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芦笛 长达一个世纪的宏伟壮丽的南辕北辙

作者:light12  于 2009-3-28 11:0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其它日志

长达一个世纪的宏伟壮丽的南辕北辙     时间: 08 2 2009 05:54

适才看见小衲同志出来歌颂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社会,只觉得啼笑皆非:对时人来说,传统社会也和“彼世”一样,既可以把它描绘为西天极乐世界,又可以把它画作九幽十八狱,反正谁也没见过不是?

我于是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西洋文明,则咱们至今仍处于那永恒循环之中,男耕女织,秦砖汉瓦,两三百年来一次大动乱,把全民杀得10停只剩1停,然后再重新开始。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倒不错,生在乱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幸福。”

这本是事实陈述,而且是老生常谈了。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早就道破了:

“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

而杨度也早就指出中国从无可持续社会进步,其历史曲线乃是正弦波:

“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

可小衲居然表示“完全不同意”,还说什么“金毛文明带不带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动乱的因素,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漫说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就不曾动乱过,也不必说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能化解社会危机,消除动乱于无形,就算鬼子的文明也带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动乱的因素吧,它毕竟是不断发展深化的,与中国以循环方式停滞不动是一回事么?

这种反应,加深了我的固有的强烈感觉,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性质到底是什么,国人折腾了一个半世纪还没搞清楚,因此很有必要谈谈我的一孔之见。


一、 传统社会不是西式阶级社会而是官僚社会


这是马教在中国制造的最严重的思想公害之一,毁灭性地污染了中国的智识环境。如今国人一谈旧中国,开口便是“封建社会”,闭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连史学家也要像煞有介事地争论那些伪问题,诸如辛亥革命那“资产阶级革命”到底是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又代表哪个阶级,等等,等等,当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看出此道荒谬的学者们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梁漱溟曾坚持认为,中国社会跟西欧不一样,不是阶级对立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社会”,云云。

前半句话非常正确,“阶级”观念纯属西洋货,古代中国和欧洲完全不一样,朝野无一人有阶级意识,从无同一阶级抱成团与国王争利的习惯,而这在欧洲乃是深厚传统(如英国贵族在13世纪初抱成团,以武力强迫国王接受《大宪章》;中世纪工匠、商人们结成保障自己利益的各种行会;法国大革命因第三等级抗税而引发等等)。把周期性的游民/农民暴乱称为“阶级斗争”属于搞笑活动,因为它从来不为农民争利益,反而以农民为主要糟害对象。梁的后半句话也有一定道理:我在旧作中说过,中国传统社会是个“有一定流动可能的等级社会”。少数下等人可以通过科举制度 “鲤鱼跳龙门”,实行“农转非”。这与西方封建社会以血统定贵贱是两回事。

但梁说不过是皮相之见。我的观点早在议论吴思先生《潜规律》和《血酬律》的旧作中说过了,这里再系统表述一次。

我认为,远古文献不足征,无从断言,但中国自中古至今,从来不是阶级社会,一直是个官僚社会。无论是满清的“封建社会”,是民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特点不但没有改变,还极大地强化了。

所谓“官僚社会”,意思是说,社会的统治者是官僚集团,它不代表任何阶级,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支持,具有无限疯长扩散、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天然倾向,表现出与恶性肿瘤极高的相似性。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所谓“社会经济基础”毫不相干,并不因这些因素改变而改变,因此不符合马克思的“阶级” 定义。无论是传统社会的官吏,是过去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如今执政的共产党,都是官僚集团,都靠垄断资源,控制经济,以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实行不等价交换来聚敛财富,实质上是一个暴力敲诈集团。这种官僚社会与土匪山寨有规模与外在的典章制度之差,但并无本质之别。


二、我们的“公”和他们的“公”


传统的“公”的观念并不是西式的“public”。古人的“公”与“官”不分,两者常常是同一观念。不信请看《诗经•小雅•大田》: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意思是:“云起了,快下雨吧,下到公田里,让我的自留地也能沾点光。”

这儿的“公田”是队上的么?也差不多吧。《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这说的是他无任向往的著名的“井田制”,亦即把大田划分为均等的九宫格,中间那块是官田,周围八块是各家的私田。各家先种官田,再种私田。私田的出产归各家所得,而“公田”出产的则是皇粮,那是用来养活贵族的,与公众福利无关。这和西方的“公”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指的是“公众”或“社区”乃至“社会”,收税固然是为了养活公务员,但大头还是用于公众福利。

证之辞书,这理解完全成立,按《说文解字》对“公”字的解释是:

“韓非曰:背厶爲公”

《康熙字典》:

“韓非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这是用经典两分法作定义:自己营生或营利称为“私”,私的反面就是“公”。请问“公”与“官”有什么区别?难道都不是私的反面?

