾相对中国优势的软实力影响中国。Engagement的定义为“沟通、交流”，惟有有效的沟通，才能化解刻板印象和对立，避免发生冲突，增进对话与合作。
（注：作者童凯文任职于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严飞任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