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治国白痴毛泽东：内政篇（六）

４）文革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它最触目的特点，在于它和世界历史上一切革命截然不同，竟然毫无社会重建内容。在这点上它甚至不如中共所谓“民主革命”。

暴力革命的目的，无非是使用暴力手段，取得按自己的意愿强行改造社会制度的权力。中共革命就是这样。如所周知，它是苏联革命的忠实拷贝，在革命成功后按苏联模式全面改建了社会结构。

文革却只有单纯的权力斗争，在夺权斗争胜利后竟然毫无制度更新。在踢开了一切绊脚石，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之后，毛终于获得随心所欲缔造新社会的良机。可他什么都没干，在把全民折腾得万死千伤之后，却两手空空地撒手归西，扔下个烂摊子让后任收拾。历史上还真没见过这种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

愚以为，此事不但彰显了毛泽东的严重智力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敝民族的致命弱点。我在旧作中指出，中国人政治上的想象力和发明力，已经萎缩了两千年。世上的“主义”有万万千，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不但没有发明能力，甚至没有学习能力，只有画虎类狗的抄袭能力。于是当毛泽东扔开苏联模式想创新之日，也就是灾难降临中华大地之时。

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毛当然是个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政客，但他更是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后一特点加上严重智力障碍，便构成了他那自伤神功情不自禁地时时发作的发病机制。

无庸置疑，促使毛在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一个强烈主观动机，乃是《水浒传》式的“替天行道”，推翻万恶的旧世界，创造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来。但与旧式痞子造反不同，毛从留苏海龟那儿学来了列宁的“革命工艺学”的新发明，立刻发现它威力无穷。

终其一生，毛都没有学会马列主义，不用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连哲学他也始终没弄懂。他对马列的理解也就只有两个内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革命工艺学”。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相干，可与不同意识形态挂钩，甚至可以用于极右的法西斯国家。它算不上什么理论，乃是一种制造革命的实用操作工艺。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通过革命党这个政治军队，把人民组建成更大的政治军队，形成势不可挡的巨大合力，去推翻强大的旧政权。

毛应用这个工艺学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他本人变成“拜人民教”的忠实信徒的过程。看过《愚公移山》的读者都该记得，毛把人民当成能搬走两座大山的上帝。他真是这么相信的。中共革命的胜利也似乎证明了他的信仰确实是万古不磨的真理。的确，共军在淮海战役的后勤给养靠的就是人民的推车扁担。

可惜他却看不到，列宁工艺确实是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潜在能量的手段，但它的工作原理，是把全民组织为彻底丧失个人意志的政治军队。在使用这种令行禁止的政治军队建立起来的国家中，想要让人民自由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和“首创精神”完全是白痴梦话，遑论让人民当家作主。

这就是毛为何在建立了苏式国家后要感到幻灭──他发现在这种新社会中个人意志毫无释放余地，因而也就彻底缺乏生机，由此萌生对理想社会的朦胧憧憬：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话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其实也就是他发动“百家争鸣”的初始动机。如果不是他叶公好龙，按这条路走下去，也未尝不能摸索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来，可惜那完全超出了他低下智能决定的狭小视界，最后反倒“走向反面”，让社会变得更加万籁俱寂。

的确，“走向反面”乃是毛的盖棺论定之词，他建国后干的事没一桩不符合这四个字，文革尤其如此。毛发动文革确实有着强烈的社会改建动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一样，他也看到了“新阶级”的存在，将其称为狗屁不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

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拿手的群众运动，先是“社教运动”，后是在全国范围内砸烂旧政权的文化大革命。

毛的弱智在于，他终生没有认识到，列宁的革命工艺学操作要点，乃是先建立革命党作为核心政治军队，再以它为骨干，把群众层层组织起来，形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军队。军队的特点是上级绝对服从下级，非此不足以保证战斗力。因此，党民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关系。这种政党一旦执政后，必然要变成为所欲为的奴隶主等级。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只能解散党组织，从头另建新社会。但一旦扔开那核心部队之后，则人民必然化为无从控制的暴民，社会立即陷入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

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１９６７年初，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给砸烂了，代之以群众组织的暴民统治，用李志绥大夫的话来说，全国只留下了中南海一个党委。毛不得不在全国实行军管，以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控制乱局。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万能的党组织，声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如果他有正常人的预见能力，又何必兜那个大圈子再度回到原点？

说到底，毛泽东之蠢，蠢就蠢在他死也不知道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让人民作百依百顺、俯首帖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奴隶和炮灰，就只能造出“一元化”的奴隶社会来，绝无可能同时让他们“有民主，有自由，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列宁工艺只能保证让愚民最大限度地献出体力、鲜血乃至生命，却绝无可能让他们发挥什么“首创精神”，形成万能的“集体智慧”。共产制度的本质正在于它只允许总司令一个大脑工作，因此其特点必然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甚至更愚蠢（我也知道这是病句，不过毛主席既然能是我们最最最最热爱的伟大领袖，那卑贱者当然可以是最最愚蠢）。