《康熙字典》给出的“官”的定义也支持这理解:

“官:《增韻》職也,使也,公也。”

由此可见,古人“公”“官”不分,“为官”与“为公”不分,唐太宗的名言就很说明问题:

“(太宗)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充,魏征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好皇帝是“为官择人”,不是“为私择人”。连白痴晋惠帝闹的著名笑话都表明了这一点:

“帝文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晋书•帝纪》卷四)

不难猜出这笑话是怎么闹出来的:他的脑袋里自幼让帝傅塞满了“大官无私”的教导,被反复告诫“立党为官不为私”,因此活学活用,养成了追究一切行为动机的阶级分析习惯,连听到蛤蟆叫都要追究那动机到底是大官无私,还是自私自利。

因此,传统的“公”乃是标准的模糊概念。在古人心目中,“公家”、“官家”、“官府”等词乃是通用的,所以胥吏才会被称为“公差”、“公人”,而官事被称为“公事”、“公干”。有趣的是,有时这甚至指朝廷,例如“大宋官家”指的并非官府,而是皇帝本人。

这模糊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人们才会把“官有制”当成“公有制”,不知道中国所谓“公有制”乃是“官僚所有制”,为官僚集团控制,为官僚集团谋福利,与公众无相干,而若不是老芦说破,大概国人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察觉这问题:)


三、深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传统


在传统中国,私有制从来也不曾获得西方那样理直气壮的地位。官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自1949年始,这是官僚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的。它决定了中国社会绝无可能自动长入资本主义社会。

古代中国奉行的“社会理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理论上,帝国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帝所有,这就是许多新建皇朝进行全国规模的土改,实行“计口授田”的 “均田制”的“法理依据”,也是满清王公贵族入关后“跑马圈地”的“法理依据”。传统社会与现在的土地政策的区别只在于,虽然朝廷在理论上享有土地所有权,但“土地使用收益权仍旧属于它的占有者,他并且有转让使用权的充分权利;但是田赋既然依(原有的)土地租价为比例缴纳,所以领主权是被承认的”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2页)。如今谈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如果实施,中国便在这点上完成对传统的回归了。

因为实行农本主义,土地是官府控制得最薄弱的一环。控制得最严密的其实是原始工商业。读过《盐铁论》的读者都该知道,早在公元前81年的汉昭帝时代,咱们就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由国家对盐铁实行垄断专营了。

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生产是怎么管理进行的?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9-40页)里介绍的清代盐税的征收,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西式明晰图景。

据他介绍,清廷按生产、管理、分配上的要求,把全国划分为11个盐区。盐的生产、收购、运输、储存、销售等每个环节都处于政府严格的垄断、管制、监督之下,每个环节都要抽税。两淮区供应一亿人口的食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盐区,马士便以它为例,讲解了盐的产销和利润的分割。

生产和运销都为私营,但须由官府核准发给执照,并由官府规定价格,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之下。盐生产出来后,在官府严格监视下,运到官府办的仓库(称为盐栈)。盐商们凭官府发给的“引票”前往购买。只有官府指定的盐商才有资格领到“引票”。每省每年只发300-400张引票。盐商若想在计划外购买引票,则每张需付1万至1万2千两银子。

有了票证还不行,还必须排队轮候,有可能两年轮到一次,也有可能三年轮到两次。轮到时,盐商每次可凭票购盐3,750担,其支付的价钱包括盐的生产价格、栈租、官府正常税收以及塞给各级管理人员的“润滑费”。

盐商把盐买下来后,再运到目的地,存在省栈里,一面支付栈租,一面排队静候,等轮到自己时,才能把盐卖给官府特许经营的商店。在盐出栈进店时,又得对有关人员加以金钱“润滑”。

马士根据两湖平均零售价计算出,凭一张引票卖出的3,750担盐,成本为1,130两银子,最终售出价为12,545两,其间差额竟然高达11,415两。假定运输费用与合法利润为1,415两,其余的10,000两为官府所得。

正因为价格远远偏离了成本,私盐贩子才会多如过江之鲫,史不绝书。对这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秩序的阶级敌人,政府的打击从来不手软,以致许多私盐贩子不惜扯旗造反,唐末黄巢、元末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从这例子不难看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第一,商品价格含有远远超过成本与合法利润之和的“剩余价值”(在上例中约为前者的4倍)。

第二,该“剩余价值”与生产和交换毫不相干,乃是权力介入经济活动产生的,全部流入非生产者。获得者既未参加商品的生产,也不负责商品流通,唯一的贡献就是以暴力敲诈强行介入商品的产销,除了极大地抬高商品价格外,还人为阻碍了产销,使得产业和商业失去了自发兴旺可能。

第三,这种赤裸裸的掠夺,与“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等西方市场法则针锋相对,而这些法则乃是从资本主义的“权利” 观念衍生出来的。因此,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观念及其衍生 的“平等”、“机会均等、费厄泼赖” 等观念水火不相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官僚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兼容。只要中国不改变其官僚社会的基本结构,则自由资本主义就绝无可能从那烂污土壤中自发生长出来。


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明白了中西社会构建的基本区别,则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首要改革就是打压官僚集团,将其改造为西方式公务员,并切实保障民权,尽量减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扰,使得自由资本主义能迅速生长起来。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国家富强后,外侮也就不御自消了。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然有助于“权利”观念的引入,进一步瓦解官僚集团。

晚清也确有郭嵩焘、冯桂芬、薛福成等先知先觉看到了工商业的重要,但他们始终没有看出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何在。最令人扼腕的是,民初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却似乎没有谁鼓吹过自由资本主义。相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些走火入魔辈不必说,就连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也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孙文专提不开的那把壶,提出“节制资本”的悖谬国策就更不必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智力灾难?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受下述伪托的孔子语录影响至深,终生无法摆脱: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从来是读书人的千载梦想,也是社会革命家们永久不变的理想。若改朝换代有点社会改造内容,则它必然要反映出来。明太祖大概可称为 “原始军事共产极权制”先驱,他制定的“黄册”户籍制度以户为单位,将人民按职业划为民、军、匠三大类,以管理军队的方式去管理手工业匠人,轮流摊派劳役,为官府无偿制作器物。

发匪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更具体而微地推行了那“大同理想”。他们对基督教文明一窍不通,其政治改革灵感除了从未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资政新编》外,都来自于儒家典籍。《天朝田亩制度》完全是上述“大同境界”的具体而微的再表述。定都南京后,他们不但按朱元璋的老办法,把人民按职业分开,实行军事管理,强迫他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且还literally地实行了“男有分,女有归”,拆散家庭,实行丝绸产业国有化,把产品拿到国统区去换 “外汇”,构成了抢劫之外的次要GDP来源。

因此,我党的“社会主义革命” 并非纯粹的舶来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国人的千载“大同情结”。哪怕是今天的读者,恐怕也要认为上述语录描绘的确实是一个理想境界。即使看出它的推行需要一个万能的强大的政府,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认同,却不会想到那就意味着引入一个万能的强大的官僚集团,使得原有的社会弊病更加恶化,社会现实偏离“大同”更为遥远,变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官”。而这不幸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的悲剧。


五、缘木求鱼的整整一个世纪


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实质上是官僚社会,其基本结构是:

皇帝
|
官僚集团
|
士绅集团
|
平民

其中官僚集团是实权实惠集团,与GDP的产出毫不相干,却负责吸纳GDP的大头。如吴思的杰作揭示的,该集团具有无限疯长趋势,最后是把皇帝和平民都抢穷了。良民活不下去变成游民,起来暴乱,而皇帝又因为需要军费平暴,被迫加剧横征暴敛,形成恶性循环,最后把大量良民化为暴徒,皇朝便被倾覆。皇帝与官僚集团都被毁灭了,但新皇朝又再度孕育出恶性肿瘤式的新的官僚集团,开始下一轮治乱周期。

吴思没有指出的是(当然也可能指出了,只是我没看见,苟如此,则在此道歉):

第一,维持这个金字塔的稳定不光是靠暴力,主要还是孔教赋予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已经化成了一种宗教信仰,中国人对皇帝和上司的绝对服从,堪与西方基督徒对上帝的服从相比。它构成了维持国民思想统一、进而维持国家统一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第二,在理论上,皇帝拥有对官僚集团的生杀大权,其对官僚集团的制衡只受到技术性困难或主观上缺乏兴趣的阻碍。

第三,吴思遗漏了重要的士绅集团的存在。我已在旧作中指出,士绅集团不但构成官僚集团实施统治的终端,是官僚集团的候补池与退休池,而且代表了传统的“舆情”,具有不可无视的能量。他们既与官僚集团狼狈为奸,又可能与之发生冲突。徐继畲因开罪巨绅林则徐而丢官,耆英因士绅集团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婉拒英国人按《南京条约》规定进入广州,都是这种官绅冲突、官不敌绅的显示。