不仅如此，您要砸烂旧社会，fine，砸烂之后怎么办？总该建造一个新社会吧？既然如此，您得先有个蓝图，作出科学的严密的政治制度设计，确保人民能在您建立的新社会中当家作主，不但能在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迫害时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能从此杜绝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产生，是不是？

可惜这连白痴都能想到的事，伟大的天才领袖就是想不到。他脑海里有的，就只是朦胧的对旧体制的不满，以及更模糊的对理想社会的盼望，比从未见过异性裸体的青春期男女的春梦更模糊。

不难看出，“毛病”其实是我们的国症，如今仍是政治上的两极的同病。“民主”革命党人同样只有朦胧的对旧体制的不满，以及更模糊的对理想社会的盼望。而毛派分子只知叫嚣以毛式革命推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重建人民乐园，却从来没有想到连他们的毛祖宗都不知道怎么去建立这个乐园，最后不但死在他要砸烂的苏式奴隶社会中，而且更因他的蠢动使得中国跑步进入官僚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右派章伯钧在１９５７年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确实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政治设计能力。不但５０年前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唯一从事这工作的，举国只有王力雄先生一人。而全国人民到现在也不知道最起码的公民权利，就是在跟随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们蠢动之前大喝一声：“先把你的理想社会设计蓝图、具体操作步骤、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再说！”

更有趣的还是，毛有恃无恐，因为人民那个万能的上帝会去帮他解决一切他无能解决的理论问题。毛最突出的智力缺陷就是彻底缺乏创造性灵感，指望获得解放了的人民去自动弥补他这个缺陷。他著名的群众路线的公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在他那个灾难深重的畸形大脑中，人民一旦被解放了，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不但能创造愚公移山的physical奇迹，也能替他填补理论空白，“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了”的疯话就是从这白痴哲学来的。

可惜那解放并非思想解放而是短暂的政治解放，于是解放了的愚民仍然只会是愚民，只会忠实执行毛的已有号召，绝无可能发明出可行的制度建设措施来。

毛唯一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一斗二批三改”，亦即“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里所有的定语都没有明确界定，要执行它就绝对只可能是“斗倒当权派，斗倒学术权威，废除一切规章制度。”

这就是在全国所有工矿企业内一度发生的事，所有的“老当”被斗倒，技术人员统统靠边站，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管、卡、压” 废除了，工人群众“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当真快活。毛忘记了人类最起码的常识：好逸恶劳乃是人类本性，如果没有党干在后面挥舞鞭子，干多干少不干全一样，那无论路线觉悟有多高的革命同志都不会主动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１９７４年，上海码头工人代表我伲工人阶级喊出了心里话：“要作码头的主人，不作吨位的奴隶！”这就是毛式“解放”的必然后果。

唯一能遏止这“解放”的利器就是“阶级斗争”，可惜那玩意也未必“一抓就灵”。从文革爆发后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那“阶级斗争”就是“派斗”的同义语。两派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辉传统，以武力消灭对方，使工厂化为战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工厂则变为一部分工人阶级毒刑拷打另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刑讯场。解放了的人民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只表现于发明出无数匪夷所思的毒刑，而他们行使民主表决权利的神圣时刻，则是决定是否该把孕妇吊到龙门吊上去。

只是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４这几年，“阶级斗争”才重新变成了奴隶主驱使奴隶流血流汗的鞭子。可惜奴隶已经学会了如何用“两类矛盾”来保护自己，那鞭子再也没有文革前的神效了。等到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爆发，派头头们再度造反，便迎来了我伲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春天。那阵子咱们一边上班一边竖着耳朵，一心以为派头头们将至。但等他们去冲击党委闹事，我等立马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冲回家去，学裁缝的学裁缝，学木工的学木工。这大好形势一直延续到毛咽气。

总而言之，毛的文革实验，唯一的成就就是把人民变成刁民、政客加土匪，使得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再度蒙受了比战争更严重的打击，使得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边缘。除此之外，它根本就没有让人民获得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没有作任何制度改革尝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白痴胡闹。

毛不但没有作政治制度改革，而且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开历史倒车，那就是有名的“五七道路”。这倒与“土高炉”不同，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好像是来自于线装书。毛的理想社会与老子的“小国寡民”颇有共通处。他对社会分工怀有莫名其妙的憎恶，毕生想废除它。当初建立人民公社的动机之一就是废除劳动分工，这当在农业章节讨论。

同样地，他在工厂也试图推行这“桃花源”蓝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从国家宏观水平到企业微观水平，这政策一体通行。毛的智力结构实在奇特，他一方面迷信“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为此把高级社并成庞大的人民公社，鼓吹它的优点是“一大二公”。另一方面，他又对“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情有独钟，下令企业办社会，其理想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毛时代略有规模的工矿企业无一不是这种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堪称“工农兵学商并举”，工厂办农场、民兵、学校、商店、幼儿园、托儿所乃至医务所。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大规模重复劳动奇迹，浪费了无量人力物力。别的不用说，我厂办的农场的收获与投入之比堪入吉斯尼世界大全。光是每年把工人运到农场去的汽油开支和汽车折旧，大概就足够为全厂职工买下一个月的口粮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