因此,上有皇帝,下有士绅,虽然程度有限,毕竟还是对官僚集团起到了某种制衡作用。

辛亥革命的悖谬,在于它的革命对象乃是鞑子皇帝。其实晚清贵族不过是一群吃喝玩乐的废物,根本也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更谈不上是统治阶级。真正危害百姓的不是他们,也不是皇帝,而是官僚集团。可惜辛亥革命倒行逆施,把皇帝搞掉了,却弄出了个更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

这危害是两重的,首先是官僚集团再也没有皇帝的制约了,其次是彻底破除了皇帝的宗教式权威。这维持国家统一的唯一的精神力量一旦去除,则国家自然只能解体,并且再也无法统一。民国想以武力统一天下者大有人在,什么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甚至冯玉祥都曾跃跃欲试过,但谁都不成功,只有蒋介石成功了,歪?

那原因很简单:野心家们再也没有了“天命论”赋予 “真命天子”的绝对权威。因此,军阀们的部下在羽翼丰满后便要闹独立,拉杆子自立门户,于是便由原来的一个大军阀变成许多小军阀。这构成了民国史最显著的特点:吴佩孚是从曹锟手下拉出来自立门户的,冯玉祥更是终生倒戈,最后他的部下也仿而效之,让他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军阀变成孤家寡人。一言以蔽之,只要军队扩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要裂变成几个小军队,于是便如同“遗产均分制”一样,谁也无法积累足够家当,变成大款。就连二等军阀都遵循这“裂变律”:赵恒惕叛谭延闿、唐生智叛赵恒惕、何键叛唐生智……

由此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维经斯基千里迢迢给我们送来卢布和马列主义,则中国只怕到现在还处于军阀混战中。

解决这难题的办法,便是老毛子教会咱们的以党领军,亦即以集军队与黑社会为一身的党组织去领导控制军队,使得人民军队永远听从党指挥。不仅如此,党组织还渗透到民众中去,以组织军队的方式把人民组织控制起来,把内战化为“总体战”(total war),亦即把治下的所有人力物力精神资源都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

蒋介石始终没有真正学会这一套。而且,国民党派系林立,他也没那本事去彻底改造。所谓“国民革命军”更是十分松散的同盟军。因此国民党始终如高华所说,不是中共那样的“动员型政党”。蒋介石虽然解决了嫡系军队的裂变问题,却始终无法消除非嫡系部队的裂变,抗战以前他就从未停止过南征北讨,鞍马倥偬地忙着荡平层出不穷的前盟军倒戈: “福建事变”、“蒋桂冯阎中原大战”、“两广事变”等等。他完成的不过是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即使是在抗战后,国军仍然保留了那特色,此所以在内战后期军队又纷纷发生裂变。

这是从军事上说。从政治上说,国民革命除了制造出个新的官僚集团来外,倒也不曾真正实行党天下,更不曾扫荡民间社会,把全民纳入党组织的网络之中。传统士绅集团仍然存在,继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制衡功能。因此,即使是在国府真正控制的地区,也谈不上“党天下”。这种社会虽然没有皇帝来制衡官僚集团,其组织不如传统社会合理,但官僚集团的权力毕竟有限,并不能罔顾舆情为所欲为。

我党的优势就在这上头表现出来了,无论怎样山穷水尽,或是怎样急剧膨胀,共军从未发生过大规模裂变。更重要的是,我党在当国后把“解放区”那套推向全国,彻底扫荡了一切民间社会,根除了一切党外精神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消灭了传统的士绅集团,将全民编织进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使得党官僚获得了操控百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空前权力。这结果便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权力空前的官僚集团,垄断了所有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精神文化资源,而原来具有微弱拮抗作用的政治势力却再也没有了。

剥58年某首“民歌”来描写便是:

“上面没有皇帝,下面没有士绅。我就是皇帝!我就是士绅!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剥鲁迅的诗来说则是:

“寂寞新天地,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物,獠牙独煌煌。”

所以,当初就算要革命也罢,那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了,却昏聩到去把可以制衡官僚集团、对百姓并无直接侵害的皇帝赶跑。要宣传西方价值观也行,那就宣传“人权天赋,官商平等,机会均等,费厄泼赖”好了,却热昏到去宣传“总统人人可做”(袁世凯语)、“民主就是人民做皇帝”(孙文语)。这些倒行逆施蠢动的伟大成果,便是造出了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独霸天下的官僚怪物,使得实质性政治改革基本丧失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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